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唐宋军政变革研究概述
六、军费、军事装备与后勤保障及相关研究
唐宋时期，由于王朝统治集团的军事政策和制度的不断调整，军费问题出现了一定的变化。随着战争经验的日益积累和制造业的发展，唐宋的军事装备、技术和后勤保障水平也在逐渐进步。近年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此多有探究。
（一）唐宋军费、军事装备及技术
近年来，贾志刚对于唐代军费问题研究用力甚勤，取得颇多成果。氏著《唐代军籍虚占与军费》[122]研究表明，唐代军籍勘简趋向于军额限定，中唐以后额内兵与额外兵并存，但军籍虚占、窜名挂籍、军功虚冒之风，却普遍存在于各道诸军之中，军费漏洞愈益严重。这些现象导致唐廷财政亏空，进而成为国政之弊。唐政府采取的弥补措施软弱无力、无济于事。此外，氏著《唐肃代之际河西军费问题试析》[123]通过考察西陲所出中古相关文书，将之与传世文献相比较，提出唐朝军费管理制度由前期的统筹统支到中唐以降的多级供给制之间，应存在一个过渡时期。指出，这一时期所盛行的供军模式是理解前后制度转型的关键，而考察此种模式的典型案例，莫过于肃、代之际河西供军之案例。作者将当时河西供军方式作为过渡模式，用以观察唐代军费制度的渐变过程，不仅为文书显现的河西供军模式在唐制中找到位置，也是把握唐代军费制度变化节奏的一种尝试。此外，氏著《唐代军费问题研究》[124]一书，对唐代军费问题进行了系统考辨，该成果是目前唐代军费专题研究的集中体现。
关于宋代兵器的相关研究，徐东升《宋代兵工企业试探》[125]试图从企业史的角度出发，对宋代兵器生产的发展变化、经营管理、生产者及其地位等方面进行考察。着重讨论了熙宁年间如何针对此前兵器生产诸种弊端，而对兵工企业管理进行系统调整，从而使之成为熙丰变法富国强兵政策的重要组成。日本学者冈田登《南宋的军事火器》[126]一文，对南宋的军事火器进行了专门研究，作者经过考辨认为南宋时期火器未取得显著变化。史继刚《论宋代的兵器生产及其质量》[127]从兵器生产机构即京师和州郡兵器作坊、军器生产的管理制度及措施、军器生产的质量问题等方面，考察了宋代的兵器生产状况。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军工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其作坊规模、造作技术、兵器产量等都超过以往历代。在兵器生产管理方面所制订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在当时条件下大都切实可行，这对于提高兵器生产管理水平，保障兵器造作质量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宋代专制制度的腐败，主管官吏的渎职，加之军匠不足，物料缺乏等各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最终致使宋代兵器生产虽然数量可观，质量却良莠不齐。周荣《北宋弓弩述论》[128]对北宋军队所使用弓、弩的形制演变、在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在军队中的使用装备情况等问题，分别作出考察。认为北宋时期，为了对抗辽、夏，宋政府非常注重对弓弩的改进和创新，并将其大规模装备军队。故而弓弩的制造水平也发展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但北宋却未能将较辽、夏、金先进的武器装备转化为战场上的优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北宋长期采取消极防御的国防政策，限制武将的发展，使得大多数将官庸懦无能、消极避战；其次，北宋统治者单纯依靠弓弩，没有将多兵器结合训练，作战武器的单一也使得北宋军队战术单一，难以根据现实情况灵活改变；最后，北宋许多时期并不重视士兵的技术训练，放松了对士兵战术技能的要求。王树连《隋唐军事测绘》[129]认为隋唐时期是军事测绘技术发展的成熟阶段。军事测绘管理采取了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体制，军事地图制作空前繁荣，并呈现图志相结合的特点。广泛的军事地理调查积累了丰富的兵要地志资料。此外，唐代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纬度测量，覆矩、水平仪等新的测量工具在测量中得到应用。郭绍林《隋唐军事文书》[130]则对隋唐时期与军事相关的重要文书如奏表、诏书、檄文、书信、牒令、祭文、露布、赠答诗序、碑文等进行分类，认为这些军事文书各有服务对象和特殊的结构、措辞。
（二）宋代后勤保障与军粮筹措
关于宋代军用物资的保障问题，史继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氏著《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131]一书是研究宋代军用后勤物资保障的一部专著。分别考察了宋代供军粮草、军服、营舍、兵器军械、战马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及措施。作者指出：宋代军队的所有物资供给采取完全由国家提供的方式，这有异于以往汉唐兵农合一基础上士卒自备资粮的方式，反映了宋代推行作为职业兵制的募兵制度的新特点。同时，政府在各种军用物资的供应上，采取以后方运送为主的保障方式。但往往因保障不力，导致后勤与军队间的支援关系极为脆弱，突出表现为物资供给不足、质量粗劣、供应滞后等。这些问题不仅在平时影响到军人正常的生活和训练，在战时更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效果，甚至造成军事失利，其中因战马缺乏所引发的负面影响尤为深远。另外，氏著《试论宋代军队的军服保障问题》[132]就宋代军队的服装供给和保障问题，从军服的构成及供给标准、军衣布帛的来源、军服的缝制、军衣布帛的发放等四方面加以探讨。指出虽然宋代在军队军服供应方面建立了保障制度，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因军服供给不足，发放不及时而“致使人兵赤露，军容不振”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军粮补给在军队后勤供应体系中无疑处于核心的地位，能否保证军粮供应甚至常常成为左右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对此重要问题，近年来亦取得了不少成果。李晓《北宋的河北籴便司》[133]重点论述了北宋河北籴便司出现的背景及其职能特点。将籴便司的职责特点归纳为：在河北形成了与转运司裂土而治的财政管理格局，直属中央专管沿边军需补给，实行沿边籴买与内地籴买相结合，集购买管理与漕运管理于一身。又指出尽管籴便司的出现，加剧了宋朝政府购买机构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但在宋朝的政府购买管理及执行机构中，河北籴便司终究有其独特的地位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邓特号《宋代军需供应的商品化》[134]认为，就古代而言，以粮草为主的军需品供应状况通常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宋代以前，军需供应与传统农业紧密结合。入宋以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军事技术的进步、军制的变化以及战事的频繁等一系列因素，致使军需供应脱离了与传统农业的密切联系，转而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从而促成了以多种形式市籴粮草的军需供应商品化的现象空前繁荣。王云裳《论宋代军队的赢利性经营》[135]则通过讨论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的基本情况，揭示了宋代军队营利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导致军中腐败，并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强调造成如此弊端的根源则在于鼓励武臣聚敛财富的“祖宗之法”，以及募兵制下军费开支难以为继的窘境。
