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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视野编者按：《解放西藏史》是由《解放西藏史》编委会所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新著。这部书翔实地记录和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向西藏进军，解放西藏的全过程。读后对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由来，1959年的西藏叛乱是如何发生及怎样被平息的，会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对我们进一步认清最近拉萨暴力事件和藏独分子破坏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目和实质会有很大帮助。为此，我们从这一期开始选登这部书的有关章节，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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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第五节 近代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西藏和西藏分裂主义的出现

    英国入侵西藏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大门。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侵略和掠夺。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俄等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觊觎中国西藏地区蓄谋已久，18世纪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建立，英人逐步向北加以蚕食。英国征服印度得手后，为确保其在南亚及印度洋的殖民利益，继续向北扩张，在其势力到达中国长江流域等地的同时，开始对西藏的入侵。英国妄图以军事占领、政治讹诈等手段，将西藏纳入其势力范围。
    1846年，英国以拉达克属于克什米尔为由，占领了原属于中国西藏的拉达克地区。1860年和1864年，英军先后占领了锡金、不丹两国的大片土地，开辟了入侵西藏的基地。
    1888年3月，英军向邻近锡金的西藏隆吐山的藏军阵地发动进攻。藏军和民兵奋勇抵抗，伤亡惨重，被迫撤退。隆吐山口失陷后，英军进至亚东。这是英国第一次武装侵略西藏。战后，英国与清政府于 1890年在加尔各答签订了不平等的《中印会议藏印条约》，锡金沦为英印的保护国，中国的西藏地区失去南部的一部分屏障。1893年，清政府又在英国的压力下，与英方签订了开亚东为商埠的续约。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对清廷开埠意图的反对，亚东开放没能立即实现，然而英印政府却由此找到了进一步侵略西藏的借口。
    1903年12月，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压服西藏当局执行加尔各答条约，进一步策划了入侵西藏的战争。他们以排除沙俄势力插足西藏为借口，由麦克唐纳少将和荣赫鹏上校率领3000英军，从锡金偷越则里拉山口，进占西藏亚东、帕里。1904年 3月，英军与藏军相约在堆纳以北之曲米辛古会谈。英军荣赫鹏玩弄阴谋诡计，借谈判为名欺骗藏军熄灭枪、炮火绳后，突然以机枪、火炮向谈判代表和藏军猛烈开火，当场打死藏军代本朗赛林、拉丁色二人及其他谈判官员，藏军千余人先后惨遭屠杀。4月11日，英军进抵江孜，与据守江孜宗山的江孜军民形成对峙，然后设置江孜、亚东间兵站，筹组大部队，准备进兵拉萨。噶厦为保卫拉萨，调集大批藏军和民兵于江孜宗山、康马和浪卡子、仁布、日喀则等地域防守。此时，进至江孜、康马间乃宁寺的工布民兵，已威胁到英军的补给线。英军即调集由亚东新来之大部队与进占江孜之英军从南北夹攻。工布民兵英勇抗击，血战乃宁寺，终因伤亡极大，被迫后撤。7月5日，英军向江孜宗山发起总攻。藏军和民兵在英军密集炮火袭击下，英勇抗击，弹尽粮绝，最后用石块、棍棒、刀矛与英军英勇肉搏。英军屠杀大量西藏军民后，于当月7日占领了江孜。随后英军于8月3日进抵拉萨。英方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此役，英军先后屠杀西藏军民四五千人，焚烧了许多寺庙，掠夺了大批西藏文物、财宝。这是英国第二次武装侵略西藏。
    1904年8月，英军进抵拉萨的前四天，十三世达赖仓促任命摄政后，即带少数随行人员经藏北、青海、甘肃北行，直赴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寻求沙俄保护，并试图“引狼拒虎”，阻止英国人的进一步入侵。1906年，英国与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的基本内容，开辟西藏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英印人员在该三地享有治外法权。此后，英国还获得在亚东、江孜驻扎军队和在亚东至江孜间建立邮电、驿站等特权。至此，西藏地区与全国一样，也沦为了半殖民地。1907年8月，英、俄签订了《英俄同盟条约》，除约定两国各自在西藏、新疆的地缘战略利益，划分了各自势力范围外，还出于进一步侵占西藏的政治需要，依据欧洲民族国家的经验和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针对当时清廷对西藏施政的软弱状况及从中日益显现的制度缺陷，把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
