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服饰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
【Title】Clothes:The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作者简介】袁建平，湖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湖南 长沙 410005）
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要素以“都市、文字、青铜器”一说最有代表性。本文认为服饰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之一。服饰是起源最早并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明要素，同城市、文字、玉器、青铜器等其他要素促进了早期中国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服饰是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文明要素，纺织技术的发明是人类技术史上一大进步，从此服饰进入织物装时代，加快了社会的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服饰是中华文明产生发展的催化剂。服饰是富有精神意蕴的文明要素，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情绪、等级观念、宗教意识等。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六大原生文明之一。中国文明的起源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虽有80年的历史，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仍莫衷一是。其中关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诸要素，方家见仁见智【1】。笔者在多年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和思考文明起源有关问题时认识到服饰与中国文明起源紧密相联，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纺织品容易碳化，服饰实物难以保存，因此服饰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兹就这一问题论述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明起源的要素和中国文明产生的时间和区域问题
“文明”一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易经·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中也有“睿哲文明”一语，均为光明、有文采的意思。现代汉语“文明”为翻译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其源自拉丁文的Civitas（城市）【2】，一般指社会发展史上继野蛮时代之后的更高阶段。要判断文明是否形成就需要一定的判断标准。摩尔根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3】恩格斯发展了这种观点，指出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以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4】。英国考古学者柴尔德则认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5】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系主任格林·丹尼尔教授补充完善了美国人类学家古拉克洪首次提出的“只要具备有高墙围绕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三项因素的两项，就是一个古代文明”的观点。【6】
西方有关文明形成标准的理论传到东亚后，东方学者把文明形成的标志修正为：城市（包括复杂的礼仪建筑）、文字、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这是20世纪90年代前国内外较为流行的观点。其中以夏鼐提出的“都市、文字、青铜器”三项标准最有代表性。【7】就此国内外学者还提出过种种不同的标准。【8】
因文明形成的标准直接关系到文明起源研究中要确定的文明要素，因而讨论文明形成的标准同时又是探讨文明起源的要素，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除上述标准被认为是文明起源要素外，又有学者主张将玉器、漆器等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要素，也有学者主张将考古发现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物化形态因素如城市、文字、礼仪建筑、冶金术、玉器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物化因素，而将国家、阶级等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因素作为隐含在物化形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因素。【9】
综上所述可知，人们越来越认同中国文明起源要素的多元性。除城市、文字、青铜器得到人们的认同外，因中国的玉文化有8000年历史，因此有学者提出史前有个玉器时代，玉器是中国文明起源所特有的重要因素。【10】此外，还有一个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被中外学界长期忽略了，这就是服饰。衣、食、住、行自古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衣在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可低估。《易经·系辞下》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说明先哲认识到了以服饰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文明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服饰与城市、文字、玉器等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
已有多位学者论述了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前2000年）为文明诞生时代。以苏秉琦最有代表性，他提出了“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古文化、古城、古国；国家发展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北方的原生型、中原的次生型、北方的草原型”。“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全国六大区系大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的时代”。【11】张忠培认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中国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已从父权制社会中脱胎出来，进入了文明时代。”【12】铜石并用时代相当于古国（邦国）形成阶段，是我国古史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也是西方学者所谓的“英雄时代”。严文明依据已有的考古成果宏观分析提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大致相当于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13】，徐旭生依据古史传说资料系统论证了他主张的古代部族分为三大集团：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三苗集团。【14】蒙文通等则提出了河洛、江汉、海岱等族团的名称。