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元陂塘工程和修筑管理技术的进步
——《中国古代灌溉工程技术史》第三编第三章第三节
第三节 陂塘工程和修筑管理技术的进步
一、陂塘工程技术的进步
隋唐宋元时期，南方大、中、小型陂塘堰坝大量修筑，在工程技术上取得不少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陂坝的类型上有发展
除普遍修建土坝外，还筑有土石混合坝。如东钱湖的湖堤，有的堤段临水面用条石砌筑，背水面夯筑土体，成非溢流挡水坝[98]。这种坝型能很好地抵御风浪的冲击，及防止湖水的渗漏。另外，还出现了浆砌河卵石坝。如宋嘉=i；占二年（公元1057年）在福建莆田建太平陂，陂址位于荻芦溪中游，利用荻芦溪两岸山崖陡峭和河中礁石林立的地形作深砌卵石坝，坝用河卵石浆砌成，坝顶滚水，至今存在，高4米，长92米[103]。
（二）陂塘建筑物的配套设置更加完备和进步
唐宋时期对原有的湖泊普遍进行全面的整治，对蓄水的主体工程湖堤大力加以增筑加固，修筑频繁。如芍陂、白水塘、扬州五塘、丹阳练湖、余杭南湖、杭州西湖、鄞县东钱湖等多次整治，改建完善工程建筑物，工程技术大为提高。丹阳练湖从宋代至清共浚治37次，其中宋代9次，元代4次，明代14次，清代10次，每次浚治重点是增筑湖堤，维护斗门堰涵。
这一时期建闸技术又有进步。如安徽寿县的芍陂，隋代水门由5门增为36门，此时已不是以往草土结构的堰坝，而应建成真正可启闭的闸门，灌溉排泄更为方便。浙江鄞县东钱湖，宋代嘉祐中在湖堤上修筑四禊闸，大约为钱堰禊，平水堰碶、高湫堰禊和梅湖堰禊[104j。据后代状况推测，当时各闸约应筑在岩基上，用条石砌筑，构筑牢固，形式划一。闸门为木结构平板闸门。闸左右立平水石，作为放水标准。闸旁建堰，堰顶及上下游均用长条石铺成斜坡，作为船只过道，洪水时又、可泄洪。水闸与堰构筑在一起运行管理方便。就是小型陂堰，放水设施也是必备的。《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三》称：“若沟渠陂蝎，上置水闸，以备启闭；若塘堰之水，必置<石達>涸窦，以便通泄。”
陂湖溢洪道的技术也有提高，不仅建有河岸式溢洪道，还把挡水与泄洪结合起来，从坝面泄洪。如扬州陈公塘在大坝两端的山凹开凿水湫溢洪，坝上还建石<石達>[105]，用石砌成溢流段，汛期水湫和石<石達>同时起泄洪作用。余杭南湖五亩塍虽然在东汉陈浑创建已设置，估计设施较简，只是南湖东南五亩之地筑塍泄水。唐宋时五亩塍筑成桩木砌石溢流坝，分南北高低两段，南高五尺，北高六尺[106]，提高了南湖的调节能力。小型拦截溪流的堰坝多修筑成堆石坝，汛期洪水从坝上泄流。如唐代天宝年间（公元742年）在今福建福清建成的天宝陂，灌田1,36万亩，拦水坝系河卵石堆筑，长219米，高3.5米[107]。说明唐宋时石工技术有很大的发展和普及。
由于陂湖建筑物能因地制宜布置，组成一个完整的枢纽系统，运行时互相配合，故能做到蓄、泄、引、灌自如，所以唐宋时期不少重要的陂湖经过整治，综合效益大为提高，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技术的进步。
（三）筑隔堤将陂湖建成二级湖
湖中修筑隔堤大体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是因陂湖湖床有高低而筑隔堤。由于湖中自然地势原本就高低不一，再经多年泥沙的沉积，一般靠近进水处湖床淤积较快，远处淤积较慢，形成高低差异。这时湖堤高度如保持原状，则高处将出露成为陆地；如将湖堤普遍加高，工程量又过大。因此唐宋时期在整修陂湖的过程中，往往在湖中修筑隔堤，将湖分成高低两部分或更多的部分。湖面分隔后，还起削弱风浪，保护湖堤的作用。如丹阳练湖唐代已被“百姓筑堤横截一十四里”，将湖隔截为二，“开渎日泄水，取湖地作田”[108]。这是初次把练湖分为上、下两湖，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润州（治今江苏镇江市）刺史韦损拆埂清除湖田，湖合为一。宋绍兴时（公元1131～1162年）又“中置横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闸。八十四溪之水始经辰溪冲人上湖，复由三闸转入下湖”[109]。