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格尔：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推动者
——《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第三章第四节
第四节 福格尔：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推动者
在躬行己说的研究过程中，福格尔并没有忽视对新经济史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讨论。事实上，他发表了很多文章来探讨新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成就、方法和局限性。这些文章既是对新经济史研究的审视和总结，也是对有关学者非议新经济史研究的回应。福格尔从两个方面阐述了他对新经济史研究（计量学派）的看法：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历史研究中的定量方法。
一、新经济史研究（计量学派）的方法论
有学者说，新经济史的特点在于强调经济过程中的数量方面。福格尔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如果此说系指新经济史研究把主要精力用于发掘和阐明与历史过程相关的数据资料，那它就无所谓新。因为在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包含数据资料的著作比比皆是。比如格雷（Gray）的《美国南部农业史》、克拉克（Clark）的《制造业史》等。因此，从使用数据这一角度，新经济史和传统经济史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传统的经济史学家主要阐述从标准史料中发现的数据，并且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原来的形式，很少进一步改造这些数据，因而无法阐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分析概念。[1]这种局面，一直到出现国民收入帐户概念时才有所改观。然而，经济史学家虽然大量运用了国民收入帐户数据，但他们不能进一步把这种复原的技巧应用于本领域其它问题的研究中。也就是说，这些传统的经济史学家还不能充分地利用数据资料，并且进一步揭示出数据背后所蕴含的历史真相。因此，他们的讨论也往往停留在定性层面上，对于数据的使用，也仅仅是佐证定性论点而已。这些经济史学家在用材料证明自己的论点时，使用较多的方法就是例证。事实上，这种证明有很多问题。因为，诺大的历史空间中，有这样的例证，也同时会存有那样的例证。个案很难代表总体。在福格尔看来，这些传统经济史的研究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史学家不能有效地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数学工具研究经济史。福格尔认为新经济史与之不同，在方法上有许多区别于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新特点。
第一、计量对象发生了变化。诚然，新经济史和传统经济史学家都大力挖掘被忽视的经济数据，并予以简单地分类，但这并不是新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在福格尔看来，新经济史研究的首要职责是复原那些曾经有过但已经不存在的数据。复原要借助经济学理论和一些数理方法。比如，在美国经济史的重构过程中，令人苦恼的问题就是缺乏数据资料。有时虽然有丰富的数据资料，但由于其过于庞大，而且标准和形式都不统一，因此很难产生有效的信息。如果不采用现代统计方法，数据的复原工作成本非常高，而且仅凭手工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正因为如此，新经济史学家普遍地运用了统计学和数学方法，其中常用的是回归分析法。当然，也有其它方法，比如线性规划、超几何分布、投入产出分析、方差分析、因子分析以及马尔科夫链等。有些学者认为，由于可资利用的数据资料有限，因此，很难运用这些复杂的统计方法来研究经济史。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福格尔认为，“当资料十分完备时，通常用简单的统计方法就够了；数据越少，就越要运用上述行之有效的方法。”[2]另外，新经济史特别注重重新组合原始数据，以便计量前人从未计量过的东西。因此，新经济史学家不仅注重唾手可得的资料，也十分关注已经失踪的数据，以便运用计量得出新的有用的结论。组合数据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支撑，也需要借助于数理工具，否则，将得不到能够分析历史真相的有效信息。实际上，找寻计量对象也是整理和挖掘数据的过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数学模型，根据残存下来的零星数据来重构经济结构或过程的面貌。二、把原始数据重新组合成为有着经济学含义的数据。比如，国民收入帐户。有了这些新的计量对象，计量方法就有用武之地了。总之，新经济史研究和传统的经济史研究的第一个区别就是计量对象发生了变化。过去的研究，主要计量那些直接可以得到的数据，而新经济史研究，则要计量那些复原和组合出来的新数据。
第二、计量方法发生了变化。新经济史研究要设法计量不能直接计量的东西。康拉德和迈耶合著的《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经济学》采用了间接计量的方法[3]。兰塞姆在评价运河是否带来社会利益时，也以间接计量法为基础[4]。福格尔在估算使用轮船等运输工具导致的时间损失时，也采用了间接计量法：将时间损失和存货联系在一起。在采用间接计量法来计量不能直接计量的东西时，理论显得很重要，因为必须预先假定，能够直接计量的东西和不能计量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比如，兰塞姆用土地价格、各市场之间的距离、运费、运价和运量等可以直接确定的东西，来计算运河的未来效益，而价格理论和租金理论，就是他把能够得到的资料与无法观察到的“反事实”联系起来的桥梁。由此也可以看出，新经济史最重要的特点，并不是更为强调计量，而是强调依靠理论来计量那些过去认为无法计量的东西。正因为新经济史研究通过运用理论成功地解决了统计数据的复原问题和间接计量的问题，一度因为资料的局限性而造成的困难得以克服，无法计量的也变得可以计量，以往认为无法确定的问题现在也变得能够确定了[5]。方法对于新经济史研究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性。没有合适的方法，就不可能弥补数据缺失所带来的困难。福格尔说，“可资利用的资料常常不能满足某种标准统计过程的最低需要，这时，研究者能否设计出利用现存数据的最有效方法，就成为成败的关键，换言之，研究者必须找到能利用手头有限的数据来解决问题的方法。”[6]
