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是如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的（下）
姜传岗
环球视野
五、六七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奇迹
三年的饥饿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中国六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力水平落后。因而必须在加强农业基本建设上下更大功夫，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困难过后，党中央把农业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领导农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发扬战天斗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开展了一场持久的以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为目标的群众战争。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用了十五、六年时间，使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发生了历史的改变。
1、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基本上控制了水患，变水害为水利
几千年来农业都是靠天吃饭，洪涝和干旱是威胁农业安全的最大的自然灾害。为此，从50年代初，在毛泽东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一系列号召下，就开始对一些水患严重的江河进行治理，并结合兴修水利。至60年代，各地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并逐步产生显著效果。到了7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对全国江河、湖泊的治理，并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筑了大量水利工程，其中包括对海河、淮河、黄河、辽河、长江支流等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不仅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建立了许多具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产生了除弊兴利的巨大效果。例如：
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控、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同时还建了许多水库，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使海河流域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
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修建水库220座，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 1100多万亩。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竣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南、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3000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闸60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80多处，灌溉面积800多万亩，由此变害为利。
在水利建设中，止于1977年全国各地共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建水库七万多座。例如，令人震惊的河南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1969年全部建成，总干渠长104里，灌溉面积扩大了60万亩。湖北省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等等。
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实施和完成的，历时不过十多年。如此艰巨豪迈的工程、如此宏伟的业绩，在历史上什么时期曾经出现过？古今中外孰能与之相比？这样的人类奇迹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能创造出来！
2、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治山改土，全面整修农田，使大部分农田实现灌浇
大寨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缩影。大寨的贫穷可用过去的一个民谣加以说明：“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解放后的贫穷主要是由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全村七百多亩土地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七零八散、高低不平共4800多块。土地十年九旱，一下大雨就涝，亩产只有七、八十斤。但是大寨人的骨头是硬的，他们不向贫穷低头，而是认准了向穷山恶水开战、治山改土的一条道。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硬是靠人力打石筑坝、填土造田，在山坡上造成了新的“大寨田”。这样不仅扩大了地块面积、整平了土地，而且能够保持水土，旱涝保收，亩产在当时就翻了两番，基本上摆脱了贫困。看那长城般的石坝、天梯式的农田，谁能相信它完全是靠全村五、六十个劳力手凿肩抬式劳动方式建成的？他们打出和搬运的石方如果垒起1米高2米宽的大坝，能够从大寨铺到北京一个来回！
大寨的经验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中央于1964年作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决议。“农业学大寨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水利化、机械化要求，对土地进行升级改造。
在各地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治山改土、修“大寨田”、大打农业翻身仗的群众运动。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农村的土地大多是脊薄荒凉的，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绝大部分不能水浇，正常雨量下高处旱、洼地涝，好年景产量不过二百斤。很多地区盐碱现象严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这种状况正是在六、七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根本改变的。
