夔州诗：神气壮丽 文脉永续
编者按 奉节,因位于长江三峡瞿塘峡夔门而称夔州。素有“诗城”美誉,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历代诗人曾先后在此留下大量的传世名篇。夔州诗是人文夔州的诗化形态;是夔州自然美、社会美、人性美的集中表现;是历史留给夔州人的一笔分外珍贵的文化遗产。从汉代铙歌到当代新诗,夔州诗演绎了2000年间的诗歌史。各种诗歌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各种诗派风格的繁荣与蜕变,各种诗学理论的争鸣与实践,都在历代夔州诗创作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呈现出千峰竞秀、百葩争艳的洋洋大观。
夔州诗的建构和体系的形成
为弘扬奉节优秀的诗歌文化,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于12月16日在奉节县举办首届诗城奉节诗歌节暨“夔州诗学术研讨会”。另外,奉节县委、县政府历时五年,编辑出版了《夔州诗全集》(全九册),为研究夔州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夔州诗全集合成图
夔州,即今重庆市奉节县,位于渝东北。夔州古称鱼复,据荆楚上游,控巴蜀东门,高江急峡,形势险天下,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夔州历史悠久,人文渊远,绵延百万年,是一片文化积淀丰厚的沃土。夔州诗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所涵盖的对象、内容、范围和作者群都与夔州的历史沿革密切相关。《夔州诗全集》将夔州及其辖县作为界定夔州诗的地域标准,其历史沿革即划分出不同时代的夔州诗歌领域。
从今见最早的汉代《巫山高》到唐代诗歌高潮,夔州诗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意象群。作为艺术符号的夔州诗意象群,是历代诗人在创作实践及审美经验累积的基础上逐渐完善和定型的,同时又为此后夔州诗意象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它涵盖了夔州的山川、神话、民俗、历史、人物等最具有地域特征和文化价值的领域,在中国古代诗歌话语系统中独树一帜。这些意象群是夔州诗的身份标志,也是夔州诗的审美载体。
《巫山高》本是汉代铙歌军乐,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之一。王融、范云等人把汉代铙歌军乐《巫山高》改造为世俗歌曲,把“思归”的题意改造为“思美”的主题。从而赋予了巫山山水一种新的审美文化元素,巫山成为神女文化的载体,神女成为巫山的象征符号。
除古辞《巫山高》外,今人见到的早期的夔州诗还有古歌谣《滟滪歌》、《流头滩歌》、《渔者歌》、《女儿子》之类的民歌,是道地道地的本土风谣。这就是夔州诗最初的源头。然而,夔州诗要走向民族文学,无论是在内容抑或形式上都不能局限于狭隘的地域文化和地方文学的樊篱之中,它必须吸引、接纳精英文化,以优化其内涵,提升其品位。夔州诗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
唐代及其以前的夔州诗,是一大批杰出诗人在数百年间的共同创造。其中既有李白、杜甫这样的世界文化巨人,也有梁简文帝、梁元帝、陈子昂、杨炯、卢照邻、沈佺期、孟浩然、王维、高适、孟郊、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贺等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
李白和杜甫是与三峡结缘最深的古代诗人。李白一生三次过三峡,都留下了动人的诗篇。青年时代的李白意气风发,于开元十四年(726)“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出蜀经过三峡的途中,写下了《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髙峰晚还题壁》。至德二年(757)李白因入永王李璘幕府而获罪,被判流放夜郎,顺长江而下。乾元二年(759),朝廷因关中大旱,宣布大赦,李白亦在放免之列。时李白尚在巫山县境内,他欣喜若狂,匆匆赶到夔州听宣。在一个彩云满天的清晨由夔州出发,乘舟东下,开始了他第三次三峡之行。《早发白帝城》就是此时吟咏而出,从此传遍天下。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从战火纷飞的长安经陕西、甘肃等地逃难到成都。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五月,杜甫携家人从成都出发,沿岷江、长江顺流而下,于次年四月到达夔州,寓居此地近两年。杜甫在夔州共写诗462首,占杜诗总数的1/3。这些诗作构成了一幅长江三峡历史、风俗、景观、民情的巨幅画卷。
