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全国商贸网络形成

二、全国商路网形成

（一）河流水系网络

　　运河把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串联起来，又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水系并联相结，又通过流入运河的富春江，中经陆路与闽江水系联结；长江通过湘江、赣江，中经陆路与西江水系、韩江水系相连；海河与滦河或经陆路，或经海路也可相通，成为重要的水运路线。除运河干流是水驿道之外，其他流入运河的江河亦可通航。

　　海河分布在直隶省内，下游经天津入海。其支流子牙河与永定河之间，有大小六十余条河流，分别汇于东西二淀，西淀亦称白洋淀。雍正三年经允祥奏请疏通治理。乾隆五年又进一步开通航道，形成以白洋淀为中心的海河水系。其中子牙河、清河、淀河舟楫相通。[1] “滏水发源河南彰德府之磁州，流入直属各州县，合诸水抵天津入海，凡广平、顺德、正定、河间诸郡之米盐刍豆，无不藉以转输。”[2]流经保定的淀河在乾隆年间疏通后，“天津一带商民重载，由淀河一水直达，挽输甚便。”[3]在宝坻县有宁车沽一道，雍正五年疏通，“起自淮鱼淀，达于北塘口，长四十里，拓浚深通，估帆来往。”[4]上述几种主要商品，除了大牲畜之外，都依托运河流通，淮安关以“豆、麦、枣、棉等件为重，皆自北至南”运销。[5]而且运河沿岸还是一些商品的集散地，诸如：粮食、竹木、棉花、棉布、豆饼等。

　　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流经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在江苏境内与运河汇合后入海。清代前期，黄河是否能通舟行船，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康熙时期玄烨巡历西北，“自横城舟行，顺黄河下流，历人所未经行之河套，直达数千里，所至之处，无不详视。”[6]雍正、乾隆时期，也多次派人勘查。据调查结果，上游兰州至宁夏，中游宁夏至湖滩河朔河段，顺水逆水皆可行舟。从湖滩河朔至山西吉州之埽上，也是陕西宜川大跌哨，可以顺水行舟。[7]以下河段至吉州七狼窝不能行船。下游河南陕州至孟津段也难行舟。[8]其他河段顺水逆水都能通舟。黄河上游处高寒地区，有六个月可以通航。[9]中下游有十个月可以通航。嘉庆六年以后，黄河下游年年决口，河床日淤日高，已有不得不北徙的趋势，到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黄河改道由山东利津入海时为止，黄河下游航运就基本废弃了。黄河支流渭水、汾水，分别流经陕西、山西。康熙年间，陕西巡抚鄂海调查渭水航运情况指出，宝鸡以上河道淤塞，“宝鸡至郿县一百四十余里，水落之时重载难行，郿县以东河深水平，重船无阻，可以挽运。”[10]据康熙年间，山西巡抚噶礼调查汾河航运情况的奏报，“自河津县至洪洞县船皆可行。惟自赵城至省城，石多滩浅，非制造小船实难行走。”[11]雍正时期，经过凿挖疏通，洪洞以上至省城河段“皆通流”。[12]黄河下游支流洛水、沁水，分别流经河南府洛阳和怀庆府河内、武陟。洛水河宽水深，可以行船。[13]沁水流经的武陟县木栾店，商贾云集，“自此买舟，由沁达黄河”。[14]乾隆时，“淮、宿两关，钱粮全赖黄河、运河、洪泽湖三路豆货等税。而黄河尤为大宗。”[15]

　　淮河发源于河南铜柏山，流经豫南、皖北地区，在江苏境内，与运河交汇后入海。淮河上游支流潢河，流经光山、光州，是每年盐来米去的主要运输渠道。[16]支流灌水，流经商城、固始，在固始称曲河，灌水至龙潭“始通舟筏”。康熙二十八年加以疏通，“装运米炭入淮，易盐往来甚便。”[17]支流沙河，流经鲁山、舞阳、郾城，商贾往来，“上下风帆不绝”。[18]其余支流如惠济河、贾鲁河“虽迂回曲折，尚俱可以挽运”。[19]淮河中游支流颖河、涡河、浍河都是商船经由的“要路河道”。[20]淮河下游经洪泽湖；或经高邮湖入运河。

　　长江上游及其支流，金沙江、嘉陵江、涪江、渠江、赤水河等流经四川、云南、贵州省；长江中游支流汉洋河、香溪、陆水、富水、汉水流经湖北地区；南岸与洞庭湖相通，汇入洞庭湖的澧江、资江、沅江、湘江等流经的湖南、贵州东部；长江下游支流乐安江、青弋江、泥汊河、新裕河、赣江等流经安徽、江西等地，在江苏省入海。