那真是一个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县、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战在田野，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将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修水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使大部分土地都达到了能够排涝和灌溉的标准，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经过10年多的时间，使大地变了模样，变成了畦田纵横、渠水成网、绿树成行的图画！
有人诅咒那个时代生活艰苦、劳动报酬低，有人诅咒那时“一大二公”、“不自由”。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时代人们的艰苦奉献、创业拼搏，能有后来及至今天农业的大翻身吗？那一代人所创造的价值及其惠及子孙后代的功绩有谁能与之相比？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正是那时，为实现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和人民生活富裕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性的事情，铺就了最坚实的路基。
3、大力发展支农工业和电业，为实现水利化、机械化、化肥化、电气化提供了充分条件
农业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如果没有相关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贯彻党中央“调整”方针，在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包括困难时期下放的一些项目也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这对农业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由于大庆以及胜利、大港等许多新油田的建立，逐渐使我国石油达到基本自给，加上这时大批新煤矿的建立，这大大促进了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尤其是在70年代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国引进了一大批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笨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在70年代先后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油田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大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使中国化肥、化纤、人造棉等产量在70年代末期有了迅速增长。如：化肥产量1978年比1977年以66%的速度增长，到1979年达1065.4万吨，化肥施用量比1962年增加了12.4倍；化纤产量1979年达32.6万吨，比1965年增长550.7%；棉布产量 1979年达 121.5亿米，比 1965年增长 93.5%。这些都为80年代的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充分条件。
70年代农机制造业发展很快。1976年又一新的大型拖拉机制造厂—山东拖拉机厂建成。到1979年，全国有拖拉机56万台，手扶拖拉机140万台；全国大部分公社都有了拖拉机，有相当多的大队有手扶拖拉机。柴油机、播种机、粉碎机等一些农业机械也逐渐投入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1978年比1962年增加了14.5倍。在“大跃进”和困难时期那种人拉犁子、用锨翻地的现象这时就逐渐消失了。
六、七十年代中国电力发展很快。全国一些大型发电站如：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唐山陟河发电厂、山东莱芜发电厂等都是这时期建立的。同时各地都兴建了许多中小型发电站。从1966年至1976年仅全国农村就新建了中小型电站56000多座。到1978年，全国农村90%的公社、60%以上的生产大队通了电，农业用电比1965年增长了470%，机电排灌动力达到6500万马力，机电排灌面积增长了4倍以上。
由于农田基本建设和支农工业的发展，到70年代末，农业发展日益朝水利化、机械化和电气化驰进。1978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60%。农业达到每人有一亩以上稳产高产田。农业生产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4、大力发展农业科学技术
中国早在1957年就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制订了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进人60年代，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粱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这些新品种还不断更新换代，使农业产量逐渐提高。我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从60年代就开始了，70年代其成果就开始推广，新品种使水稻产量提高了20%，亩产达千斤以上。在防止病虫害方面，1968年我国有关科研部门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等问题，尤其是消灭了数千年来危害中国农业安全的蝗灾，取得了重大成果。从70年代初，科研部门就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新技术应用于农作物育种，培养成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不仅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生长期缩短，而且具有抗病虫害等特点。从这时起，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渐领先世界，对东南亚以及全世界农业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正是这些新的科技成果的推广成为中国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取得上述几方面伟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农业在70年代就进入大发展局面。从1963年到70年代末，十六、七年的时间内粮食产量都是持续增长，再无出现大的减产或波折，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仅从1965年至1978年来说，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十多年间增长了56.7%，年均增长率是3.9%，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从此，中国农业基本上摆脱了靠天吃饭、受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的历史。
