方法、理论和中国经济史研究
——《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余论
余论 方法、理论和中国经济史研究
第一节 方法、理论与史观
一、假设、计量与经济史研究
在新经济史学家的著作中，无论是福格尔的，还是诺思的，方法上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运用假设-演绎模式。这种方法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研究假设的历史没有意义。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真务实，因此，必须从史料出发，不能把研究建立在没有出现的虚构的史实上。那么，对于经济史学科来说，假设到底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经济史本身进行讨论。经济史研究包括两个主要层次：一个是描述性的经济史，即要把事情说清楚；一个是解释性的经济史，即要把事情之间的关系说明白。对描述性的经济史来说，那是确实不能胡乱假设的。正如吴承明所讲，假设中国没有秦始皇，中国的经济史将改写，但这样的假设对研究是无意义的，因为，秦始皇已经出现了。经济史研究的目的是要把过去发生的事情说清楚，然后告诉给世人[1]。如果掺杂着大量臆想，那就不是好的研究，也可能会误导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史研究确实不能假设，假设没有意义。只能借助一些历史方法来分析史料，然后形成一个连贯的经济史。对于这个层面的经济史研究，历史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兹举两例。第一，史料中有真伪和讹传。由于政治等各种原因，在史料记载中，存在着刻意的捏造虚构和无意的失察误漏。第二，史料中有异同和错乱。同一个历史事实，却有着不同的记载，而且有的记载还出现了明显的矛盾。这些都需要考辨。因此，历史方法对于描述性的经济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层面，不能假设，应该老老实实地从史料出发，应该以历史方法为主。
在解释性的经济史层面，不妨运用假设。第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本身很复杂。认识复杂的事物，需要运用一定的模式加以简化。可以说，假设是进行解释性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人们用以解释经济史的理论框架的确立，必然要经历过假设的阶段。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也是从假设出发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加以研究，直至“《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2]。诺思对西方世界兴起的解释也是建立在他的制度变迁假说之上。第二，假设可以丰富人们对经济史的认识。在解释性的经济史研究中，每一位经济史学家都是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的，他们的著作实际上都暗含着假设。比如，有的经济史学家认为，政治在经济发展历史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因此，他们对经济史的解释就包含政治因素。由于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非常复杂，经济发展历史的动力也不是单一的。因此，每一种解释性的经济史实际上都是一种假说而已。但这些假说是有意义的。我们也正是在各种各样的解释中深化了对历史的认识。如果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假说，经济史研究将活力不足。因此，对既定的历史事实提出新的假说没有什么不好，它将会有助于经济史研究的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史研究可以尝试假设。
另外，尽管有很多经济史学家对福格尔创立的“反事实度量法”有微词，但这种方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的确，对于经济发展的过去，人们无能为力，因为时间是单向度的，它永远向前，历史不能重来。但是，前进的方向是否有别的可能路径呢？这一点值得深入思考。即便我们承认历史发展存在规律或者趋势，总体的历史趋势也不等于在一定时间之内必然出现某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必然性相当宽泛，历史趋势有很大的变化空间，因此事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如果历史事件是环环相扣的，那么人类面前就像铺了一条火车道一样，人类自身什么努力也不用做了。这岂不陷入了“历史决定论”。历史到底有没有规律，实际上是未知的。更何况，历史或许本就没有规律，历史是开放的，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是思维和现实的交互演化。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由人的实践所创造，而人有主体性、选择性，所以道路的多样性是必然的。历史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历史研究就可以假设。通过假设，可以对别的可能的潜在结果进行估量，可以把得到的实际结果与或许可能得到的结果加以比较。这并非没有意义。当然，假设不能是无边无际、毫无根据，应该具有现实可能性。如果假设关公战秦琼、邓小平支持郑和下西洋，那是没有意义的。引入假设的方法，有利于彰显出现在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失误”、“缺憾”和“教训”，促进人们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只有能够对历史反思，才能真正实现“以史为鉴”。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不排除对以往的历史做出不同假设。恩格斯本人就曾针对19世纪美国工人运动提出与实际历程不同的假设[3]。新经济史学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在解释性的经济史研究中，不妨借鉴之。
另外，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应该大胆尝试计量方法。同时，计量结果可以和经济史叙述结合起来。
第一，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计量方法有它的局限性，也有它的长处。计量方法作为方法之一，可以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只不过要多加小心。计量方法可以成为众多方法中的一种。计量方法的长处在于可以深入挖掘数据背后隐藏的信息，可以加深对历史中的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理解。挖掘海量数据背后的含义，有些是不能借助于人脑和人手完成的，而必须借助于计量方法，借助于计算机等先进的计算工具。数据挖掘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因为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部分特点就体现在数据中。
