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第六章 农业渗透与半农半牧
三、半农半牧与生态文化类型
从世界范围看，纯粹的游牧民和游牧业很少，因牧民往往不能单依赖畜产品生活，所以，游牧民族往往采取半农半牧的方式以适应生存。这种方式历史悠久。在中东，以色列的祖先以撒就是一位农牧兼营的高手，他既打井经营畜牧业，又在农业上有百倍的收成，这是近4，000年前的事。[1]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比，蒙古族倒是一个长期坚持单纯游牧的民族，但在近代，在与世界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压力下，他们逐步改变生产方式。特别是农业生产方式。他们采用农业后一般不放弃原来的游牧，故形成了众多的半游牧半农业的生产形态。这些变化的背景极其复杂，因为其中包括着许许多多自然和社会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实在太多，以至很难一一做出分析和判断。在文化变迁的研究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往往很棘手，因为文化的影响是在一个宏观的条件下完成的，只有较为宏观的比较研究往往才可以看出一些眉目，而区域史过程往往不能揭示这一过程的基本轮廓。
值得庆幸的是，蒙古族是一个世界性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她分散在广大的欧亚大陆草原上。[2]从成吉思汗的时代起，迁出蒙古高原的蒙古族在一个非常大的生态地理的范围内生存。他们不但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了中亚和欧洲文化的影响，这便为比较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在古代，蒙古人在中亚和现代的高加索地区建立了王朝，并与当地的不同种族融合。对于已经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蒙族，其游牧业发生改变时的状态难以考察，但16世纪以后那些仍在欧亚草原的西部蒙古族在近代的变化是可以考察的，特别是额鲁特蒙古各部和布里亚特蒙古，其生产方式受中亚和俄罗斯文化的影响特别大。他们在接受农业的同时，又不放弃游牧，便形成了一种半农半牧的形态。在蒙古高原，一些地区在古代存在着程度较高的农业，但到蒙古帝国时期，纯游牧形态占了绝对的优势，因为他们很容易从汉人那里得到。到近代，外蒙的部分地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存在着灌溉农业加游牧业的形态，而在内蒙古，由于可以在非灌溉条件下经营农业，半农半牧区的农业始终是粗放的“漫撒子”农业加蒙古游牧形态。
（一）中亚——新疆文化圈
中亚地区的游牧和农业环境是干旱和沙漠，内蒙的西部和新疆也与此相似。农业以绿洲灌溉农业为主，畜牧业是游牧业。在中亚地区，雨量在200～250毫米可以支持一般的农业，l00毫米以下的地区要有灌溉作支持。[3]与一望无际的草原地带相比，这里的游牧路径往往要穿过沙漠地区，故其游牧营盘相对固定。由于环境的压力，长期盛行半农半牧。中亚地区历史上充满了游牧民的斗争。蒙古族在13～14世纪进入中亚以后，建立了统治王朝，但后期逐步被当地文化同化。由于定居民经常被游牧民族所侵占，统治者的出身也经常变化。在内蒙古，农区和游牧区是泾渭分明的，蒙古族基本上不接触农民。但在中亚地区，农业和游牧的环境是不断交替出现的，因绿洲、草原和河流是断续出现的。游牧民和农民不可避免地相互接触。在不断地接触过程中，许多人会根据条件转化角色。不但中亚如此，内蒙西部、新疆和戈壁沙漠地带也是如此。在这些地区，纯游牧几乎难以持续，蒙古族不得不接受农业。喀萨克（Kazakhs）[4]蒙古在中亚活动，尚未被完全被同化，近代喀萨克大约有400万左右。他们分布在干旱和沙漠地区，许多地区雨量不能支持农业，只能支持游牧业。但在条件较好的地区，特别是在北部，在近代化和定居的压力下，开始接受农业。[5]中亚和新疆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但生态条件基本相同，农业基本上是灌溉农业，游牧路径是绿洲—沙漠。
阿富汗山区有一个混种的蒙古部族。他们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分布在喀布尔以西，大约有100万人，当地人称他们为“哈之拉”（Hazara）。他们的语言是近于塔吉克语的一种波斯语，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蒙古语词汇，他们是突厥化的蒙古人。他们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保持了他们的种族特性。其居住的村庄有堡垒，是永久性居住的村庄，游牧类型是定居游牧。尽管近代有许多人住在城镇，但他们也生活在山地环境中，在定居游牧的基础上形成半农业半游牧的传统。其农业分两种，谷地灌溉农业和坡地旱地农业，都很精细。