杜甫的夔州诗完美地表达了对夔州和三峡的典型性审美体验,为后世的三峡山水诗奠定了美学基础,成为夔州诗艺的经典范式。杜甫夔州诗在山川物候的吟咏中,把历史反思与现实观照紧密结合起来,表现出浩茫深广的忧患意识,从而赋予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夔州诗,是杜甫生命旅程的最后咏叹,是杜甫对自己唱出的挽歌,是生命向终结存在的艺术形式,它负载的正是生死转化的生命信息。正是这种最真实的生命信息,赋予杜甫夔州诗以巨大的、永不衰竭的艺术魅力。如今,人们犹能从中感悟到人世的苍茫,生命的促迫,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思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名家迭出的宋代夔州诗
宋代是夔州诗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苏轼、黄庭坚、王十朋、陆游、范成大这些中国文学史上声名卓著的诗人,也是这一时期夔州诗的代表人物。
嘉佑四年(1059)苏轼与其弟苏辙随其父苏洵,取道岷江、长江,经三峡出蜀赴京,写下了一系列吟咏夔州名胜古迹和峡江风光的诗篇。其中《八阵碛》对孔明的历史及人生悲剧作了透辟的分析,痛惋之情,溢于言表。其《入峡》、《出峡》则描述峡内峡外气象迥殊的景观,一枝生花妙笔,写尽三峡美景。
王十朋是南宋名臣,绍兴二十七年(1157)中进士第一,被擢为状元。“十朋立朝刚直,为当代伟人。”他主张抗战,力排和议,举荐爱国老将张浚、刘锜等,并以怀奸、误国等八大罪状弹劾主和派首领当朝宰相史浩,赢得朝野盛誉。乾道元年(1165)自饶州移知夔州。王十朋在夔州勤政爱民,兴利除弊,深受夔州民众爱戴。本卷第四卷(宋代卷)收录其夔州诗314首,是历代夔州诗中除杜甫外创作数量最多的一位诗人。
在宋代夔州诗坛上,陆游是继王十朋后最为重要的诗人。乾道五年(1169),陆游因“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久之,通判夔州。”与王十朋相比,陆游入蜀赴夔时的际遇和心境大不相同。陆游之赴夔州,实在是为了养家活口,迫于无奈。他在《投梁参政》一诗中发出沉痛的感慨:“游也本无奇,腰折百僚底。流离鬓成丝,悲咤涙如洗。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而通判之职则十分低微,故陆游叹道:“乃如别驾,实类闲官。况惸惸方起于徒中,宜凛凛过虞于意外,固弗敢视马曹而不问,亦每当占纸尾而谨书。”这种仰人鼻息,小心谨慎的生涯,这种凄凄惶惶,含辛茹苦的岁月,实是胸怀凌云大志的陆游难以忍受的。
陆游夔州诗风的演化,固然是由于他人生经历的改变,但夔州山川风物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原因。陆游在赴夔途中写下千古名作《入蜀记》的同时,也写下了不少讴歌三峡风光的诗篇。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窥见峡江的奇山秀水使他的心灵受到何等强烈的震撼,成为他诗歌美学思想嬗变的巨大动力。
南宋诗人中,范成大的夔州诗亦令人瞩目。其中多篇是描绘峡中风物的诗作,笔触细腻,绘形传神,对峡江景观的特征把握十分准确。如“束江崖欲合,漱石水多漩。卓午三竿日,中间一罅天”(《初入巫峡》);“门对高唐起,江从滟滪难”(《巫山县》),等等。这些诗句,其细节之真实,意境之真切,非亲历其境且才情超卓而不可得之。
在繁杂中演进的元明夔州诗
夔门秋韵 张三友摄
元代夔州诗歌代表人物有赵孟頫、杨维祯、王冕、倪瓒等人，其中最负盛名的诗人是赵孟頫。赵字子昂，号松雪道人，为宋宗室，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入元以后，赵孟頫被迫出仕，历经五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卒后追封赵国公。但他的内心却一直很痛苦。一方面他以宋宗室的身份而屈节仕元，难免有愧疚之感；另一方面，他的出身又为元朝的上层贵族所疑忌。所以，深沉的悲哀是赵孟頫诗歌的主要内容。
