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善于用以下两大“法宝”为自己辩护，一是所谓的“代价论”；二是所谓的“否定改革论”；前者是为自己“理论”造成的社会灾难性后果而辩护的；后者则是用来“驳斥”不同意他们理论的人而用的。

是的，要改革就必然要付出“代价”，更何况中国的改革是史无前例、并无现成的模式可遵循的，怎么会、怎么能不付出“代价”呢？对此，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然而，关键是这个“代价”付出的程度是不是巨大？又是怎么付出的？是不是可以避免的？付出这种“代价”的主体又是谁？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些主体付出不该付出的“代价”？

以中小国企“改制”的这一“改革”来说，问题就多得一塌糊涂。

问题一，谁也没有说国企不能进行一卖了之式的“改制”，但是，这种“一卖了之式的改制”是不是就是国企“改革”的惟一模式呢？当然不应该，然而现实的情况呢？这种一刀切的“改制”居然成为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主要模式。

问题二，大规模式的“改制”不是不能进行，但总得要有一个前提，即，它必须是、而且应该是在“一定数量的科学经济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吧，然而，这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这应该是“最最常识性的知识”了，然而在这场大规模的“改制”中有哪一个“主流经济学家”曾经积极提倡、并付之行动了的呢？

问题三，“改制”是需要付出的“代价”的，但是最应该付出“代价”的是谁呢？按照我的观点，谁将企业搞糟了，谁将企业搞得一塌糊涂的人，就应该多付出一些“代价”，你本来就没有将“公企”搞好你又有什么资格去买自己搞垮了的企业呢？逻辑上是不通的，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就是按照这个“不通的逻辑”进行的，这怎么能不出现问题呢？

问题四，“改制”的“痛苦的代价”是不是一定要让“3000万‘4050代’工人” 要让“3000万‘4050代’工人”承受？为什么一定要让让他们承受？它的法理又在哪儿？包括发达的、不发达的其它国家的“改制”有没有将他们像摔包袱那样推到社会上而“一推了之”的？我想，这“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这不应该是个问题，然而我们的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呢？居然不仅明目张胆而且理直气壮地鼓吹要让“3000万‘4050代’工人”下岗失业的“代价论”，而且很快地在中国社会出现数千万原来生活好好的、有工作可干的“下岗工人”，这对他们来说，公平吗？公正吗？根据的是宪法的哪一条、是法律的哪一款吗？都没，对他们的只是地方权力者的“硬性执行”，而“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理论则为这种做法制造舆论和呜锣开道。于是我们的社会不得不承受本不应该承受的“痛”，不得不接受由“改制”所扔过来包袱，不得不进行一个大张旗鼓的“下岗再就业的运动”。

问题五，原来中小企业的管理阶层本是工薪阶层，本身就是一个“穷光蛋”，如今要让拿出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国有中小企业，这本身就是行不通的悖论，然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抛出了种种似是而非的怪论，如“烂苹果论”、“冰棍融化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零成本购买负资产论”等等，其目的呢？一是将国有中小企业说得一钱不值，二是为“零成本购买国有资产” 制造“经济理论依据”，真可谓是煞费苦心，而事实上，有许多中小企业管理层就是采用“零成本购买”方式的：用自己想买的中小企业到银行作抵押，然后再用抵押来的贷款买进自己想买的企业，果然是“零成本”啊！

问题六，因为自己本身是“穷光蛋”又要想吃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资产的“天鹅肉”，怎么办？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就只能采取歪门邪道，就只能采取腐败方式，所以，“改制”中的腐败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主要形式，成了腐败现象中的重中之重，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理应深入“改制”第一线，理应对这种严重破坏“改制”声誉的“改制中的腐败现象”拍案而起，理应帮助社会去抓几个“改制”中的大腐败分子，然而有几个“主流经济学家”这样做了呢？不仅没有做，反而对像顾雏军这样的大腐败分子大唱赞歌，于是，顾雏军在北京召开的“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所谓研讨会就成为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当然不是全部）的“滑铁炉”。

……

说了上述六个问题想说明什么问题？我至少说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像过去发生在国营中小企业这样“一阵风式的改制”，并不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而是浓浓地烙上了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痕迹，因而问题多多。所以，它不是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所说的那样：如今“出现的问题”仅仅是“改革没有完善”而出现的，这句话实在是太轻松了，有很多地方的“改制”实质上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与地方权力者硬性实施的结果，如今，在全国社会努力贯彻的“科学发展观”的今天“给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带来压力”（李剑阁语），我想，这是很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没有这种“压力”就很不正常的了。

第二，对待一些“问题多多的改革”，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轻描淡写地用“代价论”这三个字就将其打发走了，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用这样的态度我们一辈子也学不会“科学发展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发展观”是从我们总结、反思过去的“不科学的发展实践”才会产生的。

第三，我们的社会已经为这种没有经过科学实验的、简单地搬用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改制”付出了昂贵的、不应有的“代价”，而且受伤害的是作为共和国基础的、广大的几千万“4050代”工人兄弟，有的“主流经济学家”发表的伤害这一层工人利益的“代价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大量“不和谐现象”，归根结底就是类似于“代价论”的错误思潮在当今社会是很有市场的，若是不狠狠批判、不坚决彻底清除这种错误思潮，那么“科学发展观”永远不会自发地树立得起来，而批判这类错误思潮永远不是为了否定改革，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

第四，我还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如今笼统地谈某一领域或某一部门的“改革”是不很有意义，因为“官本位制”还没有完全退出我们的社会，最后的结果必须结果是谁的官大谁的话就能“一锤定音”。我想说的，到了今天必须做的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来的各项改革进行必须的、认真的反思，反思的三大原则是：一是它符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二是广大人民是获利了呢还是受损了；三是让整个社会来对它进行评价：是正面的还是反面，是高的还是低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这决不是对改革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