夏季以蒙古包形式外出放牧。在这一地区的西部，哈里路德河两岸，又有半游牧的察哈尔阿玛克（Chahar Aymaq）蒙古族。阿玛克（Aymaq）又称为爱玛克，是古代蒙古社会的一个单位。他们的人数大约在30～50万之间，分为4个部落。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半游牧的，加玛萨德（Jamshidi）部落有人脱离了游牧，从事旱地农业；福兹库赫（firuz-Kuhi）部落半农半游牧；泰玛尼（Taymanni）部落一部分人从事河谷灌溉农业，另一部分仍然以游牧为生；哈兹阿玛克（Hazara Aymaq）部落处于半农半游牧状态。阿玛克蒙古的游牧特点是夏季以游牧包形式游牧，冬季住在永久性村庄内，住房是圆顶房子。他们的畜群是绵羊、山羊和牛。他们与蒙古草原上的蒙古族一样，喜好喝茶。[6]
新疆有喀札克和许多清代西迁的蒙古族。直到民国时期，新疆大多数蒙古人不进行农业，固守单纯的游牧业。新疆有许多适合农业的地区，不但土壤肥沃，灌溉条件也好。所以，近代有许多蒙古族在湖泊和河流附近实行农业。额鲁特蒙古的一部——札哈沁旗，近代开始在那里实行半农半牧。这个旗的王公一般在阿尔泰山的南部居住，冬天在乌里雅苏河岸越冬。游牧民的移动也应是这样，这两处都有他们的农田。与札哈沁族相邻的是准噶尔旗下的札萨克三旗，他们有的在阿尔泰山的北侧的沙起达湖边耕种放牧，有的在苏哈河边耕种放牧。另外，塔尔巴哈台的蒙人也有少量的农业。1920年以后，在特克斯河流域的伊犁额鲁特蒙古开始经营农业，以后又有焉耆的土尔邑特蒙古也开始进行农业。与内蒙游牧民的雨水农业不同，新疆的灌溉农业收成很好，伊犁地方有20～30倍的收成，塔尔巴哈台有12～15倍的收成。在焉耆，土尔邑特蒙古的农业地在海东河流域，位于天山山脉的南面的河流平原，土尔邑特蒙古长期将此地作冬牧场。这里的农业技术受汉人影响。民国时期迪化、吐鲁番、玛纳斯、奇台和乌苏等地也都相继有农业的兴起。1925年，阿尔泰地区也开始有农业的扩展。继农业以后，他们也用灌溉方法种植牧草。这是农业所推动的畜牧业集约化经营。尽管如此，去新疆的蒙人在新疆的农业经营仍是很慢的，因其文化传统长期固守游牧。可以把他们的行为与清代同迁新疆的满族人进行对比。满族人有农业传统，很快适应了那里的条件，采取了近似汉人的农业技术，蒙古人却迟迟不采取农业。[7]青海地区的蒙古人一般也不经营农业，只以纯游牧为生，但在河流和湖泊周围，也有零星的农业存在。[8]
1949年以后，随着现代化和定居的推行，新疆蒙古族的半农半牧更加推广。天山附近有灌溉条件好的地区，许多蒙古族在这里进行半农半牧的生活。现在的新疆蒙古族自治州即巴特拉蒙古族自治州，位于天山山脉的北侧，蒙古民的游牧是分三季营地的季节游牧。日本研究人员1989～1991年在此地进行过游牧业调查。尽管这个州现在有汉、回、维吾尔和喀札克和蒙古等多种民族，其他少数民族倾向于定居，只有蒙古族仍倾向于游牧。无论是蒙族还是喀札克，都愿意固守着蒙古族传统的游牧习惯。牲畜主要是绵羊和山羊。由于特殊的山地条件，游牧类型与蒙古草原有所不同，蒙古高原多平地游牧，他们的游牧却像欧洲的山地游牧（Ttran- shumance）。[9]季节营地的海拔高度各有差异。夏营地在塞里木湖东北的大片草原地带，海拔2，000米；冬营地在山区，海拔1，300米；春秋营地在博罗塔拉湖，海拔700米。冬春移营距离为90公里，夏秋移营距离为30公里。一些营地有固定住处，但在夏季皆以蒙古包形式外出放牧。在小营盘镇，人口25，000人，农业地在小营盘镇附近。此镇不但有喀札克蒙古和一般蒙古人，还有新疆本地的维吾尔族和汉人，大多数村庄已经以农业为主，只有3个村庄以畜牧业为主。既使在这3个村庄内，也是半农半牧的。在所调查的几户半定居的蒙古人中，他们家庭中有人在镇周围种地，作物是向日葵和苜蓿草，另外一些人外出游牧。由于孩子在镇上上学，为了照顾家人，他们才作这样的安排。但他们的家不是固定在镇上，冬营地才是他们的长期住所。除冬营地外，牧人在春秋营地和夏营地都用蒙古包放牧。总之，他们的生活有固定、有流动，在镇周围有住所经营农业和教育孩子，在冬营地有住所饲养牲畜，在春夏营地有移动包放牧。这种半农半牧所适应的是一个更复杂的生态和文化空间。[10]
总之，中亚和新疆地区的半农半牧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灌溉的生态条件，二是汉文化和中亚民族文化的影响，三是保持着几个营盘的游牧。
（二）俄罗斯经济文化圈
西征蒙族曾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黄金王朝。伏尔加河流域和位于欧亚草原偏北地区的蒙古族17世纪以后逐步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发生于农业和畜牧业方面，还有工商业和文化方面。影响后的半农半牧形态也自有其特点。
1．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尔玛克蒙古
