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分歧
杜维运
(香港大学中文系，中国香港)
学术月刊2008.1
[摘要]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是世界史学中的最大遗产。两者各自独立发展两千余年，不通声息；两者文化背景不同，地理环境殊异，其分歧极为明显。中国数千年设立的及时记事的史官，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原始史料，又及时修史、及时保存，遂使中国的历史著作丰富精详、地位稳定，“历史若文学”之论在中国势难出现。西方没有史官记事的制度，文字的记录缺如，史学家不得已利用修辞学的方法以制造情节，于是，史学家同时扮演了小说家、剧作家的角色，虚构、想象习以为常，没有历史判断的观念，缺乏历史真实的意识，历史的发展归之简单的因素，历史的作品流于史诗、小说的形式，后现代主义者因此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也就不难理解、不足为奇了。
[关键词]史官 记事 中国史学 西方史学 分歧
[作者简介]杜维运(1928—)，男，山东省嘉祥县人，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外史学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1-0120-06
一
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是世界史学中的最大遗产。两者各自独立发展两千余年，不通声息；两者文化背景不同，地理环境殊异，其分歧极为明显，而相通处则较少。比较中西史学，目其分歧，可见其大脉络一大关键。
中国史学自先秦以来，两千余年，赓续发展，未尝一日中绝。其成绩的卓著者，为历史记录的大量盈积，历史著述的丰富优美，史学议论的中正博大，治史方法的稳健中实。举其大者：一部正史，为中国两千余年来留下最为珍贵的大量基本历史事实；《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都是可信而又优美的历史著述；《史通》、《文史通义》是世界上最早且最精湛的史学专书；中国史学家所应用的比较方法、归纳方法较之西方所通行者，尤为切实可用。中国史学的洪流，滔滔若江河澎湃，其激起的浪花万丈，炫人耳目。 西方史学在希腊、罗马时代已粲然可观，唯进入中世纪以后陷于黑暗时期者近千年。在此时期，没有历史判断(historical judgment)的观念，缺乏历史真实(historical reality)的意识，毫无精密省查(critical reflection)的倾向①，史学完全浸淫于神学之中，人类历史操纵于上帝不可思议的手中。史学至此，已退至洪荒时代。自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史学逐渐复苏。至19世纪初叶，德国史学家兰克(Lepold von Ranke，1795—1886)所倡导的科学史学将西方史学带入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historiography)，史学家完全摆脱了神学羁绊而进入科学领域之中，客观、真实、冷静、无私成为了史学家的信条。以至到20世纪，西方史学遂风靡天下，完成了史学霸业，举世史学皆俯首于科学的西方史学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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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史学家西贝尔(Heinrlch Von Sybel，1817—1895)的评论，参见 H．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1938，p．55．按 Barnes转引自Ernst Bemheim，Lehrbuchen methode and Geschich- tsphilosophie(Leipzig，1903)．P．190．
可是，正当西方史学到达巅峰之际，西方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逆流进入史学之中，遂造成西方史学的最大危机。
后现代主义系对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反动，不满现状，不服权威，勇于创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叛逆的思想之一。其初起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其涉及范围包括建筑、艺术、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社会、法律等广大领域。虽然史学领域受其影响较晚，然而最严重。①史学家忧心后现代主义最低限度将摧毁历史，甚至于整个历史事业(historical enterprise)为之荡然以尽。②例如，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truth)，没有客观(objectivity)，没有真实(reality)，历史是推论(discourse)、是意识形态的化身、是史学家的语言游戏(1anguage game)，与文学作品的虚构没有两样；在文献(texts)中，后现代主义也不认为有故事(story)能叙述出来，历史上更没有所谓连贯(continuity)、和谐(coherence)、一致(consistency)；史学家所盛倡的移情(empathy)、想象(imagination)、设身处地的进入历史之中，后现代主义同样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们尤其坚持历史对现代及未来没有任何功用。③持论如此，于是有人宣布历史已经死亡(The death of history)，有人倡言历史已经烟消雾逝(the vanishing of history)，有人高呼历史已经到了尽头(the end of history)。④这真是摧毁历史的骇人之论了!人类历史遭遇到最大的挑战，西方史学遂陷于危机重重之中!
