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导论
第一节 本书选题、意义和方法
本书所指的新经济史革命包括两个阶段：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计量学派诞生，为第一阶段，代表学者为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从70年代开始，新制度学派诞生，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代表学者为道格拉斯·诺思。计量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之所以都被归为新经济史研究范畴，在于二者有大体相近的方法论特征[1]。本书旨在研究新经济史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以及代表学者的代表著作，从而剖析这场革命所带来的一些研究方法上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经济史学史的历史长河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这些变化在方法论上有哪些共同特征；如何看待这种方法论上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简要探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本书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个问题，新经济史革命的“新”到底与传统经济史研究有何关联？是凭空出世，还是早有源头？新经济史革命在经济史学史上最具有创新面目。为了表达创新的程度，新经济史学家用了“革命”一词[2]。的确，新经济史革命为经济史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方法论。瑞典皇家科学院于1993年10月为福格尔和诺思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也指出：“为了解释经济和制度变化，他们应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更新了经济史研究。”[3]然而，学术研究的历史是不是也存在连续性呢？换句话说，新经济史革命虽然从方法论上看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不是也植根于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呢？这是本书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新经济史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其发展过程是怎样的？两个学派的代表学者和代表著作是什么？这些著作的内容是怎样的？结论和方法有什么新颖之处？新经济史革命在经济史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学者参与其中。因为其方法新颖的缘故，福格尔和诺思也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著作在学术界不断带来轰动。在著作中，他们展示了一种研究经济史的新方法。有很多人热捧这种新方法，认为这个新方法为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新经济史使得经济史研究变得“科学化”。科学方法对经济史研究的进步来说是必要的，也是令人兴奋的。也有很多人对这种方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该方法不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因为该方法隐含着某种前提假设。比如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认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历史进步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所包含的前提假设下，历史不能被很好地解释[4]。既然新经济史革命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相连，对新经济史研究方法也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那么就有必要对新经济史革命以及其所带来的研究方法变化进行很好地梳理。第二个问题是本书的核心问题。
第三个问题，新经济史革命出现以来，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包括中国。那么，新经济史革命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程度如何呢？它被中国的经济史学者认可吗？中国的经济史学者如何看待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呢？新经济史革命对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三个问题的目的在于把新经济史革命所带来的方法变化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
本书的核心线索是方法，即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如何产生，其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对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有什么影响。因此，本书属于经济史方法论研究范畴。同时，本书也属于经济史学史研究范畴，因为，方法论的讨论是深嵌在新经济史革命的历史进程之中的。
本书的研究意义包括两方面：第一，理论意义。目前，国内经济史方法论和经济史学史方面的著作不多。笔者所见到的专论经济史学史的著作有陈振汉的《步履集》，其中的经济史学概论讲稿是陈振汉对经济史学史的描述。吴承明对经济史研究方法论有着很深刻的看法，并有专著《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在论述经济史作为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过程中，吴承明对经济史学史也做出了概括。同时，还专门著文对经济史研究方法论和经济史学史等方面的问题做了有益的讨论，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除此之外，涉及到经济史研究方法论和经济史学史等方面内容的文章和著作就鲜见了。对于新经济史革命以及代表学者福格尔和诺思，国内学者有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或者讨论新经济史革命本身的发展历程，或者总结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或者讨论福格尔和诺思的研究思想、方法和代表著作，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对新经济史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描述得还不够详实，对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讨论得还不够细致，也没有仔细解读福格尔和诺思的著作内容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因此，本书打算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研究福格尔和诺思本人的代表性著作，对新经济史革命的发展历程以及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特征作一回顾和说明。这将增进人们对经济史方法论和经济史学史的了解，尤其是对新经济史革命的了解。这也必将丰富经济史方法论和经济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二，实践意义。首先，通过理解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可以有助于经济史研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论就是“器”。新经济史革命给经济史研究带来了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与以往的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历史方法有很大不同，其方法论上的特征是什么，本书将对此加以尝试性解释。当然，这种尝试性还仅仅是初步的，难以尽善尽美，并且代表了笔者的“偏见”。尽管如此，尝试性解释还是有必要的。通过对方法论的研究和理解，可以增加研究方法论的兴趣，可以增加研究者对方法论的自觉关注，并且将之应用于实践。笔者认为，无论是否认可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它作为一面镜子或者一种工具，都对经济史研究有帮助。其次，通过理解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历史学、经济学和经济史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丰富对经济史的认识。这对于经济史的研究实践也是有好处的。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人们对它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人把它看成是历史学中的一种，有人把它看成是经济学中的一部分。这种看法合适与否，通过研究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认识。这种新的认识，笔者认为，有助于正确定位经济史学科。比如，经济史不是经济学的流，而是经济学的源[5]。
本书主要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收集新经济史革命及其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影响的有关史料后，研读并得出史识，然后根据自己的行文思路，将各种史料加以编排和整合，从而形成本书。毋庸讳言，笔者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所理解的美国新经济史革命进行解释的。解释是研究的一种方法。每一个人在研究时，实际上都是一种解释。曾经拥有的各种知识形成研究者的“前见”， 借助于这个有色眼镜，去获得更加丰富的史料来印证或者修正自己的“前见”，从而形成新的理解。这是一个周而复始、循环递进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认识不断加深，解释也更加深刻。本书希图通过自己的语言把笔者的这种解释呈现出来，以供学界讨论指教[6]。分析新经济史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时，所用方法也是如此。