　　长江干流经四川、湖北、江西、安徽，在江苏境入海。从湖北江夏至下游丹徒京口驿是水驿道，上游从成都至江夏，虽非驿道，但是商贾贩运的重要水路。长江上游支流主要分布在四川境内，嘉陵江及支流白水江皆“可通舟楫”。[21]“嘉陵较汉江更巨，商贾舟楫，贸迁停泊。”[22]流经太平厅的后江，“舟行下东乡、绥定、合州”。[23]流经夔州府的开江“舟航四达”。[24]大宁河“小舟上下”。其他支流涪江、渠江、中江也都可以通船。支流金沙江及其支流车洪江、牛栏江，在雍正年间已开通河道六百余里。[25]乾隆时期，云南昭通盐井渡、贵州威宁之罗星渡先后疏通，“舟行以抵沪州”。[26]支流涪陵江，流经贵州称乌江，“为黔楚蜀通津”，“江楚商旅由铜仁陆行者，多自此济蜀，卖盐艘溯思南而上者亦多泊此。”[27]

　　长江行船之险，世人皆知。乘船入川，先在距汉口十里的杨林口换乘川船，在进入宜昌府新滩前，要把货物卸下陆运，空船由雇用的二百余名纤夫，牵引逆水上行。牵道忽高忽低，只有一小孔容脚登踏，纤夫象猿猴一样负牵爬行。“船行江中纤牵山顶声息不能相闻，船上设锣鼓，以锣鼓声为行止进退。纤绳或挂树梢、绊石上，则锣声骤发，纤夫停足，另有管纤者，名捡挽，无论岩之陡峭，树之丛杂，扑身脱解，倾跌所不计。”[28]“上滩船每日停泊时甚多，以负重不利于浅，近岸又多乱石，故当欲泊之际，船头用长木二，各以棕绳缠木上，预撑入水，其木轧轧，然船势稍杀，方徐徐抵岸。”[29]

　　长江中游北岸的汉水及其支流分布于湖北、陕西、河南，汉水上达陕南汉中、兴安二府，下经湖北襄阳，直达汉口。“汉水至汉中城可行百斛钜舟。”[30]汉水上游支流任河，在四川太平厅境称北江，“河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下至陕西紫阳任河口计程三百六十里，合汉江直达襄樊。襄樊花布等货，溯流至此起旱，发运各处。”[31]沿汉水支流丹水，商船从小江口直达陕西商州。[32]沿汉水另一支流唐白河，商船逆流而至河南赊旗店。在湖北安陆、德安二府，汉水支流富河和章水“可通舟楫”。[33]其他支流清江、金水、沮漳河、滠水、倒水、举水、浠水均可通船。[34]

　　长江中游南岸洞庭湖有湘江、沅江、资江、澧江分支，流经湖南、贵州，湘江与资江，沅江与澧江之间又分别有支流相通。除湘、资、沅、澧四江干流可以行船外，一些支流小溪亦能通舟。湘江支流浏阳河、连溪、来水、渌江、岿水、宜江、潇水，潇水支流乌江水、东江、掩水，流经桃川的平乐江等等，均能通船，这些小溪流经的县都有从事农、渔业或运输的船只。[35]沅江支流北江、酉水，酉水支流松桃江，在永绥茶洞地方，“川黔之牛、猪、米、豆等物，舟中装载而来”。[36]支流潕水在贵州境称清水江，“平潆宽阔，向可通舟，由清水江而上可直抵黄平州之重安江，由重安江而上，另有小河可通平越府之黄丝驿，由黄丝驿至贵阳省城则不过百余里。由清水江而下可通湖广之黔阳县，直抵辰州、常德两府。”[37]“此河原为云贵入楚通津，商贾往来，帆樯络绎。”[38]澧江与沅江之间，有一道小河，“北接湖北公安，南达常德大河”，“系商贾往来通津。”[39]

　　西江水系上游流经广西，下游在广东境内与北江、东江合流后入海。在广西境内，支流贺江、郁江、右江皆可行舟。沿柳江、融江上达贵州，“贸易之人，多由此河往来”。[40]沿右江，从“百色下河直抵南宁府属地方。”[41]从百色逆流而上，沿驮娘江至剥隘、西林等地，雍正年间开通，“广东之三板等船”，“载货前来沿河交易”。[42]临桂县陡河有东西二流，“一达漓江，一湾折入鲢鱼陡，下永福，以至柳江，溯流而接黔粤之通津。”“自灵渠而北曲赴湖南，自鲢鱼陡而西，直际黔省之古州。”[43]这是一条与驿路并行的水路。另外，从“西延之水，自兴安老源头发源，至大埠头始通舟，下水至湖南新宁一百二十里。”[44]在广东境内，西江、北江的干流是水驿路，西江、北江、东江其及支流都是商贾往来的水路。

