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道路的结果

　　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割裂开来，恰恰是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思维模式，是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反向强化的原因之一。其中，虚假的城市化发展已经成为城乡分裂和农民分化的主要推手。　　

　　主要表现是：　　

　　1、农业上的家庭分散承包经营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没有考虑到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没有将农业的现代化与农村工业化作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性的进程来把握，只是就农业说农业，这就在理论研究和宏观政策的制定上陷入二元思维。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决策者们完全没有预见到的一个结果。本来是调整工业和农业关系的极好时机，使农业现代化建立在农村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没有这种预见性，由于蔑视集体经济，所以，只兴旺了十几年，到90年代就统统私有化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又被割断。　　

　　2、工业化进程必然导致农村地区的城镇化社会转型。但是，多年来对农村城镇化的研究被照搬西方城市化道路的理论所主导，农村城镇化被农民进城打工的虚假城市化所取代，城市化就是农民进城，结果造成农民工进城只能雇佣化却不能被市民化的尴尬局面，农村体制变革又使农村城镇化集聚失去了集体经济的体制支撑和组织载体。这一发展路径仍然是城乡二元的思维模式，城市只需要廉价的农民工，而不是农民的市民化转移。　　

　　3、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也要走西方的城市化道路，是一个非常幼稚肤浅的看法，是典型的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这种思维只看到农民要进入大中城市这一趋势，没有看到农村工业化导致的农村地区的城镇化集聚发展的趋势，同时也回避了问题的本质，即：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讲，是只有农民工进城的所谓“城市化”，还是在农村工业化基础上的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是农民成为雇佣劳动者的私有化的城市化，还是以农民为主体、为主人的城镇化？这里的关键是还有没有集体经济体制和农民的组织化。显然，近二十年来城乡关系的裂变，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发展成为了主要推手。　　

　　4、资本主导的农民“城市化”的结果，不仅是农民工的雇佣化，同时，还造成了农村的空壳化、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和农业的副业化和边缘化。这种虚假的城市化不但不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相反，却反向强化了二元结构。有人将二元结构的强化仍然归结为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的结果，是非常肤浅和幼稚的结论。　　

　　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重点和难点是农村的城镇化，农村的城镇话发展实际上有被动型城市化和主动型城镇化这样两种基本类型和城市化转移一批、城镇化集聚一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升一批的三个层次。　　

　　1、原有城市扩张到的地区的农村被城市化，可称之为被动城市化类型；如全国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城中村”、“城边村”的问题。解决此类问题，也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这种被动的城市化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不论是野蛮强拆，还是高价补偿，总之是打散集体经济；另一条道路是集体经济公司化，主动融入城市化转型，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北京有很多此类典型，南京哪个每人发黄金白银的村子也是此种类型。　　

　　2、一般农村地区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形成的城镇化集聚转型，发展成为新的小城镇，即农村主动型城镇化类型；如华西村、南街村等一大批靠集体经济发展起来的农村已经实现城镇化转型。　　

　　这种农村城镇化发展又有几种情况：一是以乡镇为单位的城镇化集聚，即农村城镇化的中心核装集聚模式，一般是乡镇中心区建设小城镇，外围保留一部分农村建设现代化农村社区，如河北的周家庄乡，仍然保留人民公社体制；一是以村为单位实现城镇化转型，如河南的刘庄、南街村等；三是几个相邻村庄合并完成城镇化转型，或建设小城镇，或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如江苏的华西村，已经合并了十几个村，山东的南山集团，已经合并了三十多个村庄，建成了现代化小城镇。　　

　　3、现状传统村庄在以上两种基本类型中分三个层次实现城市化、城镇化转型：一是通过改造融入城市，建设新的城市社区，即城市化转移一批；二是在农村地区建设小城镇，集聚当地经济和人口，即城镇化集聚一批；三是以保留村为主体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升一批。笔者曾概括为“三个一批”解决农村现代化问题。这是从传统村庄的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角度概括的农村城镇化的全部问题。除此以外，还有大量农民以各种方式进入原有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转移问题，包括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弄明白了，才能说清楚中国的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主要目标实际上是农村的城镇化，这种农村城镇化必然是依托集体经济体制和农民组织化基础上才能实现，这才是真正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道路的中国特色，绝不是简单重复西方的农民破产转化为城市产业后备军的资本主义的城市化道路。现在的“三农”问题，正是企图重复这条道路后已经碰壁的结果。如果从这个角度研究问题，那么，农民的组织化和集体经济体制就必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就可以看出简单地解散人民公社是何等的没有远见，就可以说明强化乡镇统筹的功能和提高统筹能力是何等重要。在目前的形势下，资本的圈地运动正在借助土地流转进入一轮新的高潮，“三农”问题是福是祸，恐怕逃不出历史的发展规律。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