【15】苏秉琦等率先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陕豫晋邻黄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16】张光直也提出过类似的区系理论，并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认为在公元前三千年之末，中国的相互作用圈已准备向国家和文明跨进。【17】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产生于铜石并用时代，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几个阶段，经历从“满天星斗”到“多中心”再到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新石器时代各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因此文明起源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的局面。到了铜石并用时代各区域先后跨进文明的门槛，建立了早期文明古国，创造了古国文明。上述六大区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都出土有纺织捻线的原始工具——石纺轮或陶纺轮。且这些地区都出土有作为服装用料的纺织品或作为服饰组成部分的玉佩饰。【18】说明这些地区在当时均已进入捻线纺织的织物装阶段，孕育着文明的起源。
二、服饰是起源最早并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明要素
中国服饰文化源远流长。距今18000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出土了一枚磨得很细的骨针，针长82毫米，尖端锐利，尾部有穿孔【19】，说明当时已能利用野兽皮或树皮缝制原始的服装。旧石器时代服饰的萌芽只是服饰文化的序幕而已。到了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代——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0000年—前3500年），先民通过劳动实践发明了纺织技术，从此进入织物装时代。从单纯依靠兽皮、树皮等自然资源制造衣服到可以利用植物、动物纤维织造服装用料，开辟了我国服饰的新纪元。下面试从苏秉琦“六大文化圈”文明的起源来看服饰作为文明要素的典型性：
陕豫晋邻黄地区：据高江涛研究认为“仰韶文化中晚期是中原文明的起源阶段，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原文明的形成阶段，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中原地区文明的发展战略阶段和中心地位形成阶段。”【20】此期服饰实物以荥阳县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距今5500年前的丝、麻织物著名。【21】据纺织史专家研究，其单茧丝截面积为36—38平方微米，截面呈三角形，丝线无捻度，是典型的桑蚕丝；从组织结构看，其有平纹织物织造的纱和以二根经丝成组的绞纱组织的罗；其中的浅绛色罗是先经练染再染色的，所用染料可能是赭铁矿一类。【22】同期遗址中出土大量纺轮，发现各种玉佩饰。服饰、城市、文字、铜器、玉器几个文明要素同时具备。此地龙山文化时期形成古国（邦国）文明后进入中心地位形成阶段到二里头文化进入方国（王国）文明阶段。
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其发展序列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一般认为北辛文化末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是该地区文明进程的开始时期，之后为形成及早期发展的重要阶段。【23】大汶口文化早期刘林、大墩子遗址大部分成年女性墓随葬纺轮，说明了当时纺织劳动分工情况，也间接反映了服装用料生产情况。玉佩饰的制作已很精良。城址、文字、青铜器也是该地区文明形成要素。
湖北及邻近地区：地处澧阳平原的城头山遗址是最好的例证。该遗址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古城址，从汤家岗文化（距今约6800年—6300年）聚落环壕到大溪文化（距今约6300年—5300年）城墙再到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300年—4600年）规模更大并向外扩展的城墙，年代清晰，有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序列。从距今约6000年到5000年左右经过三次筑城。在屈家岭文化时期，“王宫、神殿、祭坛，这都市文明的三要素都已齐备，是长江文明最早的都市。”【24】该城此期已跨入了早期的古国文明阶段。上溯到汤家岗文化时期，还只是聚落文化阶段，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可到了大溪文化阶段，则开始向文明迈进，出现了文明起源的要素。首先开始筑城，出现了城墙。其次，出土服装面料麻织品5件，均为平纹织物，纤维粗细和密度不均匀。粗线直径为0.5—0.7毫米，细线直径为0.2—0.3毫米，密度为9—24根／厘米。还出土了用作佩饰的玉玦、玉璜、玉笄、玉坠和绿松石坠、珠。此外还出土了各式陶纺轮168件。【25】说明当时已有独立的规模较大的纺织手工业。另外，同期附近还发现了陶文。(26)
长江下游地区：文化发展序列为罗家角文化——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000年，该地区在良渚文化早期阶段开始文明起源，中期形成古国文明。距今4700年左右，属于良渚文化的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一批服装用料：丝、麻织品，包括绢及丝线等。(27) 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所和浙江丝绸工学院先后两次对其进行了鉴定。确定了其中的桑蚕丝成分。【28】其中绢片是由茧丝借助于丝胶黏合成生丝作经丝和纬丝交织而成的平纹织物；经纬粗细相仿，捻回方向为S型，织物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7×47根，已为很细的丝织物。丝线是用捻丝再并捻成丝线辫结的细长带子；分10股，每股单纱3根，编成两排平行的人字形纹，宽约0.5厘米。大量精美的玉佩饰和直接作为服饰腰带的玉带钩等是良渚文化玉器一大特色。【29】属于良渚文化早期的莫角山城遗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遗存【30】，还发现了陶文。【31】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分布于广东省北江与东江流域的石峡文化为代表，时间大致为公元前3000年—前2500年，遗址和墓葬出土陶纺轮及玉璧、玉笄、玉珠等佩饰。【32】
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以燕辽区为例，其经历了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几个阶段。苏秉琦研究认为其七八千年以前的查海和兴隆洼遗址社会发展已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赵宝沟文化社会开始分化，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33】陶纺轮从兴隆洼文化时期几件经赵宝沟文化到红山文化出土逐步增加，在郭家村一个遗址中就出土了142件。【34】说明纺织业到古国文明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区域发现了最古老的玉佩饰——距今8000余年的玉玦，在其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服饰和玉质礼器应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
总之，只有孕育最早的服饰和东方文明特有的玉器作为文明起源要素在上述六大区域的文明起源过程中同城市或文字等其他文明起源要素标志了其文明的起源，促进了这些地区早期古国文明的产生，具有典型意义。服饰和玉器的相辅相成，显示了其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特有的魅力。迄今发现铜器出现的时间相对其他文明因素滞后，更多的是出现在古国文明产生后而成为初级文明向高级文明迈进的要素。或许今后的考古发现会改变这一现象。