　　（二）沿海网络

　　通过沿海运输，各沿海省份的物产相互贸易交流。东北是大豆、高粱、芝麻、杂粮等生产地，向华北输出粮食，生产资料是山茧和木材。天津和山东登青莱三府都从奉天进口粮食。奉天金州口岸的山茧“发往山东者尤多。”[45]乾隆五十六年，福山安永和船从金州装载“各样谷子及山茧、凉花等物”回县。[46]嘉庆十三年蓬莱张成顺承揽六名商人从奉天购买的茧包、高粱、包米等物，赴宁海州发卖。康熙二十二年准许盛京木材“沿海运至天津贸易。”[47]山东蒲台从奉天输入木材。[48]从华北返销东北的商品有小麦、布匹。锦州海口“入口货为天津、山东两处之麦。”[49]山东蒲台的布由商贩转售“北往关东”。[50]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商人带“白布二十六匹，黑布四百八十匹”，赴奉天贸粮。

　　东北输往江浙的商品有粮食、瓜子、药材、茧绸、苏油，生产资料是豆饼。嘉庆二十一年天津陈百顺船，到辽东“买得黄豆、苏油、豆饼等项”，“要到江南省上海发卖”。另有客商“带茧绸六十一匹，同往江南上海县交卸”。[51] “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52]从江浙返销东北的商品有茶叶、布匹、绸缎、杂货、纸张等，生产资料有棉花。乾隆二十七年浙江鄞县商人，在上海“装载茶、布、杂货，往关东”。奉天商船“将彼省货物来江贸易，于回掉之时装载棉花出口。”[53]

　　东北运往闽广的商品也是粮食、瓜子、药材、生产资料有豆饼。乾隆三十一年福建龙溪县商人，在锦州“装买豆子、瓜子”回县。[54]嘉庆十八年福建商船从锦州载黄豆、白米、鹿肉饼、牛斤、木耳、志远、甘草、丹参、赤芍药、柴胡、防风等回籍。道光四年海澄县商船，从盖州载黄豆、青豆、饭豆、黑菜、粉条、牛斤、牛油、鱼脯、烧酒等回籍。广东商人也购置同样商品回广东发卖。从闽广返销东北的商品有各样糖货、纸张、南方药材、铁锅、夏布、苏木、胡椒等。奉天金州城天后宫的屏风上，记载了四方来货，从名称看红白糖、铁器、纸张、夏布、苏木、胡椒等当来自闽广。[55]乾隆四十四年闽船“装载纸货”赴关东。[56]闽商船在“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面、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乾。”[57]

　　华北运往江浙的商品有粮食、枣、梨、腌猪、药材，生产资料有豆饼、铁钉。乾隆十八年通州船户崔长顺，在胶州装载客货有铁钉八包、紫草九包。鱼翅一包，豆油五坛等货，到苏州交卸。[58]乾隆三十四年，通州船户姚恒顺在胶州揽装腌猪等货，到刘河交卸。[59]道光三年丹阳船至青口装豆饼往上海发卖。同年，张用和船至山东莱阳“置豆饼、羊皮、水梨等货而返。”[60]道光五年鄞县船，从山东载红枣、粉条回县。江浙返销华北的商品有茶叶、布匹、纸张、绸缎，生产资料有棉花、竹材。嘉庆五年通州船载芦竹运往山东。嘉庆十三年江南人“自上海县载篁竹”到胶州发卖。道光六年昆山船从上海装载客货，有各种纸张、扣布、麻布、锡箔、茶叶、板笋、糖果、药材、密笺等到胶州交卸。[61]