之后两级湖的形式一直未变。这是因上练湖高于下练湖，采用两级湖可节省湖堤工程量。余杭南湖在东汉初建时就根据自东向西略呈倾斜的地形特点，在湖中筑隔堤，划分上、下两湖。明代嘉靖时南上湖淤废，结合浚湖在南下湖中筑十字长堤，将湖分隔为四块。绍兴鉴湖宋代记载分为东湖、西湖两部分，高差相差二三尺。慈溪汉代建成的杜湖，三面环山，北筑堤坝，湖面达3700亩。由于湖的南段靠近山麓，地势高于北部，山水挟带泥沙入湖后，又首先淤积于南段，故湖水都潴于北部，而南段经常无水，大片湖滩被私垦为田。为了革除此弊端，提高杜湖的蓄水能力，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在湖中兴建一条腰塘（隔堤），自白塔嘴山至黄泥山，长235弓，塘上建闸，“以界地势之高低，分为上湖、下湖，蓄水灌溉的鸣鹤五都粮田十万八千”[110]。该县的烛溪湖和窖湖等也是“背山面海”而建，皆筑有腰塘。
二是在疏浚陂湖时用淤泥堆积成隔堤。唐宋以后流域开发加快，水土流失加重，陂湖淤积严重，清淤的工程量很大，淤泥的堆积不好解决，于是就便把淤泥堆积于湖中，筑成隔堤。这样淤泥不必搬出湖外，疏浚时又可封堵部分湖水，分隔浚治，并方便了陂湖风景区行人交通。最为著名的有杭州西湖的苏堤，它是北宋元祜年间用清出的葑淤堆积而成，长30里[111]，成为西湖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四）地区水库群的建设和运行技术更加进步
水库群能克服独塘独陂水源过多过少的问题，各陂塘之间互相调节，提高了整个地区的灌溉和抗洪能力，也为发展水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扬州五塘在唐宋时期大力整修后，各塘蓄水能力增加，皆有渠河与扬州运河相通，不仅灌溉面积大为扩大，运河水量不足时，又能放水济运，效果显著。宝应白水塘，西与破釜塘相合，下又与富陵湖、泥墩湖、万家湖相连，通过在河湖中修筑梯级堰坝，逐级拦蓄山水，再分别修筑渠道自流灌溉不同高程的农田，灌溉面积达数百万亩，水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详见本章第二节）。这一时期的水库群建设已具有总体设计构思，设计目标明确，能熟练合理地布设建筑物，从而达到预定的受益目标。
二、陂塘修筑管理的经验和技术措施
由于南方陂塘堰坝的广泛兴修，在工程修筑和使用管理方面，认识水平日益提高，经验积累渐趋成熟。这集中反映在南宋时的陈蒡《农书》中。同时，为防止湖泊淤废消亡，也采取一些延长湖泊运行的工程技术措施，由此减缓了湖泊消亡的速度。
（一）陈旉《农书》等文献中总结的陂塘修筑和管理的经验
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因地制宜，合理布置陂塘工程设施。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说：“若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o”就是说，蓄水陂塘要布置在地势较高和众水会流之处，一来可以扩大自流灌溉的面积，二来可以多潴蓄径流使水量充裕，扩大灌溉面积。所以宋代袁甫《知徽州复民五事状》（《蒙斋集》卷二）说：山田开发后，多“资塘蝎之泽也”。这一经验后代也多继承。明代徐献忠《山乡水利议》[112]说：山乡，“当视一乡之中，择其最高仰者，割为陂湖……大展陂岸，使广而多受，虽亢旱之年，不至耗涸。从高泻下，均资广及，沾润一番，可以经月。虽有凶灾，不能及矣。”
二是合理规划陂塘大小与灌溉面积的比例。南方降雨量虽多，但在时空上分配不均，与作物所需水分的状况往往不相协调，特别在山丘地区，雨水存留不住，常常是雨过天晴，溪水即干涸，造成无水灌溉的困境。为了保证作物生长期间的水量，必须把当地径流潴蓄起来。通过多年修筑小型陂塘的经验积累，人们从实践中得出一定数量的农田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水体储备，即水面与农田之间有一恰当的比例。水面过小，不能满足灌溉之需；水面过大，则占据农田又太多。陈蒡《农书》提出：“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即陂塘面积约占农田面积的20%～30%。