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史革命：学术“场域”和现实条件
——《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第二章
第二章 新经济史革命：学术“场域”和现实条件
第一节 经济史研究发展之学术“场域”
二战后，英美研究方向中所蕴含的理念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学术空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学本身求新求变，而求变的指向就是社会科学化。所谓社会科学化是指在历史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应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在这样一种演化中，历史学对数学的感情日渐浓厚，定量方法更多地应用于历史研究中，同时，历史学也对经济学理论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经济学理论日益成熟，且逐渐表现出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倾向。这种倾向的终点就是试图借助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人类所有与理性相关的行为。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是人类理性行为在时间进程中的展现，自然也在解释之列。
一、历史学转轨：社会科学理论和定量方法
首先，二战后，历史研究愈来愈趋向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这种趋势之所以出现是现实所致。当时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多新问题，比如城市化、群体行为等，传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这些问题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历史学需要向社会科学理论学习。这种趋势实际上也导致了历史学研究视域从政治、外交转向社会、经济等方面。因为，由于历史学把社会科学理论作为研究工具，历史学就有能力对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现象进行合理地分析，而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仅对重大历史事件（政治、外交、宗教等方面的历史事件）进行因果相连。由于应用了新的理论，历史学家能够把视野从英雄人物的分析上转到对普通民众行为进行研究，转到对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进行思考。这种转向实际上也让历史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1]。史学转向出现在法国、德国、美国等各个国家。倡导美国“新史学”的是詹姆斯·哈维·鲁滨逊（James Harvey Rubinson）。他主张借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家始终是社会科学的批评家和领路人，他应该将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际生活来加以检验。”并且坚信“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2]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tbugh）认为，“如果要使当代史具有永久的价值，那么对当代各种事件的分析就必须具有‘深度’”[3]。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也同样指出：“许多年来，我们一直饶有兴趣地注意所有这些同事们的实验和研究，因为对我们而言，通过紧步他们的后尘或与他们取得联系，似乎就有可能（至今仍然是）使得历史学焕然一新。”[4]
在社会科学理论中，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历史学的影响尤其明显。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援引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斯（R.Davis）的话说明了这种趋势：“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尤其是计量经济学。这种影响不仅改变了一代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方向，使他们从叙事式转向分析式，而且还是使各个部门和领域中的历史学家们都深切地感受到统计学和数据资料确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因素。”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历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Karl Marx）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它社会科学前面”[5]。事实也确实如此，经济学理论大厦构建得越来越完美，而且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对人类行为提出了指南[6]。
其次，随着统计分析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尤其是伴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历史学家不能忽视定量方法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该时，由于历史学的研究视野从个体转向了群体，研究兴趣从伟人转到了对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数量和比例就在分析中显得越发重要。没有定量研究，很难准确描述历史现象，解释历史过程，分析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7]因此，当时人们都意识到历史需要精确的计量，只有定性分析的历史让人觉得不确切，不够科学和理性，因此，希望能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虽然此时的计量方法还显得较为初级，但无论如何，定量研究在该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已经不断出现。1971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依奇曾经发表过一项研究报告，在报告中详细地列举了1900-1965年间全世界的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重大进展，并指出：“定量的问题或发现（或者兼有）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进展的六分之五。”[8]
定量方法促进了历史学研究视域和研究手段的发展与变化。如上文所述，由于社会科学理论进入到历史学领域中，历史学有能力进行研究视域上的转轨。定量方法也发挥了这种功能。它促使历史学研究对象从传统的、以个人和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转为以大众和过程为主体的总体史或综合史。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9]、60年代中叶在英国出现的人口统计的历史研究以及在联邦德国兴起的“社会历史学派”都是例证。同时，定量方法可以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利用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这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历史资料的应用能力，在历史研究中更加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而且，还能使历史研究趋于严谨、精确，不再是大而化之、含糊不清的描述和解释。