　　据文献记载，福建商船“至山东贩卖粗细碗碟、杉枋、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材、茧绸、麦豆、盐肉、红枣、核桃、柿饼。”[62]嘉庆六年，海澄船户金双美，“在广东买收赤白糖等项”，到天津卖糖“复买收红枣、乌枣、核桃、梨子等物”回籍。[63]道光四年，广东澄海船装糖货至天津发卖，复买高粱酒、乌枣回籍。[64]道光十六年闽船在福山装黄豆、小麦、豆饼回籍。[65]闽广运往华北的商品以糖为主，还有纸、苏木、粗细瓷器、茶叶、胡椒、生产资料有木材。华北返销闽广的商品以粮食为主，还有枣、核桃、梨、白蜡、药材，生产资料有豆饼。据浙江巡抚奏报：闽广商船“所载进口货物不过糖、靛、果品、杂货；出口转置亦惟绸缎、布匹、药材等物。”携带棉花“赴粤货卖者，亦不过酌带十之一二。”[66]闽省商民每岁从福州装运木材，“至江浙两省发卖”。[67]广东商人运糖、薯粉到苏州。[68]据山本进研究，粮禁放开时，福建向江浙输出砂糖、烟草，从江浙进口米谷、棉花。粮禁时，福建继续向江浙输出砂糖、烟草，从江浙进口棉花、丝织品，从台湾进口米谷，向台湾转输江浙的丝织品，由此形成以厦门为中心的，福建、江浙、台湾三角形的交易关系。[69]闽广运往江浙的商品有糖、薯粉、干笋、香茹、胡椒、苏木、药材，生产资料有“松杉楠、靛青”。[70]江浙返销闽广的有丝织品、布匹，生产资料有棉花、豆饼。

　　商船在沿海行驶，比在内河行驶安全。据说：海运“每岁漂没之数，总不过千百分之一。而遇飓风松仓在其中。松仓者，巨浪入仓，豆见水辄胀大至倍，恐船臌裂，故酌弃其半于海，以松之也。今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71]而且海运关卡少，不受漕船阻碍而耽误行程。更重要的是，海船比河船载量大，同样的商品，相同的目的地，海运比河运迅速、方便、安全、运费低，效益高。对于粗重的商品粮食来说，尤其如此。随着清政府从北向南逐渐放开对民间海上粮食运销的限制，海运粮食量呈明显增长趋势，特别在嘉庆时期达到高峰，这正是海运发展的结果。而且，嘉道时期，黄河、运河由于泥沙淤积，重船难行，以致内陆商品流通量明显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海运对清代前期商品流通更具有重要意义。

　　（三）内河与沿海网络连接

　　以上描述的内河与沿海网络，是一个彼此相通的树型结构网络。每条江河水系都单独形成一个树型结构运路。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西江各像一棵倒下的大树，树干如同干流；树枝如同支流，树枝上有分枝，如同支流上有支流，或连接的陆路。树干与树枝、树枝与树枝的结点，如同大小不同的集散市场，或市镇、城市，树枝上的树叶如同乡村。运河、韩江、闽江、滦河水系各像一棵直立的大树。除长江与西江、韩江之间，由湘江、赣江及陆路相连接之外，其他河流都与运河相通，由此每个独立的树型结构运路，就被联结成彼此相通的多个树型结构运销网络。这就是纵横交叉的商品流通网络。

　　东北沿海的运路与通往山海关等地的陆路，及分布在该地区的河流相连；天津沿海运路与滦河、海河水系相连；山东沿海运路与该地区河流水系相连；江苏沿海运路与长江、淮河、黄河水系及运河相连；浙江沿海运路与该地区河流网络相通；福建沿海运路与闽江水系和台湾海路相通；广东沿海与该地区的河流水系相通。在海运粮食对其他商品流通的带动下，以奉天、山东和江苏赣榆、台湾三个产粮地为中心，向各沿海省区输出粮食，带回其他商品，促成东北华北、江浙和闽广三个沿海区域市场之间的商品流通。东北华北市场出口粮食、枣、瓜子等农产品、农副产品，换取江浙市场的布、茶、纸；闽广市场的糖、陶瓷器皿、纸张等手工业产品；东北华北市场出口肥料、山茧，换取江浙市场上的棉花；江浙市场出口棉花、丝，换取闽广市场上的木材、染料、铁，形成了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流，生产资料的交换和地区间互为市场的格局。这反映出各区域市场内的商品供应，不仅生活资料相互依赖，而且生产资料也是要相互依赖的。

　　此外，周边地区的商品流通渠道，与内地运输路线相连接。东北的运路，从义州，经山海关，直通永平府，还可达京师，与运河相通。北边的运路，分别经喜峰口、古北口，至直隶，达京师，也与海河水系和运河相接；或经杀虎口至山西；或从河套至陕西，商品运路与黄河水系相通。西北甘肃的商品运路，分别在东、西二个方向，与黄河水系相通；新疆地区的商品运路，通过驿路，与蒙古、甘肃相接。西边的商品运路，与长江水系相通。西南的商品运路，经长江与洞庭湖相通；云贵的商品运路，也与长江水系相连；云南、广西的商品运路，与西江水系相连。因此，周边地区的商品流通路线，不仅与内地运输路线相连接，而且形成互通的网络。