第三，运用假设-演绎模式进行分析。福格尔认为，“新经济史方法论的根本特点是试图根据行之有效的假设-演绎模式，来全面归纳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解释”[7]。当人们试图找出某种技术发明或者某种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确切影响时，计量和理论就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通过实际上达到的国民收入水平和没有铁路时所能达到的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差额，可以测定铁路的“社会储蓄”。而如果要知道没有铁路时的国民收入水平状况，则需要借助于理论和计量。只有当某些经济特征可以用函数关系来描述，而那些函数关系使我们能够预测在没有铁路的经济中有关变量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数值时，才能判断出没有铁路时的国民收入水平是多少。这种方法就是假设-演绎模式。尽管很多学者批评这种方法，福格尔也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而且还对该方法进行了辩护。反对该方法的学者雷德利克也不得不说，“试图用假设-演绎模式来解决反事实问题，正是新经济史方法论中最引人入胜和最令人莫测的方面。”[8]当然，他不赞同这种方法。他认为，新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不属于历史范畴，顶多是个“准历史”。也有学者赞同这种方法，墨菲（Brien Murphy）认为，雷德利克反对的地方，正是新经济史研究之精华。他说，新经济史学家严密地提出并发展了假设-演绎模式，不但使经济史研究有了一套真正起到辩护作用的方法，而且使计量经济史本身日益接近现代经验论者的要求[9]。采用假设-演绎模式进行分析，要注意作为计量基础的理论在逻辑和经验上能否得到验证。因此，制定合适的模型、拥有合意的假定对于问题分析非常重要。没有正确的模型和假定，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福格尔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兰塞姆关于运河收益的估算。对运河收益率计算方法的假定不同，会对收回运河投资的年限产生影响；另一个是菲什洛对南北战争前地区贸易额的计算。菲什洛假定新南方和旧南方的贸易都通过新奥尔良进行，这个假定与事实不符。因此，菲什洛的结论有局限性。从菲什洛的研究上看，福格尔认为新经济史学家在模型设计上要注意两大问题：第一，模型所依据的假设在经验上的正确性如何。如果复原的事实与经验相冲突，可能导致模型的不正确和结论的偏颇。第二，模型必须可以检验。
二、定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新经济史研究强调计量，而计量又和数学以及统计学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因此，新经济史给人的印象就是大规模地应用数理工具。应用的程度可以从连篇累牍的公式和图表上看出。翻开新经济史学家的论著，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表格、计量模型和趋势图。这种局面与新经济史学家们的兴趣吻合。在新经济史学家那里，数学代表着严密，代表着科学。如果没有统计学做基础，就仅凭直觉得出某些结论，那么就会被新经济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态度。相反，传统的经济史学家往往认为数学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只有小范围的问题并且通常是不重要的问题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研究。
在福格尔看来，数学实际上在经济史研究中一直被运用。在过去，数学只是隐蔽地、潜意识地出现在经济史研究中。计量学派只不过是把这种应用明朗化、规范化了。为了说明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也有数学的潜意识应用，福格尔举了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个取自论述美国经济早期工业化的文献；一个出自论述美国黑人奴隶制的著作（菲利普的论文）。福格尔认为，争论历史研究中是否应该采用定量方法没有意义。他说：“争论历史叙述应否允许使用数量方法是浪费时间，因为驱逐这一幽灵是不可能的。真正的问题是怎样最有效地使用数量方法。”[10]那么，历史研究应该使用哪种类型的定量方法呢？福格尔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定量方法：一种是非规范的、凭印象的计量方法；一种是规范的、严密的计量方法。历史研究中多是非规范的计量方法。对很多历史问题来说，使用非规范的计量法是适宜的，此时，运用规范的分析反而不好，会妨碍历史研究。当然，非规范也有弊端，那就是不精确，而且有可能使结论误入歧途。严格的、规范的计量方法可分为直接计量法和间接计量法。直接计量中用的最普遍的是计数。比如，从历史档案中得出女奴首次分娩并能养活孩子时的年龄分布。使用直接计量有时候会进行不下去，原因是数据缺失。这时候，就需要运用方程式进行间接计量，方程式代表着一种函数关系。也正是因为函数关系的侵入，历史学运用定量方法才大受反对。实际上，方程式进入历史不应当受到指责，因为，传统历史研究中也或多或少有方程式的影子，只不过没有用数学符号表达出来而已。福格尔说，各种定量方法就像管子工的工具箱，只要有用武之地，就是有用的工具。对历史学家来说，最能契合所要分析的历史实际的工具，最能从现有资料中取得更多信息的工具，就是好工具。定量方法在分析群体行为时特别有用。不借助规范的统计方法，不可能充分地描述出较大群体的特征，也不可能解释这些群体的历史演变。如果历史学家把关注对象从杰出人物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来，那么定量方法就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学方法首先在经济史研究中有了用武之地的原因。