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昭信股票的结局及其余响
那么，民间已经认购的昭信股票和官方从民间募得之昭信股票款项去向又如何呢?由于史料匮乏，难以作出较为全面的追踪，只能就局部情况作一些了解。两淮盐商对所认购之股款，极力请求同官员所认缴之款项一样，不领股票，“藉伸报效”，遂由江督刘坤一奏请给奖。⑧l899年5月朝廷批准对两淮盐商特予奖叙。⑨1899年6月，朝廷批准御史余诚格的奏疏，对“民间昭信股票有情殷报效不愿领本息者，准其缴票按给奖叙；其愿领本息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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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刘坤一：《淮商报效股票恳请一律给奖折》(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总第1115页。
⑨《清实录·德宗实录》卷441，中华书局1987年版，总第57册，第810页。
照原定章程办理”①。不过，义和团运动之后，官方因昭信股票“本利无款筹付”②，所以鼓励商民同官绅一样缴票请奖，户部奏准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1903年2月26日)为缴票移奖的最后期限。而奉天和直隶两地的昭信股票则因未能依限请奖，获准展限半年。③后来，御史陈应禧以昭信股票“未尽收回”，奏请展限，“以利商民”。④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程德全奏准黑龙江官绅商民所报效之股票，请奖时间展至本年十二月。⑤直到次年6月，个别省份的昭信股票请奖事宜仍未完结，地方官不得不请求再展限期，“以昭大信”⑥。
官方推行的缴票请奖办法在实施过程中也有一些难度，即对于那些认款“整数多而奇零少”的官绅商民，则“办理均易”，而实际上许多股款都是地方官员照粮摊派而得，“奇零多而整数少”，“按诸百两领一票之章程，其人殊寥寥也”，这就造成“独奖则金额不足，合奖则难以划分”等问题。况且许多照粮或计亩苛派而来的昭信股票款，仅由地方士绅等含混领票，有的则在地方官员的敲诈下并未领票，在这种情况下，移票给奖就没有多大意义。在推行昭信股票的当年，御史张承缨就上疏建议，对于按粮摊派的奇零少数股款，应由各州县清查确切，然后报户部转行学务大臣，“于岁科两试，计数加广学额，以示激劝而清款项”。⑦其后，山东巡抚周馥亦奏请就山东绅民所购昭信股票“请广学额，以昭激劝”⑧。增加学额的前提是科举制度的正常推行，但在百日维新过程中，科举之制几遭撤废，戊戌政变之后虽复旧制，但亦未能延续多久，所以从总体上而言，对于民间“奇零多而整数少”的股款给予酌加学额的对策实际上未能充分实施。
为了弄清民间昭信股票的最后结局，笔者仔细查阅了由凤凰出版社、巴蜀书社与上海书店联合影印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和台湾学生书局影印出版的《新修方志丛刊》中的各省民国方志，发现虽然各地方志的《赋役》、《田赋》或《财政》等专栏的“杂捐”或“公债”等项内容丰富，但绝少提到“昭信股票”⑨，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据直隶总督袁世凯于1902年底向朝廷汇报，义和团运动之前，直隶地区认购了昭信股票的商民“或已领过息银”⑩。至于领过多少息银，本金结果又如何，无从知悉。笔者花了很大力气，也未找到关于昭信股票还过本付过息的其他证据。相反，认股者本息无着的直接或间接记录倒是有一些。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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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4382页；《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1页。
②袁世凯：《顺直官员商民遗失昭信股票收单恳准补给印收请奖折》(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八日)，《袁世凯奏议》中册，第733页。
③袁世凯：《顺直昭信股票恳展限请奖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袁世凯奏议》中册，第689页；《清实录·德宗实录》卷509，总第58册，第715页。
④《清实录·德宗实录》卷511，总第58册，第753页。
⑤程德全：《股票请奖缓限折》(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日)，《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黑水丛书》第7辑)上册，第58页。
⑥《清实录·德宗实录》卷545，总第59册，第239页。
⑦张承缨：《清理股票事期简要疏》，王延熙等辑：《皇清道成同光奏议》卷1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331)，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4页。
⑧《清实录·德宗实录》卷514，总第58册，第791页。
⑨部分民国时期所修四川地方志中有一些记录，鲁子健先生均已辑入所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一书。
⑩袁世凯：《顺直昭信股票恳展限请奖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袁世凯奏议》中册，第689页。
四川广安县：“其已捐缴到官者，亦末给还”①。
四川大竹县：“已缴者亦未发还”②。
四川宣汉县：“已缴已解者，伫望经年，息固无着，股本亦不知所之”③。
四川涪陵县：“未完者幸免，已完者不发还，实不足昭示大信”④。
四川资中县：“未完者幸免，已完者不发还。名为昭信，其实不能昭信如此”⑤。
四川犍为县：“民之缴官者，亦未给还”⑥。
江苏泰县：“昭信股票乃股集而信不昭，票等废纸”⑦。
这些说明不少州县照粮摊派或民间认缴的昭信股款实际上本利无归。于是，“‘昭信’不信之谣”一时在民间广为传播。⑧
昭信股票是晚清政府经过缜密策划而举办的国内公债，据有关官员在该票发行“已成弩末”之际估计，其“收数约在千余万(两)”。⑨勿庸讳言，昭信股票的举办对缓解晚清政府的财政危机起了一定作用。⑩个别地方的股款还被截留用于地方财政支出。例如山东昭信股票款项先后计有46．98万元获准用于地方赈济之需。⑾闽浙总督许应骙则奏明截留昭信股票款，购买枪械。⑿云贵总督崧蕃获准在云南昭信股票款内拨出8万两“留备云南铜本之用”⒀。湖南省则奉旨将该省官员所缴股银5万两，汇解湖北藩库，抵补鄂省厘金。⒁
但是，昭信股票毕竟不是一次成功的公债发行活动，它产生的负面影响比积极意义更值得关注。在该“股票”发行之初，王文韶就指出：这一模仿西方发行“国债”的作法，“在华为创举，办理亦正不易耳”。⒂时人认为昭信股票办理章程“不尽妥善”⒃。其实，章程的纰缪恐怕并不严重，关键问题是该“股票”的实际发行操作离章程规定距离太远。官方在设计该股票发行方案时，特地命名为“昭信股票”，足见其对经济“信用”的重视。政府信用是近代公债的基础和保障，昭信股票在设计指导思想方面符合近代国家公债基本要求。在实际发行过程中，官方亦不断重申股票“昭信”的重要性。那么，实际结果又为什么走向“失信”呢?原因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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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446页。