喀尔玛克（Kalmuk）是额鲁特（Oriat）蒙古的一支，他们在l7世纪初迁到俄国的伏尔加地区，尽管他们的游牧范围很大，但他们的轴心地区是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下游，当时约有5，000个帐篷。他们一开始与俄国人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派出一支军队帮助彼得大帝在欧洲进行战争。后期关系复杂，一部分人与中国和西藏发生联系，甚至回到中国，这些人大约占一半。出发时大约有16.9万人，经过沙漠和瘟疫，他们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到中国，只剩下一半。那些没有到中国的人留在原地，[11]全面接受俄罗斯的影响，商业和政治上都被俄罗斯控制。一些人与突厥语世界发生联系，还有一部分人在18世纪末迁到东欧，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但无论迁出或留在本地，他们都接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在伏尔加河下游，大部分地区是沙漠和盐碱地，游牧时不断地找水和打井，农业条件基本上不存在。早期他们根本不接受农业，既使有一些地区可以进行农业，他们也不会注意。1850年以后，他们与俄罗斯人混杂居住，并开始在合适的地区实行农耕。最初接受农业的只有1～2个省，其农业形态只是俄式农业的一个变种。俄式农业与中国农业不同，不但农牧并重，而且种植业中有牧草种植，土壤耕作时也比较注意深耕，用大犁耕种。蒙古人一开始从俄人、哥萨克或乌克兰人那里借大犁耕地。欧式大犁与汉式轻犁有明显的不同，俄式大犁需要3～6对牛才能牵引，而汉式轻犁只要有两头牲畜即可。耕作制度上与其他地区的蒙族农业一样，种植几年后休耕或抛荒。在采用农业的同时，游牧业中畜群结构发生改变。马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827年，马在畜群中占18％，1917年只有8％；牛的比重有所上升，从16％上升到28％；绵羊和山羊的比重略有下降，从66％下降到64％。由于纯游牧时代有较多的移动和战争，交通动力需求大，养马较多。半农半牧后定居程度加强，马的用途减少，牛的用处增大，才会出现上述的趋势。接受农业者不是那些下层贫牧，而是中等收人的富裕牧民，因这些人有充足的大牲畜满足俄式农业的条件，这一阶层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更够更快地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因他们与外界有不断接触的机会。下层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率先改革，而上层宁愿将土地租给俄国人，过一种像内蒙贵族那样的出租生活。[12]
2．布里亚特蒙古
布里亚特（Buryat）蒙古主要分布于俄国贝加尔湖和外贝加尔湖地区。蒙古帝国兴起以后，这一地区的蒙古人并未加入到帝国体系中去。到17世纪，这一地区的蒙古人逐步形成布里亚特蒙古的特点，在蒙古语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这个地区6～8世纪就有灌溉农业，沟渠、垅沟和犁沟在17世纪还可以从地表遗迹中看出，但农业传统随着民族的迁移消失了。17世纪以前，大多数以纯游牧为生，只在翁加河流域有少数布里亚特人种黍，也有少数的蒙古人利用以前的灌溉渠系进行农业，但技术很粗放。17世纪初，俄国人渗透到这一地区。最早经营农业的俄国人是一些哥萨克人，一开始只在城堡周围种植黄瓜、白菜、蒜和其他蔬菜。以后逐步有了俄国公务员和农民的耕地。随着俄国殖民化的进行，那些不愿在内地当农奴的人，摆脱了地主和政府的压迫，到这一地区通过农业垦殖过上了较好的生活。在和俄罗斯人交往中，布里亚特蒙古逐步掌握了欧式农业技术。[13]
安加拉河一带从事农业的蒙古人受到东正教的影响。他们住在教堂附近，加入基督教以后在其他俄国人的影响下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种植大麦和黍，他们几乎是最早进行俄式农业的人。到18世纪，随着俄国人迁入增多，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愈加严重，因为这一时期俄国人还带来了近代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为了与整个经济相适应，布里亚特人要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包括品种和技术。原有的游牧业也要更新，更多地采取俄式技术。1870年左右，布里亚特蒙人开始打草过冬。他们划分打草地，使用新的生产工具，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农业和打草不但使布里亚特人形成了一种新的农牧结合形态，生产劳动也更加集约化了。以前的游牧随意性大，除了冬营地有固定居所外，其他时间随处游牧。引入农业和打草后，游牧次数减少了，固定的季节循环游牧得到了加强，除了冬营地外，也有了固定的夏营地、秋营地和春季营地。冬营地里有木帐幕，这当然比蒙古包要好一些。富裕的农民甚至有了木房子和谷仓。农业扩展促进了定居，许多牧民采用了定居游牧方式，冬季在冬营地内固定居住，其他季节定期游牧。一部分人住在冬营地经营农业，家庭的另一部分人终年放牧。