六、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的显著变化
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大搞农田水利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国家在基础建设和长远效益上投放多、发展步子大，可想而知在改善人民生活上投入不会很大。这也是任何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起步发展所必经的一个阶段。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共产党不关心人民生活或者说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人民生活没有改善、没有提高。右派们在讲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时，总是说“长期没有变化”，统统说成是“挨饿、吃不饱”的历史。在他们眼里，历史成了被任意涂抹、歪曲的东西。
事实是，在党中央“调整”方针指导下，国民经济在“三年困难”之后很快恢复发展起来，城乡居民吃不饱饭、挨饿的状况就逐渐消失。到196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9452万吨，比1960年增加了5000多万吨，接近了1957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产品如棉花、油菜、甘蔗、考烟等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大大超过了1957年。其中棉花总产量达4195万担，比1957年增长了22%；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供应增长30%以上。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57亿元，比1957年增长28%。当时市场供应显著改善，城乡生活大大好转，这在中国历史上被公认为是经济、生活较好的一个时期。难道有谁记得那时候生活仍处于饥荒挨饿之中吗？
此后不久，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到1977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被宣布结束。那么在“文革”10多年间，人民生活水平究竟是下降了还是继续提高了呢？
其实，事情很简单，任何人都可以拿“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生活状况究竟是好起来了还是更差了？这个问题对每一个正直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1979年粮食总产量达6642.3亿斤，比 1965年的 3890.5亿斤增长 71%，全国人均占有粮食684斤，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
诚然，从统计数字来看，“文革”时期城乡居民的货币收入并不高，增幅也不大，但实际情况却不是统计数字所能完全说明的。这里有三个问题必须看到：
第一，当时实行的是计划供应制度，城乡对职工、社员的分配含有很大实物供给的成份，有许多项目是不计价的，或者计价很低，而且公共福利、救济的成份很大。因此说用货币价值表现的增长数字远远不能反映出当时的真实情况。例如：很多单位对职工的住房、水电是不收费的，或者收费很低；农村生产队分给社员的蔬菜、果瓜、秧苗、柴草等往往就是按“堆”估，每堆就只算1角钱，有的不计价、不进入决算。就是当时的粮、棉、油等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计划供给，价格很低，远远不能反映其真实的价值。
第二，农村社员的收入过去的统计数字只反映的是从生产队集体分配的部分，而对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是不计在内的，而这部分在社员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并不是很小，一般要占在30%—40%之间。
第三，对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只从职工人均工资多少也是不能完全说明的，还必须考虑其就业多少以及公共福利和救济等多种因素。
因此，从全面综合情况看，六、七十年代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及其提高速度要大大超过统计结果。这里仅从以下几点说明：
1、就业人数大量增加
“文革”期间虽然职工十年没有增加工资，但那时国家采取广泛就业的方针。由于当时全国工业、交通等事业发展很快，新建企业很多，因而增加的新职工特别多。1966年到1977年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共新增3915万人（有一半左右是从农民中招收）。到 1978年，仅“三线”地区，职工人数就由 1965年的 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是原来的3.47倍。全国职工人数则达到近1亿人（9967万人，其中包括全民和集体分别是 7693万、2274万），比1966年增长70%。“文革”前入校的大中专生（“老五届”）一百多万人在1968年后全部分配，还有全部退伍军人、部分城市青年等都安排了工作。1977—1979年全国就安置就业人口达750万人。这种就业速度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就业人数大量增加，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家庭收入增加了。“文革”刚结束，1977年10月即给全国60%多的职工增加了工资，成为建国以来增加工资总额和人数最多的一次。这难道不是六、七十年代所积累的财富吗？
2、食品供应逐渐丰富
“文革”期间，全国对“大串连”的红卫兵实行“吃饭不要钱”。红卫兵到了哪里，如果没有钱和粮票，在当地接待站打个条就可以吃饭、住宿。这也说明当时的吃饭问题已不是困难的事情。“文革”期间，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大批“三自一包”、“资本主义”，但这决不意味着国家从政策上取消了自由市场、家庭经营之类。相反，城乡的集市贸易、农贸市场等形式的自由市场始终存在。包括全国的大城市几乎都有其划定的以经销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为主的自由市场区。尤其是在70年代后期，这种自由贸易逐渐发展。1978年全国仅农村集市就达36000个，与1965年相当。农村自从60年代初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60条》）以来，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家庭饲养等到1965年之后经营已十分稳定，在整个“文革”中除了个别地方外都没有改变。社员的自留地、小片开荒因地区不同每人面积在二、三分以上不等，产品完全归家庭所有，并且不交税。这对社员家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补充。尤其是到了70年代，社员的自留地经营普遍很好，家庭副业和家庭饲养也大有发展。其产品除部分自用外，有些就拿到城乡自由市场去出售，这大大补充和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有些人讲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收入，只讲从集体分配的部分，而不讲自留地、家庭副业等方面的收入，似乎是把当时的增长数字贬得越低越好，然而事实岂能掩盖得住呢！