陈旉所指是灌溉山丘高亢地区的水稻田，需水量多。他谈道“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田早稻，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其间旱干不过灌溉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陈旉的意见与《淮南子·说林训》所说“一顷之陂可以灌田四顷”，大体一致。元代梁寅说：“畎亩之间，若十亩而废一亩以为池，则九亩可以元灾患”。主张池塘面积占农田面积的10%，此大约指平原之地开挖的池塘而言，其水源除雨水外，还有地下水补给。明代俞汝为认为10%的比例太低，他访问了苏松沿海地区的老农后，认为“每十亩之中，用二亩为积水沟，才可救五十日不雨。若十分全旱年分，尚不免于枯竭，况一亩乎”?主张“稻苗生长秀实，该用水浸溉一百二十日，十亩取二亩作积水沟，仅救半旱”。也就是20%的潴水面积，大体可保证50天无雨状况下水稻田灌溉所需水量。因此陈蒡《农书》提出的“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是比较合理的，其确定的水稻灌溉保证率较高，既考虑了水稻生育期间的降雨状况，又根据水稻需水要求定出灌溉次数，从而确定池、田比例。
三是高大堤岸，使陂塘深阔。这种做法的好处：一能多潴蓄水量，“俾宽广足以有容”。山田虽“易以旱干”，仍“可力致其常稔也”。二能综合利用。“堤之上，疏植桑拓，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陂塘堤岸用途广泛，不仅具有灌溉防旱和滞洪除潦的功用，堤上植桑获有收益又能护堤，也是系牛的好去处，堤因牛的践踏而更坚实，桑也得肥水之益。修筑高大的堤岸能形成良性的循环利用。
四是合理安排农事操作，经济用水。山丘区患旱，历来有“滴水贵如油”的说法。宋代在农事操作上积累了宝贵的陂塘节用水经验。陈旉《农书·薅耘之宜篇》总结了山丘区稻田自下而上薅耘放水，控制水量流失的方法：耘田时先在最高处蓄水，“勿致水走失”。然后把最低的一蚯田放水耘耨，耘后烤田，再把上一蚯田中水灌入。依次自下而上，逐级放水、耘田、烤田、灌田。这样“田干水暖，草死土肥，浸灌有渐，即水不走失”。可以从容地耘田，保证操作质量。如果“不先自上畜水，自下耘上”，而是上下各蚯农田同时顿然放水，因恐泥干坚硬难耘，不免草率从事，万一遇上久晴无雨，“因循干甚，欲水灌溉，已不可得，遂致旱涸焦枯，无所措手，如是，失者十常八九”。陈旉特别强调山区稻作栽种要重视节约水源，经济用水，不让水无故流失，提高水的利用率，这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提倡的有用经验。
（二）延长湖泊运行的技术措施
陂湖具有蓄泄、排涝、灌溉、航运、养殖、给水，改善环境等综合效益。隋唐宋元时期，为防止陂湖淤废消亡，采取了不少工程措施，总结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是及时修筑破缺堤岸，维修斗门堰闸。人工所筑陂湖，一般选择在地势较高处，堤岸斗门堰闸损坏后，水易泄去，以致湖滩出露，为围垦创造了条件。又盗种湖田的农户利于水浅，往往私自决堤毁闸。如丹阳练湖，唐初强家大族在湖中筑一横埂，长14里，以“泄流为田”。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韦损任润州刺史，“浚阜成溪，增堤故塘，缭而合之，广湖为八十里”。又修建斗门，恢复了练湖的功能[31]。其时刘晏任东都河南江淮等道转运使，他要求浙西观察使与韦损“勿使更令修筑（横埂），致有妨夺”[108]。到南宋乾道时（公元1165～1173年），练湖“多废不治，堤岸圮阙，不能贮水，强家因而专利，耕以为田，遂致淤淀”（《宋史·河渠志七》）。于是诏两浙漕臣沈度专一措置修筑。以后练湖又大修多次，才使练湖的功能得以延续1 600多年。慈溪大型陂湖杜湖、白洋湖建于汉代，牟山湖，建于宋代。当地亦总结了修筑管理经验。嘉庆《杜白二湖全书·永久议》指出：“湖之有田，自不筑堤岸始”，那么“欲息湖之争者，必在于筑湖堤。既筑，则满湖皆水。满湖皆水，则见水而不见田，况水势冲击则旧成田者，皆荡而为湖矣”。《牟山湖志·浚湖人策》称：“湖不患其高，惟有将堤加固，每十年加堤一尺，将闸修筑加板，则湖不浚而自浚，即私垦侵占不禁而自禁矣。”淮南、两浙地区古老陂湖长期运行都与重视维修有关。