18世纪末，几乎所有的布里亚特人居住区都有农田分布。19世纪，进入内、外贝加尔湖地区的俄人更多。在伊尔库次克，1848年有10万俄罗斯男人从事农业，从事农业的布里亚特也有3．6万人。这时期的农业已不再实行简单的休耕和弃荒，而是有顺序的轮种。在种子和技术方面，俄罗斯人通过国营商店为布里亚特人提供种子，布里亚特人也从俄人那样学习技术。各处布里亚特蒙古人与俄人接触的程度不同，同化的程度也有差异。在奥卡河、奥谢河、伊达河、翁加河流域，布里亚特蒙古人与俄罗斯村庄交织在一起，民族杂居，农业改进较大，其他地区的农业程度差一些。一些布里亚特人的农业已经超过畜牧业占首位。早期的作物只是黑麦，以后增加了像马铃薯这样对农业技术要求非常高的作物。耙地、人工灌溉和草原改良在这期间也得到了加强，布里亚特人开始用水渠灌溉草场。19世纪的定居游牧进一步加强，农牧结合程度进一步发展，作物秸秆成为牲畜冬季的饲草，游牧的时间更加缩短。以1950年代阿拉尔斯克等地的游牧民为例。他们第一年的9月到第二年的4月住在冬营地的木房子里，5月到8月才到夏营地游牧，定居的时期长达8个月。[14]在游牧次数减少的同时，牲畜数量在上升，畜群结构也有所变动。与喀尔玛克蒙古有所不同，1829年绵羊和山羊的数量下降了，马和牛的数量在上升。欧式农业需要大牲畜，再加上交通的需要，马和牛的数量增多。实行农业以后，家族分裂增强，畜群也随之分裂，需要更多的大牲畜特别是马，故牛、马数量有所上升。布里亚特蒙人养马主要为了放牧，一个游牧群马的数量固定，游牧群的变小自然会引起对马需求增多。村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在纯游牧时代，基层单位是兀鲁思。每个兀鲁思由10～12个蒙古包组成，由同一个血缘家族构成，有共同的草场，各个家庭在夏营地相对分散，在冬营地相对聚集成为一个闭合的形态，呈圆形或椭圆形。实行农业以后，定居程度加强，也有外人的掺杂，故其形态发生变化，许多村庄沿交通路线的两侧呈线型分布。一些村庄形态没有变化，只是蒙古包变成了木房子。[15]20世纪初，一部分布里亚特蒙古从俄境来到呼伦贝尔草原，把定居游牧方式带到了呼盟。他们用钐刀和马拉打草机收割牧草，修建温暖的棚圈，选育优良牲畜品种。[16]这都是当地巴尔虎蒙古未曾尝试过的。
（三）外蒙经济圈
外蒙的文化背境与内蒙相似，但生态差异甚大。尽管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外蒙更受俄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在1912年以后基本上脱离中国后，就依赖俄国人。与内蒙的游牧业相比，外蒙的游牧业更纯粹地保持一年四季随处游牧的特色。在革命以后，外蒙的农牧业开始大规模地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在这个经济文化圈内，除了外蒙，还有许多与蒙族文化有关的民族。值得一提的是图瓦，受中国和俄国的双重影响，其农牧文化有一定的独特性。由于俄国专家温斯坦（Vainshtein）的研究，图瓦的农牧结合形态比任何其他蒙古族地区更清楚。
1．图瓦
现属俄国的图瓦在清代还是中国的疆域，与外蒙同属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图瓦位于唐努乌梁海地区，与俄国相邻。这个地区最早的一部分居民原属中原的拓拔族，12世纪时与蒙古族融合，并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以后继续混杂，从近代的情况分析，这个民族突厥的成分与各类蒙古族[17]的成分几乎一样多，尽管不能将这个民族纳入正统的蒙古族，但却是蒙古文化圈的一部分。与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一样，图瓦的早期文化因环境的多样性而有不同的生产类型。这里有草原、森林、苔原和山地，生态多样性强。古代的游牧方式主要是欧式的山地游牧方式，冬天山地，夏日山谷，以牛和马为多。在吉嘎斯时代，这里的马和牛很多，《唐书》中记载这里出产好马。因这里有苔藓，故蒙古帝国时期有驯鹿人。这里的农业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发达的山地灌溉系统。古代的民族已掌握了发达的游牧业和农业技术。匈奴时代有小米和骨制的锄，中古时期有铁农具和犁，蒙元帝国时期有中国军队和屯垦。但本地游牧民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农业，帝国时期商业发达，牧民用牲畜换粮食比较容易。蒙元以后，各种势力的割据，商业停滞，游牧民很难换到粮食。为了能够自给，他们才进行自耕并逐渐扩大农业。农业形态是汉文化影响下的农业。不管怎么说，l9世纪以前的农业很少。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汉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半农半牧才有了发展。[18]