程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北宋长期对夏战争中的粮食补给方式，氏著《论北宋对夏作战中的引兵就粮》[136]指出在宋夏战争中，引兵就粮是北宋政府所采取的重要后勤补给措施之一，其具体办法是将沿边士兵由原驻地回撤到后方粮食聚集地，以获得后勤补给。同时认为，由于受到黄土高原地理环境的影响，北宋就粮兵原驻地与就粮地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即某路宋军固定到某地就粮。此外，就粮措施的实施与战争形势密切相关，宋夏战局的发展使引兵就粮逐渐出现了就粮兵移动范围增大和就粮人数增多等趋势。文章在肯定就粮措施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注意到引兵就粮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即守边军队回撤就粮削弱了沿边地区的军事力量。为此，北宋采取了分番就粮和分时就粮等办法弥补缺欠，这使引兵就粮得以长期实施，并在宋夏战争的后勤补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氏著《论康定、庆历时期西北沿边屯田与宋夏战争的互动关系》[137]，认为屯田是北宋西北地区守军保证后勤补给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屯田的发展与宋夏战争的进程密切相关。进而以康定、庆历时期宋夏之间的几次大规模战役为例，指出北宋西北沿边屯田的分布与规模直接决定了夏军的进攻方向以及战役的爆发地；同时，战斗的战局结果又反作用于沿边屯田，大大促进了战役发生地区后勤经济的发展。此外，氏著《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138]一书，对百余年宋夏战争中北宋政府长期面临的沿边驻军粮食补给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研究。认为北宋政府为保证前线粮食供应，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后勤补给体系，以各种手段来满足沿边的后勤需求。这些补给措施包括屯田、运输、入中和籴、引兵就粮等，它们互为补充，并在地理上具有明显而清晰的表现。与此同时，北宋政府还以堡寨为依托制定了一套保护体系，随着堡寨功能逐渐转为屯田、护耕和疏通粮道，上述各项后勤补给措施的进行也得到有力保证。关于北宋政府对西北战场作出的横向与纵向规划，作者也多有阐述，认为横向规划表现为以河谷为轴线设置的诸安抚使路，纵向规划则表现在建立了以关中为核心的诸多圈层。本书结论指出：北宋政府在对夏作战中所采取的各项后勤补给措施，其产生、发展以及在地域上的表现和差异都与宋夏战争的形势和西北战区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后勤补给方式也不相同，宋军根据地理环境的特点选择了最适合本地区的补给方式，既要及时补充前线的粮食需求，又要将后勤补给带来的经济消耗降低到最小。正是依靠这些补给方式的相互结合、补充，对夏作战的宋军才得以在西北沿边地区长期屯驻。氏著《北宋西北沿边屯田的空间分布与发展差异》[139]则提出，屯田作为宋军在对西夏作战中粮食补给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宋夏灵州之战中开始出现，并逐渐由临时补给措施转化为常规补给方式。庆历时期，西北屯田在鄜延路、泾原路形成两大中心区域，并分别向宋夏边界东北部和西南部扩展。但由于受地理环境以及战争因素的影响，北宋中后期，出现了屯田向宋夏东北边界的扩展活动发展缓滞，而在宋夏西南边界扩展却极为顺利的不同结果。
就南宋的军粮筹措，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消耗与筹集》[140]指出，为确保川陕战区足够的粮食供应，南宋采取了多种渠道筹集军粮，主要包括：籴买粮食、屯田与营田、因粮于敌、民众捐献、招诱豪强出献、家计寨自筹粮饷、分兵就粮、商人入中、以常平仓米充作军粮等。雷震《南宋沿边屯田的原因及其作用》[141]对南宋时期于御金沿边川陕、荆襄、两淮地区所开展的措置屯田行动进行论述，认为沿边屯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充实边备、稳定边防的积极作用，军费的部分自给同样缓解了他路的经济负担，从而奠定和保障了南宋王朝偏安的基础。
除以上所述外，相关研究还有日本学者西奥健志《宋代市籴制度的财政背景》[142]一文，对宋代军队粮食供应也有相当涉及。
（三）马政
战马作为古代重要的军事物资，其管理状况直接影响军队的作战特点和效果。唐宋时期的马政便存在不同的变化，近年也有学者论及。唐代前期，马政运行良好，战马供应充足，促进了唐帝国军事的强大。中唐以后，随着藩镇割据的影响，马政逐渐遭到破坏。宋代建国后，马政管理逐渐得到改善，但在西夏崛起后，传统的良马供应区丧失。而战马的短缺直接影响到宋朝马政，致使其更多依赖步兵军种，从而制约了两宋军队的快速机动的应战能力，难以实施远程运动作战，而偏重于守城防御战。
余和祥《唐宋时期的马政初探》[143]提出：从马政的机构设置上，唐代开始了名副其实的马政。从中央到地方，马政的管理机构是健全有效的。然而自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的影响，马政开始遭到破坏。这种状况，至五代十国时期愈演愈烈。宋朝建国后，马政全面得以恢复，并在此基础又有发展。马政的“官司之规”更为完备，马政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宋神宗期间的王安石变法，是宋代马政的一大转折点，从此以后由盛转衰，牧马机构冗肿繁复，官吏增多，而效益急剧下降。牧监废置不常，人员转迁不定，牧马数量每况愈下。宋徽宗以后直至南宋灭亡，马政从机构到实践，已基本消亡。从马政的实践和效果上看，唐代尽管机构设置处于创始摸索阶段，然而牧马的实践效果非常可观。宋代虽然在机构建设的投入上，较唐代大为加强，但落实到马政的规模和成就，却始终难望唐代前期之项背。