    英国在武装入侵西藏得手后，为了达到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纳入其势力范围的罪恶目的，开始在西藏上层集团中培植亲英分裂主义分子，首先拉拢九世班禅的图谋失败后，便积极拉拢主张与英议和而遭十三世达赖革职的原噶伦夏扎、雪康、强钦等人，在政治上支持他们搞“西藏独立”，在经济上通过印藏贸易给予巨大实惠，扶植了这批依附英国人的买办性贵族，使之成为西藏最初的分裂主义势力的代表。
    十三世达赖从库伦南返回到青海塔尔寺后，于1907年冬奉旨进京觐见光绪皇帝和慈棺太后，向朝廷要求不经驻藏大臣直接向朝廷通报情况，索要不经驻藏大臣任命官员的权力被朝廷拒绝后，遂生怨愤，决意背弃朝廷。此时，十三世达赖原来联俄抗英的设想因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而落空，故反转而投靠英人。1909年冬；达赖从北京经甘肃、青海回到拉萨，对时任驻藏大臣联豫的前来欢迎置之不理，激起与驻藏大臣联豫的尖锐矛盾。1910年2月，清廷派统领钟颖率川军抵达拉萨。川军在拉萨与藏军发生冲突，开枪打死藏政府官员，并向布达拉宫射击。达赖遂带亲英分子夏扎等人逃往印度大吉岭。清朝中央政府根据联豫上报的情况，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至此，达赖投英之意愈坚。3月14日，达赖在英印政府驻锡金行政长官柏尔的陪同下，前往加尔各答会见英国驻印总督明托，请求帮助“驱逐汉人在西藏的势力”。这时，分裂主义势力与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终于融合到了一起。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驻藏川军发生内乱，拉萨局势失控。英国认为时机来临，遂怂恿达赖派达桑占堆(即后来的擦绒）潜回西藏，组织民军，驱逐了驻拉萨的清朝官员和军队，宣布“西藏独立”，并准备举兵向川边进攻。
    英国政府于1912年8月向中国政府送交备忘录，提出：“中国政府不得干涉西藏的内政”，“中国官吏不得在西藏行使与内地行省同样之权利”，“中国不得派遣军队驻扎拉萨”“等无理条款，要挟新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要根据以上各点订立协议，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12月23日，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断然拒绝英国的横蛮无理要求，指出：“今谓中国无干涉西藏内政之权，理由甚无根据”，中国一向对西藏拥有主权，“无改订新约之必要”。英国一面继续从外交上对民国政府施加压力，一面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加紧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袁世凯政府在这种威胁和压力之下，被迫同意与英国和西藏代表谈判。由此便出现了由英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西姆拉会议”，讨论所谓西藏地位问题。
    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召集上层官员和各宗谿地方头人代表会议，商讨今后大政方针。许多上层官员虽然反对驻藏大臣及清军，但也不愿脱离祖国而投靠英印。会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西姆拉会议与“麦克马洪线”的出笼
    1913年10月 13日，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举行中英藏会议。中国政府代表为驻藏宣抚使陈贻范（原驻英使馆人员），英国代表为英印政府外务大臣亨利•麦克马洪，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为亲英分子伦钦夏扎。会议一开始，夏扎就在英国指使下，首先提出旨在分裂祖国的六项要求：“西藏疆域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及打箭炉”，“中国不得派员”驻藏，表明西藏是“中国不得干预”的独立国家，等等。这一议案，遭到陈贻范的反驳。陈贻范阐述了西藏是中国领土，藏族是中华民族成员的历史和现实，并相应提出七条议案。双方争论到12月，谈判毫无结果。1914年2月，英国政府鉴于袁世凯正与南方各省的讨袁大军作战，急需英国等列强支持，即挟持民国政府，由麦克马洪佯作调解人，提出一个“调解方案”，将中国的西藏和青海、西康、甘肃藏族聚居地区统称为西藏，然后把金沙江和澜沧江以西划为“外藏”，以东的康区与甘青藏区称为“内藏”，中国在“内藏”享有若干主权，而“外藏自治”实际就是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西藏脱离中国而“独立”。1914年4月27日，英方诱使夏礼在草约上签了字，然后威迫陈贻范签字。陈贻范依据中国政府的指示，陈述了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断然拒绝在正式条约上签字，并在会议上严正声明：“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件，本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其后又两次照会英国政府，表示“英藏双方签字，不能承认”，“中国政府不能擅让领士，致不能同意签押，并不能承认中国政府未经承诺之英、藏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犊”。因此，未经中国政府签字的“西姆拉条约”，是完全非法的，根本无效的。由于“西姆拉条约”损害西藏地方的利益已超出了藏政府所承受的范围，十三世达赖也没有批准夏扎所签订的“西姆拉条约”
