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托起 “太平”的“天国”

——评太平天国革命与它的思想

太平天国运动因思想而兴。

历史教科书多分析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失败：外部有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内部是统治者内部的腐朽和分裂，而我愿以一个思想的视角分析这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堪称革命的农民运动，它的成功，它的与众不同。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农民斗争，历朝历代，并不少见，但是农民革命，太平天国却算得上是第一次。为什么？起义者，起于义，却不能达于义，意在破旧，却无力立新，至多必然不义的旧秩序下，推举一个偶然的义的好皇帝，充其量是用相对温和的不义，以拖延得较长的时间，去复制一批与自己当年相同的起义者，一切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他们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是为什么？之后又怎么办？没有人认真想过，或者除了要夺位的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人真正这样想。起义本质上是消极的抵挡，无奈的民权运动。因为其弱小而轻贱，而欺侮，或同意欺侮它的国民的国家，是不正义的国家，而它乏于权利，又贫于自由的国民，并不觊觎那把皇帝老儿的龙椅：他们不懂那是什么！他们供养着他们的国家，只求他们的国家把他们当人看，念在这份供养与服从，不要不仁不义，至少让他们活下去。“求”之不得的情况下，除了以毫无“深”谋“远”虑的暴力来抵挡暴力，再无别的现实选择，除了以“活着”作为信念和目标，再无什么深远的“野心”。他们中间没有提供思想的领袖人物，各自为政，彼此不能联合，没有思想的指导，不能由狭隘的局部利益跳出来，来到一个更广阔的受苦阶级的利益上来。内部讲义气而非讲正义，有宗派而无思想，思想不足以支撑自身，也不足以赢得天下，武力不足以征服天下，未及得天下就以分崩离析或是惨烈的鲜血而告终了；或者把弄权者推上天，自己再落回地狱，一切又按照旧秩序运转起来，他们从始至终都不知自己要的究竟的什么。

革命，带着进化的内涵，它带来新的东西。新的要替代旧的，合理的要取代不合理的。农民日日劳作，却一天比一天贫困：他们没有土地，受着地主的胁迫；他们没有权力，受着官府的威逼，这是旧的。但是农民是人，有权利活着，有权利不受胁迫地实施自己的劳动，有权利凭着自己的劳动好好活着，这样的权利需要以站直了的姿势，而非以双膝落地来讨要。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这是新的.要求“为国者”以“仁慈”之心赐予本就无可争议地属于他们的权利，如主人般，没有渠道；如奴隶般，更是徒劳，唯一要做的，则是打破坚决否定他们权利的旧秩序，按照他们的权利建立一个新秩序，一个“太平”的“天国”。在这个理想世界里，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互助互爱，土地共有，平均分配，计划生产（《天朝天亩制度》规定，每一家还要栽桑树，养蚕纺织，缝衣，甚至具体规定，每一家养五只母鸡，两只母猪。），国家来调节饥穰，满足公共需要：“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这个几近共产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新的；这个保证劳动者自由与平等,丰裕与幸福的 “天国”，是新的。这就是这场堪称革命的农民运动所提供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怎能不鼓动人心？这样的思想怎能不众望所归？这样的思想怎能不使人众志成城？有了目标，才能拉满弓，这样的思想不仅提供目标，还提供信仰，它怎能不推动一场真正有的放矢的革命？这个思想，就是真正使太平天国成为成功的农民革命的原因。

这种带着“自由人”的思想力量的理论武器是谁提供的呢？是基督教义。如果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当时的进步人士“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当时国门的敞开，西方文化的传播，为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们送来了“基督教旨”。在宗教的原生地，新的基督教精神在与旧宗教的斗争中涅槃，与资本主义精神二位一体，由“神授君权”走到了“天赋人权”，人的含义抵达了“自由”的新的阶段，一个卓越的阶段：人不仅有被赐予自由的权利，还有争取自由的能力。以往封建王朝里，旧的知识分子不能提供这样的思想，他们所提供的只能是“替天行道”，用锄奸以捍卫“皇道”这重“天”，用锄己而把农民斗争引到奴性的死循环里去。因为千百年来，孔教儒家虽然主张仁政，也不过是劝说统治者仁慈些对待他们的奴隶罢了，到头来，仍然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传统文化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内在的元素已不能产生更先进的思想，铁屋子不能从内部打破，这是习惯的力量，腐朽的渐趋腐朽。假如宋江不是把“替天行道”中的“天”解释为“王道”，而是代表真理的“正义”，代表符合自然权利的“自然秩序”，去争取农民这个社会群落的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他便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与国界。当然，洪秀全等革命领袖也同样不能逃脱历史里那股习惯的力量，那股力量拉他们偏离革命者的角色。这种所谓连续性的原理使他不能同这种思想的力量真正结合在一起，于是这种与思想的疏离转而又构成了失败的根源。