定量方法尤其在经济史研究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那么，为什么定量方法可以在经济史研究上找到英雄用武之地呢？这是因为，经济史的主题——货币与劳动、就业、收入、价格、人口、生产、投资、贸易、信贷等都可以明确计量，而且计量的单位也能标准化[10]，从而可以将这些变量进行跨时比较，在这里，历史时间就简化为变量t。历史上，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史学家对收集经济数据做出了卓绝的贡献。比如，B.R.米切尔（B.R.Mitchell）和菲利斯·迪恩（Phyllis Deane）构建的《英国历史统计摘要》（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1962）。
总之，5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科学迅猛发展，历史学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态势愈加明显。这一时期，诞生了一批反映这种影响的杂志和著作。对于这些变化，巴勒克拉夫总结道：“社会科学在两个层次上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影响，第一个层次是应用更加广泛的社会科学的思维范畴，这些范畴已经通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检验，获得了声望，至少使人们不得不加以承认。第二个层次是新的计量方法的运用。”而且，这种史学研究思路上的变化，即应用社会科学理论和定量方法研究历史，更是美国历史研究的特点。如巴勒克拉夫所言：“坚定不移地推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结合是美国的显著特征。”[11]
二、经济学日益成熟及其帝国主义倾向
经济学理论日益发展。它势必要对经济史研究产生影响。戴维斯曾经在他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书中指出，“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唯一做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12]诚然若是。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奇波拉（Carlo M.Cipolla）就是运用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完成了《欧洲经济史》。该书于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出版。内容包括从中世纪后期到当代（900—1970）一千多年间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另外，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之后，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不断得以发展。这种发展促进了经验统计，即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资本形成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这对于计量学派的新经济史学家来说也有很大启发和帮助。福格尔曾经得到库兹涅茨的指导，而库兹涅茨是美国现代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计量方法的奠基人、国民经济增长数量研究的先驱者、库兹涅茨周期的发现者和收入分配的探索者[13]。福格尔对铁路作用的定量研究也是受到库兹涅茨鼓励的结果。当然，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这个时候也没被人遗忘。相反，在后来政府干预经济的缺陷日益明显时，这些理论重新被奉为经典，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5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崛起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别一样问题。于是，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出现了试图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生产力的增长做出说明、对生产率的来源进行分析、对具体工业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作用做出合理的解释的需求。理解经济增长的来源，解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确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决定因素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人们在经济史研究中渗透着思考：经济发展的长期演化有没有规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有的贫穷？什么历史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效的？技术、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多大？等等。这些问题让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与经济史研究找到了共识，并且互相借鉴灵感。
计量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促进了数量分析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进一步运用。计量经济学就是用数学方法，根据实际统计资料，为经济学理论中阐述的经济关系，计量出实际数值，以便用计量结果验证或改进经济学理论的文字阐述，从而解释过去、预测未来和规划政策。50年代后计量经济学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美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以及数据资料的丰富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下，模型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都有所增强。这样，学者们增强了对计量分析的信心，更加倚重定量方法。另一方面，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数学成为经济学是否“科学化”的标志。主要表现是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学者越来越多，应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理论领域不断扩大，而且，前人研究过的问题也可以在数学方法的指导下进一步深入。总之，数学让学者们感受到了逻辑严密之美，牛顿经典物理学的梦想不断地在经济分析中得以强化。数学在理论领域中的扩展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又为新经济史的兴起提供了工具。