    在西姆拉会议期间，麦克马洪背着陈贻范，私下与夏扎用秘密换文方式，在一张地图上划了一条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图谋永久侵吞中国西藏地区的门隅、跨渝、下察隅等九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就是使中国蒙受屈辱而遗留至今的“麦克马洪线”。这个秘密换文和附图，既没有摆上西姆拉会议日程，在西姆拉会议的记录中也找不到换文和附图文件的记录，更没有通过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代表，因而完全是非法的。就连麦克马洪本人也承认：“在我离开印度前，没有能够使中国政府在三边协定上正式签字，我对此感到极大遗憾”。然而，英国暗中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则已着手实施。
    西姆拉会议后，英国赠送噶厦步枪5000支、子弹几十万发，帮助建立藏军总司令部，由亲英分子擦绒噶伦兼任总司令，并扩编藏军部队，从原4个团、3000人扩大为11个团、8000余人，并由英国派军官训练。从1917年起，英国两次策动藏军内犯西康、青海等地。1917年秋，藏军首陷类乌齐、恩达，进而于1918年4月攻陷昌都，连下金沙江两岸之贡觉、三岩、江达、芒康、德格、邓柯、白玉，7月进抵甘孜以西地区与川军激战后，双方对峙于雅砻江。噶厦听从英国关于藏军勿再向东冒进的劝告而息兵。后经川、藏两军代表谈判，议定临时停战退兵条约，川军退驻甘孜，藏军驻扎德格，北路以绒坝岔、南路以宁静山为界。西藏地方政府获取了贡觉、三岩、江达、芒康、德格、邓柯、白玉各县，并将噶厦之康区总管府设在昌都。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全国各地特别是川、滇等省爱国民众愤怒抗议声讨英国制造“西藏独立”活动。民国政府借机令甘肃督军派朱绣、李仲莲进藏，同西藏地方当局恢复直接联系。朱、李二人于当年12月抵达拉萨。这是辛亥革命后八年来中央政府首次突破英国阻挠派员进入西藏。朱、李在藏活动四个月，于1920年4月离藏前，达赖设宴饯行时表示：“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
    英国对朱绣入藏十分忌恨，于1920年派其驻锡金政治官柏尔进藏进行挑拨离间。柏尔提出：西藏要独立，必须继续扩军，为此要增加征税；在江孜、亚东修建兵营，英国派遣军官训练藏军、警察；同西藏订立“英藏军事协定”，向西藏输入军火；由英国人在西藏江孜开办学校，培养官员和贵族的子女，选派学生赴英、印留学；建立藏印之间电报联系，控制印藏交通；在拉萨修建英国使馆；开办银行，勘探和开发西藏矿产。柏尔的上述言论和行动，遭到西藏广大爱国上层人士和藏胞的强烈反对。1921年春，参加传昭的两万多喇嘛及群众向噶厦提出“赶走洋人”的要求。柏尔被愤怒的拉萨僧俗人民轰出西藏，狼狈返回印度。

    亲英势力加紧分裂西藏的活动
    英国对达赖与民国政府恢复联系、推行“西藏独立”的徘徊犹豫以及柏尔被轰走的事件颇为不满，于是转而积极扶持藏军中的亲英少壮派军人，组织秘密团体，企图策动政变。这一阴谋被十三世达赖发现。1924年，达赖采取措施，革除了准备发动政变的首脑擦绒的藏军总司令职务，处理了亲英派军官，停办了英国在江孜办的军官训练学校。
    在英帝国主义的挑动和西藏内部矛盾加深的情况下，达赖、班禅失和。1923年，九世班禅惧怕噶厦加害而出逃内地。中央政府曾多次与噶厦协商班禅返藏事宜，均遭英方破坏而未成，致使班禅长期滞留祖国内地。1936年，英国以帮助噶厦抵制中国政府支持九世班禅返藏为由，迫使西藏地方当局同意其在拉萨设立常驻机构－英国驻拉萨代表处。这一机构成为培植西藏亲英势力、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新的策源地。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先后派堪布罗桑巴桑、贡觉仲尼前去拜见蒋介石，向中央报告西藏情况。1929年 7月，国民政府派官员刘曼卿经西康入藏，抵拉萨后会见达赖。达赖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1930年2月，蒋介石让贡觉仲尼携其致达赖函件及礼品返藏拜见十三世达赖。8月，西藏驻南京办事处成立，贡觉仲尼任处长。中央强化对西藏地方施政和影响力的努力有了实质性进展。
    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方的联系与管理，显然为英帝国主义者所不容。英国于1930年6月唆使西藏当局再度大举东犯西康甘孜、新龙（瞻化），又于 1932年进攻青海玉树，并向藏军供应军火。后英国又以“调解”为名，根据非法的“西姆拉条约”指责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予以严厉驳斥；所谓西姆拉条约，未经签字，自不能发生效力。至于藏军内犯，系中国内政，应由中国自己裁定，不必第三者从中斡旋。英国的阴谋被揭穿。藏军也因遭青海马步芳军和四川刘文辉军反击，军事失利，遂分别于1932年10月、1933年6月与西康、青海地方当局签订停战协定。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由热振活佛出任摄政，执掌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国民政府派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于1934年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并与噶厦商妥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办事处。1940年，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热振领导三大寺诵经，祈祷祖国抗战胜利，还采取各种措施，抑制西藏的亲英势力。
    热振活佛的爱国举措和同亲英派势力的斗争，引起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的仇恨，视其为实现“西藏独立”的最大障碍，以种种借口和阴谋手段，迫使热振于1941年辞去摄政职务，由达扎•阿旺松绕活佛接任。达扎担任摄政后不久，便投入亲英势力的怀抱，分裂主义势力重新得势。1942年7月，噶厦在英国的唆使下，设立所谓“外交局”，并通知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以后有关接洽事宜，均与新成立的“外交局”联系，企图把国民政府也和英国、尼泊尔政府一样视同“外国”对待，以此表明西藏已是“独立国家”。此举遭到国民政府严正拒绝，并坚持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仍照旧同噶厦接洽而不同非法的“外交局”发生联系。