二是铲田还湖。经过历史上数次的移民浪潮和人口的自然繁衍，江南人地关系日益紧张，更因豪强的贪婪侵耕，从唐至南宋，围湖为田现象日趋严重，陂湖能够保持，往往是废田还湖斗争取得胜利的结果。如杭州西湖，唐时湖中已有无税田千余亩，湖水浅则田出，湖水深则田没，因此田户常勾结涵闸经营人，偷泄湖水，以利私田[89]。北宋时西湖更为淤浅，湖中葑田侵占更多。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郡守郑戬，“发属县丁数万人，尽辟豪族僧寺规占之地。仁宗嘉之，降诏奖谕，仍命岁常修守”[113]。西湖能保留至今，与历史上多次铲田还湖不无关系。
三是清除葑草。陂湖淤浅以后，葑草容易滋生，促使陂湖加速湮塞。杭州西湖、鄞县东钱湖等宋代葑草为害都很严重，为清除葑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宋代元祐年间，西湖葑田“计二十五万余丈”。杭州知州苏轼将西湖进行全面清淤，之后将湖租与人户种菱，因种菱时于春季要芟除草泥，寸草不遗，菱荡课利钱交钱塘县尉司收管，谓之开湖司公使库，以备每年雇人开葑撩浅。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命临安府招置廂军兵士200人，专一从事浚湖工程，由钱塘县尉兼领其事。以后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九年（公元1173年）、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等皆有较大规模的开浚工程[111]。东钱湖除葑工程也很大。南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葑草塞湖达二万多亩，几乎占了全湖（约3,7万亩）的三分之二，沿海制置使魏王赵恺奏请动用国库银两疏浚。然当时所除茭葑，未搬出湖堤，不久又复塞湖。嘉定时鄞县设开湖局，用稻谷收购农户清除的葑草。宝庆二年至三年（公元1226～1227年）调用水军，招募渔户和农户，数次举役除葑。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明州守陈恺实行以现钱购买葑草之策，吸引远近农户来除葑[114]。可见对除葑的重视。
四是在陂湖严重淤积时采取综合治理措施。陂湖也与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由于陂湖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起有巨大的作用，因此，应该通过多种措施延长陂湖的使用期限，在陂湖淤积严重，行将消亡之时，合理规划，进行综合治理，力求不影响当地的生产、生活和环境。如采用筑隔堤的方法，使高低湖区进行分治；也有将部分湖淤高地进行垦殖，将其余湖区继续筑高堤蓄水；或者在陂湖的上游山区新建水库，以代替原来陂湖所蓄水量；或者在陂湖下游发展河湖网水系，使水体部分转移。如丹阳练湖、余杭南湖在湖中筑埂分成高低湖区，后代实行浚垦兼顾的措施。扬州五塘明代塘底淤高，蓄水不多，清代在五塘西北山地又建了新的池塘，山田在一般年份有水可灌，不再指望五塘之水，故而清代就不进行复塘的工作了。但是也有只顾垦殖将全湖遽然废毁，从而严重影响地区水利的情况发生。如绍兴鉴湖，宋代淤积严重。当时人提出了许多恢复鉴湖的办法，如“益理堤防斗门”；“每岁农隙当僦人浚湖”；“浚湖水使下，然后不失其旧”；“斥湖之三之一与民为田，而益堤使高一丈”等[115]。但复湖的建议未认真执行。从政和时鉴湖大部开垦为田后，造成绍兴地区水旱灾害骤然增加。据记载统计，绍兴地区的水旱灾：北宋167年中，水灾7次，旱灾1次；南宋150年中，水灾38次，旱灾16次[116]。