在行文过程中，笔者还注重使用比较方法。百多年来的经济史学发展，形成了众多的流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新经济史是其中之一，它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方法，这些新观点和新方法在历史长河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与其他学派或者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有什么不同。这些都需要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解读，比较方法是一个具有神力的魔杖[7]，通过比较方法，可以对新经济史革命及其所带来的方法变化有一个全景式的认识。
第二节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分为三方面：一、对新经济史革命进程、意义以及所带来的研究方法的变化的总体论述；二、对福格尔及其所代表的计量学派进行描述和分析；三、对诺思和其所创立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新制度学派进行描述和分析。现将有关研究文献分类综述如下：
一、新经济史革命
陈振汉是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史学者。他早年留学哈佛攻读经济史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在经济史学史领域有所建树[8]。他在《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所收录的相关论文中，阐述了对新经济史革命的看法。这些论文主要是《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西方经济史名著中译本序言二篇》等。借助于为《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写序，陈振汉表明了自己对新经济史研究方法（主要指计量学派）的总体态度。他说：“在史学观点和方法上，历史计量学派的主要特点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对不同社会历史上的经济成败及其缘由作数量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经济史研究不止是搜集、考订、分析史料和叙述史实，更重要的是要能解释史实，说明其中彼此的相互关系。” [9]
吴承明是目前仍活跃在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经济史研究大师。他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做过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助手，并获得过美国金钥匙奖。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担任过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10]。在其84岁时著述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他高屋建瓴地论述了经济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历史观方面，论述了中西经济史学史小史、中西历史观的发展以及理性主义的崛起与西方历史观的转变；在方法论方面，论述了历史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计量分析、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11]。吴承明认为，二次大战后西方的经济史学有三大学派：一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首的整体观史学；二是以福格尔为首的计量史学；三是以诺思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关于经济史研究方法，吴承明认为，无论是计量方法，还是制度学派的方法都是众多经济史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而已。在他看来，“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12]，经济史研究“只能以经过考证、你认为可信的史料为根据，其余一切理论、原则都应视为方法——思维方法或分析方法”[13].他说:“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14]。他还引述熊彼特的话——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来说明经济学不是教条，而仅仅是一种分析工具。吴承明还提出经济史研究不能只讲“纯经济的”现象，应该有整体视野，比如他认为经济史学家应有历史学修养，应能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诸方面，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变。“历史是复杂的、多元的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15]
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学者的研究。笔者所见的最早对美国新经济史革命进行阐述的文章是由罗志如和厉以宁完成的。他们于1982年发表了《西方的“经济史学革命”和新经济史学的产生》一文，收录于巫宝三、陈振汉等著的《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6]。该时福格尔和诺思还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对新经济史学产生的前提、新经济史学的特征以及新经济史学家和传统经济史学家之间的争论都做了详细的描述和讨论。邹薇、庄子银在1994年对新经济史学作了述评。主要阐述了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框架、新经济史学对西方兴起的重新阐释以及对经济史研究的几点启示[17]。厉以平对新经济史学的启示也有看法。他认为，新经济史的40年发展表明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同时经济史也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18]。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罗涛对美国新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美国新经济史学43年来（1957-2000年）有了很大发展。表现在研究题材、分析工具和福格尔与诺思的研究轨迹上。新经济史的未来是挑战和危机并存[19]。中南财经大学的赵凌云认为新经济史学派的诞生是一场革命，分为相互呼应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计量分析为基本内容，主要方法是“反事实度量法”和“间接计量法”；第二个阶段以制度分析为基本内容，主要方法是制度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产权理论；第三个阶段以历史生理学为基本内容，主要方法是经济发展的热动力学和生理学。三个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20世纪50年代，新经济史学家发起革命，直接原因是他们对当时美国经济史的研究状况不满以及对已有结论的怀疑。在他们看来，美国经济史研究存在下述问题：资料有限；定性分析为主；强调史料考证和罗列，与经济学理论脱节。因此，希望借助于经济学理论和可靠的统计资料改写美国经济史。诺思首先运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来研究美国经济增长，1961年出版《1790-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1964年，福格尔发表《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福格尔通过“反事实度量法”和“间接计量法”，得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结论，即铁路建设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在研究1600-1850年间美国航运业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时，诺思体察了制度的重要性。自此，制度分析进入了新经济史学家的视野。诺思与托马斯合作，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欧洲经济史进行了分析。1981年，诺思出版《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这是一部经济史论，总结了其研究经济史的分析框架。技术、制度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人本身同样引起了经济史学家的关注。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将人类生存状况演变史与社会经济史结合起来，将历史计量分析、制度分析与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等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20]。郑备军对新经济史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并且认为依据经济学理论，博采不同学派的学说观点与方法，运用数理工具及计算机技术研究经济史，乃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大方向[21]。同时他也分析了新经济史革命的历程。