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制的破坏
——《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第六章

附篇

　　在另一处地方，我曾经谈过中国古代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史上有三个拐弯。第一个拐弯发生在公元前第六、第五世纪，它是由“工商食官”向自由商业手工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第二个拐弯发生在公元后第一、第二世纪之交，它是由商业、货币、交换比较频繁、比较发达到其相对衰落、自然经济代之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转折点。这两个拐弯的情况和根由，我已经尽我所能，予以表述了。当然，在这种表述中，可能存在着不确切、不充分、甚至谬误的地方，有待于大家的指正。现在，感到有必要来谈谈第三个拐弯。它发生在公元八世纪之末，绵延至第九、第十世纪。它是冲破自然经济的锢闭，货币交流逐渐增多、商业手工业逐渐发达的一个转折点。

　　公元七世纪，已经为这个转折准备条件。隋继北周之后，第一步将北魏形成的北部中国的统一，使之从不巩固到比较巩固；第二步完成了北部中国与南部中国的统一。这样，为南北物资交流和江河运输，就创造了政治上的条件。经历隋末农民大起义，某些尖锐的阶级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调整。所以，唐初的所谓“治”世，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以钱这种主要交换手段来说，也是经历了它的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的。

　　大致唐初武德、贞观之世，钱币流通很正常。大家统一地使用一种官铸较好的钱，十文重一两，一千文（贯、缗）重六斤四两。此时，正是在均田制又一次实施下小农开始复苏的时候，钱币需要量也不是太大的。到高宗、武后之时，商业手工业的大势头到来，货币需要量陡然增大，于是民间私铸恶钱泛滥，一般到了五恶钱顶一好钱的地步。对恶钱的看法，我们也应“一分为二”。从政府角度看，它是对官钱制度的破坏；从整个社会看，它是人们财产私有制走向纯粹化道路上的一次上扬，对私有制阻力的一种冲击。到肃宗时候，官府感到私铸恶钱控制不住，干脆官铸恶钱，使用政府力量，强将重量1．6文和3．2文的铜铸物，强使之相当于10文和50文的交换价格。这反映，专制主义不仅在土地上行施干预，在货币上也同样是不甘心于不干预的。到代宗（766～779）时候，在刘晏的参谋下，政府不顾牺牲，实行了将官铸大钱自动贬值的措施，这才有力地打击了私铸；使江淮间正常的铸钱工作，得以顺畅进行，所谓“如见钱流地上”【1】的时代到来了。

　　但当时的钱，对比起整个社会流通来说，还是太少了。所以形成钱贵物贱的结果。农民缴纳“两税”，非常吃亏，非常痛苦。经过一些官吏的呼吁，“两税”也不单纯收钱，向老的谷物布帛之制，做了某些回归。钱，主要在大官、节度使、大商人手里。他们对钱的用途，大体有四：（一）把钱积贮起来；（二）投向商业；（三）放高利贷；（四）购买土地。这四种用途所使用的资金，其比例是怎样的呢？获致到这种比例，（哪怕是比较粗一点的数字），在科学上的价值将是很高的。但以作者的努力来说：没有获致到。只是从小农大量丧失土地变为逐末之人的现象看，“钱”的所有者购买土地的事，是存在的。观唐末人范摅所写诗话中说，朗公和尚很宣扬王梵志的劝谕诗，提到人们“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良田收百顷，兄弟犹工商”，可是还要“图谋”“贫儿”的“二亩地”。不管王梵志是什么时候人，朗公和尚在唐末宣扬这些诗，是有其现实意义的。【2】（在这里，“贵者有势可以占田”跟“富者有赀可以买田”的两股流，汇聚到一起了）。放高利贷的现象也很多，军队的各级军区也放高利贷。把钱积贮起来，不抛入流通系统，像《太平广记》故事中就有所反映，特别在首都长安，这样的人怕是有的。但最主要的，怕是投入了商业贸易。贸易不可能在一块地片中进行，而铜钱铁钱，携带着跨越江河湖海，则殊不方便。于是基于信用的支票、汇票、期票、钞票之类的东西，便应运而生了。

　　最早的支票和汇票，叫“飞钱”，又叫“便换”。《新唐书·食货志》中说，宪宗元和年间（公元九世纪开初）开始使用飞钱，这恐怕说晚了一点。观德宗贞元年间（公元八世纪末），曾令禁“飞钱”和“便换”，可见大历年间，“飞钱”“便换”已甚流行。近中，偶读美籍华人教授黄仁宇先生所著《万历十五年》一书，其序言中有两段文字，对我启发很大。其一段谈资本主义经济，说“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按，指资本主义经济）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其另一段谈中国历史的特点，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3】中国历史上的情况，的确如此。我举两例为证。其一，大历间货币刚刚大规模流通，不到二十年，贞元间皇朝便跳了出来企图禁断“飞钱”；但禁断也是禁断不住的，元和间“飞钱”终于又大行了。其二，北宋高宗、真宗之时，益州富人创为“交子”，到仁宗天圣间（1023）马上“归于官中”，置交子务机构，由“官中置造”。【4】这中间粗计当在20～40年之谱。足证专制主义决不愿私人财富和作为一种公众制度的货币，操纵在私有者的手里，达到不易控制的地步：此意甚明。至于专制主义有没有组织货币的能力问题，观南宋末国家发行交钞达三万六千缗（合三百余万钱）之数，可见它有着一定的组织能力，不过终于因通货膨胀而彻底崩溃罢了。

　　话回到唐末钱币大行上来，那么，它对土地和人身关系的影响是什么呢？李翱（习之）对此曾做过两份物价统计，其数字间虽然稍有参差，但仍颇具参考价值。他算的第一笔账说，“两税法”实行30年后，物价跌了4倍。他说，30年前，粟1斗值钱100文，绢1匹值钱2000文；但货币流通30年后，粟1斗，仅值钱20文，绢1匹，仅值钱800文。30年前，需缴税100贯（缗）的，只要缴粟50石、绢20余匹已足；可是30年后，却要拿200石粟、80匹绢折成钱去纳税。他使用这些统计材料，说明自然经济下的交换手段——谷物布帛，在30年中跌价了4倍。他算的第二笔账说，“两税法”实行40年后，谷物布帛跌了3倍。他说，40年前，米1斗值钱200文，绢1匹，值钱4000文。但40年后，粟1斗，仅值钱50文，绢1匹，仅值钱800文。40年前需缴税10贯（缗）的，只缴2匹半绢就够了；40年后却要缴12匹，至少也要8匹。他使用这些与上述材料稍有出入的统计材料，说明自然经济下的交换手段——谷物布帛，在40年后跌价了3倍。【5】李翱这些统计，当作于唐宪宗元和之初和之末。在提供了这些统计材料之后，他谈到土地和人身关系方面来：

　　……兹三十年，百姓田土，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其初矣。

　　钱数不加，而其税以一为四。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6】

　　这里又提供了两个有价值的统计数字，一个是钱币畅通以后，由于钱贵物贱现象所引发，使小农土地丧失了三分之一。另一个数字是有十分之三四的小农离开土地去逐末，自然，逐末假如不太成功，就要沦为佃客了。在这种离本逐末的变动中，人身依附关系自然而然会伴随着走向松散，怕是可以这样估量的。

注释：

【1】《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2】见《云溪友议》卷11。

【3】《万历十五年》《自序》，页3。

【4】《宋朝事实》卷15。

【5】《李文公集》卷3与卷9。

【6】同上注卷3《进士策问第一道》。

载《赵俪生文集·第二卷·中国土地制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