第二，计量结果可以融入到历史写作中，即分析和叙述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兼容。20世纪60年代，休斯（H.S.Hughes）在其著作《作为艺术与科学的历史》中，指出，历史研究必须采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然而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可以取代历史。对历史分析方法的强调，也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叙述历史之价值的否认。相反地，企图对人类的生活经验，作一完全和真实具体的描述，正是历史不同于其它社会科学之处，而描述永远是历史的特质之一。因此，史学家的任务是将传统史学说故事的功能与新史学分析的方法，密切地结合起来，使“如何”与“为何”并行不悖，而不是在叙述与分析之间，画下鲜明的鸿沟。[4]实际上，计量分析的结果可以和叙述相得益彰，即计量研究的结果可以为历史方法服务。安格斯·麦迪森1995年出版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是对世界各国经济两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状况所进行的有史以来的最大空间和时间跨度的全面的定量比较。这本书很好地利用了计量结果，并且能够基于数据把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说清楚，实现了计量方法和历史方法的一种结合。
总之，假设和计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并非没有用武之地。只要认清合理使用的条件，就能发挥它们的作用，促进中国经济史研究深入。
二、解释历史的理论：尚需创新
理论和历史的关系永远是一个争论不完的话题。有学者称：理论先于历史，没有理论不能有历史。也有另外一些学者称：历史优先于理论。如果不把历史置于一种优先的地位，则很可能用理论曲解了历史。这实际上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的问题。但无论何者优先，都必须承认，历史和理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尤其如此。经济学的现象日益复杂，没有现代经济学理论做支撑，想要深入了解现象背后的机制，不啻于一种妄想。然而，如果单纯地认为历史仅仅是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展开，则也是大错而特错的。经济史研究所需的理论在社会科学日益发展的今天已经多种多样。研究者的思路也日益打开，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学科或者某一个学术团体的习惯性方法，而是吸收各方面的养料。这是一个好现象，也给了经济史学科继续发展的养分。但也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天，尽管已有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创建，有马克思理论的宏大建构，有熊彼特对周期、突变、创新等的思考，有波兰尼对资本主义未来的睿智，但解释历史的理论仍然是不充分的。
熊彼特的理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共鸣。相反，人们把热情给了与其同一年出生的凯恩斯。或许是熊彼特的思想太令人费解，而不像凯恩斯那样，从简单的三个合乎常理的“规律”入手，分析了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并指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比之下，熊彼特对历史的感情要甚于凯恩斯。熊彼特倾其一生想把历史和经济学理论融合在一起，把均衡、边际、突变、创新整合在一个框架中。他提出了“创造性毁灭”的洞见。这对于理解历史很有帮助，但理论轮廓不清晰，更类似于一种思想。马克思的宏大建构简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但这个建构不被诺思认可，他认为，用人口作为制度变迁的主要参数比较合适。诺思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石，通过引入交易成本，将组织、制度等纳入到新古典的分析中。诺思的理论具有了“动感”，相比那些静态的经济学理论，诺思的理论更适合于历史。因为，历史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尽管如此，诺思理论中的瑕疵也不容忽视。其中，最大的瑕疵就是对新古典理论“硬核”的秉承，他仅仅是修正了“保护带”。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增强了，但并不代表其正确了。现实经济中，有太多的例子证明新古典核心假定的谬误。比如说企业以最大化利益的方式进行定价和生产。然而，事实却是，企业根据行业竞争者的行动而行动。它模仿竞争者的举动，包括生产方式和定价策略。在变动的市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企业家并不能充分计算最大化利益。企业能够生存在市场上，也并不见得是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最好的那一个。或许，它可能仅仅因为适应了当时的环境才得以幸存。变化是时时发生的，如果说存在均衡的话，那么这个均衡也是不长久的。变化是历史的真谛，而不是静态的均衡。
鉴于此，在物理学、数学中获得了太多灵感的经济学理论，也许应该冷静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而且，若要解释经济史，把人类社会还原成无数个同质的原子是不够的。用机械的物理学或者用统计的物理学思维也是不够的。或许，可以从生物学、人类学方面找到更多的隐喻。诺思本人也正在发生着这样的转变，他试图从心理学等学科中汲取更多的养分。文化等本不应忽视的因素也进入了诺思的视野。但不管怎样，目前的理论还不足以让历史学家信服。
历史是复杂的，开放的，是人与环境、人与人博弈的结果。历史从来不会重演，但也会惊人的相似。诺思放大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是非常可取的。而且，诺思也纠正了自己对经济发展道路的各态历经性的认识。在21世纪，他讨论更多的是非各态历经性和不确定性。随着诺思对历史理解的越来越深刻，其制度变迁理论将越来越完善。
三、历史观：不可忽视的哲学
历史观是指人们对历史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因为，历史本身是过去事情的发生和演变过程。历史的鲜活程度和可信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历史资料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决定于写作者的历史观。因此，历史观问题非常重要。古往今来，对历史的本体论思考从未间断。中外大体上有三种历史观：历史循环论、历史退化论和历史进化论。
历史循环论者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循环。在中国，汉朝时的刘歆用五行说来解释中国上古时期历史的发展变化，比如，他认为太昊伏羲氏属木，炎帝神农氏属火，而黄帝轩辕式属土[5]。在西方， 18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G.B.维科（Giovanni Battsla Vico）认为各民族的发展历史都要经历三个时代：神祗时代、英雄时代、古典时代。人类社会经历了这三个时代之后，还会重新回复到神祗时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历史退化论者认为历史没有发展和进步，而是呈现出退化。古希腊的历史学家赫西俄德认为人类社会从黄金时代渐次退化为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中国北宋时期的邵雍认为三皇时是“以道化民，尚自然”，五帝时是“以德教民，尚让”，三王时是“以功劝民，尚政”，五霸时则是“以力率民，尚争”，是一代不如一代[6]。
