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偶像崇拜：中国学术的迷障

 

作者：谭运长  原载《粤海风》08年第二期

 

乌有之乡2008/5/9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如果要全面总结这些年来的中国学术发展，评选学术界的风云人物的话，几位美籍华裔学者大概将榜上有名。如文学史家夏志清，文化思想史家余英时，文学评论家李欧梵，以及已于2000年去世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等等。就对于主流学术话语的冲击、影响的广泛与深入而言，国内学者可能都还无法与这几位海外学者相提并论。他们对于主流学术话语的影响，可以说是方向性、本质性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三十年之际引起社会的普遍反思，这些年学术领域的变化与发展，尤其是这种以海外学者的思想与方法为基本资源，甚至将其作为偶像来顶礼膜拜的状况，都到了进行全面清理与反思的时候。有评论者指出，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其实是以开放为中心，改革基本上是围绕着开放来进行的。中国学术的海外偶像崇拜，大概与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有关。今天，当我们以反思的眼光仔细检点几十年中国学术的发展与演变，在看到各种繁荣表象的同时，恐怕却更不能不意识到某种严重的失落：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在哪里呢？属于我们自身的思想与方法在哪里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偶像崇拜并非这些海外学人之过，而是中国学术主体性失落带来的恶果。

 

一  关于夏志清

 

夏志清教授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革命性影响，可以说是得到公认的。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英文写成，于1961年出版。1979年（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此书在香港出版了繁体中文版。于是，在此后的80年代、90年代直到新世纪，这本书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一起，成了中国学术界“不在场的主角”。当时大陆的大多数学者还无法看到《中国现代小说史》，此书甚至还遭受批判，但是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学术机构，人们对于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通过口口相传，却都相当熟悉，并深感震撼。后来无论是北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提法，还是上海的“重写文学史”（王晓明、陈思和）运动，都可以说是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思想与方法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下进行的。这种影响旷日持久，仅“重写文学史”的话题，就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这期间，主流的文学史教科书逐渐吸纳《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观点，直至作出较大的调整与修订。夏志清的影响甚至延伸到他本人并不熟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规避经典与发掘“潜在写作”为特色，这正是大陆学者最初感受到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明显的特征。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声称以审美性为原则与标准，也似乎与夏志清的“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的文学史观相呼应。可以这么说，夏志清教授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在一个基本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一个长期稳定的学术范式进行颠覆！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简体中文版，不在场的主角终于出场了。此时，夏志清的名字依然有点讳莫如深，此书出版也还作了较大的删节，可是其影响固在，再不让正式登场毕竟说不过去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固有范式，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蓝本，并通过他的众多弟子在大学与学术机构里通行。这一范式的基本思想与方法资源，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大约也多少受到苏联学术教科书的影响。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说穿了就是经济分析法，对于文学的叙述，首先从经济等社会存在寻找根源。所以文学史的写作有一个基本套路，就是在每一章的开头都用较长的篇幅概述社会历史背景。从这一思想方法出发，对于现代作家作品的评价，基本上就是按“鲁郭茅（鲁迅、郭沫若、茅盾）、巴老曹（巴金、老舍、曹禺）”等排定座次。夏志清的思想方法与此迥然不同，他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美国的“新批评”学派的学生，“新批评”主张“内部研究”，恰恰反对从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来探讨文学事实。他自称《中国现代小说史》贯彻的是“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1]，其结果，对于现代作家就排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座次，对传统的经典作家“鲁郭茅巴老曹”评价不甚高，尤其对巴金颇有微词，（当然也就像他自己所声辩的那样，并不是完全否定），却另外发现了三位“伟大”作家：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尤其张爱玲，竟用了超过鲁迅许多倍的篇幅来叙述。而这些作家在传统范式里基本不受重视，钱钟书没有篇幅，张爱玲篇幅很小，而沈从文，则被“像一块抹布一样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2]。

 

很明显，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不同，是思想与方法资源的本质不同，却并不在于其表面上对现代作家排定的不同的座次。例如钱钟书，他的作品很少，与整个现代文学史的潮流无关，而《围城》，也基本上只是学者在象牙塔里偶一为之的文学游戏，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没有本质的联系，因此，他在以社会历史为文学根源的思想与方法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传统范式里，没有地位是自然而然的。而夏志清呢？他的思想方法不考虑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而他本人的文学趣味，基本上就是旧上海“老克拉”的趣味，他特别推崇钱钟书，也是很自然的事。可笑的是，大陆的一些学者不考虑这种根本的差异，亦步亦趋地跟着夏志清的趣味跑，把钱钟书等生硬地塞到并没有在思想、方法作出根本调整的传统文学史教科书之中。