20世纪初的图瓦农业主要发生在谷地。据爱蒙拉夫（Ermo- laev）记载，当时的农业已成为第二产业。与喀尔玛克蒙古相似，进行农业经营的那些人并不是贫户，而是一些较富裕的人。富有的人不但有地，而且具备耕作所需要的牲畜。当时的有地户占总户数的2／3左右。贫人不种地，因他们无耕地，只放牧。许多人认为农业是被动的，但温斯坦发现这里的游牧人采用农业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1916年，图瓦共有耕地12，000多晌，大部分位于库赫玛齐克（Khemchik）河及其支流的谷地地区，山坡地仍为放牧草场。大多数牧民以半农半牧的方式经营农业和游牧业。以赤都（Choodu）苏木为例，其居民的耕地和游牧地在乌拉苏泰（Ulyasutai）河谷低地和卡拉（Kara）诺尔一带，农牧兼营，耕地接近春营地或秋营地。大多数牧民的扎营点离耕地5公里以内，最远的达30～40公里。由于游牧民是移动的，这个距离也是变化的。牧民到农田进行农耕时，要骑马而去，将畜群留给妇女和孩子照看。一般牧民迁春营地时开始播种，夏秋营时开始收获。这中间的灌溉管理需要牧民从游牧点回到田间。一个男人在耕地里所消耗的时间一般有7～10天。牧民从冬营地迁春营地的时间在5月份，这期间要进行播种，尽管牧民可以骑马到田间耕作，如果田块离春营地较远，他们就住在田问，不回营地。游牧民迁到夏营地后，他们要经常回到田地进行灌溉工作，往往要往返几次。8月份左右，最初的寒冷到来时，游牧民赶着牛车和畜群离开夏营地，到耕地地点收割谷物并暂时住在那里，牲畜在农田四周放牧。住到初雪，才迁往冬营地。最多的播种作物是糜子和大麦。糜子种于河谷，大麦种于山坡。大麦的抗逆性强，能够抵御寒冷。一般的家庭往往既种糜子又种大麦，牧民可以到两种不同环境的地点进行劳动，同时方便游牧。19世纪末，一些地区受俄罗斯人的影响，开始种小麦。总之，图瓦的农业经营很集约，半农半牧显得费工费力。图瓦人不但要远距离耕种，还要修建和维持灌渠。改变水流、抵御洪水、清理渠道淤积等，都需要花费许多劳动。修渠时由苏木统一组织维修。一共有200多条灌渠，分属当地不同的苏木组织。在雨水较多的季节里，灌水2次即可，在天气干旱时节，灌溉次数往往多达6次。小米产量为每公顷25公斤，小麦的产量较高，达每公顷90～120公斤。这种农业的播种水平实际上是很零散的，与漫撒子差不多。图瓦的灌溉农业与阿尔泰山地区和外蒙古的一些灌渠农业有相似的地方，尽管用了一些俄国的生产工具，但渠道经营几乎都是中国式的，这与中国军队早期的屯垦不无关系。[19]
像其他蒙族一样，图瓦人耕作制度也是耕种后休耕弃荒，种2年后休耕，休耕时间往往长达5～6年。他们所用的犁不是中国内地的犁，也不是俄式的犁，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无壁犁，木制作。只在犁头上装一小块铁当犁铲，其功用主要是开沟播种。种地时先开沟，然后用木耙松土，再后才播种。收获后在田间直接修筑打谷场脱谷，并选种留种。这些技术带有明显的中国农业特点。游牧民将柳条、木桩和一些其他的干树枝将田地围起，用以保护农田。这种方法是欧式的，是从俄国人那里学到的。图瓦人打谷不用中国石磙。由于粮食多，不能带着走，他们将粮食贮于缸中，密封藏于隐秘的地下某处，藏粮点一般离田地不远。游牧时可以经常到此取粮，一次带走一点，可以一直保存到第二年春天。由于气候干燥，粮食不会受潮腐烂。[20]总之，因气候的原因图瓦要进行农业灌溉，在技术上有中国的传统，也吸收了俄国农业的一些特点，但又有其独特的特点，是一种较为精细的灌溉农业与游牧业的结合。
2．外蒙
外蒙农业更具备汉农业的特点。从清代到民国时期，这一带的主要农业者一直都是汉人。蒙古人半农半牧，农业形态基本上都是从汉人那里学来的，但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技术上，与汉人相比都相差甚远。汉人在外蒙的农业开发有悠久的历史，古代的灌渠遗迹一直到近代仍保存着。清雍正二年穆克登上奏：“鄂尔昆一带，尚有昔人耕种处，及故渠灌田踪迹，图拉等处现有大麦、小麦，非不可垦之地。”[21]草原区河流附近的古代灌溉遗址在图瓦和中亚地区都保存了很长时间，从事农业的民族却很难确定。草原地区农业不固定，这不但是因为生态条件脆弱，河流也经常变化，丰水或枯水都可能影响农业。此外，从事农业的各种少数民族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因而飘忽不定。蒙古帝国成立后，蒙古的游牧文化成为主体，他们不愿意经营农业，他们可以通过政治或商业得到汉人的粮食，使草原上的农业便很快成为遗迹。清代的汉人农业区多在科布多一带，汉人是熟练的农耕者，必然影响到当地蒙古人。蒙古独立后，农业区主要分布于色楞格河河谷地带、鄂尔浑河下流和整个哈拉河一带，农田多位于森林草原地带，从事农业的仍以汉人为主。蒙古人的半农半牧也在森林草原地带，而其他地区因气候干旱农业难行，仍以游牧为生。从事农业的有杜尔伯特、布里亚特和其他一些西部蒙古部族，[22]最会经营农业的是杜尔伯特蒙古。在唐努鄂拉山一带的游牧民中有1／4的蒙人兼营农业。蒙人的农田往往与汉人的农田相邻，汉人因固定耕作，农田成片，蒙古人边游牧边耕作，随机而行，故其农田较为分散和零星。他们春天播种后外出游牧，秋天回到农田收获，不除草，中间也有几次回到自己的农田进行灌溉。收获的时间在9月中旬。收获后，脱谷的方法很特别，用马和骆驼蹄踩脱谷。工具和其他技术基本上与当地的汉人一样。杜尔伯特蒙古族可以自己制造犁和镰刀，因他们有自己的打铁作坊。其他蒙古族只依赖汉人提供。耕作制，几乎所有的蒙古人都行休耕制，杜尔伯特蒙古耕作3年后即弃耕，弃耕休闲的时间达4～5年。[23]