南宋的灾害明显多于北宋，这与鉴湖的湮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当时能采纳一些人士的合理建议，控制围垦规模，进行增堤浚治工作，存留一定的湖面容蓄，这样就能缓解围垦与水利的矛盾，保持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南宋到明代中期，为了改变绍兴地区恶化的水利面貌，当地人民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如大力兴建海塘拒咸蓄淡；进一步开挖平原河网蓄水灌溉；增建扁拖、甲蓬、柘林和新灶诸闸和近20条堰坝排泄洪水；在临浦一带开碛堰，筑麻溪坝，使浦阳江注入钱塘江，减轻对萧绍平原的浸害；又在山阴、会稽、萧山三邑之水的总汇处三江口建闸，这才基本解决了水利问题。由此，可见延长陂湖使用期的重要性，这一课题目前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参考文献
[1]《旧唐书》卷一二三《第五琦传》。
[2]《新唐书》卷一六五《权德舆传》。
[3]《通典》卷二《食货志》。
[4]《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江南三·寿州》。
[5]《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八。
[6]《宋史》卷二四七《赵善俊传》。
[7]《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纪》，《元史》卷一00《兵志三》。
[8]《元史》卷一三二《昂吉儿传》。
[9]《后汉书》卷七六《王景传》李贤注。又《旧唐书》卷四0《地理志三》安丰县下有“县界有芍陂，灌田万顷，号安丰塘”。灌溉面积也为万顷。
[10]光绪《寿州志-水利》引《元和郡县志》。现《元和郡县志》佚淮南道。
[11]《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
[12]宋·宋祁：《景文集》卷四六《寿州风俗记》。
[13]《宋史》卷二九一《李若谷传》。
[14}《宋史》卷5-0一《张旨传》。
[15]《宋史》卷三五五《杨汲传》。
[16]《宋史》卷二四七《赵善俊传》。
[17]《资治通鉴》卷七四胡注引《华夷对境图》。
[18]《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又《新唐书》卷九一本传及卷四一《地理志五》均有记载。
[19]《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20]《全唐文》卷五一九。
[21]《新唐书》卷一七二《杜亚传》。
[22]《新唐书》卷一六六《杜佑传》。
[23]隆庆《仪真县志》卷七《水利考》。
[24]《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三。又南宋司徒尤埔申略中说：“白水塘周围120里。当不包括破釜塘。”
[25]《元史》卷一六九《谢仲温列传》。
[26]《元史》卷一00《兵志三》。
[27]《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高邮县下载：“有堤塘，溉田数千顷，元和中，节度使李吉甫筑。”溉田数和《李吉甫传》不同。
[28]隆庆《高邮州志》卷二《山川》。
[29]康熙《扬州府志》卷九《水利》。
[30]唐·刘晏：《奏禁隔断练湖状》，《全唐文》卷5-qz0。
[31]唐·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湖颂》，《全唐文》卷三一四。
[32]《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
[33]南唐·吕延桢：《复练湖奏状》，《全唐文》卷八七一。
[34]《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练湖》。
[35]详见张芳：《丹阳练湖》，《水利史志专刊》1993年第4期。
[36]《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
[37]《全唐文》卷四四五。
[38]《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一《赤山湖》。
[39]《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