西方发展两千余年的史学，适值最盛之时而出现最大的危机，是人类史学史上令人震撼的大事。中国史学两千余年盛况不衰，而从未出现类似的危机。东西情况何以如此不同呢?比较中西史学，这是最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之一。史学真理，或望自此隐约呈现。
二
中国自上古时代起，设立了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天子之侧，诸侯之旁，盟会之时，燕私之际，皆有史官及时记载。天子与诸侯，身居要津，随侍身边的史官载笔以书⑤，所谓“君举必书”⑥，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者右史书之”⑦，所谓“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⑧，说明了影响力最大的权势人物，其一言一行随时要被记录下来；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与诸侯间的盟会，都要派史官即时记录。如《史记》载战国时代秦赵渑池之会云：“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⑨这是一段生动的故事，由于这段故事，中国优美的史官记事制度后人得以窥见。大约到了春秋时代，“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⑩。盟会时各国史官争作德刑礼义各方面的记载，说明了史官记事的盛况。盟会之时，记事如此，天子之侧，诸侯之旁，记事如彼，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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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Beverley Southgate，History；What and Why?Routledge，1996，p．7．
②Keith Jenkins，ed，The Pastmoder History Reader，Routledge，1997， p．8．
③后现代主义者如Diane Elam，lain Chambers，Roland Barthes，Keith Jekins．Spiegel，Hans Kellner，Michel Foucauh。Hayden WKte，F． R Ankersnfit，Jean Baudrllard等都有类似的言论，详见杜维运：《后现代主义的吊诡》(原载《汉学研究通讯》，第81期，收入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第70—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④关于后现代主义，国人的论述，重要者可参阅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0)；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台北，三民书局，2006)；汪荣祖：《后现代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走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56)]。英文方面重要的论述有；michel Foucault，TheArchaeology ofKnowledge，1972.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1973. Jean 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1984.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1989.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1991. Jacques Derrida, Archive Fever,1995. Joyeo Apple- by, ed, Knowledge and Postrnodern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96. Keith Jenkins, The Postmodorn History Reader,1997. Alum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2000. Keith Jenkins ＆ Alum Munslow, ed, The Nature of History Read- er,2004. Helene Bowen Raddeker: Sceptical History, Feminism and Postmodern Approaches in Practice ,2007. 至后现代主义的论述，重要者有：Joyce Appleby, Lynn Hunt, ＆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1994. Beverly Southgate, History: What and Why? 1996. Keith Windschuttle, The killing of History,1996.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1997. Gertrude Himmdfarb,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2004.
old, 2004.
⑤《礼记·曲礼篇》。
⑥《左传》鲁庄公二十三年。
⑦《礼记·玉藻篇》。
⑧《史记·晋世家》。
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⑩《左传》鲁僖公七年管仲之语。
⑾《毛诗·静女》“疏”。
汉代太史令之设，系取“善记述者，使记时事”。著作郎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系考验其记事能力。唐、宋以后的修撰、编修、检讨等史官，职责为“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凡记注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成充之”①。这是于记事之外，史官又有修史的大任了。