在他看来，三个阶段是：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兴起阶段，主要表现是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集中研究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发展阶段，研究领域从奴隶制、铁路、经济增长转移到制度变迁、人口史等问题上。80年代中期以来，新经济史研究范式走出美国，遍及世界。他还总结了新经济史在方法论上的革命性表现：其一，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相结合；其二，计量方法和经济史相结合[22]。郭艳茹、孙涛认为新经济史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计量经济史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两大内容。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中，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新领域。新经济史学引入中国后，引发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史学范式和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冲突。经济学家批评历史学家缺乏历史的洞察力，历史学家则批评经济学家偏离了历史事实。为了促进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应该放弃成见，加强交流[23]。也有论文主要着眼于计量学派和历史计量学的方法。比如，吕萍和孙涛等人的研究[24]。
二、福格尔及计量学派
陈振汉在《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对福格尔和计量学派的方法进行了评述。在该文中，陈振汉批判了计量学派创始人福格尔在1964年出版的《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中所采用的“反事实度量法”。他指出“反事实度量法”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的理论假设进行的逻辑推理，不是研究历史的方法。“福格尔正因为只是根据经济学理论而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来研究铁路问题，所以不但看不见铁路的社会文化作用，而且连铁路的经济影响也不能全面考虑”[25]。在他看来，以福格尔为代表的计量学派在60-70年代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史是失败的。1974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著了《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两位作者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和概念来分析和描述奴隶制经济，并且把当时种植园棉花生产的赢利完全归功于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归功于奴隶主和奴隶双方的优越的资本主义本质。在陈振汉看来，该书完全按照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把原始历史资料割裂开来加工处理之后再行利用，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是一部“完全脱离了原来社会历史面目的‘历史学’。” [26]
关于福格尔的“反事实度量法”，吴承明认为，经济史应该主要研究那些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实，若能够把认识不清楚的实践通过研究认识清楚，那就达到了经济史研究的目的。在历史研究中，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他说：“历史是要下功夫思考的，不能用t推论出来。”他认为，“统计分析很重要，计量学分析则有很大局限性。一个模型变量有限，许多事情只能假定不变，这不符合历史。”“历史现象，历史学家把它看成是因果关系，有时嫌简单化。计量史家把它看成是函数关系，那就太简单了。”[27]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否认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可用性。吴承明多次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不能定量的，也应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28]。他只不过提醒学界同仁：“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29]
还有其它一些研究福格尔及计量学派的文献。在1993年福格尔和诺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便有好几位学者对福格尔的贡献加以回顾性的描述[30]。这些文章内容大同小异，其中，刘宏谊回顾的经济史研究的历史较长一些，涉及到了新经济史之前的传统经济史研究。左建龙评述了福格尔和诺思的学术成就，目的是让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了解他们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观点[31]。荣朝和与柴为群分析并评论了福格尔关于铁路对于美国19世纪的经济增长并非绝对必要的理论，认为福格尔的主要贡献在于开创了计量历史学研究领域，在于为思考历史、评价社会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32]。陈郁为文赞赏了福格尔，认为其贡献在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33]。胡燕平从研究方法、历史中的平等主义、平等的形式、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平等化、政府的作用、转向精神平等和精神资源需求大众化等7 个方面评述了福格尔经济学的平等说[34]。卢周来也讨论了福格尔的平等说，并认为福格尔与“哈耶克们”观点并不一致[35]。福格尔曾经多次来到中国，每一次都引起关注。记者们也是如此，多次采访福格尔并著文发表[36]。总体说来，国内学者对福格尔的研究文献不是很多。
关于计量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还有两本著作值得一述。一是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罗德里克·弗拉德（Roderick Floud）的《计量史学方法导论》（王小宽翻译）[37]。这本书讨论了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介绍了一些基本统计和计量方法。该书初版于1973年，一问世就受到了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除此书外，他还著有《经济史论文集》、《1700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38]。弗拉德本人就是著名经济史学家之一，他曾先后在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讲授近代史和经济史。二是国内学者霍俊江写的《计量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该书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对计量史学的产生、发展、对象、方法论及发展趋势等作了系统的叙述和探索；下篇主要讨论可用于计量史学的一些技术手段。另外，魏峰对国外计量史学的发展进行了述评[39]。蔡苏龙讨论了计量史学的优点和局限性，并指出其可以提高中国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效率。当然，电脑在计量史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0]。赵淑梅认为计量史学方法有利于提高党史研究的精确性，有利于拓宽党史研究的视野。不过，从党史研究自身的特点和党史资料的局限来看，计量史学方法还不能成为党史研究的核心方法，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角度[41]。
三、诺思及新制度学派
陈振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序言中评述了新制度学派代表学者诺思的同名著作。他一方面肯定了诺思解释西方世界兴起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分析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特色。他认为，诺思和托马斯“他们只是就历史事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明显相互关系立论，而不是要探索历史发展动力或事物之间的前后因果决定性关系。”[42]吴承明在其著作和文章中也多处述及诺思和新制度学派。他说：“该派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个人、企业、国家都谋求收益最大化，而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交换关系。国家给个人、企业设定产权，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为此订立契约性的规则，即制度。经济史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制度的长期变迁。”[43]吴承明认为，诺思的理论对研究经济史很有帮助，“但在应用上不可胶柱。历史是复杂的、多元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44]
对诺思及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国内还有很多论著涉及。大致可分为三类：