经济学理论和工具的发展为经济史研究求新求变提供了基础，但这并不表明经济史研究会“自动更新”，还需要“东风”。东风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那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之情怀。经济学作为一种解释人类行为的分析工具，从60年代开始逐步走出经济学的传统范围。它将婚姻、家庭、歧视、犯罪、司法、选举、宗教和历史，都纳入了自己的分析范围，大有重写社会学、法学、以及历史学的势头。这种势头，被学术界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家普遍有一种优越感，似乎找到了分析人类行为的法宝。他们善于用一把刀，解百样牛，用一种思路，分析众多邻近学科的传统问题。之所以能够有帝国主义倾向，一方面在于经济学理论的不断成熟和经济学分析工具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也在于其它学科的分析对象也牵涉到资源的稀缺，主体之间的竞争、在竞争中主体作为理性人其目标是效用或者收益的最大化。由于研究对象拥有共性，因此，其它学科就似乎应该学习和借鉴经济学的这种分析范式。若不如此，该学科似乎就没有走对路，难以新生。这在60年代之后成为一种学术发展上的情势。历史学不能逃离这个情势，经济史更不能洁身自好，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似乎要结束了，经济学理论要重新打扮这个历史的小姑娘[14]。叙述和描述历史被理论的偏好者认为是非科学的，是不具有内在逻辑的。历史也不能先于理论存在。有了理论才有历史。也难怪，新经济史会登台亮相，因为适合他们演出的舞台背景已经准备好，适合他们发展的“东风”已经到来。
第二节 登高望远：新经济史革命为什么在美国发生？
上文描述了新经济史革命得以诞生的学术“场域”。事实上，这种“场域”深深嵌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维“环境”之中。也就是说，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技术水平、文化特点共同编制的“环境”决定了新经济史革命在美国发生的概率最大。首先，从社会经济方面看，二战之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和平局面，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和平的环境和经济的发达为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基础。其次，从技术方面看，计算机技术在战后的和平环境下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大规模计算和数据处理成为可能。这种发展主要由美国来引领。最后，从文化方面看，多元性、包容性的特点使得各种思潮在美国都有一试身手的舞台，实用主义传统和创新精神也促进了新思想、新方法的产生。中国有句古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15]。正是美国的多种有利条件，才促使新经济史革命发生。
一、社会经济：提供了研究基础
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体环境趋于和平稳定，人们不再萦绕在战争的恐惧当中。传统的欧洲强国相对衰落，而美国在50-60年代步入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后，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最为强大的国家。自由女神代表着世界未来的方向。这些为美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由于美国能够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和优厚的待遇，二战前后，世界各地曾有大批的优秀人才（包括知识分子）奔赴美国希图实现自己的梦想，其中不仅包括欧洲才俊、还包括第三世界的优秀人才。福格尔的父亲就是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同时，美国本土发达的教育体系也为这个国家培育了大量优秀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这些有知识的人（人力资本）作为美国经济、科技发展的智力基础，又进一步推动美国向前发展。经济增长、人才培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促进了学术发展。一方面，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使得学者们可以获得良好的研究环境，也能让他们安心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为稻粱谋，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学术进步。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使得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包括学术上的分工。学术上的分工导致专业化水平的增进，并进而提升了学术水平。因此，学术研究在战后的美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这种氛围下，经济史研究自然也有了新的空间和舞台。
上述是从供给角度阐述。从需求上看，经济史学科重新焕发生机也是大势所趋。战后，美国经济虽然遥遥领先，但也面临着如何把这种优势保持下去以及如何把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福利”“分享”给全世界，尤其是自己的盟国和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发达国家内部，就产生了一种学术需求，即要探索经济发展有没有规律和模式，不发达国家可不可以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这是其一。另外还有一种大乱之后要总结过去经验的心态，即反思过去的政策和制度，反思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反思欧洲传统强国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反思世界格局的变化。反思过去自然是历史研究的长项。历史学家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解读是历史的本真要义。正如英国史学家卡尔所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16]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目标之间的谈话”[17]。这种互动有助于对过去历史经验进行总结。这是其二。这两种需求，最终导致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因为，经济史研究一直关注和探讨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经济史研究一直是一门反思的学问。人们希望从历史中能够获得社会发展进步的灵感，希望从历史中能够寻求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