汤开建、杨惠玲《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与中原地区的马贸易》[144]以宋金时期地处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地区的安多藏族部落为主体，就其与中原地区的马贸易问题进行考察。指出安多藏族部落与中原地区马贸易兴盛的原因在于：安多部落在经济上对中原地区有着严重依赖性，以及以宋朝为主的中原王朝出于国防与战争压力对战马的渴求。边州市马与蕃部贡马则是双方马贸易的主要方式。魏天安《南宋广西买马制度》[145]研究表明，南宋时期，邕州横山寨是重要的买马场，每年从大理国等地买马1500匹以上，多时达3000余匹。买马由广西经略司主管，买马本钱从广南食盐等地方财政收入中筹措，马价以银为本位货币计算。对马的标准、定价、招买、结纲押运、验收及其相关官兵的奖罚，均制定了明确的条规，广西买马成为南宋战马的重要来源。至蒙古占领大理国后，马路遂断绝，广西买马终止。
七、御边策略与战争
唐宋时期，因为国家的统治思路以及周边形势的不同，而在边防上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态度和举措。因此，唐宋时期对边防战争与御边策略的内容呈现了显著的变化。近年来，对战争的研究除考辨史实的个案研究外，还出现了引进新理论、探索新视角的尝试，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
（一）唐代的御边策略与唐宋变革期的战争文化
李蓉《唐初两蕃与唐的东北策略》[146]研究显示，唐初的辽西走廊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占据辽西走廊的主要是号为“两蕃”的契丹和奚族，故唐初的东北策略基本是笼络两蕃，争取其归附，进而控制辽西地区，达到牵制突厥和高丽的目的。许序雅《唐朝在中亚建立的防御体系述论》[147]认为唐朝在显庆至天宝年间，确有在中亚抵制大食东扩的战略，在中亚建立起一个针对大食的防御体系，该体系先后以突骑施、康国为中心，中亚九姓胡基本上加入到该体系当中。曾超《唐代防秋兵力考证》[148]以唐代宗朝所建防秋兵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防秋兵的兵力构成及防秋兵云集西北西南边防所产生的影响。高霞《试论唐朝河东道的军事地位和军队部署》[149]就唐朝河东地区的军事地位和军队部署进行了考述。刘锡涛、古丽扎帕尔《浅谈唐代的军警预报制度——烽堠制度——兼谈唐代西域的烽堠分布》[150]一文，详细叙述唐代西域地区的烽堠布局、烽堠的建制、职能及烽堠的管理制度等内容。李方《怛罗斯之战与唐朝西域政策》[151]谓怛逻斯之战虽然是边将个人素质不高引发的一个偶然事件，但也是唐朝与大食两大势力在中亚角逐的必然反映，是唐朝西域政策的必然结果。认为唐朝西域政策的重心乃是确保葱岭以东地区安全，防止吐蕃与西突厥等联手侵犯此地，唐在中亚的统治及对付大食的挑战，则居次要地位。赵贞《回鹘归义军始末》[152]认为回鹘归义军虽然存世仅240余天，但其增加了唐北部重镇的防御力量，并自始至终影响着唐对漠南回鹘的态度和立场，是唐朝最终解决回鹘问题的重要一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唐中央“分而治之”和“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
赵雨乐《唐末五代阵前骑斗之风——唐宋变革期战争文化考析》[153]以唐末五代阵前骑斗之风为考察对象，对唐宋变革期的战争文化进行考析。认为唐末五代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最后阶段，期内藩镇混战达至白热化，这使武人的战略文化日趋成熟。武将的骑斗作为大战前的序幕，双方的战技与应变，随时左右着两军的胜负。同时强调，中国中古骑斗表现的好武之风，反映乱世中武力重建秩序的发展通则。就挑战与响应上说，武人的单挑和应战，同样说明战争机制的发动，按着主动和被动方式推演，继而产生战术上的微妙变化。
（二）北宋御辽政策及澶渊之盟研究
宋辽关系是北宋对外关系的重点。北宋建立后，其对辽战略以宋太宗两次北伐受挫为界，经历了一个由攻势转为守势的过程，战争冲突不断，直到澶渊之盟订立，双方才开启了长期的稳定局面。到宋徽宗时代，则因女真势力地崛起，又出现了联金灭辽的活动。
刘建丽《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154]对北宋御边政策变化过程进行了梳理，即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重北边轻西鄙；宋仁宗、英宗时期防御重心西移；宋神宗朝后开拓熙河,经略河湟，以攻为守，兼制西夏。认为御边政策的调整是当时内政、外交诸多因素共同影响制衡的产物。王晓波《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的对辽策略》[155]分析了宋太宗雍熙北伐后宋辽间的若干局部战例，力图呈现群臣及宋太宗基于此现实而引发的对辽策略的转变过程，即从战争力量的实际出发，由战略进攻完全转为战略防御。认为宋廷自君子馆之战后对辽逐步实行的主和、主守策略应受到充分肯定。林荣贵《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156]就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指出：北宋以传统中原王朝的地位和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当时国内各朝邦中独具优势；辽朝致力于北疆东北、北部和西北广大民族地区的经略，把唐末这一地区再次出现的动乱局面重新统一起来并维持了长达二百年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认为具有传统内向关系和中心地位的中原地区及以新的发展面貌出现的北疆地区，都为日后元朝重开全国性大一统局势奠定了基石。
曾瑞龙对宋辽战争从战略学的角度作出过深入研究，氏著《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157]一书意在检讨战争史上的一个严峻而又具争议性的课题，即军事灾难如何形成。作者将军事战略分析的方法揉入历史研究当中，做出科际整合的尝试。其研究表明，单一战略层次的失误不大容易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军事灾难的形成往往是因多个层次上都出现了不利因素。宋军经略幽燕的失败，正是由于同时在大战略、战役法和战术几个层次上都出现了负面因素所致，其间，有着深远历史和战略文化根源的连串人为失误又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具体而言，在战役法和战术的层面，军事指挥官喜好追随以往成功的军事信念，其战略文化承袭了五代传统，使宋军具有鲜明的野战取向，惯于运用急攻突袭的纵深攻击，却令具体战役中战略的制订不能因时度势做出适当的部署调整。如在高粱河战役中因袭五代的兼行速进、君子馆战役中未能及时转入守势，皆为战败埋下伏笔。而在大战略和战役法的层面，宋初以“弭兵息战”和“经略幽燕”为目的两个大战略取向间的妥协和迁就，提高了军事决策的风险。长期的，以社会经济潜力优越性为保障的战略间接路线，被一个短线，却倚重欺骗的战役间接路线所取代，从而加深了大战略与战役层次的脱节。故概括而言，战略文化的失调是北宋经略幽燕失败的重要因素。