三、服饰是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文明要素
服饰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服饰的发展过程本身是人类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其作为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到了新石器时代，纺织技术的发明是人类技术史上的一件盛事。为服饰文化的繁荣打下物质基础，作为服饰用料的麻、葛、丝织品织造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加大了贫富悬殊，加快了私有制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服饰是中华文明产生发展的催化剂。
我国新石器时代先民最早利用的纺织纤维是麻、葛类纤维。古时所称的布主要指此类织物。麻在古代文献中一般指大麻。《诗经》所谓“丘中有麻”、“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就是指这种植物。葛是一种蔓生植物，其茎皮经过加工可织为布。在《韩非子·五蠹》篇中有尧“冬日麂裳，夏日葛布”的记载。麻葛织物的出现是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纺织手工业进步的最好说明。在大江南北均有发现，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器上有着大量纺织品印痕。西北地区仰韶时代前期约距今6500年至5500年的元君庙陶器上的麻布纹印痕经线清晰，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12根，粗细均匀，线径约0.84毫米。有的资料表明当时纱线细的径仅0.5毫米。纺织品的织法和纱线的粗细均和现代农业家庭的平纹布差不多。半坡居民使用了水平式的踞织机。【35】
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有3块葛布残片，花纹为菱形斜纹，经分析为双股双经的罗纹织物。【36】可能使用了有架织机。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某些陶器上，饰有一种八角“十”字结构的心对称纹样，中心多作方形孔或圆孔，通常被称作“八角星纹”。分属于双溪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文化遗址，以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出土最多。且在纺轮上反复出现。王经过深入研究得出这些纹饰是“台架织机上最有代表性的部件之一——卷经轴的两端八角十字花纹扳手的精确图案”的结论，从没有机架的原始腰织机到有架织机的出现，经轴位置的抬高以及对经线卷放的控制，使经线保持整列度以及匀称张力的功能大大提高，经线上机长度也大为增加，使机造细密的长丝织物有了可能。织工的两足得以参与织造，手足并用能更好地发挥纺织技巧。“有架织机可能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一带于七千年前就已经存在……有可能是史前先民最初制造的机械设备，其主要部件结构已显然是现代织机的基本模式。对琢玉机床、轮车的发明必然产生影响，亦或为机械史的开端。”【37】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织布的骨梭、木打纬刀及机具卷布轴等原始织机部件。【38】发掘报告中提到的七件用整段木材加工制成、内外都被磨得十分光洁、形似中空的毛竹筒的木筒经研究为织机上的“筒式后综”（或叫做“分经筒”）。【39】
我国是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丝织品的生产需要更为复杂的技术。自古传说黄帝的妻子西陵氏嫘祖发明养蚕缫丝。《五经要义》载：“黄帝者，少典之子，继神农氏有天下者，娶西陵氏之女，曰嫘祖，始教民蚕绩，作为布帛衣服之制，于是乎始。”《路史》引《蚕经》云：“西陵氏始劝桑蚕”。这些记载虽无从考证，考古发现却时常带给我们惊奇。早在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发掘的约公元前35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半个蚕茧，【40】及如前所述丝织品实物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纺织技术的珍贵实物资料。此外在良渚文化的许多高级贵族墓葬中，都发现有随葬丝绸的迹象，虽因腐朽其全貌不能得知，也可推测当时丝绸制品的产量已经不小了。【41】
到了龙山文化时代尽管麻布仍然是平纹织法，但纹理更加细密，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铜铃上的外包麻布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为16×20根【42】，首先得给麻纤维脱胶，才能纺出那样细密而均匀的麻纱。这时的纺轮已有大小的区别，可能为纺不同粗细的麻纱而制。
在我国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峁遗址、大汶口—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峡文化—石家河文化、薛家岗文化以及台湾的圆山文化和卑南文化等区域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这些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玉器，其加工中技术比较复杂，各种精美玉器的出土说明在文明起源诞生发展过程中已有专门治玉的能工巧匠。砣机【43】的出现和完善提高了玉器的生产效率，促进了玉器的流通，加快了私有制的步伐。
四、服饰是富有精神意蕴的文明要素
服饰是人类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聚合体，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情趣、等级观念和宗教意识等，是富有精神意蕴的文明要素。晁福林先生提出了“精神考古”这一概念。【44】通过服饰的信息我们或许可以读懂一点先民作为创造文明的主人之心理。
有关人类服饰的起源，有爱美装饰说、护身说、遮羞说、吸引异性说、巫术说、劳动说等。【45】每一种说法似乎都能从历史说、考古学、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资料中找到依据，说明人类服饰起源的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其中精神的因素更多一些。当人类祖先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把兽皮、树叶围在腰间作裙子而有了朦胧的审美意识后，迈向人类文明的历程也开始了对服饰美的追求，其服饰也打下了时代的烙印。诚如美国服饰心理学家伊丽白·赫洛克所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服饰更能反映出总的社会风尚，只要略察一下某个时期的服装式样，我们就能知道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事件……因此，流行服饰也就成了时代的缩影，并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易除去的痕迹”【46】
美从“头”开始。头上戴的冠古代又叫首服，起初很可能既有审美的需要又有束发的实用功能。《说文解字》：“冠，弮也。所以弮发。”“弮”即“束缚之意”。在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冠的礼制功能日渐突出。《礼记·冠义》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冠而后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反映新石器时代冠饰物的形象资料在彩陶中不乏发现。铜石并用时代的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玉人冠饰则有凹形、箍形、尖顶形、平冠、浅冠等，冠上有装饰物，安徽凌家滩1号墓出土玉人像，头戴饰方格纹的圆冠【47】，玉发笄在此期的应用则和先民的结发形式有密切关系。束发于顶或者某种冠须用笄方能约束。因此笄也同冠一样有了审美、礼仪乃至巫术的功能。