    此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困难时期，英帝国主义乘势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其情报网伸向西藏各地，以设教堂、医院、学校等作掩护，进行秘密活动。英国军队在西藏已驻亚东 70人、江孜 60人、拉萨 20人。1944年，英国派其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到拉萨，威胁西藏地方政府割让墨脱的白马岗及门达旺以南地区，并派兵侵占了下察隅的瓦弄，遭到西藏当局及各界爱国人士的坚决抵制。1947年，英国驻拉萨代表处代表黎吉生与达扎等亲英分子密谋，捕杀了热振活佛，并血腥镇压了西藏上层人士中的爱国力量。至此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完全为分裂主义势力所控制。
    1946年底，黎吉生鼓动噶厦说：国共正在内战，“如今正是搞西藏独立的大好时机”，要噶厦派人参加即将召开的泛亚洲会议，以体现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据此，噶厦派代表于1947年3月出席了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各国国旗中，竟有西藏的“雪山狮子”旗，所挂的地图上，也把西藏置于中国疆界之外。这一有悖于外交公理的行为，遭到中国代表团的强烈抗议，使会议主持者不得不加以更正。印度方面被迫表示西藏代表是以尼赫鲁私人名义邀请的，会议并未邀请西藏官方代表参加。但是印度方面还是让西藏代表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在会上致了词。
    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政府继承英国在西藏的殖民利益，继续推行英国对西藏的政策。原英国驻拉萨代表处改为印度驻拉萨代表处，黎吉生仍任代表，代表处的全体人员照旧供职。这一年冬天，帝国主义者支持西藏地方政府组成一个“商务代表团”，名义上是去美、英、法等国考察“商务”，实则是去各国游说“西藏独立”。为获得签证和外汇，代表团被迫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极力劝阻，而美英等国则让其驻香港总领事馆和驻华大使馆直接给代表团办理了入境签证。1948年7月，代表团到美国华盛顿，10月到伦敦，后经印度返藏。他们在美英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分裂主义势力的作用，西藏一度处在与祖国分离的边缘，但中国统一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及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规律决定了西藏最终没有被从中国分离出去。不可否认，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和施政曾经存在缺陷，当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受到削弱时，其对西藏施政、管理的能力受到限制，以致难以完全体现中央政府的意志。这突出表现在从辛亥革命到西藏解放前夕的近40年间，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时断时续的离心倾向。这种状态的形成，固然与当时中国的国力和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缺陷有关，但主要根源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挑拨和企图通过控制西藏来改变亚洲地缘政治的野心。再加上清末以来国家政局动荡，中华民族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瓜分的危险，清末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分裂主义势力日益坐大的放任，同时也缘于历代中央政府仅通过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主地方政权统治西藏缺乏牢固的民众基础。这一历史事实说明，在旧西藏社会里，虽然阶级矛盾是基本的，但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各民族矛盾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西藏劳动人民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农奴制度的双重控制和国内民族矛盾的影响。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尚能利用民族、宗教旗帜统治西藏人民。西藏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又和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西藏问题极其特殊的复杂性。
    西藏特殊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情况，成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指导解决西藏问题，制定解放西藏一系列特殊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决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