 

夏志清教授“新批评”的学术背景，使他对讽刺的文学风格情有独钟，他对钱钟书、张天翼的高度评价，以及对鲁迅的有限度的好评，大约均与此有关。然而，他并不能够坚持这种纯文学纯学术的独立性，很多情况下，对文学的判断都受到他的个人趣味、甚至政治偏见的扭曲。例如他对《阿Q正传》的评价，认为“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于插科打诨”。其实，“格调近似于插科打诨”的评价，恰恰用在钱钟书的《围城》之上明显更为合适。这两个作品都是讽刺的文学风格，《阿Q正传》的讽刺乃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大境界，而《围城》的讽刺只是学者玩弄的英式幽默，最多也只给读者带来某种“淡淡的哀愁”，二者在文学上的高下对比是很明显的。不过，夏志清是英美文学出生的，他喜欢英式幽默，不理解鲁迅的“硬幽默”，当然并不奇怪。其实，对于这种不同的讽刺风格，鲁迅本人当年在与林语堂的争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此外，夏志清的个人历史，也决定了他喜欢《围城》而不喜欢《阿Q正传》，他出生与成长在殖民地时代的上海，以“洋泾浜”为特征的上海小K的身份，决定了他一生的文学趣味，直至今日，他还依然保持着一副旧上海“老克拉”的做作的派头。你想想，方鸿渐出入的是旧上海太太、小姐们的客厅，而阿Q只是未庄的一名流氓无产者，头上还长着瘌痢，他们究竟谁能符合“老克拉”的“格调”与“品味”呢？

 

了解他这种“老克拉”的个人趣味，那么我们对于夏志清为什么把一向被视作通俗作家的张爱玲推到这样一个高峰，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张爱玲的写作，哪怕在当年，就已经受到上海公共租界内外的太太、小姐、小K、老C的欢迎，她正如她自己希望的那样“成名要趁早”，完全不需要夏志清在几十年之后来“重新发现”。只是，张爱玲的成名，就是在流行与通俗的层次上，大约与张恨水差不多，这和严肃的文学史的视野当然是两码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被夏志清“重新发现”之后，张爱玲又一次成为流行文化的追捧对象，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蔚为大观的“张迷”，有人据此判定夏志清的英明与张爱玲的文学价值。其实，这不正好反映出夏志清的文学判断，流于从个人喜好出发的通俗层次吗？今日有严肃的研究者已经清醒指出张爱玲被大大高估了，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夏志清的文学判断之个人独断性质，很多人都意识到，有人指出他对作家的评价甚至受到与文学完全无关的因素的影响，如反不反共、外语怎么样，等等。钱钟书的外语水平就不用说了，张爱玲也能用英文写作。而他对鲁迅的某种不以为然，竟也包括外语太差、“《死魂灵》翻译得一塌糊涂”等。[3]

 

相对说来，夏志清对沈从文的“发现”，应该说是具备文学史家所应有的理性精神的，也很明显地与他所声称的“优美作品的发现与评审”的原则相一致。然而，“优美”云云，固然是一种优秀的文学价值，却当然不是唯一的文学价值。从对一个文学史家的要求来说，这固然不属于个人的历史与政治偏见，却依然是一种学术偏见。夏志清推崇优美、柔情的沈从文风格，当然是合乎理性的，可他同时对于壮美、激情的巴金风格缺乏必要的认识，可见他对于沈从文的“发现”，同样也属个人的学术独断。在大陆目前通行的、经过修订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范式里，沈从文的地位大体与巴金相当，一方面吸收了夏志清的“发现”之功，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他的偏见之过，应说是较为公允的。

 

总的说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思想与方法资源大体属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与“新批评”的学术背景，他的这一资源是否符合当代文学研究发展的趋势与潮流，是否能够恰当地解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等等，存在学术上的讨论空间。而夏志清在应用这些思想资源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逻辑上的种种矛盾、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新批评”主张客观的细读研究，甚至认为研究者应该如外科医生的“冷冰冰的手术刀”一样解剖文学作品，避免外部的思想、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可是，他出于人文主义传统，又推崇文学的“人性发现”，强调所谓“道德”上的判断，这便是明显的自相矛盾。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学判断存在强烈的个人历史、政治、学术等种种偏见，“新批评”所主张的“内部研究”、“客观研究”，根本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