　　这样，周边、内地、沿海的商品流通运路连接起来，形成清代前期全国商品流通网络。这一网络又促使清代前期全国商品流通的范围、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从而呈现社会商品流通的繁荣。

注释：

[1]乾隆十八年三月十六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辑，第814页。

[2]雍正无年月提督吴襄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6辑，第621页。

[3]乾隆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辑，第530页。

[4] 《畿东河渠通论》，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一零七，工政十三，直隶水利上。

[5]雍正无年月日淮安关监督庆元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辑，第731页。

[6]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四，康熙六十年九月甲午。

[7]参阅乾隆八年十月十八日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载《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8]参阅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十五日河南巡抚郑大进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2辑，第657页。

[9]参阅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署理陕西总督查郎阿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5辑，第594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乾隆六年三月戊辰。

[10] 《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六，康熙四十三年四月丙申。

[11] 《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六，康熙四十三年四月戊子。

[12]雍正七年四月初三日工部侍郎马尔泰等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2辑，第795页。

[13]参阅朱云锦《豫乘识小录》道光。

[14]顺治《怀庆府志》卷二。

[15]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淮安关监督全德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2辑，第514页。

[16]参阅乾隆《光州郡志》卷二十一，盐法。

[17]乾隆《固始县志》卷四，水。

[18]乾隆《郾城县志》卷一，川渠。

[19]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河南巡抚蒋炳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辑，第349页；《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一，乾隆十五年八月是月。

[20]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九日海望等题本，见钞档。

[21]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五，水道，道光。

[22]卢坤《秦疆治略》道光。

[2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七，险要下。

[24]陶澍《蜀輶日记》嘉庆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25]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云南巡抚张允随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9辑，第143～144页。

[26]王太岳《铜政议》下，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户政二十七，钱币上。

[27]晏斯盛《黔中水道记》，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一一八，工政二十四，各省水利五。

[28]陈明申《夔行纪程》，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29]谢鸣篁《川船记》乾隆二十四年八月，见《赐砚堂丛书新编》。

[30]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五，水道。

[31]陈明申《夔行纪程》，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32]参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第一。

[33]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湖广总督李侍尧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0辑，第737页。

[34]参阅周兆锐《清代前期湖北省经济布局研究》，载《湖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35]参阅《湖南省例成案》兵律，关津、卷十二，乾隆。

[36] 《湖南省例成案》卷三十四，户律，市廛，乾隆二十一年。

[37]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0辑，第348页。

[38]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迈拉逊、三宝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1辑，第335页。

[39]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迈拉逊、三宝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1辑，第240页。

[40]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张文焕奏折，见《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4辑，第598页。

[41]雍正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广西江右总兵潘绍周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504页。

[42]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尹继善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323页。

[43]嘉庆《临桂县志》卷十一，山川十。

[44]道光《西延轶志》卷之二，舆地下，山川。

[45]乾隆三十年三月初七日金简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4辑，第317页。

[46]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问情别单”について》上、下，载《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17辑，1984年，18辑，1985年。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皆自此文。

[47] 《清会典事例》卷九四二，工部，关税。

[48]乾隆《蒲台县志》卷二，物产。

[49]民国《锦县志》卷十三，交通，商港。

[50]乾隆《蒲台县志》卷二，物产。

[51] 《历代宝案》第9册，第5510页，第10册，第5532页。

[52]包世臣《海运十宜》道光五年，见《安吴四种》卷三，中衢一勺。

[53]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江苏巡抚杨魁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9辑，第184页。

[54] 《历代宝案》第6册，第3195页。

[55]参阅加藤繁前引书，第142页。

[56] 《历代宝案》第6册，第3492页。

[57]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二，赤嵌笔谈，海商，台湾版。

[58] 《历代宝案》第5册，第2712页。

[59] 《历代宝案》第6册，第3265页。

[60]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卷一。

[61] 《历代宝案》第10册，第5997页。

[62]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二，赤嵌笔谈，海商，台北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63] 《历代宝案》第8册，第4632页。

[64] 《历代宝案》第10册，第5850页。

[65] 《历代宝案》第12册，第6825页。

[66]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三宝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9辑，第109页。

[67]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二日御史觉罗柏修等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1辑，第204页。

[68]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初四日福建巡抚雅德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6辑，第669页。

[69]参阅《海禁と米禁—清代闽浙沿海の米谷流通——》，载《社会经济史学》55辑，5期。

[70]乾隆《乍浦志》卷一，城市。

[71]包世臣前引书。

作者惠寄，原刊《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