唐代以后，直接记录天子言行的是非正式史官的起居郎、起居舍人。《史通》与新旧《唐书》曾有言：
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②
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③
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④
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则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听，退而书之，季终以授史官。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⑤
唐代的起居郎与起居舍人，类似上古时代的左史、右史，起居郎记事，起居舍人记言。每天子临朝，侍立于玉阶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有命，延首以听。议政事，和墨濡笔以记。这是及时记载关系天下的大事。及退朝，按编年体，编录起居注，集天子的言动法度、制诰德音于一编，而且“记时政损益”，记事“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将编成的起居注授史馆，以做修实录、国史的基本资料。如此看来，到唐代，记注已有了成法⑥。天子的言行，国家的大政，史官皆及时记载；史官同时拥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天子的言动法度、制诰德音，必有在史官记载之外者；记时政损益，典礼文物，必须广参文献资料；书迁拜旌掌，诛伐黜名，必尽是及时的记录。所谓“凡制诏宣传，文章献纳，皆授之于记事之官”⑦，可知文献资料巳向记事之官起居郎集中了。史官记录，济以相关的文献资料，记事于是益趋详实。
数千年来，中国设立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的情况如此，这是破世界纪录的。同时，史官进一步负有修史的大任，为中国留下最珍贵的历史著作。
大抵东汉以前，史官只作记事，不负责修史。魏晋以后，当史官大任的著作郎、著作佐郎，在记事之外，兼负有了修国史的任务。自唐以后，修史的事业大规模进行。属于标准史官的修撰、编修、检讨、修国史、同修国史，其主要的职务，记事以外就是修史，所谓“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⑧。唐代史官的职责如此，宋、元、明、清的史官职分亦然。记天子言行的起居郎、起居舍人，也于退朝以后，编录起居注，以做修实录、国史的资料。如此看来，中国史官于记事以外，兼负有修史的大任。唐设史馆后，史官修史的大任，更获得充分的发挥。
唐以后的史馆分为两类，一为修前代史，属于临时性质，其书修成，其职即罢；一为修当代史，有史官专任执笔撰写，属于常设机构(宋以后称国史馆)。两者的成绩，其重要者如下：
修当代史的史馆，所修实录、国史，浩瀚无涯矣。以实录而言，唐代所修成的实录共七百八十五卷⑨，宋代所修成的实录共三千一百八十九卷⑩，明代所修自太祖至熹宗十三朝实录共二干九百五十九卷⑾，清代所修自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共四千四百三十三卷。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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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职官志二》。
②刘知袋：《史通·史官建置》。
③④⑦⑧《旧唐书·职官志》。
⑤《新唐书·百官志二》。
⑥金毓黻：《释记注》，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9年12月。
⑨《新唐书·艺文志》。
⑩从《宋史·艺文志》所著录者统计出来。
⑾从《明史·艺文志》所著录者统计出来。
宋所修的实录，亡佚殆尽。明、清所修的实录，则完整存留于今天①，成为明清史原始资料的渊薮。史官修史，保存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在史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修前代史的史馆，所修者为正史。唐代所修晋、梁、陈、北齐、北周、隋六代之史，宋所修唐史，元所修宋、辽、金三史，明所修元史，清所修明史，皆列入正史，以致官修正史，成为中国的修史制度。在此修史制度下，中国拥有一部具体详瞻的“二十五史”②，历代大量的基本历史事实，赖以保存。于是，中国的历史不像西方那样一直被代替。西方近代史学家所写的希腊史，代替了古代希腊史学家所写的希腊史。中国的《史记》问世两千余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另外一部书可以代替它在中国上古史上的地位。新史学家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新史料与客观谨严的科学方法，无法写出超越《史记》的新中国上古史。对于《史记》，可以补充，可以疏证，而不能取而代之。《史记》的地位如此，《汉书》以下的载籍，其地位尤然。谁能写出一部新两汉史，代替《汉书》与《后汉书》的地位呢?谁能写出一部新唐史，代替《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地位呢?中国历史的稳定性，成为人类历史的特色。及时记事，及时修史，所记者具体，所修者翔实，史学盛业未有逾于此者。西方史学家推崇中国的正史为“世界史学最突出的成就”(The mos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world historiography)③，应是平允之论。
中国历史的稳定性，得益于中国历史著作的内容具体而详赡，尤其得益于中国史官记事的及时与客观。史学上最珍贵的原始史料，是史事发生时的及时记载。中国史官的记事属于这一类。数千年来，中国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其可信度极高。史官不可能逐日虚构史事。而且，中国的史官神圣独立，正直不屈。④其记事遵守共同必守之法，“君举必书”，“书法不隐”。⑤为留真历史，每冒生命危险。“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⑥，是中国史官的风节，也是史学上珍贵的直书精神。由此，纪实的史学原理源源而出：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⑦
