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讲话(1-2)

  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儿》中提到,为什么清朝要刻意把抗清将领袁崇焕塑造成英雄的问题。这里存在着巨大的阴谋。正因为袁崇焕的高大,才显示出崇祯帝的渺小,显示出崇祯帝的昏庸和无能。人民是最容易被欺骗的,于是相信了这种宣传,一致认为袁崇焕伟大,而崇祯帝及明朝注定灭亡!

  那么,历朝历代,何尝不是善用此术呢?

  以下毛主席的讲话,皆出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属官方资料。笔者去图书馆查阅时,发现其厚厚如砖头,两大本(上下两部)。我刚读完几页就有了疑问,这样违背“历史”的毛主席讲话,官方怎么敢公开出版呢?我想了一下就明白了政治家的思路:这样两部砖头,有谁会去读呢?放心吧!中国人是不读书的,读书也只读教科书;等到他们明白过来时,一切改造的事业都已经完成!

  现仅从笔者所阅读过的部分摘抄几段,共飨如下:

  1.“—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2.“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对调查中发现“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的浮夸风现象的批评)

  3.“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对“共产风”现象的批评)

  4.“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1958年11月)

  5.“经济学家很‘左’,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标准各不一样。有和尚标准,恩格斯要吃油、吃肉……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指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教授参观徐水大学,一看一月发五元,每天吃不到两合前门牌,你叫优越性?……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1958年11月对“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批评)

  6.“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同上)

  7.“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

  8.“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为此需减少劳动时间,六小时至五小时劳动,再是要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多面手。“自由就业”,我不大懂。学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开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没饭吃。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四要提高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增加货币工资,特别需要的是降低物价。” (1958年毛泽东谈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之三)

  9.“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10.“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同上)

  11. 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 1959年10月4日。)

  12.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成立公社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公社可以办相当大的中型水库,过去不能办的工厂、学校、托儿所等现在也能兴办了。(毛泽东同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4日。)

  13.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体现文件的通俗性例子:

  1959.5.6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

  14. “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1959年4月26日毛泽东对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的批语)

  15. “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不得要领,不过瘾。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工作(重点还在去年)……总要有一种希望。我们是希望团结,还是希望分裂呢?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这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1959年8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

  16.“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簿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案上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毛泽东传》(下):中间派对“前三十年”的良心评价: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一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领导者们如何关心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的广大农民为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多大的代价,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当年大修水利带来的好处时,不应当忘记他们。

  编者按:凡敌人赞颂其敌方的话,不会假;凡地方批评和反对其敌方的话,不会真。

  毛主席说: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战略上就是这样。

  17. “他(杜勒斯)说:‘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王稼祥同华东地区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59年11月12日)

  中间派评论此事: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但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18.“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十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三万五千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一万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地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19.1959年12月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毛泽东列举了“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从一九四五年的“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他接着写道: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注 释:

  对表论——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有利于敌人。”

  20.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21. “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

  22. 哲学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蒙哥马利《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访华观感《我同毛的会谈》,如此评论毛:

  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60年6月16日下午版)

  毛泽东“矫枉必须过正”的例子:

  毛泽东为纠正“共产风”对指示信稿的修改:比如,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至少五年不变”,是毛泽东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毛泽东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毛泽东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原稿中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毛泽东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

  23. “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

  (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和浙江调查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1年2月8日)

  24.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3—277页)

  25. “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6日)

  26.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229页)

  27. “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要点,1962年7月20日)

  28. 两年都不要,一年多(指包产到户)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242页)

  29. 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零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同上)

  30.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3日)

  31. 李先念又说:“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李先念带有检讨的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泽东说:“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248页)

  32. “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

  “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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