历史进化论者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中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唐虞以前，“狉狉獉獉，人之异于禽兽者无几也”，三代之世，“国小而君多”，“暴君横取，无异今川广之土司”[7]，这与“言必称三代”的退化论者的观点恰好相反。西方也有很多人主张历史进化论。比如，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日耳曼王国。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历史退化论和循环论是不可取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进步，提高了人类社会水平。尽管哈蒙德夫妇认为生活在1760年的工人要比生活在1830年更幸福，但米塞斯批评说那是历史学家的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想象[8]。因此，总体上看，人类社会进步是显然的。进化历史观是一种正确的看法。
赞同进化观之后，还要审视历史进化有没有统一的模式，即是否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遵从一种进步模式来发展自己。从历史演化过程看，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独特性。中国没有经历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言的资本主义阶段，越过了所谓的“卡夫丁峡谷”。相反，欧洲充分发展了资本主义社会。即便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英国是一种个人资本主义模式，是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下，通过个人的奋斗建构的。德国则是政府通过有目的的制度安排来激励工业化实现，该模式被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模式[9]。美国在英国的基础上进行了技术和制度创新，加之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指导，建立了更先进的生产模式。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相对上述几个国家则来得更加迟缓和漫长。它的工业化没有明显的起飞阶段，经济以一种平稳的、没有大起大落的状态增长[10]。总之，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其经济发展道路也不相同。
然而，“欧洲中心论”的影子还在。希克斯晚年写就了《经济史理论》，试图从历史中概括出具有共性的发展模式。他认为，“每一桩历史事件都有它独特的某一方面；但几乎总有另一些方面，它在其中只是一个团体中的一个成员。如果我们感兴趣是后面那些方面中的一个，那我们要予以注意的将是这个团体，而不是个人；我们将设法予以说明的是那个团体的平均数。”[11] 这里暗含着统计学的原理，即大量发生的事件比很少发生的事件更接近于一般性。然而，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主要来源于英国经验。因此，他所概括的经济史理论很难说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就与之不同。与之类似，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也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他的假说对经济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若把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纳入一个单线的历史演进模式中，则显简单化。诺思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分析也有“欧洲中心论”之嫌。
新经济史革命带来了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的携手。同时，也把统一模式的思维带到了经济史研究中。他们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审视全世界的问题。欧洲率先崛起是一个历史事实，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是必要的，但过分扩大欧洲历史的普适性则是一种片面的历史观。
第二节 小结：新经济史革命以及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一、新经济史革命
新经济史革命在经济史学史上最具创新面目。它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在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学者们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历史方法。即使有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也是为历史方法服务的，即经济学理论是历史学公共汽车上的一名乘客。体现在传统经济史研究著作中的方法论特点便是历史方法是里，其它方法是表。到了新经济史学家那里，经济史研究中的历史方法被认为是非科学，不符合科学逻辑，也不符合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之所以要把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向经济学研究方法上靠拢，在于新经济史学家有这样一种认识：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经济史研究属于经济学家族，因此，它应该运用经济学研究中常用的假设-演绎模式进行研究。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新经济史学家发起了一场革命：从50-60年代到70年代，新经济史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是计量学派；从70年代以后，新经济史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是新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在研究视域和所用理论方面超越了计量学派，不过，二者在方法论上有共同特征。计量学派的代表学者是福格尔和诺思；新制度学派的代表学者是诺思。
新经济史革命在美国的影响较大。很多后继者继承了这种方法来进行经济史研究。然而，这场革命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影响却不大。原因在于传统经济史学家不认可这种新方法。中国的经济史学家比较认可新制度学派所建构的制度变迁理论，并且把该理论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对于计量学派，中国的经济史学家认为，虽然方法值得借鉴和学习，但应用起来要多加小心。计量学派的方法离不开理论和数据，因此，如果要使计量分析有意义，必须保证理论和数据的正确性。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来说，这种正确性尤其值得注意。
新经济史革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的重新携手。这种携手有其内在的原因，然而，就在经济史研究投入到经济学家族怀抱的时候，新经济史研究和传统经济史研究的裂痕也加深了。
二、中国经济史研究：多因素分析和“史无定法”