李京龙、赵英华《北宋河北缘边地区的军事防御工程述略》[158]认为宋廷在河北缘边地区将种植防御林、兴修塘泊、开挖地道、实施屯田等工程配套互补，形成了一道对辽防线，不同程度地起到了抵御辽军南下的作用。杨军《北宋时期河北沿边城市的对辽间谍战》[159]从北宋君臣重视对辽间谍活动、河北沿边开展的对辽间谍活动、北宋对辽间谍活动中的一些制度、以及沿边城市对辽间谍活动的防范等四个方面入手，考察了北宋时期宋辽双方围绕河北沿边城市所展开的间谍活动。舒仁辉、范晓燕《试论两宋时期的间谍问题》[160]分别就宋辽、宋夏和宋金战争中的间谍活动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两宋时期战争频繁，间谍的作用受到人们高度重视，间谍活动十分活跃，对当时的军事斗争、政治决策、经济活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利《从“联丽制辽”到“联金灭辽”——论10-12世纪东北亚的战略格局及宋朝的战略对策》[161]一文提出，从“东联高丽”战略到“联金灭辽”战略的发展与嬗变，是在由宋神宗朝至徽宗朝的演进过程中应对内外形势的产物。最终归于失败，根本原因则在于宋人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观念和“不勤远略”的保守意识。
在宋辽澶渊之盟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王晓波《对澶渊之盟的重新认识和评价》[162]认为在宋真宗即位后，宋辽两国均已存在息兵通好的意愿，尤其宋真宗业已做好“屈节为天下苍生”的准备。双方间一系列的战争客观上起到了以战促和的效果。进而评价澶渊之盟虽是一个不完全平等的条约，但宋朝有限度的妥协让步却是明智之举，盟约的签订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其进步意义值得肯定。张希清、田浩、穆绍珩、刘乡英主编《澶渊之盟新论》[163]一书汇集了众多相关成果。此书作为“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这一研究课题的论文结集，以“澶渊之盟”为研究中心，从“碰撞与融合”这一视角着眼，意在对10-13世纪中国境内宋辽夏金之间不同文化的冲突、沟通与整合做出深入研究。书中论文主题和内容包括：第一，“澶渊之盟”的背景、性质，盟约对宋辽双方的影响，以及“澶渊之盟”的经验教训；第二，“澶渊之盟”相关人物研究；第三，“澶渊之盟”的有关政策和制度研究。陈峰《北宋御辽战略的演变与“澶渊之盟”的产生及影响》[164]就北宋御辽战略与“澶渊之盟”的关系，从动态的角度重新进行深入探究。指出宋初确定了通过北伐收复燕云地区，以扭转被动局面的御辽战略思想。然而宋太宗在两次北伐失败后，逐渐放弃以往的主动战略，转而实施全面防御的部署。此后宋真宗朝继承了“守内虚外”思想，并以此最终与辽达成“澶渊之盟”。文章评价“澶渊之盟”的订立，固然维持了长期的北部和平局面，但却给北宋的国防战略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即令宋廷过分依赖议和手段，遂轻视武备建设，最终令边防陷入长期被动挨打的境地。
（三）北宋对夏战争与西北经略
宋夏关系与战争是学界以往研究颇多的领域，有关成果丰硕。近年来，许多学者又在诸多问题上展开了探索，取得了值得注意的认识。
汪天顺就北宋经营西北边防问题有多篇论文。氏著《曹玮与北宋西北边防整饬》[165]从考察曹玮经略西北所采取的对西夏政权积极防御、收服蕃部、建立弓箭手制度及构筑边防堡寨、清理土地问题等诸多治边措施入手，说明曹玮在北宋前期对西北边防的全面整饬，对日后宋朝西北防务及民族关系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氏著《熙河开发与北宋国家统一述评》[166]着重回顾分析了自宋神宗熙宁年间熙河路设置后一系列的拓展与建设过程。认为最终导致熙河路发展收效甚微的原因，在于北宋朝政的内耗型统治机制，宋王朝不能适时地进行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北宋政府主观上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经营熙河、一统天下的目的。氏著《北宋前中期的西北边疆经略》[167]认为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经略西北边疆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积极到消极被动、再渐趋主动的过程，其成绩总体上不如王安石变法时期。具体表现为宋太祖时期在西北采取酋豪世袭体制，并委任将帅长期驻守，取得积极效果。至宋太宗以后逐渐加重军事征战色彩，最终引起党项李继迁的反叛。此后真、仁两朝政风保守，加之对边事的消极态度，都令西北边防陷于被动。并指出，宋初西北地区合理的军事部防在宋太宗时期发生变化，使统治者对于如何应付新的边防形势无所适从，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终使其陷入消极、被动局面。这个变化与北宋强化中央集权的国策息息相关，亦与一代帝王的经邦素质及宋代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态度密切联系。王立新、窦向军《论宋辽夏鼎立与宋夏和战的关系》[168]提出西夏政权实力虽远不及宋辽，但却得以长期存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宋辽南北对峙，西夏作为维系二者间平衡的砝码，促成了鼎立局势。闫春新、张稳《正统观念与宋夏和战》[169]认为无论从宋或西夏方面看，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正统观念对宋夏关系的波动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宋夏和战不仅是宋夏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实力消长的结果，宋夏政治精英们的思想观点也起了很大作用，这种思想观点集中到一点便是正统观念，正统观念的处置影响着宋夏和战的始终。[日]大室智人《西夏军的特征于北宋军的对策》[170]也探讨了西夏军、北宋军的战法、装备等问题。
曾瑞龙著《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171]，则是尝试通过对北宋后期西北拓边战争的一些个案研究，揭示此时北宋对外政策转变的一个侧面。概括可归结至三个方面：第一，国内利益团体和对外政策的关系。书中《北宋中叶拓边活动的开端：庆历朝水洛城事件发微》、《参谋作业与拓边战争：种朴的军事活动》两部分，都论及武将家族和拓边战争的相互关系。认为将门的延续是恩荫制度的产物，但其兴盛则有赖战功，为获取战功，武将借招抚蕃部之名进行有关活动，说明将门延续的需求与弭兵息战的政策可能存在潜在的抵触。同时，豪士的活动也是促成大规模拓边活动的动因。第二，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的关系。通过《从妥协退让到领土扩张：论宋哲宗朝对西夏外交政策的转变与军事战略的兼容性》、《北宋对外战争中的弹性战略防御：以宋夏洪德城战役为例》等文，讨论了将防御和进攻在战略和战术手段上不同配合的军事战略的兼容性对国家外交政策转型的影响。