②《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447页。
③《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447页。
④《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448页。
⑤《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448页。
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449页。
⑦民国《泰县志稿》卷11，第8页。
⑧《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447页。
⑨《停办昭信股票折》，1898年9月27日《申报》，影印版，第60册，第189页。
⑩李允俊主编：《晚清经济史事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87页。
⑾《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4298页；《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29页。
⑿《清实录·德宗实录》卷443，总第57册，第837页。
⒀《清实录·德宗实录》卷439，总第57册，第770页。
⒁陈宝箴：《汇解昭信股票银两拨补鄂省厘金片》(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陈宝箴集》上册，第822页。
⒂《王文韶日记》下册，1898年2月7日，第984页。
⒃《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总第3552页。
晚清政府之发行昭信股票，并不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经济行为，而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举措。朝廷将这种公债的发行视为对各级官员忠君爱国热忱的一次检验。换句话说，就是君上有急，需要臣民协济，以度难关。于是，蒙受过“浩荡皇恩”的官员们自然只有“情殷报效”。因为如果认缴股款后领取了股票，接受还本付息，怎么能称得上“报恩”呢?在“思想高尚”的官员们的执意要求和示范作用下，“报效”很快成为官场和民间在对待昭信股票方面的主流行为模式。官民由抑制经济理性而表现出的忠君爱国热忱，也并未被埋没，朝廷以各类行政或荣誉奖励作为回报，反过来又对官民的“报效”行为产生明显的暗示与鼓励作用。可以说，从设计上的还本计息，到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情愿报效”，昭信股票已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异化，其功能和影响已脱离了近代公债制度的轨道。
朝廷在发行昭信股票过程中，三令五申采取自愿认购的原则，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各省办理尤不得法”①，各种苛派抑勒弊端普遍存在。有人指出：“朝廷昭信之实惠，徒便奸滑牟利之私图。”②有人叹息：“不得其人，虽良法亦不能久行也。”③两者均说明朝廷的“良法美意”与地方实际执行状况的明显差距。昭信股票关系到官方自上而下的整体信用。一方面，地方官员的苛派勒索使民众对昭信股票的怨忿不断堆积，另一方面，朝廷对奇零股款的漠然态度和不良措施，造成大多数中小投资者“本利无归”，也是导致昭信股票“失信”的重要原因。
昭信股票的“失信”结局，直接影响到民众对于公债的态度。时人称：“自昭信股票之信用失，而国内之募债难。”④袁世凯于1906年在直隶试办公债时，就真切感受到“前此举行息借商款、昭信股票，承办者未能力求践言，迄今为世诟病。故中国举办公债，较之各国为难，而行之于息借商款、昭信股票之后则尤难。”⑤昭信股票的结局进一步增加了民间对官方信用的怀疑。时人纪述：“此后虽煌煌天语，悬诸通衢，曰革新庶政、预备立宪，毅然欲见诸施行，蚩蚩者氓皆掩耳而走，反唇相讥曰‘是给我也，是朘我也，是犹之乎昭信股票也。’而莫之敢信，莫之敢应!”⑥由此可见，昭信股票的“失信”对清末新政的社会成效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进人民国，昭信股票“失信”的话柄仍被人时常提起，被引为发行公债的前车之鉴。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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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总第2272页。
②张承缨：《清理股票事期简要疏》，《皇清道成同光奏议》卷11，第14页。
③《停办昭信股票折》，1898年9月27日《申报》，影印版，第60册，第189页；《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442页。
④沔阳卢靖来稿：《释国债》，1909年6月5日《申报》，影印版，第100册，第498页。
⑤袁世凯：《劝募公债出力人员请仍照原保给奖折》(光绪2-十二年八月三十日)，《袁世凯奏议》下册，总第1385页。
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447页。
⑦《读黄留守劝募国民捐以减外债电推广其意敬劝国民输捐启》，1912年5月7日《民立报》，第2版；《储金之小结束》，1916年3月17日《盛京时报》，影印版，第33册，第365页；平之：《救国储金》，《东方杂志》第12卷第6号，1915年6月1日，“谈屑”，第11页；《参议院第六次会议速记录》，《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5月17日)，总第1册，第302页；虞和平等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举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页。
列宁说过：“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①说明了历史动机与历史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异。晚清昭信股票的“失信”结局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这个“玩笑”的背后，也再次说明“有治法无治人”是制约晚清经济改革成效的重要因素。
[作者李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南京，210093]
(特邀责任编辑：史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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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1914年6月)，《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