[40]《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
[41]《东坡全集》卷五七《奏议》“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四库全书本。
[42]宋·曾巩：《元丰类稿》卷一九《广德湖记》。
[43]《农政全书》卷一六王廷秀：《水利记》。
[44]以上见宝庆《四明志》卷一二《魏王状奏》。
[45]晋·陆云：《答车茂安书》称：鄮县“西有大湖，广纵千顷”，引水溉田，“水耕火种”。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一。三《全晋文》。又一说认为西湖指广德湖。
[46]清·李暾：《修东钱湖议》，载同治《鄞县志》卷七。灌溉面积文中称50余万顷，似不确。《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作50万亩。
[47]王瑞琛：《佟公坝灌区》，《安徽水利志通讯》1986年第2期。
[48]《全唐文》卷六九五。
[49]《全唐文》卷八。五。
[50]万历《袁州府志》卷四引《图经》。
[51]《永乐大典》卷二七五四引宋代佚志。
[52]《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六，八之一六。
[53]《宋史》卷四三二《洪兴祖传》。
[54]《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二三。
[55]《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二五。
[56]宝庆《四明志》卷一四奉化县。
[57]《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二六。
[58]《宋史》卷三七三《洪迈传》；光绪《金华县志》卷三《水利》。
[59]《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二五。
[60]唐·梁肃：《通爱敬陂水门记》，《全唐文》卷五一九。
[61]唐·李绅：《入扬州郭》诗序：“潮水旧通扬州郭内，大历以后，潮信不通。”载《全唐诗》卷四八二。
[62]隆庆《仪真县志》卷七。李孟传，志作李孟博，据《宋史》卷四○一《李孟传传》改。
[63]清·刘文琪：《扬州水道记》卷一引《张宁议》。
[64]明·王恕：《复修扬州境内水利奏略》称：“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陈公塘，俱系汉唐以来古迹，各有放水拦水闸座，年久坍塌，遗址见存。”载嘉靖《惟扬志》卷三二。句城塘大小见隆庆《仪真县志》卷七《水利考》。
[65]雍正《扬州府志》卷八《河渠》。
[66]雍正《扬州府志》卷八《河渠》。志中称小新塘在上雷塘东北，据志中《江都甘泉四境图》改为在上雷塘西南。
[67]褚义：《白水塘考证浅见》，《江苏水利史志资料选辑》1988年第十七期。
[68]报告栽宋代嘉定《山阳志》，但此志已佚，从《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三及《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七转引。
[69]《元和郡县志》卷二五《江南道一·润州丹阳县》。
[70]明·丁一道：《练湖议》，载民国《练湖志》卷六。
[71]明·张存：《重修练湖碑记》，光绪《丹阳县志》卷三二。
[72]清·林则徐：《筹办通漕要道疏》，民国《练湖志》卷三。
[73]光绪《丹阳县志》卷五赋役。
[74]《京口山水记》卷一四《丹阳诸水》。
[75]江苏水利厅：《太湖水利史稿》，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57页、60页。
[76]南唐·吕延桢：《复练湖奏状》，《全唐文》卷八七一。
[77]嘉定《镇江志》卷六陈伯广记。
[78]民国《练湖志》卷八《碑记》。
[79]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山川下》。