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作为上衣下裳的服装的颜色、纹饰、款式更是通过外在形式彰显了内在的意蕴。《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囿于发现，文明起源期完整服装我们只能从一些形象资料中窥见。彩陶和岩画描述了当时的服饰情况。如甘肃辛店文化中出土彩陶上面有剪影式的人物形象，较为写实。其衣服上衣下裳相连，腰间柬带。在云南沧源、甘肃黑山、靖远吴家川以及内蒙西部狼山地区发现了许多岩画，这些岩画较早部分所反映的服饰与辛店文化彩陶彩绘服饰相类同。按沈从文、王研究认为这种服饰在新石器时代出现纺织物以后，可能是逐步规范化了的、普遍流行的一种衣服，其名称应叫贯头衣。【48】它以一幅宽足够人体的衣料对折拼缝，上部中间保留口以出人头。这种服装缝纫简便，对织物也能充分利用，尽管这种衣不很完备，但具备了上衣下裳相连、被体深邃这些深衣的基本特征，因此笔者认为它是最原始的深衣，是深衣的源头。【49】卜工提出“中国古代礼制是产生于1万年以来的农业革命，贯穿于文明过程的主线。”【50】服饰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礼仪功能不能忽略。这种上下衣裳相连的款式在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出现，奠定了我国文明社会数千年冠服制度服装款式的基础。
注释：
【1】【8】【9】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
【2】Arthur Cotterell(ed.), 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P. 14, 1980。
【3】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1—17页，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3、154—1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V. G. Childe,“The Urban Revolution”,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21, No. 1, 3, 1950。
【6】G. 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Thames and Hudson, 1968。
【7】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0】牟永抗、吴汝祚：《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准》，《考古学论集》（四），文物出版社，1997年；牟永抗、吴汝祚：《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考古》1993年第6期；尤仁德：《玉器与中国文明的起源》，《故宫文物月刊》1997年第十五卷第三期，总第171期。
【11】【33】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1—145页，三联书店1999年。
【12】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
【13】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1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
【15】【26】刘彬徽：《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第61—62、39—4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16】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7】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1—23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8】黄能馥、陈娟娟：《中国历代服饰艺术》，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19】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书店1951年版。
【20】【23】高江涛：《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
【21】朱新予主编：《中国丝绸史》，纺织轻工出版社1992年版。
【22】高汉玉、张松林：《河南青台村遗址出的丝麻织品与古代氏族社会纺织业的发展》，《古今丝绸》1995年第1期。
【24】安田喜宪：《长江文明的环境考古学》，《澧县城头山—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1月版。
【2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27】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的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28】徐辉等：《对钱山漾出土纺织品的验证》，《丝绸》1981年第2期。
【29】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0】高蒙河：《长江下游地区早期遗址的高分辨率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4年第7期。
【31】施昕更：《良渚》，1938年；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陶器》，1937年。
【32】【34】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5】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宋兆麟、牟永抗：《我国远古时期的踞织机》，《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第11集。
【36】南京博物院：《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
【37】【39】《八角星纹与史前织机》，《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
【38】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40】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清华研究丛刊，1927年版。
【41】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墓地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第2期。
【43】杨伯达：《中国古代玉器面面观》，《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期。
【44】晁福林：《澄明之思：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视角》《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45】张乃仁、杨蔼琪：《外国服装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46】伊丽莎白·赫洛克：《服饰心理学》第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47】赵宏伟：《长江中、下游史前玉人的比较》，《东南文化》2002年第4期。
【48】沈从文、王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49】袁建平：《中国古代服饰中的深衣研究》，《求索》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要2000年第7期摘登。
【50】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
原刊《求索》（长沙）2010年8期，转自史学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