1921年革命以后，游牧民的农业成份开始加大。虽然同时加入了俄人和布里亚特人的农业内容，但主体技术仍是汉人农业技术。以雅尔喀傲鲁堡为例。1929年俄人和布里亚特人开始引进欧式农业技术，但基本的农业程序仍是中国式的。春小麦的土壤耕作仍是汉式的耕、耙、耢，收割后用连枷——这种典型的中国农具——打谷。革命政府强调发展农业，但农业不但受到生态条件的限制，游牧业本身对农业的限制也很大。在科布多管区的多鲁高乌多，革命后的政府准备推广农业，但蒙古人到处游牧，分散移动，很难集中修渠。另外，当时的农业既不施肥也不轮作，地力全靠自然恢复。耕作2～3年，弃荒4～5年，土地利用分散，灌溉系统的效率很低。如果土地连作，就需要施肥和采取其他更集约的农业技术，这又会排斥游牧业。由于人的劳动投入量有限，农业投入的增加必然影响游牧业。在科布多的农业区，游牧业已经逐步变成副业。灌水时每个家庭至少派1人到田间灌水，由于当地的气候干旱，灌水次数甚至达到8次之多。在农业推广的同时，游牧业变为副业，游牧民开始打草，并从苏联购人刈草机，游牧业随农业的集约化而集约化。[24]
（四）比较
与外蒙不同，内蒙农业可以脱离灌溉而存在，较高的降雨量使内蒙存在着雨水农业。尽管内蒙的半农半牧完全是在汉人农业的影响下形成的，但蒙民的农业却很被动。在农业入侵、牧地被占的环境下，他们才被迫实行农业以维持生存。在这以前，他们很方便地从汉人那里得到粮食供应，基本上不行农业。除了交通外，他们宁愿雇佣汉人进行农业生产以获得粮食，也不行农业。但由于近代农业区扩展速度很快，许多蒙人半游牧半农业的时间很短。但半游牧半农业的形态是存在的，且有许多蒙族的半游牧半农业现在仍然存在。蒙族的半牧半农主要存在于东部和中部，西部的阿拉善地区基本上没有蒙族农业存在。如上所述，东蒙的农业开始得很早，清初在喀喇沁一带就存在着许多半农半牧的蒙人。到康熙年间，蒙民仍然农牧兼营，农业粗放落后。随着汉移民的进入和汉人程度的加强，他们也不得不放弃游牧生活，成为像汉人一样的精耕细作者。到近代，喀喇沁一带的蒙人已经完全精耕细作了，当地的蒙人与汉人一起成为扩展精耕细作的力量之一。在东蒙中北部的札鲁特旗，尽管有农业内侵，半农半牧的蒙古人的定居村庄也已经形成，但游牧业仍占很大比重。农业形态基本上是汉农业的形态，只是不除草、不施肥，耕作粗放而已，其他技术程序基本上与汉农业并无二致。南部大多数蒙古村庄在快速农耕化的压力下，牧场被侵占，很快成为农主牧副的村庄。村庄的农田也逐步像一般的开放地带的汉人村庄差不多，四周尽是农田。但蒙古人仍划出部分牧地禁耕。札赍特旗的牧地开放时，尽管原放牧者不习耕作，但可以雇佣外地人，故蒙人迅速占地，将村边四周开垦，但仍保留了公共牧地，公共牧地禁耕。在茂力图屯，村庄北侧保留了丘陵地作牧地，此处放牛，禁耕作。约鲁河边的地也是放牛之地，但这块河边地是土壤不适合农耕的荒地。[25]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朗布窝堡，屯周围的一些质量差的草场禁耕，划作牧场。但多数的牲畜仍到离屯较远的新开河对岸放牧，那里的放牧地被划作公共牧地。[26]既使如此，时间也不会长久，因随着人口的增加，剩下的牧地也逐步被占，成为完全精耕细作的农庄，和内地的乡村差不多。那些没有被占垦的地区，只要牧地充足，蒙人既使半农半牧，也是漫撒子。
中蒙的蒙古人在牧地减少的压力下农牧兼营，其农业水平因同化程度而有不同。同化程度浅的蒙民偏北，那里的蒙古只种一些糜子和荞麦，其农田在牧地中显得较为零碎。[27]在镶白旗，19世纪末就有蒙古人在汉人的影响下接受农业，形成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28]到近代，这些地区仍然是固定包和移动包并存，有的定居有的放牧。由于长期不习农业，许多人更愿意将土地租给汉人。接受农业的牧民是下层贫牧，他们在缺少牲畜和牧地的条件下必须接受农业。另外，旱灾也会使牧民为了自给而被迫接受农业。由于农耕的扩展，放牧地逐渐狭窄，蒙人不得不定牧，在各自的牧场上经营，并实施如建畜舍、打草等较为集约化的畜牧业方式。最后，如果牧地进一步减少，蒙民不得不经营农业。在察哈尔半农半牧区的南部，蒙人同化程度更深，他们不但像汉人那样从事农业，也像汉人那样经营畜牧业，甚至像汉人那样养猪。[29]1949年以后，牧区半牧区实行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半农半牧的形态又有所变化。在中部内蒙古地区，半农半牧区的范围由政府划定，牧场、农田各有界限。在呼伦贝尔草原地区，长期以来以游牧业为主。到1960年代，政府号召农牧结合。当时认为游牧业为农业提供肥料，农业为牧业提供秸秆和粮食，生态上可以相互补充。但这种生态理论根本没有社会基础，蒙人不愿意从事农业，于是政府只好从外地迁来一些汉人搞农业，试图以农促牧。但汉蒙并没有形成一体，蒙古游牧民是流动的，汉人是固定的，农牧无从结合。最后，汉人只能在城市附近种菜。[30]游牧业则相对集约化，在克什克腾旗的白单查干公社，公社时期的打草、建圈都已经普及，定居程度也得到了加强。生产中分工明显，有专门的牛倌和羊倌夏秋时节外出用蒙古包放牧，粮食也有专人种植，只是所种的粮食不多，多种紫花苜蓿，用以作饲草，也种玉米当饲料，他们的粮食由上级部门供给。