[80]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二七《江南运河一》。
[81]明·陈幼学：《南湖考》及图说。
[82]咸淳《临安志》卷三四《山川十三》。
[83]明·陈善：《南湖志考》卷一。
[84]乾隆《杭州府志》卷四二《余杭县水利》。
[85]嘉庆《余杭县志》卷一一《水利》。
[86]清·宋士吉：《增南湖五亩塍辅坝记》，乾隆《杭州府志》卷四二《余杭县水利》。嘉庆《余杭县志》卷一一称清代宋士吉筑辅坝年代为康熙十年。
[87]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二一六《杭州府一》载：“于（南）湖西北为石门函，以纳溪水，又于湖东南五亩塍立滚坝，其派别北出为黄母港，流十．-E，与苕溪会。于其会处，节以石埭曰西函。西函在县东十三里，后湮废。唐令归珧因旧重修，宋明以来胡继修筑十余次。”
[88]宋·成无玷：《南湖水利记》，成淳《临安志》卷三四《山川十三》。
[89]唐·白居易：《钱塘湖石记》，见《白氏长庆集》卷五九。
[90]唐·白居易：《西湖留别》、《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全唐诗》卷四四六、四四三。
[91]《白氏长庆集》卷五九，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此记。
[92]淳祐《临安志》卷一。称：下湖“在钱塘门外，其源出于上湖，即西湖”。白公堤今已不存在了，并不是现在西湖内的白堤。白堤修筑年代比白公堤更早，白居易诗中所称的白沙堤即白堤。
[93]宋·苏轼：《钱塘六井记》（载《东坡全集》卷三五）称：李泌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少西而北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为方井，为白龟池，又北而东至钱塘县治之南为小方井”。
[94]《东坡奏议集》卷八《乞子珪师号状》。
[95]《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一之一。
[96]《丁丙年谱》，载民国《杭州府志》卷五三水利一。
[97]宝庆《四明志》卷一二《魏王状奏》。
[98]参见《鄞县水利志》，河海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0—241页。下文多参见该书。
[99]同治《鄞县志》卷七载清代李暾： 《修东钱湖议》。而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六引《水利图说》称四碶闸为钱堰碶、平水堰碳、高湫堰碶和梅湖堰碶，代表早期情况，与后代不同。
[100]明·陈文：《南坝闸记》，载民国《续修昆明县志》卷二。
[101]民国《续修昆明县志》卷二《水利》。
[102]清·刘发祥校：《咸阳王抚滇功绩》。
[103]福建省水利史志办《莆田太平陂》，载《福建水利史志资料》1985年第4期。
[104]宝庆《四明志》卷一二《魏王状奏》。四碶闸名参见小注[116]。魏王状奏中说嘉
祐时为“始建”，此大概指砌石闸门，木闸应在唐代已建。
[105]宋·李孟博：《钱判官冲之修陈公塘记》，隆庆《仪真县志》卷七《水利考》。“石哒”一词流行于宋代，应在宋代时建成。
[106]宋·成无玷：《南湖水利记》，咸淳《临安志》卷三四。
[107]福建省79-ffq史志办：《福清天宝陂》，载《福建水利史志资料》1986年第4期。
[108]唐·刘晏：《奏禁隔断练湖状》，《全唐文》卷三七○。
[109]《明史》卷八六《河渠志四》。
[110]嘉庆《杜白二湖全书》。
[111]乾隆《杭州府志》卷四○《西湖水利》。
[112]《农政全书》卷一六《水利》。
[113]淳秸《临安志》卷一○《山川》。
[114]宝庆《四明志》卷一二《鄞县志·水》。
[115]宋·曾巩：《序越州鉴湖图》，载《元丰类稿》卷一三。
[116]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载《地理学报》196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