指出宋军在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前夕，就已相当熟悉机动作战。到正式大举进攻时，又能以一向擅长的进筑城寨手段与之配合。这可以说是宋人在经历了对外政策的巨大反覆时，军事上仍能取胜的原因。第三，对军事成就的政制诠释。在《被遗忘的拓边战役：赵起〈种太尉传〉所见的六逋宗之役》一文中，作者针对拓边战争的政治意蕴的争论性，尝试提出一些传统史籍如何诠释军事成就的指标，初步揭示出历史记载作为集体回忆的多面性，即社会对军事成就认同的相对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检讨北宋军事战略类型时，提出并将其战略基调概括为“弹性战略防御”（elastic defense），阐释其特点在于它是运动战处于防御形态下的一种积极战略，通常要具备较机动化的野战军和一体化的指挥机制，以期集中兵力在局部战场上构成相对优势，击溃或歼灭入侵的敌军。进而考察了弹性战略防御在北宋对辽、夏战争中的运用及所遭遇的问题。概括指出：野战部队机动能力低、一体化的指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曾长期制约战略优势的发挥。就此问题，作者的探索之功应得到赞许，但弹性战略防御概念是否果真能够全面概括北宋的对外军事战略，似乎尚存颇多有待商榷的余地。
关于宋夏战争中堡寨的功能及其在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作用，强文学、黄领霞《宋夏战争中的乡兵与堡寨》[17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了论述，认为乡兵的大量招募，缓解了北宋在西北沿边兵力不足的局面；而乡兵依托堡寨进行屯戍，又使得北宋对西夏的军事防御逐渐巩固，宋夏战争的战略优势也逐步转入北宋手中。程龙《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173]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指出在宋夏对峙的历史时期中，无论是单个堡寨抑或众多堡寨所联结成的体系，鲜有发挥阻滞夏人入侵的功效。“使其不能深入为患”并不是堡寨所发挥的实际功能，而宋方堡寨真正的军事功能在于与西夏争夺边境地区的人口和土地资源，实现屯田、护耕及疏通粮道，从而满足宋军的后勤补给需求。孙昌盛《论宋、夏在河东路麟、府、丰州的争夺》[174]从北宋对麟、府、丰州地区的经营，以及西夏方面的军事入侵、土地侵耕和对缘边蕃户的争夺等方面，论述了宋夏在麟、府、丰州地区的斗争关系。
就宋夏战争中的情报应用问题，王福鑫《宋夏情报战初探——以元昊时期为中心》[175]将情报战的主要形式归纳为派遣间谍、招降纳叛、兵不厌诈、离间策反和反间谍几种。进而对比宋夏双方情报战形势，认为情报战的胜负优劣，直接影响了正面战场的胜败和宋夏关系的发展态势。李琛《从李元昊对情报的利用看西夏对宋三场战争的胜利》[176]就宋夏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场战役中西夏方面就情报的利用和处理进行考察，将三战中元昊所使用的情报手段概括为派遣间谍多方搜集情报、离间和策反以及施放假情报三类。提出，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及宋军的种种失误，是西夏获得对宋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而夏军在战争中所展现出来的情报作战优势，更是宋军难以企及的。
在与宋夏战争相关的文献研究方面，汤开建《熙丰时期宋夏横山之争的三份重要文献》[177]介绍并转录了三份关于北宋熙丰时期宋夏横山之争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献，即《绥州城录》、《永洛故城》和《种太尉传》。胡玉冰《浅述汉文西夏图志在宋夏战事中的重要性》[178]一文将汉文西夏图志在宋夏战事中的重要性归纳为：宋朝君臣可以凭借图志资料了解对手情况，决定在御夏战争中采取何种策略，并及时调整自身战略战术，以期在对夏交战中占据主动争取胜利。氏著《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述要》[179]则就王应麟《玉海》卷二五《地理·议边》及其他宋人传记资料中所见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进行考述。指出此类文献对于了解宋夏关系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四）宋金和战研究
长期以来，宋金关系与和战一直是宋史学界重点研究的热点专题，老一代学者如全汉昇、邓广铭、张亮采、陶晋生、王德毅、王曾瑜等先生以及加藤繁等国外学者，都有精辟论述，可谓成果丰硕。
近年来，围绕宋金和战问题的研究，学者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任仲书《试论南宋初年高宗对金退避妥协的原因》[180]，将南宋初年宋高宗面对金军南下采取退避妥协政策的原因归结为：主观上，高宗继承并延续了北宋末年消极、腐朽的思想作风，力主求和、不图恢复、无意中兴；客观上，社会矛盾突出，朝政混乱、军政涣散，高宗统治尚难巩固所致。李锡厚《岳飞与“绍兴和议”》[181]针对某些肯定“绍兴和议”的观点提出批判，强调对于坚持抗金斗争的南宋军民而言，“绍兴和议”毫无积极意义可言，假若一定要说这个和议也有积极意义，那只不过是这个消极和议在一定条件下引出的积极结果。杨峰《南宋初年宋金“和”“战”新探》[182]试图对宋高宗赵构与秦桧二人进行重新评价，认为南宋初，二人作为政治核心的关键人物，不应是投降派，其“议和”是出于历史背景条件下的一种正确策略。候绍庄、钟莉《也谈南宋初年的宋金“和”“战”》[183]则针对前文观点，认为赵构、秦桧二人的乞和，乃是出于保住其统治地位之私利，南宋小朝廷能得以偏安一隅，主要是广大爱国军民英勇抗金的结果。崔英超、张其凡《论“隆兴和议”前后南宋主战派阵营的分化与重构》[184]考察了“隆兴和议”前后南宋主战派阵营分化与重构的演变进程，指出在南宋高宗时期，曾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派势力。双方观点鲜明，彼此对立，形成了明显的两大阵营。至隆兴和议前后，又逐渐从主战派内部分化、重构出一个新的介于战、和之间的派别——主守派。从此改变了以往只有两派斗争的格局，呈现出三派间既斗争又妥协、联合的新局面，并对孝宗朝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智勇《论宋、金德顺军之战》[185]评价宋、金德顺军之战是一场典型的局部战役影响全局的战争，陕西的得而复失令南宋北伐中兴梦想再度破灭，非战场因素即“将从中御”是导致宋军失利的根本原因。王曾瑜《韩世忠大仪镇之战述评》[186]对韩世忠指挥的被有些史料誉为“中兴武功第一”的大仪镇之战，进行客观公正的考证与述评，认为该说被夸大，此战“不过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进而指出：韩世忠坚决反对对金屈辱和议，足可称道。但当时进攻型的将帅，唯有岳飞一人。另就防守型的将帅而论，吴玠和刘锜所指挥的和尚原、仙人关与顺昌大战，其军功也应在韩世忠之上。王云裳、张玲卡《宋代与北方民族军事斗争失利原因的若干探析》[187]，将宋朝军事失利的原因归结为消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冗兵弱卒，战斗力低下的客观现实以及军队的营利性经营活动三方面。
