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温州古代经济源远流长。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晚期，这里已有先民劳动生息。距今四五千年前，境内农业已进入原始犁耕阶段。战国后期，铁农器的广泛使用，使这里的农业生产得以发展。三国吴时，境内设立横屿船屯，为当时江南主要造船基地之一。东晋、南朝境内经济开始兴起，治理三江，开发湖沼，水稻已一岁两熟，豆、麦、甘蔗亦开始种植，并有八辈蚕，制瓷技术已趋成熟，所产青瓷釉色淡青，晶莹泽润，饮誉国内。唐代温州经济日趋兴盛，乐成、横阳修筑堤堰，永嘉开凿会昌湖，布、桔、蔗、鲛革成为贡品。两宋温州经济达到鼎盛，兴修了一大批水利工程，引进高产的占城稻，柑桔、造船、蠲纸、丝织品、漆器、制盐等业在全国有一定的地位，商贸繁荣、店肆林立，并与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频繁。元代以后，由于战乱、倭寇骚扰及迁海等原因，温州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
温州古代经济发展有诸多有利因素。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濒临大海，岛屿棋布，良港环列，山区森林茂密，动植物资源丰富。宋前少有战乱，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历代重视水利建设，农业产量得到提高。但是，温州古代经济发展也有明显的不利因素，那就是宋后人均占有土地资源较少；地处东南一隅，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距较远，缺乏大都市的辐射。
基于此，温州古代经济又颇有特色。
东瓯自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因闽越发兵围困，而举国迁徙江淮之间，以致到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时，地广而民稀。后来经过东晋、五代、宋代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温州人口才大幅度增加。因此可以讲，温州居民相当部分是移民及其后裔。移民白手起家，故艰苦创业的精神强。南宋陈谦于《永宁编》中曰：“温居涂泥斥卤，土薄艰艺，民勤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红工，不宜粟麦而粳稻足，不宜漆而器用备。”从西晋横阳周凯舍身治理三江，南宋吴蕴古三代倾资兴水利，直至清代郑观岳排除万难筑陡门，无不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移民生活在全新的环境中，所以最少保守，思想开拓。南朝时《永嘉郡记·八辈蚕》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低温催青法的最早文字记载；五代起，温州蠲纸成为国内五大(越、歙、池、真、温)名纸之一；宋时，《桔录》为世界上第一部柑桔专著；直至清康熙三十年(1691)平阳县在全国率先试行“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重大改革，又无不是温州古代人民敢为人先精神的真实写照。所以讲，温州古代经济深深打上移民经济的烙印。
温州古代经济又有海洋经济的特点。温州背山面海，大海为温州人民提供了土地之源、牢盘之利、鱼鳖之饶、舟楫之便，同时也带来风潮之灾。赵钧于《过来语》中言：“东瓯滨海，百年前沿海村落逼近江岸，后因浮渚添涨，岁岁有增，自西至东，得地几二十里，皆已成田。”唐、宋温州已是全国重要的产盐区、产柑桔区之一，宋、元双季稻的推广，温州又一跃成为全国重要产粮区之一。此外，温州还是全国重要的渔区之一。“濒海之家，多藉鱼盐之利”，东周东越贡海蛤，唐宋温州贡鲛鱼皮，元明贡石首鱼、龙头鱼、鳘鱼、鲈鱼、黄鲫鱼、鲻鱼、鳗鱼、虾米、*[虫+族]咀、龟脚、壳菜、石发菜、水母线，无不是温州海错之美的例证。一定程度上讲，大海是温州古代经济的生命线。南朝时，温州已舟行沿海，宋代温州水运通百粤三吴，直至清代开禁后，“漳泉大贾飞樯集，粤海奇珍巨槛来。”由于温州陆路多山，交通不便，故海路通，百业兴，海路闭，阿业衰。
早在南朝，永嘉已是“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宋代，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市里充满”，“市声澒洞彻子夜”。元时，温州郡城“百货所萃，廛氓贾竖，咸附趋之”，以至清开禁后，“商贾辐辏”，“贾客四方民”。同时，温州外贸业亦很发达。早在唐中期，温州就开始对日贸易，五代后梁初温州置博易务，南宋绍兴初温州已设市舶务，元代温州为“蕃舶夷琛之所填委，气势薰酣，声光沦浃。”周伫、张愿等为温州外贸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商贸业一直在温州古代经济中居重要位置，这除了温州农副产品丰富、手工业发达、水路交通便利为温州古代商贸业提供有利条件外，重商文化有力推动了温州商贸业的繁荣。宋时，叶适就指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推崇“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贸”，“以利和义”，乃至清末陈虬主张“奖工商”，“开新埠”，永嘉学派重商文化一脉相承。因而，温州古代经济又显示重商经济的特色。
令人遗憾的是，反映温州古代经济的史料，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散落在名目繁多的文献之中，至今尚无一本反映全貌的书籍，从而影响了人们对温州古代经济轨迹、特点及其原因的认识，也减弱了’它们对今日温州经济发展的借鉴作用，故将它们寻觅出来，并串连成书，奉献给社会，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不过，编写《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又是一起颇为困难的任务。一是史料收集难。书海茫茫，无从入手。三年来，笔者浏览了二十五史的地理志、食货志及其他相关部分，查阅了三十多部温州府、县志及专业志，阅读了《宋会要辑稿》、《明实录》、《清实录》、《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等有关的内容，还有众多的史书、杂著、类书以及温州市图书馆、温州博物馆珍藏的有关碑文、稿本、田契、表册等等，均尽可能地予以收罗，从中积累了数以百万字资料，从而成为本书编写的基础。二是史料编写难。收集的史料繁杂，各条少者十数字、多者不过数千、涉及经济领域方方面面，在甄别、筛选的基础上，如何使之主题突出、条理分明，便为阅读，易于查询，确实煞费斟酌。为此，笔者将全书分为概述、户口、土地、水利、农业(上)、农业(下)、林畜业、渔业、手工业(上)、手工业(下)、盐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传业、商贸业、赋税、金融与物价、灾异、恤政等十八卷，部分卷还包含几方面的内容，时间下限定于清末。每卷(方面)史料又按事件发生时间顺序排列，同一时间的先府后县，同一内容的合编为一组。每条(组)史料前面加上标目，注明事件发生时间、地点、要点。各条史料采用节选的方式，删除重复的、或与经济无关的内容，文中不一一注明。各条史料的文后注明出处，标出书名、卷数及必要的说明。无明确发生时间的史料注明成书时间或作者生平年代，著者在该书首次出现时注明，下略。全书共收录史料1471条，编成861目，其内容涉及史籍300余种及众多碑、契等零星材料，从而初步概括出温州古代经济的轮廓。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许多同仁的关怀和支持。特别是主编胡珠生先生、兄长俞雄先生不仅对全书的编排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而且还提供了许多珍藏的史料或线索；温州市图书馆地方文献古籍部的同志们，不辞劳苦，为笔者查阅资料提供了种种方便，借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最后要指出的是，由于笔者学识有限，书中必有不少遗漏误谬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匡正。
编 者
200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