其一，描述性和分析性的论著。对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观以及诺思的思想、观点，学者研究较多。诺思获奖之后，就有学者写了回顾性文章[45]。美国的华人经济史学家赵冈认为国内的经济史学者过于关注运用实证材料来处理和分析经济史，而忽略了新制度学派在经济史观方面的特色。因此，他考察了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观及其成败得失[46]。秦海阐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以及历史制度分析。在秦海看来，历史制度分析就是历史经济学，而历史经济学也就是历史计量学或者新数量经济史（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在笔者看来，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学是不同的）。历史经济学发展了三代：第一代的代表学者是库兹涅茨和格申克龙；第二代的代表学者是福格尔和诺思等人；第三代的代表学者是约翰·奈和阿夫纳·格雷夫[47]。陆军荣探讨了从新经济史到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过程中诺思的经济思想变迁，并认为该变迁有三个阶段：1970年之前是第一个阶段，诺思的主要工作是将计量方法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经济史分析；1970-1980年，将交易成本分析方法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中；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以后，抽象出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并且用经济史作为阐释变迁理论的素材。前两个阶段，诺思主要是一位经济史学家，后一个阶段，他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家[48]。张军从诺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入手，通过梳理诺思的理论发展进路，对诺思的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了客观介绍，并称其为一个“制度决定论”者，因为“他的经济增长模式完全排斥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这一点与奥尔森的看法不尽相同[49]。韦森则分析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特点并对诺思后期的理论转向，即从建构理性转向演化理性做了初步介绍[50]。易宪容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归结为一种合约理论，并对其特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51]。李正图构建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思维逻辑框架。认为，该框架是由理论假设、制度类型和变迁轨迹三个部分组成的关于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骨骼系统”，这一“骨骼系统”可以运用于人类社会所出现过的各种组织的变迁的研究[52]。杨光斌认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不仅用国家、产权和意识形态解释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很多不能解释的方面，还在思维方式上改变了人们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因果关系的看法，诺思的成就来自于方法论上对统一化社会科学的努力。但是，诺思基于“本土化”观察而产生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解释异域制度变迁时遇到困难，而且，即使在解释“本土化”制度变迁中，由于只侧重于连续性变迁方式而忽视了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关键时刻，理论的解释力也遇到挑战[53]。李建标、曹利群、卢周来、盖志毅等探讨了诺思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悖论[54]。刘和旺、颜鹏飞论述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变过程。他们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经历了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到“共享心智模型”的转变。90年代以来，诺思重点考察了认知、制度和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且逐渐提出较为完善的制度演化理论。这种深化和转变对制度变迁理论来说是一个较为可喜的进展[55]。关于学习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刘和旺还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细化。他详细论述了诺思为什么要引入学习，学习的本质是什么，学习和制度变迁有什么联系等问题[56]。除此之外，刘和旺还研究了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理论的最新进展[57]。关于国家理论，刘和旺也给予了关注。刘和旺和单颖认为，诺思国家理论的贡献并不在于以制度制约权力或宪政的强调上， 而在于他提出了衔接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经典问题——承诺问题， 并在经济学文献中将国家权力、可信承诺和经济绩效问题一起考察[58]。唐龙和黄新华学者对诺思的国家理论进行了述评[59]。陈文申、白翠红等对诺思的国家理论做了解析[60]。还有其它经济史研究者就诺思的经济史观、诺思的成就和困惑，新制度经济学、计量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之间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61]。
其二，比较性的论著。比较对象主要是诺思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比如，胡建渊认为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侧重于分析社会经济的根本制度，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更适合于分析具体的制度安排[62]。林岗、刘元春、张宇比较了诺思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解释，发现二者有诸多不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来自于生产力的变化。而生产力的变化又由两个因素决定：人类社会积累起来的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存量；现存的社会制度为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存量在实践中应用所提供的空间。诺思不同于马克思，他是制度变迁动力的多元论者，而且强调人口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动力[63]。方竹兰思考了马克思和诺思在分析方法上的互补性，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本质分析、系统分析、趋势分析、宏观分析，而诺思的分析方法是对马克思的补充，诺思的分析方法是特殊性分析、非正式制度分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关系分析[64]。只有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制度分析方法。另有学者比较了诺思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认为二人处于不同的时代，因而建构的国家理论有很大不同，然而也有一些共性[65]。还有学者比较了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诺思，即比较旧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贾根良从新制度学派和旧制度学派的比较入手，比较了凡勃伦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他通过对凡勃伦的传统制度变迁理论和诺思90年代以来的制度演化理论的比较，证明了两者在分析框架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凡勃伦的传统制度变迁理论所包含的思想比诺思90年代以来的研究更具原创性[66]。徐阳比较了凡勃伦和诺思的制度经济思想[67]。林勇则比较了诺思和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以求借鉴[68]。
其三，应用性的论著。比如，林毅夫探讨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69]，并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中国农业的制度变化与经济绩效[70]。吴敬琏对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就其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意义作了分析[71]。王玉海探讨了诺思“ 适应性效率”概念的内涵及其启示，并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是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之间贯彻了适应性效率[72]。相反，田湘波、谭丰华却认为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缺失制度的适应性效率[73]。刘经华从“诺思悖论”入手解释清代盐业的官督商销制。他认为，“诺思悖论”对于解释中国传统盐务管理体制何以长期陷入非效率的制度安排之下，提供了一种思路[74]。林勇论述了诺思模型和中国向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演进之间的关系[75]。张宇燕翻译了三篇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章：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引论、诺思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福格尔对诺思的学术成就进行客观评价。1995年华盛顿大学为庆祝诺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共有14人提交了论文。会后这些论文结集出版。这三篇文章选自其中[76]。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因为不具有代表性，在此不赘述[77]。