明代夔州诗歌中文人《竹枝词》新潮再起，开启了夔州诗创作的新局面。《竹枝词》这种三峡地区的民歌，经唐代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的再创作，焕发出迷人的风采，从此便在诗坛上流传开来。但在唐代，《竹枝词》的内容偏窄，其创作者和创作数量都很有限。明代《竹枝词》不仅描写三峡地区的风土民情，还扩展为描写其他各地的景观和风俗，如《西湖竹枝词》、《婺州竹枝词》、《吴江竹枝词》、《长沙竹枝歌》等》，此外，还有以节令为题的《清明竹枝词》，以虚拟的神仙世界为题的《仙家竹枝词》等等。然而明代《竹枝词》中峡江《竹枝词》仍然是大宗，仅本书第五卷（元明卷）就收有夔州《竹枝词》18家，共52首。这些《竹枝词》表现了明代夔州及峡江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
杨慎的《竹枝词九首》其一描绘夔州的地形、民居、气候特征；其二描写夔州人以山水为依托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其三描写终年行驶在江上的马纲船；其四描写山居人家种蔓菁采春茶的景况；其五描写峡江人民的祈神祭祀活动；其六描写峡江女儿的装饰打扮；其七描述巫山神女的神话传说；其八描写峡江的舟航水运；其九描写顺流而下到峡州的情景。这是一幅完整的夔州民间生活画卷，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包涵着丰厚的人文意蕴。
本书第五卷（《元明卷》）收录130位明代诗人的夔州诗，其中不乏文坛名人。
刘基是元末明初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同苏轼一样，刘基亦对巫山神女传说持一种矛盾态度，而尖锐激烈的程度则甚于苏轼。其《竹枝词》云：“阳台云雨漫荒唐，巫峡啼猿枉断肠。”将巫山神女斥为老不死的山中妖狐，可谓口诛笔伐，登峰造极。对于元末明初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刘基来说，也许王朝兴衰存亡的历史教训成了他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内容。所以他从政治伦理和权力得失的视角来解读巫山神女神话，从而将其神话诗学话语置换为道统理学话语。
何景明，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是著名的明“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齐名，世称“李何”或“何李”。何景明在文学思想上主张复古，崇尚真情。李开元《词谑》二七引述何景明之言云：“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何景明之诗即以真情见长，以俊逸见称。
胡应麟，字元瑞，又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清〕纪昀等《〈少室山房集〉提要》说他“尝与李攀龙、王世贞辈游，其所作《诗薮》类皆附合世贞《艺苑巵言》，后之诋七子者遂并应麟而斥之，然其诗文笔力鸿鬯，又佐以雄博之才，亦颇纵横变化而不尽为风气所囿。当嘉隆之季，学者惟以模仿剽窃为事，而空疏弇陋皆所不免。应麟独能根柢群籍，发为文章，虽颇伤冗杂而记诵淹博，实亦一时之翘楚矣。”其诗情意真挚，情景交融，兴象奇伟，句意深婉，是明代夔州诗中少有的佳作。
古典文学终结时期的清代夔州诗
清代文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集大成的时期。清诗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嬗变，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来临。清代夔州诗也折射出这种历史演变的风雨历程。
白帝城是历代夔州诗的核心意象之一，白帝城文化内涵的变迁反映着时代的变迁。明嘉靖以后，尤其在清代以后，咏白帝城之作大多表达了一种封建正统思想。“正统思想”在清代夔州诗中的彰显，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对蜀汉政权及其代表人物正统地位的确认，也就意味着对清王朝政权“正统性”和“合法性”的质疑乃至否定。这种意识是根深蒂固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辨”思想之反映。