第一，他们没有注意修改、发展、完善他们的思想。起于旧约和迷信的思想内容和形式的确是为了发动群众、不得已而为之的中国特色，但是保持它没有改变，却必定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毕竟“天国”要赢得的是天下人，赢得天下人的思想不能停留于旧约与迷信，怎能指望所有的人都相信“天父附体”所传达的 “天意”，尤其是知识分子，还有其他战壕里战斗着的农民兄弟。

第二，他们没有注意宣传发挥思想的力量。思想是粗糙的，还被不恭敬、不真诚地当成了利用的工具。这种未加阐释和细致修缮的思想不能适应组织、发动和影响更广大群众的需要，使太平天国的革命不能联合其他的革命者和社会力量，使他们加入，支持，理解，赞成和声援。太平军所到之处，农民斗争已蓬勃发展，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遍地布满了火种，可是他们没有也无法用思想将这些火种引燃。

第三，他们自己违背践踏了他们的思想。从封建王权社会里破土而出的叛逆者，脱不掉旧秩序满身的污泥，权力的争夺粉碎了思想，成了统治集团的一系列事件。信仰在统治集团内部被粉碎了，如果它很真实地在那里存在过，变成了洪秀全一个人自欺欺人的迷信，而信仰在革命军中的幻灭，也使得军中统一的意志和严格的纪律垮塌了。

带着一种对尚未实现的美好社会制度的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英雄们已经远去了，他们曾经依仗着一股思想的力量而无所畏惧，而发展壮大，他们所到之处，不扰乡民，还推行新的文化、经济政策，进行的是超越历史的共产主义革命，进行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在封建中国的第一次实践。思想使他们与众不同，思想与信仰使他们革命地坚决彻底，思想使他们成为一支真正有希望的革命势力。思想没有发展为“主义”，而成为更加有力的武器，是因为历史没有给他们更多的储备、机会和空间，也因为他们停止了学习，没有对自己进行的革命事业，仔细地研究与规划，而是不知所措地听凭了神灵。他们不知道是正义引导他们走向了胜利，正义者无私，正义者智慧，正义者无畏，如果“天父”真的存在，它也只是依“正义”这个最高的善而存在，正义是他的唯一实体。我是马克思的信徒，但是我要说思想的力量洞穿着历史，它不因循固定的 “阶段论”的轨迹，太平天国不因它是“农民”的革命而显得比其他的任何什么革命“逊色”。人类对自己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思考似乎始终得着“天父”的启迪，一个“正义”的“大同世界”是人类永远的彼岸。也许我们今天不再为革命，不再为“扫尽妖魔”而筹备这样关于“正义”的思想了，历史已经把我们定义为新的时代下新的人类，但是我们却面临着历史积存下的同一个问题：新的、合理的权利秩序是一个使劳动者可以自由劳动、劳动者得其所以、劳动者进步与丰裕的秩序。

正义、和谐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是养活和托载的天下的劳动者有权的天下，是人与人之间、社会的各大部分将彼此视为“兄弟”的天下。如果社会契约只是财产与强力秩序下一系列不平等的合约，如果只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如果一部分人实在不能把他们有机会、有力量剥削压榨的人自动地、先知先觉地当成兄弟一样来对待，事实上也正是这个样子，人类不具备直接的理性，没有强力与弱者之间的谈判桌，在可以从容采取单边行动的情况下，没有人说“我们坐下谈一谈吧”？沉默和忍受的是奴隶，不是兄弟，这个自由世界向来宣称“我不同情弱者”，那么弱者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告诉他们的社会同伴：没有我们，你们将一事无成。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以不合作促使合作的模型，只有这样，契约才由单边的变为了可协商的，人类才有望获得正义的秩序。马克思把一步经济史描述成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只有在弱者的个别聚集为阶级的群体，以协商的态度，要求正义的秩序，才不会使社会陷于不义，或者以个体的不义制造社会的无序，阶级的集体谈判的意图，和非暴力的集体行为不仅不是一项反社会的行为，而且是一种高尚的、具有建设性的行动，社会整合后的组织是社会存在不公正和各种暴力的情况下，必要的免疫系统。那股思想的力量洞穿历史，仍然帮助我们进行宁静深远的革命，仍然引导我们构建我们的社会，让弱而无势的劳动者自愿地加入到他们自己的组织中去，构建一个社会多方的谈判桌，让各方利益在开诚布公、相互体谅的协商中均衡合作，构建一个虽然有着利益冲突但仍旧“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自稳定的“太平”天国。

北京师范大学  张琼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