八、地域军政问题研究
（一）唐代方镇研究
唐代方镇问题的研究，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海内外的著述成果颇多。近年来，又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区域的角度进行了探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专题研究的深化。
冯金忠《唐代幽州镇组织体制探微》[188]就唐代幽州镇组织体制进行剖析研究，认为幽州镇是唐代典型的割据型藩镇。它自第一任节度使李怀仙之后，历任节度使均兼卢龙节度使，存在着幽州和卢龙两套使府僚佐系统，可以称之为“一元二府”体制。贾艳红《试论唐代河朔三镇割据的阶段性特点》[189]将唐代河朔三镇的割据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较细致的考察和论述。葛焕礼、王育济《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190]在考察魏博牙兵建置始末、兵员组成、经济来源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强调魏博牙兵是唐后期、五代政局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金滢坤《论中晚唐河朔藩镇割据与联姻的关系——以义武军节度使陈君赏墓志铭为中心》[191]指出中晚唐藩镇内部、藩镇之间及藩镇与中央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姻关系。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192]一文，论述了唐代河西地区凉州、瓜州二都督府建制之演变。此外，氏著《唐前期东突厥羁縻都督府的置废与因革》[193]则重点论证了《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北开、北宁、北抚、北安四都督府实际是顺州、佑州、化州、长州四都督府的前身，而并非同时存在八府。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八镇考》[194]对中晚唐时期的京西之八镇，即凤翔、泾原、邠宁、鄜坊、灵盐、夏绥、振武、天德分别进行了考察。李军《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195]一文，就晚唐时期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进行分析研究，指出河西节度与朔方节度均参与河西东部地区事务，反映出唐政府经营河西策略的多样性。
刘进宝《归义军时期敦煌的营田及其管理系统》[196]指出，归义军政权是晚唐五代宋初的一个特殊藩镇，其所设营田使也由节度使例兼，并由中原王朝授予，但其职掌主要是经营土地，即处置境内土地的分配、授予、请射、对换等。何灿浩《吴越国方镇体制的解体与集权政治》[197]研究认为，吴越建国后，镇海、镇东两军与唐朝时的镇海、镇东两军已大不相同，在与中原王朝关系方面已不具备方镇体制的内涵。两军的地位为王国所取代，方镇徒有其名，其体制在吴越国已经解体。此外，诸州升军也不符合方镇作为州以上的道级行政实体的固有特征，从各种权力关系来看，吴越国已形成集权政治，体制的转换已经完成。
（二）宋代地方军事个案研究
郭声波《试论宋朝的羁縻州管理》[198]认为较之唐代，宋代羁縻州的管理总体趋于灵活宽松，其原因与宋朝一贯的文治政策有关。宽松的羁縻政策，一方面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过度宽松又弱化了沿边羁縻地区对内地的边防藩篱作用。雄州作为北宋北部御辽边防重镇，其守将在宋辽频繁的交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李之亮《北宋雄州守将系年》[199]根据各种文献资料，对北宋时期雄州的前后守将加以编年整理，具有相当的资料价值。杨军《试说北宋时期的雄州城》[200]则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雄州城在北宋迅速崛起的原因、背景及其在该时期所具有的重要军事、外交和经济职能。认为雄州城的出现和发展得益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五代时期和北宋都以开封为都城，由此引发了道路系统的调整和改变，对雄州城的出现起到了决定作用。
李合群《论北宋东京城的防御体系及其社会成因》[201]谓北宋东京虽地处平原，且无山川可恃，但因宋王朝大力构筑城池，并派驻禁军守卫，遂形成了“前有坚城，后有重兵”的完备防御体系。并将宋与辽、西夏民族战争的频发及宋王朝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看作是北宋东京防御体系形成的直接成因。章深《宋代广东军事行政长官的选任》[202]一文，考察了宋代所选任广东军事行政长官即“知广州”人选的素质变化，指出知广州的选任标准及其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重视广州外贸，并力图加强控制的意图。此外，本专题相关研究还有日本学者高桥弘臣《南宋初期川陕地区的宣抚处置使和宣抚使》[203]以及氏著《南宋四川总领所》[204]。
九、幕府研究
近年来，对唐宋时期的幕府问题，学者从诸多方面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究，产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论述。
金滢坤《中晚唐诠选制度变化与科举及第入幕的关系》[205]研究显示，唐朝开元以后，选人要升迁中央清望官者，需先历州县佐官的原则逐步确立。《循资格》又确立了按选人资历深浅叙阶。在这种情况下，及第举人迫于铨选制度的压力而大量涌入藩镇。此后唐政府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入幕及第举人的考限，超资授官，为科举出身者入辟使府，超资升迁中央次清官、清望官开了方便之门。故在中晚唐使府与中央的用人关系方面，形成了诸使府辟僚佐各自精求，务在得人，以重府望；中央需要人才，则又取自方镇的格局。关于唐代幕府研究，石云涛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氏著《唐代幕府制度研究》[206]一书，揭示了唐代幕府制度变迁的线索，并综合考察了幕府制度及其相关问题，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作。氏著《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的若干问题》[207]提出唐代幕府制度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具体研究中，史论必须建立在史料整理和利用的基础上，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不断深入，有所创新。