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

　　7，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

　　1955年7月31日-8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7月31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

　　会议定于下午3时开始。下午1时毛泽东就来到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1时40分找陶铸、江华、周小舟三位省委书记谈了一会，约半个多小时，随后进入会场。当时会议气氛比较平和，毛泽东作报告也显得轻松自如、成竹在胸。因为他对农业合作化的形势估计和指导方针，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作出的。

　　毛泽东的报告，一开头就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同时，毛泽东也实事求是地指出：“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对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这就是毛泽东对当时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基本估计，和所采取的正确指导方针。毛泽东完全是从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方针和政策的。他特别强调，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这些困难的。”不论过去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现在搞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他批评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些人是“胜利吓昏了头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这些人“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P234-250）

　　毛泽东十分清楚：要把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的确是很困难的。但是，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他说，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多地少，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仍然有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所以，中国的大多数的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中国共产党又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关于发展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的报告用了相当的篇幅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批评邓子恢等人采取了“特别迟缓的速度”。

　　他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他又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他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骤，毛泽东提出，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合作化，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1967年完成，而且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

　　他对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的进程作出一个大致规划：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同时，他已经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他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

　　在生产上，毛泽东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

　　毛泽东三番五次地提出，农业合作社必须增产，不能减产。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成败的关键。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现有的65万个合作社，80%以上是增产的，这就给毛泽东以极大的信心和勇气，领导全党勇往直前地推进合作化运动。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总结了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提出许多重要的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是指导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毛泽东在指导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中，历来注意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防止另一种倾向。他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也特别注意这一点。他后来在修改这个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些话：“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P251-260）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8月1日结束。8月3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了一次话，从下午2时30分谈到4时45分。8月7日，毛泽东便去北戴河，一面休息，一面摆脱其他工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精心指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直至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根据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的意见，毛泽东对报告稿所作的修改和补充，主要是增加了关于建社准备工作的一段和苏联经验的两段。8月23日将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十三人征求意见。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将报告（修正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农业合作化进入一个新阶段，即迅猛发展的阶段。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集扩大会议等各种形式的会议，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研究本地区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各地一致表示完全拥护这个报告，都说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启示。同时，同时，检讨和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毛泽东在北戴河每天阅读省市自治区党委送来的报告，他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他还从中选出一些重要的报告，以中共中央名义加写批语，转发各地。他在安徽省委报告上写的批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在辽宁省委报告上所写的批语，再次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必须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可只强调工业化，减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

　　9月2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写出一个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主席的检讨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了一些意见送刘、周、陈、朱、彭真、邓小平、陈伯达、廖鲁言即阅，退邓子恢。

　　毛泽东的批语，非常严厉，他尖锐地批评说：“为什么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地去挫折它。”“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八月一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P400）

　　毛泽东的批语，在尖锐地批判右倾错误，催促各地加快合作化步子的同时，也特别提醒各地务必注意做好现有合作社的整顿工作。湖北省委的报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在批语中写道：“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同上，P300-301）毛泽东所以强调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担心在合作化快速发展的时候，如不把现有合作社真正整顿好，合作社是不会巩固的，甚至还会出乱子。他对一些地方在合作化运动中采取的比较稳妥的办法，比如山西省委提出的“不要急于办大社”、“居住极为分散的山庄窝棚不宜建社”等等，加以肯定，并转发各地参考。

　　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想着农业增产问题。他在批转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时，要求各地都要作出农业增产的规划，写道：“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或者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 （同上，P374-375）用了“是为至要”四个字，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多么重视。

　　此时，毛泽东已开始酝酿制定全国农业发展规划了。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伟人能像毛泽东这样，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农村工作中实行一个重要口号：“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不是仍然适用？对这个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没有作出回答。有人认为，我们党现在似乎放弃了这个口号。毛泽东在转发福建省委的报告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而目前团结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强迫他们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 （同上，P351）

　　这里所说的，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问题。毛泽东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为慎重起见，他把这个批语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传阅，并且嘱咐：“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这个批语，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略作补充后，作为中央指示于9月7日下发，从此成为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问题的一个规范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