因为经济史研究关注更多的是小人物，是群体行为，而不像政治史，其目光盯在伟大人物身上。福格尔言行一致，在《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中，他就引入了定量方法。当然，他对定量方法也有冷静的认识：并非历史研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适于运用定量方法；在原则上适于运用定量方法的所有问题在实际上也不一定都能用定量方法恰当地处理。这是因为一些问题包含着现在的数学所不能解决的一些关系，或者即使这些关系可以用数学来表达，但描述某种既定事实所需要的方程组可能无解；或者虽然有解，但估计模型参数所需要的数据却是得不到的，等等。这些情况都使定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有一定的局限性。
定量方法能否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呢？福格尔的回答是不能。这似乎是出乎一些学者的预料，因为，从其新经济史研究成果看，福格尔似乎正在努力将历史学的人文性质转化为科学性质，然而，从《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到《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福格尔并没有唯定量方法至上，而是秉承了历史学的人文精神。他在写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一书时认识到，历史学基本上是一门人文学科，将来也很可能如此。历史学家不可能单单通过社会科学方法来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这是因为，历史学家渴望认识人类行为的整体，他们的注意力超出了社会科学课题进入了道德和美学范畴。即使是属于社会科学范围内的东西，历史学家也常常想得到比社会科学家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历史学家习惯于把社会科学家关注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心理等人类行为的各方面综合成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无缝之网”。社会科学无法编制这种无缝之网，它只能产生各种门类的具体知识。经济学理论和定量化从属于历史分析，社会科学最终是为历史学服务的。
注释：
[1] Simon Kuznets, “Summary of Discussion and Postscrip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7, No. 4 (Dec., 1957), pp. 545-553.
[2] Robert William Fogel,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 Its Findings and Method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9, No. 3 (1966), pp. 642-656.
[3] Alfred H. Conrad and John R. Meyer,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 Bellum Sou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6, No. 2 (Apr., 1958), pp.95-130.
[4] Robert William Fogel, “Discuss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y-six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4, No. 3, (May, 1964), pp. 377-389.
[5] Robert William Fogel, “Discuss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y-six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4, No. 3, (May, 1964), pp. 377-389.
[6] Robert William Fogel,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 Its Findings and Method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9, No. 3 (1966), pp. 642-656.
[7] Robert William Fogel,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 Its Findings and Method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9, No. 3 (1966), pp. 642-656.
[8] Robert William Fogel,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 Its Findings and Method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9, No. 3 (1966), pp. 642-656.
[9] Robert William Fogel,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 Its Findings and Method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9, No. 3 (1966), pp. 642-656.
[10] Robert William Fogel, “The Limits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0, No. 2 (Apr., 1975), pp. 329-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