何平立《唐代军幕与士人从政》[208]认为唐代士人入幕从戎蔚然成风，军幕人才荟萃，这既是士人为求功名显达寻找政治出路的重要途径，也是士人经世致用、修齐治平和以天下为己任思想价值观念的重要体现。但同时，在封建政治背景下，这也成为唐代藩镇节帅坐大地方和朝廷朋党之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有关宋代的幕府研究尚存在薄弱的问题，论述较少。近年主要有周国平的两篇论文，氏著《文天祥勤王幕府述论》[209]通过探讨文氏幕府诸史实与特征，分析了文天祥勤王幕府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宋朝“防弊”家法的制约与限制以及幕府自身组织涣散及对客观形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周国平、张春生《宋代幕府的发展述论》[210]以民族矛盾的发展为基本线索，将宋代幕府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从宋建国到金发动第一次灭宋战争，是为宋代幕府由革除到逐渐恢复的时期；从金发动第一次灭宋战争到金哀宗即位宣布“更不南伐”，是为宋金战和无常，幕府起落发展不定之时期；而由金哀宗即位直至蒙元灭南宋，则为宋蒙长期对峙，幕府稳定发展、与国家共存亡的时期。此外，复根据幕府长官的身份，将宋代幕府分为潜邸幕府和将帅（使府）幕府两类。
十、俄藏黑水城文献之军政文书研究
历史研究的深入有赖于新史料的发现、整理和运用。在宋史军政研究领域，作为原始资料的俄藏黑水城文献有力地补充了传统史料的某些不足，日益受到学者重视。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
张春兰《〈宋建炎二年（1128年）德靖寨牒某指挥为招收延安府脱身官兵事〉考释》[211]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所见宋金延安府之战相关文书进行命名并考释，利用其中《宋建炎二年（1128年）德靖寨牒某指挥为招收延安府脱身官兵事》等牒文，对此战役的诸多细节作出考证。陈瑞青《黑水城所出宋代统制司相关文书考释》[212]就《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汉文部分所收录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涉及到北宋统制司设置的一些情况及相关基本史实进行了考释，并对其中《宣和七年正月统制司呈鄜延路经略使衙状为于第七将拣选弓箭手充快射事》（简称《拣选状》）一文书反映的宋代统制司的设置、宋代军带的拣选以及北宋末年西北地区与西夏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氏著《关于一件黑水城宋代军政文献的考释》[213]则将《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收录的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第102件，定名为《建炎二年十二月初四日第七将牒通庆城为勾追董承节并于界首等接经略待制事》（ 简称《勾追牒》）。对其中的关键词语及其历史背景进行了考释，认为此牒反映了南宋初年曲端拘禁王庶事件，对于展现陕西抗金战场宋军内部矛盾及军将势力发展等情况，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从中发现，作为鄜延路经略使，王庶对金军的进攻进行了积极抵抗，从被曲端剥夺节制使印之后的行动也表明，王庶一直都在组织抵御金军。这是在《宋史》本传中所未反映的。杨倩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与宋史研究——以鄜延路为中心》[214]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是研究中国五代、辽、宋、金、元时期，特别是西夏的珍贵资料。其中有关宋代西北边境军政的文书共有109页，内容涉及到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的重要事件、公吏制度、军事制度、司法诉讼、社会风俗等，同时文书自身所体现的文书形式又为宋代文书制度研究提供了许多直观具体的文本。这些文书有效弥补了宋代特定时期，特定领域所存在的史料不足问题。故而俄藏黑水城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文章进而回顾当前对黑水城军政文书的研究主要有：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整理与从宋史研究的角度对其加以利用两种形式。同时并提出今后的相关研究应从两方面深入探讨：一，继续对宋代军政文书中存有问题的标题、文字、印记等内容进行细致整理，以臻于完善；二，将研究重点放在从宋史研究的角度对宋代军政文书中的史料加以利用这一研究方向上来。
十一、辽、夏、金相关军事问题研究
近年来，学者还对辽、夏、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相关军事问题进行了研究，涉及兵器装备、后勤保障以及军制等方面。
刘景文、王秀兰《辽金兵器研究》[215]通过对出土的大量辽代和金代兵器进行类型比较研究，指出辽代兵器种类齐全、形式繁多，特别是长短剑、战刀、长矛、铁骨朵、铁镞、鸣镝等形式更为多样化，马具亦较为完备。金代兵器则承袭了辽宋的优秀兵器并有所发展，对于辽代兵器中较落后部分则不断加以淘汰，且从宋人处学会了火器的制作和使用。苏冠文《西夏军队装备述论》[216]从战马、甲胄、兵器和指挥用具四方面，考察了西夏军队的“硬件”装备，描绘出其军队装备的基本面貌，认为西夏已经拥有冷兵器时代的高水平军队装备。陈广恩《关于西夏兵器的几个问题》[217]以西夏文、汉文文献为主，结合考古资料和当前研究成果，对西夏兵器的种类，制作的材料、规格、方法以及兵器的校验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西夏兵器的制作方法及制作水平有其先进而独特的一面，其中以神臂弓、夏人剑、浑脱和旋风炮的影响最为深远。氏著《西夏兵器及其在中国兵器史上的地位》[218]亦强调以刀、剑、铠甲、旋风炮、神臂弓、马鞍、头盔等为代表的西夏兵器制作工艺精湛，在中国兵器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贾随生《浅论西夏军事后勤制度的形成与完善》[219]认为西夏军事后勤制度形成于景宗元昊时期，完善于仁宗仁孝时期。指出其早期制度对粮食、马匹、武器等重要物资的供给管理做出的是定性规定，而晚期以《天盛律令》为代表，形成了对军器、粮食、甲马等重要军事物资后勤保障的量化制度，以及对诸多违法行为的处罚条令。
汤开建《近几十年国内西夏军事制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220]一文，通过对近几十年国内西夏军事制度研究成果的比对，认为尚存在很多问题，其研究水准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并就其中的西夏军事制度的定性分析、西夏军事组织发展的分期、中央兵与地方兵的界定、西夏军队数量等研究课题所存在的不足，提出改进的认识。
注释：
[1]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1.3。