由于蒙古人以肉、奶为食，倒是常将每月20多斤的粮食定额送给别人。[31]这些半农半牧区的农业仍是粗放的。阿鲁科尔沁旗几个典型村的调查表明，他们的农业比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进步。他们重视牧业，粮食种植反倒不如饲料种植。道德苏木的阿拉善嘎查位于沙丘中。1984年左右，仍以牧业为主，农业只种植一点糜子、谷子和高梁，广种薄收，技术粗放。他们利用水肥条件好的耕地种饲料，因他们对饲料的重视甚于粮食。[32]在科尔沁右翼后旗的科尔沁沙地，蒙民牧主农副，农业程度稍高，他们不再进行游牧，实行定居放牧，每家种地8～10亩，只是农业技术与汉人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当地的汉人起垅种玉米，因起垅耕作可以保护土壤。蒙古人实行无垅耕作，种地于沙坨子上，作物是糜子和大瓜等，不施肥，只是简单地锄一下地。这种传统的“漫撒子”方式使土壤进一步沙化，土壤的沙化又进一步破坏草原，导致游牧业也萎缩，游牧业萎缩迫使他们进一步开荒，形成恶性循环。草场和土地承包给个人后，现代的半农半牧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他们往往有多个定居点，多处牧场，有农业，也有牧业。草场上有定居点，苏木点上也有定居点，农田多在苏木定居点附近。[33]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内蒙蒙人或走汉化农业的路子或完全排斥农业，这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有点不同。就汉文化、俄罗斯文化和中亚文化而言，17世纪世界各地蒙古族对三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汉文化重农轻牧；俄罗斯文化农牧并重，近代化程度高；中亚文化固守游牧业传统，但有发达的灌溉农业。蒙古族基本上以游牧为生，虽在汉文化的圈子内，但他们并没有学会汉农业，只要生态条件许可，他们仍是游牧者，或是游牧＋粗放农业者。在近代的移民浪潮下，大部分蒙人无法游牧而完全接受汉农业。在半农半牧区，他们选择的生产方式是“‘漫撒子’农业＋游牧业”，并没有选择精耕细作＋游牧业。但在中亚和俄国的文化圈中，蒙古族都接受了当地农业传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除了生态条件外，关键在于这三种文化对牧业的态度不同，使蒙古族对这三种文化的有了不同的接受态度。汉文化要求精耕细作，主要精力都放在种植业上，不但要求定居，而且要求农者全力以赴，因而很难再进行一定规模的游牧业。这对于有游牧传统的蒙古族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俄式文化农牧并重，布里亚特蒙族在同化吸收俄人农牧业技术时，不但畜牧业技术也得到了提高，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他们的游牧传统。特别是俄式农业中的休耕和种植牧草等制度，都很好地融入了蒙人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在喀尔玛克和图瓦人那里，俄国文化的影响使中层蒙人接受了农业。在内蒙，下层贫牧首先接受了农业。汉农业可以在一贫如洗的条件下完成，除了劳动力投入外，其他素质要求并不多。俄式农牧业就不同了，大规模的经营需要有一定的素质，社会上层往往腐化而不思进取，下层没有条件，只有中等阶层最具条件，于是他们最先引入了农牧结合。中亚文化保留了游牧业，但沙漠和绿洲的生态环境往往迫使游牧民必须接受灌溉农业作补充，“灌溉农业＋游牧业”的半农半牧形态几乎是必然的。蒙人接受这种文化一点也不难，游牧业是他们的老本行，而农业又为生活所必需。在外蒙，生态条件同样也决定了游牧民要进行农业就必须接受灌溉农业，同时，因他们较早地接受了俄国文化，促使他们进一步提高技术。内蒙中东部蒙族不灌溉就可以进行“漫撒子”式的农业，环境没有压力，因而把这种落后的农业保持了更长的时间。
注释：
[1]《圣经》，创世纪。
[2]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主要指内陆欧亚部分，大概东起中国的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垴河、伏尔加河流域。除中欧和东欧外，中国部分有东北三省、内蒙和新疆，北部有蒙古、俄国的西伯利亚部分，中亚部分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等地。
[3]Emanuel Marx, The Ecology and Politics of Nomadic Pastoralists in the Middle East, In Wolfgang Weissleder （ed）,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Mouton Publishers,1978, pp.46～47.