还有另外三位学者的论著值得一述：卢现祥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韩毅的《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和陈书静的《诺思经济哲学思想研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制度演化理论的视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于1996年首次出版，于2003年又进行了修订。它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转述和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著作。该书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假定、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制度的构成与起源、制度功能，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述。另外，还辟专节讨论了新经济史。卢现祥认为，新经济史的“新”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法论上的革命；第二，重新构造了经济学数据库，使人们对经济史的分析建立在科学可靠的数据基础上；第三，新经济史学家在更正和补充历史档案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对一些已被历史学家或经济史学家们“定性”的历史重大事件作了重新解释；第四，新经济史学家为研究经济史和制度变迁史提供了一般分析框架[78]。
在《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中，韩毅对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进行了研究和概括。他认为，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和发展的。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新制度经济史学和历史制度分析。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主要研究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考察的思路主要受经济学家科斯的影响：非市场制度主要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而存在的。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试图证实市场的广化和深化将伴随着经济增长。然而，由于构成其分析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不能对大量存在的非市场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新制度经济史学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为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同样，经济史也为制度研究提供了历史视角。故而，集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史学于一身的诺思能运用新的理论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进行新的分析。最终，构建了一个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学理论体系和分析范式。新制度经济史学虽然对经济史研究做出了创新，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即在既有的分析框架内不能解释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起源。为此，对制度的分析需要进一步深入。这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历史制度分析，其代表学者是格瑞夫（也译为格雷夫，Avner Greif）。历史制度分析在方法上的重要特征在于将博弈论理论和历史归纳法相结合。格雷夫运用此法对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进行了比较分析[79]。
《诺思经济哲学思想研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制度演化理论的视界》是博士论文成书。该书对诺思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哲学基础、制度变迁的机制以及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都做了描述和分析，并以演化经济学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工具，从历史演化的视角对诺思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新制度学派进行了比较和研究[80]。
第三节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有针对性的研究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乎传统经济史研究的；一类是关乎新经济史研究的。
在关乎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文献中，有些学者对传统经济史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发展情况以及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发展情况分别做了或详或略的描述。美国经济史学家格拉斯（N.S.B.Gras）在1920年2月的《经济学季刊》发表了《经济史学现状》一文[81]。该文曾于1919年12月29日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上宣读。它详细地阐述了经济史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早期发展。雷德里克（Fritz Redlich）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顾了德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82]。这篇文章描述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回顾了格奥尔格·冯·贝洛（Georg von Below）和殷那玛·斯特奈格（Inama-Sternegg）对德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作用，并且论述了德国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对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影响。该文不仅谈到罗雪尔（Roscher）、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克尼斯（Knies）等人，也涉及了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以及后来的桑巴特（Sombat）、韦伯（Max Weber）等学者。科尔（Arthur H. Cole）则撰写长文总结了美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83]。该文的写作时间是1968年，因此回顾的对象主要是美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他分四方面进行描述：美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早期的自由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史学科走上了初步秩序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1917-1940年间经济史学科进一步繁荣；支持经济史研究的各种组织的创立。在这篇文章中，科尔涉及到了美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第二代学者及第三代学者，包括查尔斯·F·邓巴（Charles Franklin Dunbar）、陶西格（F.W.Taussig）、盖伊（Edwin F.Gay）、厄什（Abbott P.Usher）、格拉斯（Norman S.B.Gras）、塞利格曼（Seligman）等。196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理查德·梯利（Richard Tilly）对德国经济史研究的特点做了考察[84]。他认为德国的经济史研究缺乏分析框架、研究的重点不是分析而是叙述和描写。他不赞成德国经济史的这种研究方法，认为“脱离经济学理论来研究经济史，正如脱离王子的身份来扮演哈姆雷特”[85]。理查德·梯利（Richard Tilly）和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欧洲70年代的经济史研究状态进行了总结和展望[86]。他们认为，总量分析应该让位于局部分析，数据也不应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唯一史料，政治、社会等因素对经济史研究来说同样是有意义的，工业革命以及前工业化的问题值得人们注意。这隐含着对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批评。他们还赞同比较研究方法，并认为区域之间的比较与国家的整体分析相比更加富有意义。人口统计学上的成果值得经济史学家注意，经济史学家应该利用统计学的结果和方法来研究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法国的经济史学家克鲁泽（Francois Crouzet）于1971年发表文章《现代欧洲的经济史学》总结了欧洲的经济史研究状况[87]。