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兴趣与经济史研究*

 

萧国亮

 

 

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总是要从经济学理论、社会思潮和认识论的最新成果中吸取养料。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人物哈贝马斯在认识论问题上揭示了知识与人类兴趣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认识兴趣”(cognitive interests)这个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本文要阐述的是，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出发，研读哈贝马斯有关“认识与兴趣”论述的点滴体会，以供同仁们参考。

 

一、认识兴趣与科学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三种不同的兴趣，即技术性的兴趣、实践性的兴趣和解放性的兴趣。这三种兴趣，都来自人类的社会生活，首先是劳动，其次是沟通，最后是权力。[1]人类社会是须臾不能离开劳动的，借劳动来获取物质资源，劳动是人作为主体作用于自然界客体的过程，是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力图寻找规律性的东西，以便控制自然，这是人类的工具性行动，由此便产生了技术性的兴趣。为了更有效地劳动，人与人必然结成一种社会关系，这是人与动物的一种重要区别。《荀子·王制篇》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之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意味着人能通过社会关系，合成一种群体的力量。这种群体力量的大小、优劣，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以及达成的默契，由此便产生了“实践”的兴趣。无论是劳动过程，还是由沟通形成的社会关系，都离不开权力。马克斯·韦伯的权力社会学之研究成果——科层制，就是一种权力体系的理性安排。但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走向反面，将导致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扭曲，产生腐败和种种社会弊病，以至于人的异化(人的非人化过程)。为了抵御权力走向反面和人的异化，便产生了解放的兴趣。

哈贝马斯认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门学科的发展动力，来源于上述的认识兴趣。技术性的兴趣形成了经验性——分析性的知识，即实证科学；实践性的兴趣形成了历史性——诠释性的知识；解放性的兴趣形成了批判的知识，即反思。哈贝马斯认为，批判是认识与兴趣的统一。

 

二、实证科学与经济史研究

 

哈贝马斯从认识兴趣所引出的三种科学，是一种哲学认识论。这种哲学认识论对经济史研究有何启示呢?这是本文要着重阐述的问题。

实证科学与经济史研究，是本文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那样，实证科学产生于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性兴趣，因此，实证科学在对自然的研究中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辉煌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要把实证科学的经验性——分析性的方法应用于对社会的研究，对经济的研究，对经济史的研究，就存在一个适用性的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能否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经济、历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去。这可能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既为老生常谈，就是还有问题没有解决，否则为什么要“老生常谈”呢?

以工具性兴趣引导的实证科学，其研究目的在于发展规律。这对自然科学行之有效，对社会经济历史的研究是否亦行之有效呢?我们能否假设社会经济历史的演变存在规律，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过去的经济史研究，强调对规律的研究，这一论述已经预设了经济历史之演变是有规律的。但对这一预设人们往往把它作为公理而肯定之，似乎毋庸置疑。而我则认为这里面是有问题的。波普尔认为，“历史无规律可言”[2]。这似乎过于极端。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维科的话说：“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3]如果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那么人类史上就不可能存在像自然史中的那种规律。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无意识的自然，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有意识的人。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其自由意志会影响经济史学家们观察的结果。凯恩斯就利用这一点来说明，面对不确定性时抱有不同的信念，会导致不同的后果。经济史的研究必须重视社会行动者对自己所处情景的解释和理解。所以，经济史研究企图运用实证科学的方法以发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经济史规律，似乎不大可能(勉为其难)。正如吴承明先生所说：“我主张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多讲事实和经验，少讲规律。规律过于概括，反不如说明事实和经验对人有用。至于用规律推导出事实或结论，则更不可取。”[4]

如果经济史研究不以探索规律为己任，那么实证科学的方法是否就无用武之地了呢?答案应是否定的。经济史研究的基础在于史实(历史事实)，史实源于史料。对历史上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的经济事件，必须运用实证科学的方法，通过对史料的考证予以证实，绝对不可杜撰。

 

三、诠释科学与经济史研究

 

历史的、诠释的科学与经济史研究，是本文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历史的、诠释的科学，这一概念已表明历史研究应取诠释科学的方法。正如加达默尔所说：“历史学的基础就是诠释学。”[5]诠释科学主要源于德国的精神科学，20世纪以来又受到现象学、语言分析的影响而有了长足发展。诠释科学是理解历史的方法论，因为诠释科学方法的研究兴趣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于人与人之间取得共识。历史研究是古今对话，取得对历史的合理解释、沟通与理解，是历史学的应有之义。所以诠释学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会有更多启示。