新经济史革命固然为经济史研究带来了很多新东西，也有助于深化经济史研究。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它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之处。第一，科学逻辑不是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把过去的经济发展历史认识清楚，解释明白。为了这个境界，什么理论和方法都可以运用。只不过都应该是为经济史研究服务的。如果为了迎合某种理论，或者是为了给经济学理论做历史注脚，那么很可能就会犯“削足适履”的错误。第二，目前的经济学理论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尽管它在不断地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解释经济发展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但这并不表明它与现实可以完全吻合。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它的促进因素也非常多，而且还交织在一起。构成经济发展动力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因此，分析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目前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还不能将政治、文化等整合在一起。第三，定量方法是一种好的方法，它可以使研究更为精确。但值得注意的是，数据也和文字史料一样，是材料而已。对于这种材料，一定要仔细研究，要去伪存真，否则意义不大。第四，新古典范式分析人类行为也有很多问题。事实告诉我们，人不见得是理性的，至少不是完全理性的。而且，还不仅如此，很多人还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如果左右了重要人物的思想和行为，那么不能说它对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影响不大。
在借鉴新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一定不要唯“科学”、“理性”是从，而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这个历史的实际就是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乃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所涉及的要素非常复杂，它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问。经济史本质上是历史，这被很多经济史学家不断强调。奇波拉指出：“经济史本身就是一种划分，而且是最为任意的划分。其所以这样划分是为了分析和教学上的方便。但生活中并没有这种界限，有的只是历史。”[12]经济史学家庞兹（N.J.G.Pounds）同样认为，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不是彼此孤立的六角形，而是在内容和方法上有着一定联系和渗透的，作为研究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学尤其如此。因此，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经济史，许多社会和文化因素都应该进入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纯粹的经济活动，人类行为的因果联系无限延伸，没有尽头[13]。幸好，中国的经济史学家坚守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传统。陈振汉一直强调，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加强与社会史学家的合作。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在进行经济史研究的时候要综合考虑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不应该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
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理论和方法都应该视为研究方法，不存在哪一个方法更好，哪一个方法更高明的问题。正所谓：“史无定法”。采用什么方法，是由具体的研究对象决定的。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可以运用，但不是唯一的。经济史研究也没有必要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像所谓的“科学”而失去原有风采。经济史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有自己的独立范式。这种范式应该既有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又带有史学范式的风姿。经济史所使用的理论不应该局限于经济学理论，大凡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变迁的理论都应该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来。
注释：
[1] 这是笔者拜访吴承明先生时，他对我的讲述，觉得很受触动，所以加以运用。
[2]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11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7页。
[4] H. Stuart Hughes, History as Art and as Science: Twin Vistas on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5] 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6]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112页。
[7]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
[8] （英）F.A.哈耶克：《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9] （英）M.M.波斯坦、D.C.科尔曼、彼得·马赛厄斯：《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上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9页。
[10]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1页。
[11] （英）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页。
[12] （意）卡洛·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导言，第3页。
[13] N.J.G.Pounds, “What Economic History Means to Me”, in P.Hudson, ed., L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Glasgow: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2001, pp.288-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