他回顾了经济史学科在英国、德国以及法国的兴起、发展，包括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和进步。这篇文章对法国的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进步给予了更多的笔墨。总体来说，克鲁泽认为，欧洲的传统经济史研究曾经呈现出非常繁荣的状态，而到70年代这种繁荣由于多种原因正在衰落。美国的经济史学家哈特维尔（R.M.Hartwell）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20世纪10-20年代之前的传统经济史研究特点[88]。在他看来，这一阶段的传统经济史研究有五个特点：第一、这一阶段的经济史研究与一20年代之后60-70年代之前的经济史研究不同，它们与经济学理论有密切关系。而之后的传统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像是历史学，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学理论也表现得越来越无知；第二、这一阶段的经济史学家不仅仅是学者，而且还对政治有着相当大的热情，并且在研究中也显示了分析和解决当前问题的才能；第三、这一阶段的经济史研究非常关注一个社会或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的演变。而之后的经济史研究更多地注重经济的短期发展和局部变化；第四、这一阶段的经济史研究注重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经济史学家认为将宗教、习俗、法律、政治和其他影响行为的因素纳入到经济分析中是十分必要的；第五、这一阶段的经济史研究非常强调比较方法，在研究中比较注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第六、这一阶段的经济史研究对产权等法律制度都给予相当程度的关注。
在关乎新经济史研究的文献中，一些学者对新经济史的发展历程本身以及相关成就做出了论述。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斯文森（Joseph A.Swanson）和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nmson）1971年发表文章《解释和问题：数量经济史简介》[89]。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指出数量经济史研究有一些领域目前还没有得到应用的重视。比如对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因此，他们认为：第一、新经济史学家应该给予1870-1930年间的美国经济史更多的关注；第二、应用经济学理论模型，新经济史学家可以更加规范地处理美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人口统计等问题；第三、如果对宏观经济系统感兴趣的新经济史学家在研究中更多地使用模拟方法，可以有效地重新书写美国经济史。虽然强调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在新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然而他们也指出不能随意运用经济学理论。他们认为，如果经济史学家被特殊的不适当的理论假设所束缚，那么作为“王子”的新经济史学家就会变成“青蛙”；如果经济史学家只依赖便于使用的工具，那么他们的解释能力就会消失。英国的经济史学家艾什沃斯（William Ashworth）在1982年发表文章《最新最真实的经济史》[90]。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英国的计量经济史研究需要大力发展，这样才能与美国的新经济史研究的发展相匹配。新经济史研究不应在英国的经济史研究舞台上仅仅扮演一个“灰姑娘”的角色。美国的新经济史学家、普度大学的教授伍德曼（Harold D.Woodman）曾经主编过《奴隶制和南部经济》（Slavery and the Southern Economy， New York， 1966）。在1972年，他从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入手，总结了美国新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和特点[91]。他认为，新经济史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运用计量方法。通过运用这种方法，经济史研究变得更加“科学”。这种“科学”的新经济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正如托马斯（Thomas）所言，借助于复杂的计量方法和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模型，新经济史对奴隶制的经济效率和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等问题给出了权威的解释。然而，他也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史学家都完全拥护这种计量方法。1977年，美国的新经济史学家恩格尔曼发表文章《美国经济史的近期发展》[92]。该文总结了美国新经济史发展的方法，并说明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美国的新经济史学家特明（Peter Temin）在1981年展望了20世纪80年代的新经济史研究的未来发展[93]。在这篇文章中，他回顾了新经济史学家的部分成就，并提出新经济史研究不应该仅仅关注奴隶制、铁路等问题，还应该着眼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从使用的经济学模型上看，新经济史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竞争模型的使用上，还应该考虑人的其他行为模式[94]。帕克（William Paker）虽然曾经指出，新经济史研究理应是对人类行为的理性假定的一个检验。但特明认为，人的行为模式有多种，既包括经济学家所认定的那种机械的理性行为模式，也包括传统的模仿的行为模式以及接受命令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理性行为仅仅是人们行动中的一种。因此，新经济史研究应该有所超越。他认为，新经济史研究正如凤凰涅磐一样，将在困难中重生并且日益强大。凯恩克劳斯（A.K.Cairncross）在1989年对经济史研究的过去做了总结，对未来的发展做了展望[95]。他认为，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实际上是很难分开的。经济学是研究现实的经济如何运行的，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经济如何运行的。如果不研究历史，那么实际上是很难了解现在的经济运行状况的，而且，如果一个人想知道未来的经济可能如何运行，那么回溯历史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经济史研究不能忽视理论的进展，但如果理论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则错误的是理论本身，而不是历史实际。经济史可以为理论创新提供平台，可以指出某些被现在的经济学理论所忽视的一些问题，从而为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经济史可以拓展经济学家的视野，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永恒的并且是唯一的资料库。凯恩克劳斯提醒新经济史学家：统计数据并不比其他任何信息更加可靠，它们常常是片段的和不完整的，常常是年代不同的、来源不一致的和经过篡改的。对于计量方法，他认为通过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增进人们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但是同时要注意到其局限性，因为毕竟只有有限的变量可以进入到模型分析中，而根据这些变量得出的解释可能忽略了制度、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凯恩克罗斯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有限度地使用计量方法和经济学理论模型。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凯恩克罗斯发现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理论忽视了三个重要的因素：技术、管理和政府。这一点不同于经济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更加具有现实性。因此，经济学理论应该向经济史学习。唯有如此，经济学理论才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经济史研究也会越来越有生机，它才会为理解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视域和所用理论上，二者又有所区别。福格尔的兴趣主要是量化技术（铁路）、制度（奴隶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而诺思更关注技术、制度是如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作用的。福格尔的理论工具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而诺思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般化，纳入组织、制度，进而构建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并用其解读历史。
[2] 道格拉斯•诺思在《美国经济评论》1963年3月号上撰文说，美国经济史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由新经济史学家发起的。
[3] 王宏昌、林少宫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78-200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9页。
[4] David S. Landes, “What Room for Accident in History: Explaining Big Changes by Small Event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7, No. 4 (Nov., 1994), pp. 637-656.