诠释学(hermeneutics)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诠释学一词亦有译为“解释学”、“阐释学”的，它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赫尔墨斯(Hermes)。赫尔墨斯口齿伶俐，动作敏捷，是为神传达信息的信使。神的信息从他口中传出来，这既是宣达，也是一种解释。为此，在西方研究诠释问题的学科取此神的名字，命名为“赫尔墨斯之学”(hermeneutics)。

对一种意义的理解与说明，是人类社会在沟通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所以诠释行为是在沟通过程中很普通的行为。诠释成为一门学问，最早是从希腊人对荷马和别的诗人做出解释开始的。希腊哲学家认为，“用某事物来说明其他事物就是诠释”。亚里士多德论述解释的问题，其目的仅在于排除歧义以保证词与命题判断的一义性。后来从教会对新旧约全书的解释中，又产生了诠释圣经的神学诠释学。神学诠释学的目的，在于发现和理解蕴藏在圣经中的上帝的意图。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诠释学世俗化了，转变成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用于历史学、法学与文艺评论等领域。

    狄尔泰(Willelm Dilthey，1835—1911)是诠释学发展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思想巨擘。狄尔泰研究诠释学是为了奠定认识历史的方法论基础。首先，狄尔泰认为，人不同于一般自然物，他在生活中不断留下符号和痕迹，这就是所谓的“生活表现”。后人通过这类表现的痕迹，可以跨越时空距离与他建立起联系，通过解释，认识这个人，最终也就认识了历史。而理解、诠释所依赖的是生活得以展开的经验或体验。因此，经验是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解的基础。只有在经验中，才能达到对生活和历史的客观理解。其次，狄尔泰发现了“解释循环”(hermeneutic circle)。他说：“一部作品的整体应由个别的词语及其组合来理解，对个别部分的完全理解却又以对整体的理解为前提。”[6]这样一来，整体须通过局部来了解，局部又须在整体联系中才能了解，两者互相依赖，互为因果，这就构成了一切解释都无法摆脱的困难，从而导致“解释循环”这一现象。对此，狄尔泰认为：“从理论上说来，我们在这里已经遇到了一切解释的极限，而解释永远只能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到一定程度，因此一切理解永远只能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完美无缺。”[7]当然，这种“解释循环”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解释的螺旋式发展，这符合认识的逻辑。这种“解释循环”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存在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现在是将来的历史)；只有了解现在，才能更好地了解将来。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了解现在，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8]；只有了解将来，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如果说，这是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解释循环”，那么，从空间角度来看，只有了解经济史，才能更好地了解整个历史；反过来说，只有了解整个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经济史。只有了解中国经济史，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经济史；只有了解世界经济史，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史。由此可见，“解释循环”是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在解释的道路上，伴随着每一个“解释”，往往会涌现更多的需要解释的问题。所以，“解释循环”为我们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认识道路。在此，我们除了感叹个人之渺小之外，还将惊叹世界的广袤与深邃。

谈到诠释学在当代的发展，我们不能不提到加达默尔及其巨著《真理与方法》(1960)。在当代的德国哲学中，它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1900)、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并称为三部划时代的巨著。此书之宗旨是阐明“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加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有专门一部分是讲历史领域的诠释问题的。他在批判地继承狄尔泰思想的基础上，又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对历史诠释问题提出了非常有启发意义的精辟见解。

首先，加达默尔从海德格尔那里继承了“前有”、“前见”、“前把握”和“前结构”这一系列概念。加达默尔认为，正是这个“前见”使理解成为可能。他说：“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9]与狄尔泰不同的是，加达默尔认为在理解活动进行之前，理解者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认识框架，这种认识框架就是“前见”和“前结构”。而狄尔泰受历史主义的影响，认为理解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遗传物所反映的本来的生活世界，并如“原作者”或历史当事人理解自己一样地理解他们。理解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转换(移情)或一种想像的投射，在这种活动中，认识者否定了把他与他的认识对象分离开来的时间距离，使自己与对象处于同一时代。加达默尔认为，要克服理解者所固有的认识框架(先见)和消除理解者与他的认识对象分离开来的时间距离实在是不可能的。其实，理解的一切过程早已包含了认识者自己的当前情境，而这种情境乃是孕育理解的创造性的基础，而不是一种必须克服的消极因素或理解的障碍。所以，加达默尔认为，理解不仅仅是一种重建过去的过程，还是一种包含理解者自身诠释学情境的富有创造的过程。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只要具有这种由“前见”和“间距”所构成的诠释学情境，就会自然而然地创造出新的东西来。