在“文革”时期，非农业人口的主要生活品，如面粉、肉、油、糖等虽然凭票供应，但是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基本上过得去，有少量不足的部分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去购买。自由市场上的商品比国家供应的价格虽然贵一些，例如，小麦、大米每斤在二、三角之间，肉每斤在1元左右，鸡蛋每斤在五、六角之间，这对普通家庭来说都能买得起。到了70年代后期，由于全国农产品和畜牧、水产品产量逐渐增加，城乡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也逐渐丰富，市民已明显感到生活有宽余。大多数家庭都有些积蓄的粮票和粮本购粮计划，户存上千斤的不在少数。有人每讲计划经济时期就是“吃不饱饭”，其实那只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而决不符合整个六、七十年的生活实际。
当然，从某些城市下乡知青的体验中，农村生活始终是艰苦，这说明城市生活比农村好得多。在当时农村，有些农民吃的是黑窝窝头，喝的是瓜菜粥，就的是腌菜，而很少情况下吃炒菜和肉，然而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是解放前中农的生活水平了。在旧社会就是一般地主，也不会常年吃上白馍和肉菜。
3、服装和家庭用品的变化
70年代后期，居民棉布的计划供应量人均增至20多尺，家庭中大人、儿童均起来，应该说数量基本够用。由于当时国家引进了一批化纤设备以及轻纺工业的发展，各类人造棉、涤纶之类的棉布、针织品、服装产量增长很快，而且不凭票供应，放开购买。这就使城乡人民的穿衣问题基本解决。其他产品，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轻工业产品也迅速发展，其中既有凭票供应的，又有高价的，城乡居民实际拥有的数量都比1966年前大大增多。
4、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制度广泛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有病看不起、孩子没钱上学的现象反而增加了，有些家庭因此而负债累累。有些地区出现了农民靠卖血维持开支的现象。在议论这个问题时，人们不得不承认70年代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宝贵经验。
那时国家实行的是真正的义务教育，各类学校的学杂费、书费低得无法想象。中小学的费用全部加起来每学期不过2.5元。大中学生在校住宿、吃饭，每月只需6—8元钱。其中家庭有困难的，学校还发助学金、减免学杂费等。很少有孩子不能上学的。
当时在职职工全部是公费医疗，看病吃药、住院费没有哪个单位是不能报销的。甚至连子女看病都能报销。在校学生看病、住院都由学校承担。为了解决广大农民的治病问题，党中央提出把卫生医疗的重点放在农村，大力推进合作医疗制度。1969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药品全面大降价，一次降价幅度就达37%。那时社员看病花钱很少，一般小病就是花几角钱。到1978年，全国有五万多个人民公社建立了卫生院，有82%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初步形成了从县、公社到大队的三级医疗卫生制度。为了加强农村医疗，大批城市医生下放到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都面向农村。各地共培养“赤脚医生”160多万，这大大加强了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有许多寄生虫、传染病被消灭。1977年全国人均寿命已达66岁，比1949年提高了31岁。
1970年斯诺曾来中国考察，他说：“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从中也反映出当时农村的实际变化。
那时期党和政府虽然不让少数人富起来，但对于困难群体和灾区的扶助、救济措施却是非常强有力的。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困难都能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例如像发生唐山大地震那样的特大灾难，几十万受灾人口没有出现一人挨饿、受冻和流离失所的现象。
那个年代在城镇工作的有些老职工，每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还赡养着包括老人、孩子在内的五、六口人，然而他们却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并供应孩子上学，直到大学。而在目前城市里，即使月工资200O多元的高薪族，你能养得住这同样多的家庭人口吗？
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在讲经济和生活较好的时期时，公认是50年代中期和1965年前后。其实，无论就生产条件改善、生产力发展速度还是农产品产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各方面来看，70年代都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是农业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农业从肩挑人抬、人拉犁子、用铣剜地的状况到拖拉机田间跑、电动机、柴油机普遍使用；从土地坑洼不平、旱涝灾害频发、靠天吃饭到畦田成片、普遍用水灌溉、每人一亩稳产高产田；从饥荒、挨饿到大多数人达到温饱，初步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没有失业的中国，这完全是上了一个历史大台阶。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走过的一段最艰巨豪迈的路程。这个时期人民生活虽然没有达到小康，更无人富裕，但那一代人却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他们的历史奉献无以能与之相比！
七、解决吃饭问题无有穷期
解决吃饭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各个时期具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相对于旧中国来说，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建立起公平的分配制度，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生产条件根本改变，消除靠天吃饭的现象，使大多数人摆脱贫困和饥饿，这就算历史地解决了吃饭问题。从这个标准来看，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基本上达到了。然而，解决吃饭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极少数挨饿的人。即使象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国内都还有占总人口 10%以上的贫困和无家可归的人口；解决吃饭问题也不意味着是一劳永逸的。由于时代不同了，情况不断变化，人们的生活要求不断提高，新的问题和矛盾总是不断产生，因而吃饭问题必须不断努力、不断解决，它始终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永恒课题。
