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
8，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为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
9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正式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于9月7日发出。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亲笔起草会议通知这不是第一次，但这次通知写得别具特色。他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通知要求：“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至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 （同上，P356-357）
自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毛泽东具体指导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工作（主要由陈伯达负责起草）和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由廖鲁言负责起草）；后经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一起审定，印发在京中委、候补中委、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再经他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形成正式文件；并要杨尚昆立即印发在京中委等，同时用飞机分送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于月底参加六中全会时带来。
九月中下旬的北戴河，气候已渐渐进入中秋，秋风送爽，不时给人几丝寒意。然而毛泽东游泳的兴致很高，每天下海，风雨无阻。有一天，大雨瓢泼，狂风卷起巨浪一人多高，毛泽东面对汹涌波涛、巨浪滚滚，愈益兴奋，他终于设法战胜了一丈多高的排浪，钻入海中游了十多分钟。这真是“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这次到北戴河，主要是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这部书的编辑情况，毛泽东自己说过：“我用十一天的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几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几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是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快，所有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一开头就这样提出问题：“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P395）
对于有些同志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动摇，为什么呢？毛泽东作了具体分析，他说：“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地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利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暂时站在社外，‘自由一两年也好’。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的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审慎考虑，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慌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闹出一些乱子来。我们看了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砍掉’一些合作社。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同上，P396-397）
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些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实际材料。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又说：“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同上，P398）
把来自实际生活中的典型材料，加以汇集，在党内进行宣传学习，以利贯彻党的路线，推广群众中创造的新经验，加紧对工作的具体指导，并且用来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常常采用的一种工作方法。在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主编《农民问题丛刊》以推动农民运动，用了这个方法；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年和1941年先后两次编辑《农村调查》以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思想原则，用了这个方法；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1955年，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又用了这个方法——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编成后，毛泽东决定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人手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