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农业中的合伙制——《中国古代合伙制初探》第五章

第二节　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合伙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农业以小生产方式为主，因沉重的地租、赋役剥削，在一般粮食生产中，不容易有太多的资本投入。货币资本对农业的较经常性的投入，即雇佣生产性质的经营性农业的开展是在明清以后，在日常生活商品长途贩运、农业生产的地区性分工得到发展，各类经济作物种植在全国各地普及，并在农民再生产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的前提下，富农、地主、商人开始投入资金，以自己土地或租地进行山林开发、种植各种经济作物，或进行较大规模的粮食种植。[1]除了独资及由山主、地主与投资者之间的租佃型合伙经营以外，不同货币资本投入者之间的合伙也发展起来了。这种合伙制经营在粮食种植、经济作物种植及山林开发之中都有存在。以下拟分行业对后者加以概述。

　　第一、在粮食作物种植中，如山东掖县人石从德，于乾隆五十一年到吉林三姓地面，向兴得保租佃旗地四十垧，房二石，每年租粮十一石，石从德与韦国合伙耕种，到乾隆五十八年，雇袁得星、高忠、李维周等人佣工，议定作活十月，每人工资由三十五千文至四十二文不等。在安徽，据怀宁县人丁云高言：他于乾隆四十四年与姐夫胡宗义来到徽州休宁县，“合伙向巴鸿万、巴五德、巴遂租这山场，写立租批，计价五百三十两，议定十五年为满，价银都要陆续交清……胡宗义在左祝源等处搭棚开垦，小的[2]在这吕洞汰等处搭棚兴种，两棚相隔二里多远。这冯建国、郑昆山、储玉章、汪南山、陈文翰、冯朝佐、丁添光、钱国丰、钱柱丰、纪秀升、何永盛都是小的雇倩耕种之人。”此次合伙似乎是垦种包谷。[3]

　　第二、在山林开发中，如种蓝、种槟榔、种树等笔者均见其例。雍正年间，福建汀州人林上峰与兰氏兄弟在浙江泰顺县合伙佃山，雇工种蓝，作靛发卖。结帐之时，林上峰欠兰姓兄弟一百三十两。[4]此例属于工商业者合伙投资种蓝，并加工成靛青发售。兼有农业及手工业合伙的性质。乾隆初年，广东完安县柯凤翔、柯凤集两兄弟各出银二十两，林嵩出银十两，共计五十两，伙买荒山一所，雇工栽种槟榔五万株。规定俟后树木长大结果，历年所生产的槟榔都卖给商人收割。所得价银按五股均分，柯氏兄弟共得四股，林嵩得一股。乾隆六年，柯氏兄弟将槟榔卖与刘白石收割，议定价银八十六两。槟榔尚未收割，价格忽然上涨，议定价银八十六两。刘白石又将该槟榔转卖给薛四观收割，得价银一百三十二两。[5]这次合伙经营，虽然山价只用了五十两，但购置槟榔苗及雇栽插、保养、看守所费人工费一定不少。此应是商人合伙种槟榔。在台湾，有道光十年二月的“合约字”言：“同立合约字人北门外街总董王国泰、许朝选、陈光  、杨光侯、李寅世等，奉前县主吴、钱严谕，并奉县主杜出示严禁：彰山来龙原本秀茂，固被奸民挖石掘途，以致山坑崩坏……兹泰等奉县主严谕，爰是公议各备工本，合伙在于大坑内等处栽种树木，遮掩山坑，则县龙自然秀茂。此系各出工本栽种。以顾山龙，无致崩坏，如日后树木高大，务宜公议砍伐，照份均分，不得私自取用，亦不得私卖及私送亲朋。”[6]此契合资栽树、按份分配所得。虽属奉县令之谕、带有一定的强制特色，但这一色彩并不浓厚，故而属于合伙经营应无疑问。此是合伙栽树。在东北，据乾隆时一位名为王清云的山东莱州府人供认，他大约于乾隆五年十月来到义州，次年四月，因同在义州的山东济南府人宋大邀请，与兄弟王宽、姐夫高宣、姑舅兄弟霍玉一起，计划刨参，四月十八日到了凤凰城，“十九日，每人各出了几吊小钱，在市上向不认识人买了一石四斗米，置买帐房、罗锅等物，又用了四吊二百小钱，雇了汤上地方住的一个陈花拉的车，”陈花起了疑心，不愿拉，宋大告诉实情，“又每人给了他二吊小数钱，共十吊，连脚钱共十四吊二百，请他吃了几壶酒，他才依了。于二十二日拉到汤上。”“我们每人就各自背着米物，从汤上偷出边，一面挖着人参，一面走有二十来日，来到滚马岭，又走了几日，到了乂沟。”[7]此例未言及最终产品人参的经营发卖得利的情况，但作为两种商品化程度很高的商品，其作为商品发卖补偿合伙人所投资本并得到利润的前景应无疑问。此是合伙采参。

　　第三、在畜牧业中，一些地方有所谓的“伙喂”牲畜的办法，颇有合伙之意，如有陕西米脂县杨家沟的契约曰：“立伙喂驴文约人赵满斗，今喂到衍福堂名下黑四眉草驴壹头，拾叁岁口齿，同人言明作本钱叁拾阡文，日后卖驴之日，除本之外，见利二分公分，此照。(下略)”[8]契约立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但当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清代前期以来的情况。甘肃秦州有汝来凤与堂弟汝喈凤、汝歧凤兄弟皆好义举，“歧凤业商，同治七年大饥，出钱千缗给北乡佃户，又假商肆钱三百，市牝马以付乡民，孳息累百，积钱数千缗，专以赒穷，不作他用。”[9]这里应该是一种汝家兄弟与这些乡民之间的合伙关系。与以下所举一例一样。河南光山县熊惟一，乾隆初家犹贫无立锥，后与邻舍合资蓄牛，凡数百头，“茁壮蕃息，岁赢巨利。”因此逐渐致富，晚年有良田千顷。[10]

　　以上所举六例，应该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清代粮食种植、山林开发、畜牧业等方面此类合伙经营的水平，反映了合伙经营在山林开发、经济作物种植各领域存在的普遍性。应该注意的是，此节有数例多与租佃制有关，但作为租佃制两大要素的土地和劳动力因素在其中均不占重要地位，而是以资金因素为主。故而应归于资本与资本的合伙。

注释：

[1] 这方面学术界论述已多，可参见李文治，《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载《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下简称《农业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 “小的”指丁云高。

[3]  刑科题本，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安徽巡抚萨载题。转引自《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47。并参见黎民《乾隆刑科题本中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文物》1975年第9期。

[4] 刑科题本，乾隆元年八月四日浙江巡抚稽曾筠题。转引自《农业资本主义》页134、页158。

[5]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五日，刑部尚书舒赫德题。转引自黎民：《乾隆刑科题本中有关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文物》1975年第4期。

[6] 《台湾私法物权编》页1003第二《合约字》。

[7] 《明清史料》庚编第5本，页421，刑部题本六，乾隆七年十二月初十。

[8] 延安农村工作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人民出版社，1980年。转引自杨国桢《明清契约文书研究》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70。

[9] 民国《甘肃通志》卷九十一《人物志》。

[10] 熊绪端《光山熊氏宗谱》第一卷《传述》。转引自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