人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和人民生活曾出现一个显著发展的时期：粮食和农产品连年丰收，广大城乡居民不仅吃饱了饭，而且质量也有所提高，农村开始了以白面细粮为主食的历史，城市则取消了长期实行的粮食限量供应政策，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其实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二是提高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逐步放开粮价。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议程之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粮食价格从1979年夏季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征购指标在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其他棉、油、畜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也相应提高。同时降低农机、化肥、农用塑料等支农工业产品的价格。这两项政策在当时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使改革很快在农村看到显著效果。
然而必须看到，80年代初的成果是建立在70年代农业的建设成就基础上的，最根本的在于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力发挥的作用。农业基本常识说明：农产品产量增长一是靠水利，二是靠化肥，三是靠种子改良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的应用，四是靠农业机械和电的使用等，这几个方面正是在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基础，即使在管理方式和产品价格上改革，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产量也不会大幅度提高。事实上，中国农业产量从改革开放之前的1975—1978年就已经出现了加快增长的趋势，80年代初不过正是这种趋势的继续而已。正如中国革命一样，如果只讲建国时的伟大胜利，而不讲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次斗争的成就，那样能够说明问题吗？又如农业丰收了，如果仅仅看到收获、分配时的成果，而不看开垦、耕耘、栽培时付出的劳动和汗水能行吗？有投入才有产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难道能够割断事物发展中的必然联系吗？
同时，事情也是一分为二的。80年代初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急功近利性质。无论是分田到户还是完全放开农产品价格，从长效机制讲并不是没有其负面作用的。由于人民公社被撤消、土地被小块分割，统一的农田基本建设无法再搞。在十多年时间里各级政府在农业建设、投入上实际再没有做什么事情。80年代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由70年代的10%降到1%左右。1985年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资总额是20.2亿元，这只相当于1975年45.3亿元的45%。非但如此，农村大量水利设施无人维护，损坏严重，有些沟渠被平，堤坝被扒，机井被填，树木、山林被砍，有些大型农业机械被处理，大量环境资源被破坏，由此导致八、九十年代许多地方洪水、干旱、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重新肆虐，多次发生水库垮坝灾难，有些地方被消灭了十多年的疫病、虫害如血吸虫、瘟疫、蝗灾等重新出现。由于乱开发、乱圈地使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有数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人均耕地面积比50年代减少约四分之一。从粮食产量来看，到了1984年就达到了增长高峰，此后便进入长期的徘徊不前状态。直到1998年才出现新的高峰，但从1999年至2003年又出现连续减产的情况。
由于农产品价格完全放开，缺乏计划调控，导致80年代后期全国性通货膨胀，这给城市职工、工业生产造成很大压力，出现了工业不景气，工农、城乡关系恶化的问题，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1989年动乱的出现与此不无一定关系。由此，改革精英们不得不把眼光主要转向城市和国营企业，开展了以砸破工人铁饭碗、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建立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从此，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实际上被抛到一边。
到90年代中期，城市大开发、产权改革、资产重组、招商引资的浪潮逐渐向农村延伸，农民直接成为开发的侵害对象。由于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圈地、吃拿卡要等各种不正之风蔓延，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在这之中农民成为主要受害者。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在90年代有多年徘徊不前，增长缓慢。从1984年至2003年近20年间全国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38万吨，即由40732万吨增至43070万吨，年均增长率只有0.3%，增长速度不及“文革”时期的十分之一，2003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比1979年还低。同时，由于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农村发生严重两极分化，社会财富和资源向少数人高度集中，大多数人生活状况多年中停滞不前；又由于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实行“产业化”，收费高昂，有半数左右农民看不起病，有许多孩子上不起学，这导致很多城乡居民重新返贫。按照国家规定的贫困人口的标准，人均年收入是865元，这个标准如此之低，实际上连维持人的生存条件也远远不够。在目前的物价和开支水平下，即使人均年收入2000无恐怕也难以达到温饱。这说明吃饭问题在新的形势下仍是中国上亿居民的一个严重问题。
在新世纪新形势下，面对新的情况和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三个代表”的指导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把解决“三农问题”提到重要日程，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强农业，特别注重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农民权益，重点改善低收入群体生活等，现在已逐渐收到明显成效。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正在向新水平、新的历史阶段发展。
(《环球视野》摘自《公正地对待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