清代夔州诗中不仅咏白帝城的诗作激增（本书第六卷即清代卷共收此类作品多达40篇），而且咏“八阵图”的诗篇也不少(本书第六卷收录21篇)，咏“永安宫”的诗作也时有所见（本书第六卷收录10篇）。清代夔州诗中这类凭吊怀古之作风起云涌，它既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精神状态的表现，也是一个民族群体记忆的反映。
在清初诗人中，王士祯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王士祯的夔州诗，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奉命典试入蜀之时。明末清初，蜀境屡罹兵燹，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本书第六卷（清代卷）收录其诗26首，其中多为怀古之作。意境苍凉，气氛悲抑。
清代夔州诗中，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的《赐傅作楫诗》为世人所乐道。康熙此诗的手迹今藏白帝城博物馆，被誉为该馆的镇馆之宝。康熙手迹又被摩刻上石，诗碑亦存白帝城博物馆。其诗云：“危石才通鸟道，青山更有人家。 桃源意在深处，涧水浮来落花。”（本书第六卷此诗注释有详尽考证）
在清代夔州诗人中，亦屡见名流的踪影。纳兰性德，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之子。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授三等侍卫，升一等，深得康熙帝隆遇。纳兰性德才华横溢，多愁善感，能诗善词，词风悲凉，哀感顽艳，与陈维崧、朱彝尊并称为清词三大家。惜乎英年早逝，年仅31岁。本书第六卷（清代卷）收其诗、词各一首。
朱彝尊是清代著名词家，康熙十八年（1679）诏试博学鸿词科，以布衣入选，授翰林院检讨，参修《明史》。后托病还乡，专事著述，造诣宏深，通经史，工诗词古文，创浙西词派，其诗《送王援入蜀省其尊人观察庭》描述和赞美了三峡风光。
在清代后期的夔州诗中，也出现了反映民族危机，呼唤富国强兵的诗作。洪锡爵的《闻洋船入川议成感赋》就是这样的作品。彭聚星是下川东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博通经史，融汇百家。曾手书《自强联》曰：“国不自强，则为夷狄所侮；家不自强，则为乡邻所轻；人不自强，则为友朋所笑。”其《夔门铭》，颇具影响。
清代夔州诗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本土诗人的崛起。如傅作楫、王陈锡、张宗世、鲍超、刘玉璋等人，不仅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诗歌，而且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在清代夔州诗创作群体中，刘玉璋是本土诗人的领军人物。在他的诗中，充满丰富奇特的想象、瑰丽怪诞的形象、回肠荡气的节律、山鸣谷应的啸傲……他是一位让诗歌回归到艺术本体的诗人，是以在晚清夔州诗坛上异军突起，独树一帜。
清代夔州诗人民族危机感的警醒，时代忧患感的书写，都深刻地表现着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历史命运。这种时代的交替、文学的变革，赋予清代文学同时也赋予夔州诗以前所未有的风云气象、诗歌新貌。此外，清代夔州诗创作中本土诗人的崛起是一个崭新的现象，它打破了除汉代乐府民歌外历代夔州诗以非本土诗人为创作主体的格局，为民国时期夔州本土诗人大批涌现奠定了基础。
在社会变革中走向繁荣的当代夔州诗
当代夔州诗的总体态势是：新旧诗体并存，以新诗为主。当代夔州旧体诗既是传统诗歌的延续，又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当代夔州旧体诗一如前代夔州诗，描绘夔州山川形胜仍然是重要内容，在题材、意象甚至语汇上与前代并无多大区别，但也有一些清新俊逸的诗作，令人赏心悦目。这类歌咏夔州山川的诗篇，看不出明显的时代印迹，其意图似乎就在于追随古人的脚步，重新感受和体验古人的情怀。但也有一些诗作有着诗人特有的风致和气质。冯其庸的《瞿塘石歌》“因念此石实造化之所遗，而世人之所弃也，感而为长歌”，其歌磅礴奥衍，才思奇轶，语意超绝，笔力排奡。