社会有供给，也有需求，自然就赋予了经济史学科发展的机会。那么，为什么经济史研究方法会出现新的局面，而不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了呢？这当然与诸多客观因素相关，比如技术水平、文化传统以及学科发展的“场域”等。这些都是经济史研究方法出现变化的必要条件。在这里，还要强调一下主观的作用。新经济史革命作为经济史学史上的一个历史事件，实际上是主观和客观、思维和现实互动的结果。客观环境的变化引起了人们主观看法的不同，而这种思维上的变化又会投射到现实中。结果就有可能是人们“思维的自我实现”[18]。二战后，客观环境的稳定、经济知识的发展为启蒙时代的理性诉求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当时知识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为学者们带来了一种理性的崇拜和把握世界的自信，也越来越把理性的优越置于思维的中心位置。自然，经济学理论是崇尚理性分析的学术代表，是实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优秀工具。同时，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可预测性，增进了人们对定量研究的兴趣，增加了人们对“数目字管理”的依赖。人们不太愿意像过去的经济史学家那样，从一种宏观的视野来把握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也不太愿意研究制度、法律、组织和风俗甚至于人们的思维、心理等方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前的制度已是最优的制度，当前的结构已是无可挑剔的结构，从数量上入手进行研究就足够了。在这样一种心态下，人们觉得数量研究在历史中的应用还需要深入。另外，简单的历史描述，即重构过去的历史情境也意义有限，富有深度的历史研究应该是重在解释和分析。若要解释好过去，社会科学的理论是必须的。正像布罗代尔所主张的：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19]。当然，在这些理论中，经济学理论被经济史研究者认为是最为有用。这些是经济史研究方法变化的主观条件。
二、技术：大规模处理和分析数据成为可能
一种新方法的实施取决于使用该方法的客观条件的成熟。50-60年代定量方法的使用和普及就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关，与其硬件和软件的不断交错进步有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条件，经济史的研究者才可以进一步利用定量方法来整理和分析史料。也就是说，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是新经济史革命出现的必要条件。
首先，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大规模处理和分析数据成为可能。技术是一个硬约束，对于新经济史的计量方法来说，如果没有计算技术的发展，大规模整理数据是不可能的。历史上许多重要信息，或者从未有学者收集，或者早已经散佚。即使有的信息被整理成数据资料保存下来，但由于资料浩繁、数量庞大、形式多样等原因，也难以成为重构或者解读经济发展历史的“史料”。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为改变这种局面提供了技术基础。伴随着软件技术（编程）的进步，也使过去无法完成的计算得以快速实现，使得零散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变得简单，使得历史学的视野从政治、外交（关注大人物）转向到社会、经济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关注普普通通的群体）成为可能。总之，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包括硬件和软件，为新经济史革命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事实上，新经济史学家们正是借助于计算机技术才更新了经济史研究。难怪，福格尔和艾尔顿（Elton）说，新经济史是由经济学理论和计算机作为伴娘和伴郎，是历史问题和统计分析相互结合而生的产物[20]。
其次，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在美国体现得较为明显。众所周知，计算机技术伴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发展。1906年美国的“收音机之父”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发明了电子管，为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24年2月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成立，并于1935年推出IBM 601机。这是一台能在一秒钟内算出乘法的穿孔卡片计算机。这台机器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商业应用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1946年，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诞生，这是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电子计算机。1947 年美国Bell 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1951年在莫奇莱和埃克特的努力下，第一台商用计算机系统诞生，该计算机被美国用于人口普查，标志着计算机进入商业应用时代。之后，随着辅助设备的发展，计算机适于应用的程度越来越高。1958年，集成电路出现[21]。集成电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掀开了信息时代新的一页。由于采用了集成电路，计算速度从几十万次提高到上千万次，计算机的体积大大缩小，价格也不断下降。同时，编程语言也不断发展。1963年，DEC公司推出第一台小型计算机。1965年，摩尔定律发表[22]。可见，计算机发展速度非常快。从以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历程上看，重大的发明都是美国人完成的，美国在计算机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家。
三、文化：包容性、实用主义和创新精神
美国文化上的包容性体现在其多元文化基础和对外来思想的吸纳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也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来自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等西方国家和亚非拉各地的移民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原因来到美洲大陆，建设美洲大陆，并最终成就了强大的美国。欧洲白人虽然在美国社会占据着族群的主体，并形成了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但其它移民群体和少数民族也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习俗和群体特征。由于其是移民国家，没有历史负担，因此，其制度设计较为先进，能够保障国民思想和选择自由、地位相对平等和经济发展上具有效率。美国是一个开放社会，多元文化的根基也使得美国学术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不仅善于消化和吸收本土学术思想上的变化，也善于接受其它国家的学术前沿思想。比如，德国历史学派和法国年鉴学派都在美国找到了立足之地。德国历史学派孵化出美国的旧制度学派，而年鉴学派的思想和方法也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史研究。年鉴学派虽然在主体上还是以历史方法为主，但是已经把社会科学在史学中的应用作为改变传统史学面目的武器。可见，文化上的包容性为经济史研究求新求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空间。