为此，加达默尔提出了“视域”(horizon)这个概念。他认为，前理解或前见是历史赋予理解者的“生产性”的积极因素，它为理解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在这里，“视域”是指理解的起点，形成理解的视野或角度，理解向未知开放的可能前景，以及理解起点背后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背景。因此，能否对历史现象做出创造性的理解，要取决于理解者所获得的视域，取决于这种视域的宽广程度。所以，加达默尔说：“进行理解的人必须要有卓越的宽广视界。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10]

对于理解者来说，“视域”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视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11]这首先意味着理解者在理解的实践中，通过“教化”可以提升自己的“视域”。其次，对历史的理解还需要一种历史视域。要获得这种历史视域，就需“自身置入”，即把自身置入一种历史情境中，然后来理解历史。但是理解者在置入历史视域的时候，并不能“丢弃自己”，他仍需保留着自身的视域。所以，加达默尔说：“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12]

其次，加达默尔对“诠释循环”富有原创性的“引申”对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诠释循环”在狄尔泰那里是整体与部分的循环。“所以，理解的运动经常就是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返回到整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各种同心圆中扩大这种被理解的意义的统一性。”[13]这是一种“本文”(历史流传物)内部的循环。加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将理解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动引入了“诠释循环”，从而把整个“理解活动描述为流传物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一种内在相互作用”[14]。在此，理解者为了理解“流传物”，必须在他的“先见”中具有“与流传物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是在我们与流传物的关系中，在经常不断的教化过程中被把握的。” [15]对经济史研究来说，研究者总是带着他固有的“先见”进入研究工作的。但在他面对经济史的“流传物”(史料)时，他的“先见”中是否具有这种“共同性”还是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其一，要在经济史研究的实践过程中，在解释经济史“流传物”的过程中，涤除错误的“先见”，培育正确的“先见”。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循环”过程，即“先见”——理解——更高层次的“先见”——进一步理解。其二，要“经常不断的教化”。人本是教化的产物，专门人才是专门教化的产物。人的教化是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是传统文化“内植”于人的过程。正是这种“教化”，把传统与现实、历史与现在联系起来。研究经济史特殊人才的“教化”，除了人们普遍的教化之外，还需要经济学传统、历史学传统、社会学传统的教化，需要经过经济史研究传统的教化。当然，这些传统也是变化、发展着的，并非一成不变。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就在不断地改变、发展经济史传统。所以，这种教化过程也是一种“循环”，即经济史传统——经济史研究(理解、解释)者——对经济史的新理解(构成经济史的新传统)。当然，这些循环是渐进的还是革命的，我们还可以研究。库恩的观点是赞成革命的，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可见。倘若如此，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要在经济史革命的前夜，加入经济史研究的队伍，就可以获得研究收益的最大化。我认为，目前正是这种革命的前夜。加达默尔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熟悉性和陌生性的两极对立，而诠释学的任务就是建立在这种两极对立上。” [16]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家投入主要精力研究现实问题，而对历史上经济问题的研究却相形见绌，所以，在这种熟悉与陌生之间正是经济史研究的用武之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社会科学、西方经济学的成果，通过这些年的消化，它们也成为“熟悉”的地带了。而对经济史的材料，经济历史的时间的了解却相形见绌。理论之“熟悉性”与历史实践之“陌生性”也是经济史研究的用武之地。所以，在经济史研究的革命前夜，请你加入其研究行列吧！

 

四、批判的科学与经济史研究

 

批判的科学(反思)与经济史研究，是本文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批判的科学尽管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但是它的杰出发展还是由马克思完成的。批判的科学就是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说：“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7]辩证法的关键之处是其中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汪敬虞先生近作《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之中的“导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就体现了这种历史的辩证法。”

经济史的辩证分析，不仅需要事实作依据，也需要对事实的正确理解，还需要一种价值标准(在我看来，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中立，是一种虚伪)。所以，经济史的辩证分析是规范经济学在经济史中的应用。譬如在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与《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发展经济是他的价值标准。所以，才会有其中心论点“有效益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18]。倘若没有这样的价值标准，就不会有《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他的经济史研究。

最后，批判的科学与经济史研究具有强烈的实践倾向。马克思说得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经济史研究是在对经济历史的解释中，为“改变”经济“世界”开辟道路。而这种“改变”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使每个人获得更多的解放，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