当代夔州诗中新诗占据了绝对优势，其诗人数量之大、作品之多是任何时代也无与伦比的。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夔州诗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而且这种创作态势还在不断地蓬勃发展，本书第九卷（当代卷）收录的仅仅是其中的极少部分。
当代新诗的发展史与社会的政治进程密不可分。大体上可分为“新时期”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的夔州新诗，与整个当代文学史中的基本状况是一致的。诗人们怀着巨大的政治热忱，讴歌新社会、新生活、新事物，写下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收入本书第九卷（当代卷）中的骆文的《山地测量队》、方纪的《航标》、李冰的《夔门舵工》、吴烟痕的《喜鹊姑娘》、高缨的《航标员之歌》、《三峡灯火》等等，诗中表达的对人民的忠诚，对劳动者的热爱真挚而动人。
当代夔州诗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它必然也折射出我们这个民族所历经的风雨沧桑、坎坷途程。蔡其矫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诗，基本上属于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的范畴。对光明的讴歌、对理想的追求，是其诗歌的主题；欢快的节奏，飞扬的激情，是其诗歌的主调，《川江号子》是其代表作。
刘征作于1990年10月的《奉节街头逢杜甫》大抵是古往今来的夔州诗中唯一一首在跨时空的语境里描写杜甫的奇诗。诗中说他在奉节的街头遇见了杜甫。诗中写道：“别逗啦，时光还会倒流，/怎么能碰见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可我真的碰见了他：老杜，/在奉节街头，不管你信不信”。
柏铭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诗集《沉思的风景》、《情感的边缘》、《黛水之光》、《神女峰背后》、《叙述中的抵达》、《时光之轮》等。20多年来，其作品绝大部分都是歌咏三峡的，从而为他赢得了“三峡诗人”的桂冠。
用诗歌讲述的三峡故事，如三峡之水，永无止尽。除上面列举的外，流沙河《夔门天下险》；李加建《瞿塘峡巴人黄金古洞》；冉庄《倒吊和尚》、《八阵图》、《古峡栈道》、《依斗门》；牛汉《夔门之谜》、《江边的阶梯路》；刘登翰《三峡栈道》；斯原《天坑松涛》、《地缝之口》等等，都述说了各不相同的三峡故事。这些故事饱含着历史的血泪、时代的伤痛，因而显得分外沉重和悲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思潮在中国兴起，迅猛发展，诗人的文化意识、历史情结、反思精神得以释放，以至出现了当代诗歌中的三峡文化热。人文夔州，天下诗城——这是新世纪夔州文化建设的战略主题。可以预见，在新世纪的夔州诗创作中，古人歌咏的题材都将再度创造，前人赋义的物象都将重新演绎，而古人和前人没有发现和歌咏过的新意象、新情怀、新思维都将联翩浮现，展翅翱翔。
结 语
历代夔州诗，把山川情怀与历史意识以及人生感悟融为一炉，把历史观照与人文理想、民生疾苦与忧患意识、生命体验与人文关怀等合为一体，体现了深邃而博大、磅礴而悠远的人生理义。登览以怀古、鉴史而论今、忧国且忧民，这种由杜甫开创的诗风积淀为传统，成为历代夔州诗恒定的主题和鲜明的价值取向。
夔州诗是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学的宝贵遗产，同时又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文化。它对于当代三峡文化精神以及新世纪三峡文学的建构有着重大意义。事实上当代诗人的夔州诗创作，在精神气质、创作方法、诗美追求上都与历代夔州诗血脉相连，声息相通。可以预见，通过对夔州诗的系统整理研究，必将推动三峡文学和夔州诗的大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文化的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文章来源：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