[5] 吴承明强调：“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参见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6] 如伽达默尔所言：“一切理解都是解释。而一切解释都是通过语言的媒介而进行的，这种语言媒介既要把对象表述出来，同时又是解释者自己的语言。”参见（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汉洪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页。
[7] 这是法国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的观点，他言称：“我已使用了一个有神力的魔杖，其名即比较方法”。因此，布洛赫也被人称之为比较史学家。参见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8] 其主要著作有：一、《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一辑《农业编》（陈振汉、熊正文、李谌、殷汉章四位先生整理编辑，198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陈振汉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清实录>的经济史料价值》，对这部卷帙浩繁的清代史资料进行介绍和整体评价。二、《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1999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收录了陈振汉发表过的四十多篇文章，按照陈振汉自己的分法，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区位经济学、社会经济制度和方针政策以及经济史和经济史学。三、《步履集》（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文集一部分内容是经济史学概论讲义初稿，另外的经济史学论文已在《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中收录。
[9]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3页。
[10] 其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年版）、《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与许涤新共同主编，三卷本，1985年、1990年、1993年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1996年版）、《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2001年版）、《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2006年版）等。其主要论文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等。
[11]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13]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14]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15]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巫宝三、陈振汉等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7] 邹薇、庄子银：《新经济史学述评》，《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3期。
[18] 厉以平：《新经济史学的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9] 罗涛：《美国新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经济学动态》，2000年第11期。
[20] 赵凌云：《“新经济史革命”的路径、内容与借鉴》，《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赵凌云：《探寻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新经济史革命”评析》，《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
[21] 郑备军：《新经济史学方法论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22] 郑备军：《论新经济史革命的启示》，《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3] 郭艳茹、孙涛：《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应该互相学习什么——论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与协调》，《学习月刊》，2008年第3期。
[24] 吕萍：《浅析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产生和特点》，《白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孙涛、张蕴萍：《历史计量学：经济史学研究的进展》，《文史哲》，2005年第5期；荣朝和、柴为群：《对福格尔关于铁路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评论》，《北方交通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25]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3页。
[26]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5页。
[27] 吴承明：《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8]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29]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30] 比如刘宏谊：《西方经济史学发展和美国新经济史学》，《世界经济文汇》，1994年第1期；陈招顺：《论证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和诺思》，《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31] 左建龙：《福格尔和诺思：学术探索及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4期。
[32] 荣朝和、柴为群：《对福格尔关于铁路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评论》，《北京交通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33] 陈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记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1期。
[34] 胡燕平：《精神资源的复苏：简论福格尔‘平等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9期。
[35] 卢周来：《谁的福格尔》，《中国经营报》，2008年4月14日。
[36] 刘丽娟：《经济增长的秘密——与诺贝尔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谈技术对经济的推动力和技术‘依附’》，《商务周刊》，2004年7月；皇甫京：《坚信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增长——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教授》，《西南金融》，2004年第9期。
[37] （英）罗德里克·弗拉德：《计量史学方法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8] 该书是由弗拉德和另外一个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麦克洛斯基共同完成。它代表了英国计量经济史的发展成就。威廉·埃沃斯（William Ashworth）为之写过一篇文章。参见William Ashworth, “The Newest and Truest Economic History?”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5, No.3 (Aug., 1982), pp.434-442.