美国文化还具有实用主义传统，这使得学者们认为历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一样，是要指导人们的行动。取得实际效果是关键，否则，其学术意义就打折扣。学术优劣的最重要标准不是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不是思辨上有多深刻，不是文字上有多么优美，而是对现实有价值，能够让人们采取有效的行动。这种传统在美国是根深蒂固的。虽然在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下曾暂时有所削弱，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人们对这种传统有所怀疑，但在二战后美国取得物质巨大进步的同时，这种对传统的自信也迅速地得以恢复。实用主义传统反映到经济史研究上，就是不拘泥于某种框框，本着“有用”之原则，敢于推陈出新。威廉·艾德洛特（William Aydelotte）、柯蒂（Merle Curti）、马林（J.C.Malin）、科克伦（T.C.Cochran）等学者正是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在历史研究中抛弃了传统的历史方法，大胆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计量学方法。从而促进了新经济史革命的产生。
另外，美国人追新求奇的精神，也是新经济史革命的潜在动力。美国是一个诞生在新大陆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开拓者是来自英国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移民。为了追求自由和财富，他们构建了一个彼此相融、同时能够保障每一个公民权利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美国人可以通过自我奋斗，而不是通过出身和血统来获得财富、地位和声誉。因此，早期的开拓和后期的制度建构都培育了美国人依靠自己的理念进行奋斗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同时，美国社会文化也对这种推陈出新的行动给予肯定。正是追新求奇、敢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于推陈出新的精神，使得美国学术探索敢于向过去挑战，包括经济史研究。
总之，从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看，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已经具备了发生的现实条件。而且，学术“场域”的变化和现实条件的积累构筑了新经济史革命的序幕。此时，序幕正在徐徐拉开。
注释：
[1] 当然，对于这种趋势，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持赞成态度。有些学者认为，依据理论来解释和研究历史是危险的，很可能为了适应理论而歪曲历史。因此，对历史进行模式建构，比如像启蒙时代历史学家和黑格尔追随者所提出的伟大的历史演进框架，是违背历史的。历史学家大卫·汤姆森（David Thomson）言：“历史学是敌视体系建构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却声称：“历史事实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推翻理论。历史事实必须得借助于理论的洞见才能予以阐释。”理论和历史的关系，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2]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0、70页。
[3]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4]（法）布劳代尔（布罗代尔）：《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收录于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5]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5、114页。
[6] 参见（美）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美）斯坦利 L.布鲁、太平洋路德大学：《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7] 这是马克思的看法。见保尔·拉法格：《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
[8] 转引自丹尼尔·贝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第2页。
[9] 第一代开创者为M.布洛赫和L.费弗尔。他们引领西方史学界率先将研究重心转向以经济-社会为核心的整体史，注重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宏观过程以及各种较大社会群体的特征和历史演变。第二代的F.布罗代尔发扬光大。参见（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 之所以这些变量能够标准化，又在于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出现和完善。
[11]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4、45页。
[12] 转引自（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13] 参见（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中译本序。
[14] 此乃胡适语。他认为，历史乃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5] 语见（中国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16]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页。
[17]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5页。
[18] 这有点类似经济学中所讲的“预期的自我实现”。笔者秉承开放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来源多样，主观的变化作为历史动力之一可以影响历史发展进程。
[19] 转引自李伯重：《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5期。
[20] Roger Middleton; Peter Wardle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The Computer as Philosopher’s Stone or Pandora’s Box?”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3, No. 4 (Nov., 1990), pp.667-696.
[21] 美国仙童公司的诺伊斯（Robert Noyce）和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都是集成电路之父，前者发明了基于硅的集成电路，后者发明的是基于锗的集成电路。
[22] 摩尔在1965年文章中指出，芯片中的晶体管和电阻器的数量每年会翻番，原因是工程师可以不断缩小晶体管的体积。这就意味着，半导体的性能与容量将以指数的形式增长，并且这种增长趋势将继续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