[4]喀萨克蒙古是说突厥语系的游牧民，从里海到中国西部都有分布。
[5]Lawance Krader：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nuzds．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Mouton & Co，1963，178～179．
[6]Raphael Patai，The culture arezls of Middle East，In Wolfgang Weissleder ed．，The nomadic Alternative，Mouton Publishers，1978，P．34．
[7]ェス·ネダ—チン：《西部蒙古族及び满洲族》上卷，满铁经济调查会译，昭和十一年一月，第99、224～245页。
[8]ブルジェアリスキ—：《蒙古と青海》，下册，谷耕平、高桥胜之译，生活社版，昭和十五年一月，第188～189页。
[9]在现代的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牧人往往采取一种叫“transhumance”的生产方式，牧民随季节变化把牧畜在山地和平原之间迁移。牧人有固定的冬营地和夏营地，也有永久的居所，永久的居所附近有农业地。所以，这种生产形态也是一种半农半牧形态。
[10]Chosei Shichinohe, The Nomadism in China, Hokkaido University Press, Sap- poro,1994, pp.96～98, pp.161～168.
[11]Denis Sinor, Inner Asia; History – Civilization – Languages, Indiana University, Mouton & Co.,1969, p.210.
[12]Lawance Krader: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 – Turkic Pastoral Nomads,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Mouton & Co.,1963, pp.116～125.
[13]符·阿·库德里亚夫采夫等：《布里亚特蒙古史》，高文德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1978年，第48～57、114～120页。
[14]符·阿·库德里亚夫采夫等：《布里亚特蒙古史》，高文德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1978年，第57、122～228页。
[15]Lawance Krader：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Mouton & Co 1963，PP．70～85．
[16]宝敦古德·阿毕德：《布里亚特蒙古简史》，边长顺、徐占江译，呼伦贝尔盟历史研究会，1985年，第49页。
[17]属于正统的蒙古族的各部分有额鲁特、布里亚特、乌拉特、杜尔伯特、撒拉齐克、明古特和一般内地蒙古等。
[18]Sevyan Vainshtein, Nomads of South Siberia: 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pp.35～53,146～147.
[19]Sevyan Vainshtein, Nomads of South Siberia : 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pp.85～91, pp.146～158.
[20]Sevyan Vainshtein，Nonlads of South Siberia：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155～158．
[21]《蒙古游牧记》，卷七，土谢图汗部。
[22]穆尔扎也夫：《蒙古人民共和国》，杨郁华译，三联书店，1958年，第49、291页。
[23]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牲畜·农业》，昭和十三年一月，第204～209页。
[24]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牲畜·农业》，昭和十三年一月，第44、211～240页。
[25]“兴安局”：《兴安西省札赍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第47～49页和附图。
[26]“兴安局”：《科尔沁左翼中旗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第157页。
[27]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0页、
[28]桥口三郎：《チャハル厢白旗のャマタ部落》，载于蒙古善邻协会编：《内陆アジア》，第2辑，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九月，第189页。
[29]和加竹城、林田熏：《蒙疆の资源と经济》，富ム房，昭和十三年八月，第116页。
[30]David Sneath：Changing Inner Mongolia：Pastoral Mongolian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State，Oxford universily press，2000，PP 88～89．
[31]王建革：《牧区调查日记》，2002年9月18日。被采访人：金梅，赤峰市档案馆工作人员。
[32]阿鲁科尔沁旗农牧业区划季员会办公室：《阿鲁科尔沁旗综合农业区划典型调查报告》，1986年12月，第71页。
[33]王建革：《牧区调查日记》，2002年9月17日。被采访人：陈才，哲盟档案馆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