[39] 魏峰：《国外计量史学述评》，《滨州师专学报》，1994 年第1期。
[40] 蔡苏龙：《史学研究的拓展:电脑运用与计量史学的发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41] 赵淑梅：《论计量史学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0期。
[42]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43] 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44]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5] 比如邓翔、胡国松：《制度•经济增长•新经济史：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学术观点述评》，《天府新论》，1994年第3期；王宙：《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的经济思想评述》，《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第5期。
[46] （美）赵冈：《制度学派的经济史观及其它》，《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
[47] 秦海：《制度的历史分析》，《比较》，第四辑（2002）；秦海：《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制度分析综合的理论尝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48] 陆军荣：《从新经济史到新制度经济学——诺思的经济思想变迁》，《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49] 张军：《道格拉斯·诺斯的经济增长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5期。
[50] 韦森：《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上）——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下）——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河北学刊》，2007年第2期；《评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51] 易宪容：《合约、制度与经济成长（上）──诺斯的合约理论述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合约、制度与经济成长（下）──诺斯的合约理论述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52] 李正图：《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思维逻辑框架》，《江淮论坛》，2007年第6期。
[53] 杨光斌：《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与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4] 卢周来：《也谈“诺思第二悖论”及其求解》，《经济经纬》，2004年第3期；李建标、曹利群：《“诺思第二悖论”及其破解——制度变迁中交易费用范式的反思》，《财经研究》，2003年第10期；盖志毅：《“ 诺思悖论”及其破解》，《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
[55] 刘和旺、冷鹏飞：《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变》，《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诺思的制度演化理论及其特点》，《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56] 刘和旺：《论学习与制度变迁》，《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57] 刘和旺：《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经济评论》，2006年第2期。
[58] 刘和旺：《可信承诺、政治制度与经济绩效：兼论诺思国家理论的新进展》，《经济评论》，2008年第3期；刘和旺、单颖：《可信承诺与国家理论：诺思国家理论的新进展》，《统计与决策》，2008年第20期。
[59] 唐龙：《道格拉斯·C·诺思的国家理论述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黄新华：《诺思的国家理论述评》，《理论学刊》，2001年第2期。
[60] 陈文申：《试论国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基本功能——“诺斯悖论”的理论逻辑解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白翠红：《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评析诺思的国家理论》，《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等。
[61] 傅兆军、史纪新：《经济体制必然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诺思的经济史观和制度变迁理论新解》，《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靳涛：《诺思的成就与困惑：新制度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的绩效与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5月；廖建林：《试论诺思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咸宁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董全瑞：《诺思国家理论述评》，《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王红曼：《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与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贵阳金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王雪琴：《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述评》，《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62] 胡建渊：《诺思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63] 林岗、刘元春、张宇：《诺思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同类研究还有张国栋：《马克思与诺思制度变迁动力思想的比较》，《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5年第4期。
[64] 方竹兰：《论诺思方法与马克思方法的互补性：思考中国转轨阶段的制度分析方法》，《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
[65] 刘军：《马克思和诺思国家起源理论的比较研究》，《学术探索》，2004年第2期；余惠芬、周莉：《马克思与诺思：两种国家理论的比较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
[66] 贾根良：《制度变迁理论：凡伯伦传统与诺思》，《经济学家》，1995年第5期。
[67] 徐阳：《对凡伯伦和诺思在制度经济思想上的比较研究》，《科教文汇》，2006年第10期。
[68] 林勇：《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刘易斯与诺思比较》，《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3期。
[69] Lin, Justin Yifu,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 Cato J. (spring, 1990), 中译本：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收录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第371-4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0]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1] 吴敬琏：《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对诺斯教授演讲的评论》，《改革》，1995年第3期。该文还收录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2] 王玉海：《诺斯“ 适应性效率”概念的内涵及其启示》，《东方论坛》，2005年第1期。
[73] 田湘波、谭丰华：《论转型时期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制度适应性效率的缺失》，《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期；《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制度适应性效率现状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3期。
[74] 刘经华：《从诺思悖论看清代官督商销制——兼议中国传统盐务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盐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75] 林勇：《诺思模型与我国向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76] 张宇燕译：《诺思教授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年第1期。
[77] 比如，赵英兰：《农业制度变迁与诺思界定产权的“国家悖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何立胜、杨志强：《政府行为外部性与“诺思悖论”的相关研究》，《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等。
[78]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
[79] 韩毅：《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评价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美）阿弗纳·格雷夫：《历史制度分析：从经济史视角研究制度问题的新进展》（韩毅 翻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5期。
[80] 陈书静：《诺斯经济哲学思想研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制度演化理论的视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81] N. S. B. Gras,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4, No. 2 (Feb., 1920), pp. 209-224.
[82] Fritz Redlic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German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8, No. 4 (Dec., 1958), pp. 516-530.
[83] Arthur H. Cole,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mative Years of a Disciplin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8, No. 4 (Dec., 1968), pp. 556-589.
[84] Richard Tilly, “Review: Soll und Haben: Recent German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9, No. 2 (Jun., 1969), pp. 298-319.
[85] Richard Tilly, “Review: Soll und Haben: Recent German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9, No. 2 (Jun., 1969), pp. 298-319.
[86] Richard Tilly; Charles Tilly, “Agenda for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1970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1, No. 1,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Mar., 1971), pp. 184-198.
[87] Francois Crouzet,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1, No. 1,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Mar., 1971), pp. 135-152.
[88] R. M. Hartwell, “Good Old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3, No. 1,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Mar., 1973), pp. 28-40.
[89] Joseph A. Swanson; Jeffrey G. Williamson, “Explanations and Issues: A Prospectus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1, No. 1,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Mar., 1971), pp. 43-57.
[90] William Ashworth”, the Newest and Truest Economic Histo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5, No. 3 (Aug., 1982), pp. 434-442.
[91] Harold D. Woodman, “Review: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n Americ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3, No. 2, Economics, Society, and History (autumn, 1972), pp. 323-350.
[92] Stanley L. Engerma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2, No. 1 (autumn, 1977), pp. 72-89.
[93] Peter Temin, “The Future of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2, No. 2, the New History: The 1980s and beyond (II) (autumn, 1981), pp. 179-197.
[94] 竞争模型主要是指理性人的预设，认为逐利的个人在一起就是竞争关系。这等同于认为新经济史研究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工具。
[95] A. K. Cairncross, “In Praise of Economic Histo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2, No. 2 (May, 1989), pp. 173-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