[2] 《浙江大学学报》2004.3。
[3]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4]《军事历史研究》2006.1。
[5]《贵州大学学报》2002.5。
[6]《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3。
[7]《史学月刊》2006.3。
[8]《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1。
[9]《青岛社会科学》2006.3。
[10]《史学集刊》2007.2。
[11]《中国军事科学》2008.4。
[12]《南开大学学报》2004.1。
[13]《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2.6。
[14]《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3.3。
[15]《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3.2。
[16]《福建论坛》2005.12。
[17]《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3。
[18]《历史研究》2001.2。
[19] 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7。
[20]《史学月刊》2004.2。
[21]《唐研究》第十一卷，2005。
[22]《历史研究》2001.2。
[23] 中华书局，2004。
[24]《中国史研究》2001.2。
[25]《寻根》2006.6。
[26]《中山大学学报》2002.4。
[27]《史学月刊》2005.7。
[28]《河南大学学报》2007.1。
[29]《国学研究》第十卷，2002。
[30]《文史哲》2007.4。
[31] 中华书局，2004。
[32]《广西社会科学》2004.1。
[33]《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1。
[34]《历史研究》2006.6。
[35]《文史哲》2006.6。
[36]《西北大学学报》2002.1。
[37]《西北大学学报》2008.2。
[38] 中华书局，2004。
[39]《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6。
[40]《军事历史研究》2000.1。
[41]《河北大学学报》2000.5。
[42]《中州学刊》2000.4。
[43]《文史哲》2001.1。
[44]《中国史研究》2004.3。
[45]《文史哲》2004.3。
[46]《西北大学学报》2004.5。
[47] 中华书局（香港），2003。
[48]《暨南学报》2003.2。
[49]《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1。
[50]《浙江大学学报》2000.3。
[51]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
[52]《天水师院学报》2001.4。
[53]《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0.3。
[54]《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1.4。
[55]《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07.3。
[56]《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3。
[57]《南开大学学报》2002.6。
[58]《暨南学报》2003.1。
[59]《中国史研究》2002.4。
[60]《中华文化论坛》2002.3。
[61]《中国史研究》2004.4。
[62]《河北学刊》2002.2。
[63] 中华书局，2004。
[64]《文史哲》2002.5。
[65]《河南大学学报》2004.2。
[66]《史学集刊》2005.2。
[67]《文史哲》2005.3。
[68]《河北大学学报》2006.2。
[69]《东岳论丛》2006.5。
[70]《社会科学战线》2007.6。
[71]《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5.2。
[72]《厦门大学学报》2006.3。
[73]《井冈山医专学报》2006.4。
[74]《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3。
[75] 中华书局，2004。
[76]《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2。
[77]《史林》2005.4。
[78]《中华文史论丛》2007.1。
[79]《中国社会科学》2006.4。
[80]《江汉论坛》2006.3。
[81]《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2。
[82]《中国史研究》2003.3。
[83]《人文杂志》2008.1。
[84]《江汉论坛》2004.11。
[85]《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3。
[86]《山东大学学报》2002.3。
[87]《理论学刊》2005.3。
[88]《贵州文史丛刊》2002.4。
[89]《烟台大学学报》2003.2。
[90]《军事历史》2004.5。
[91]《中国史研究》2001.4。
[92]《史学月刊》2005.9。
[93]《史学月刊》2007.11。
[94]《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2。
[95]《河北大学学报》2006.3。
[96]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
[97]《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4。
[98]《史学月刊》2002.11。
[99]《宁波大学学报》2001.1。
[100]《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3。
[101]《南都学坛》2004.3。
[102]《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3。
[103]《浙江大学学报》2007.1。
[104]《中州学刊》2003.2。
[105]《青海社会科学》2003.3。
[106]《人文杂志》2007.5。
[107]《河北大学学报》2008.3。
[108]《中国史研究》2002.4。
[109]《南开学报》2006.4。
[110]《考古与文物》2005.6。
[111]《阴山学刊》2006.6。
[112]《河北大学学报》2006.3。
[113]《历史研究》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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