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矣。⑧
史者，纪实之书也。⑨
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⑩
以上种种论点，都是强调纪实。于是，纪实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学家的据事直书，与文学家的虚构史实截然两途。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所谓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没有两样，在中国是极端不可思议的妄论。中国有“秽史”之称的《魏书》，迄今仍是北魏历史的渊薮；被视为最“陋劣”的《元史》，其历史定位亦不动摇。中西史学的分歧，自此而观之，其清晰若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会通中西史学者，于此而致意，则思过半矣。
三
西方世界没有产生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记事制度。在埃及与叙利亚地带，有些名册(lists)存留到今天，最早者大概是刻在有名的波勒穆石头(palermostone)上的(部分刻在附属于它的断片之上)，一连串的朝代与帝王名字，属于公元前两千年的一些世纪，其编成的时代，约晚千年。其中绝少记事，仅到接近编成的时代，一年有八件事到十五件事被记录下来，大致是关于宗教礼仪、庙宇建筑一类的事件⑾。《苏美王的名册》(Surneian King-dist)也是一类⑿。一些大帝国的领袖，虽记录其在战争上的胜利及其功业，但未形成记事的制度。至于创造史学的希腊人，到公元前7世纪时，政治经验已经十分丰富了，奇怪的是此一时期的希腊，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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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实录》现有1940年影印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及1961年台北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本。《清史录》现有20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影印的善本，分装为六十册。
②“正史”之名，始见于南北朝时代。《隋书·经籍志》首列正史，著录《史记》以下正史六十七部，凡采班、马纪传体例，写赓续相承的列朝史者，皆纳入之。至宋代，有“十七史”之名出现，《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书》，凡十七部代表历代的正史，宋人汇而刻之，正史遂前后相乘。明代合《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二十一史”。清乾隆中诏增《旧唐书》、《旧五代史》及《明史》为“二十四史”。民国以后，政府明令以柯绍忞所撰《新元史》，列入正史，于是有“二十五史”之名。
③E．H．Dance，History The Betrayer，1960，p．67．
④英国史学家Herbert Butterfield于The Origins of History第142页论中国的史官云：“即使在古代，史官每天记录发生的事件。‘史’被视为神圣独立，正直不屈。”[Event at an early date，he(The Shih) recorded events as they happened，day by day．……“The Shih”was opposed to act 88 an independent authority an to be a mltn of great integrity．]
⑤语出《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宣公二年。讨论中国史官记事遵守共同必守之法，详见柳诒徵《国史要义》“史权”篇。
⑥《史通·直书》。
⑦《史通·惑经》。
⑧《史通·鉴识》。
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春秋论二》。
⑩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唐书直笔新例”条。
⑾⑿Herbert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Historv．pp 23—24．p.89．
无用文字记录其经验的动机，他们所注重的历史还只是史诗所提供的历史。①以至到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还没有丰富的文字记录。②情形如此，说明西方没有出现史官记事的制度。史学家及时记事的情况不见，以至纪实的史学理论也不见。希腊、罗马史学家写史，大都用修辞学的方法。一位将军在战幕揭开前向军队的激昂演说，一位政客在议会上的慷慨陈词，实际上并没有文献的根据，而多出于史学家的想象。英国当代女史学家斯玛丽(Beryl Smalley)在《中世纪史学家》(Historians in the Middle Ages)一书中云：
罗马史学家的文章风格与治史方法，显示出历史与修辞学之间密切关系。有文学上的惯例，史学家将演词托诸其人物之口：一位将军在战争揭幕前对其军队的演说，一位政客在议会中提出其案件，诸如此类，读者不必寄望其为真实录音，甚或曾经说过的正确报告。它们可能仅其大要，其真正作用为润饰文章的风格。中世纪的学者，欣羡萨拉斯特(Sallust)的演辞，汲汲抄录。习俗准许不必斤斤计较于正确，时日可以不用，文献不被搜求。③
罗马史学家写史如此，希腊史学家写史亦然。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0)在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一书中，即写入自己很多的想象。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词(The Funeral Oration of Pericles)，实际上没有文献根据，而是由他自己想象当时伯里克利可能那样讲而写的。利用虚构的演说道出舆论的大势，是修昔底德的一项发明④，以致虚构演说词变成一种传统⑤，而史学流于修辞学的一支⑥。史学家可以自出机杼，想象史事当时可能发生此情况而予以创造，这在中国是极端不可思议的。英国19世纪史学家麦考莱(Ford Macau- lay，1800—1859)曾激烈地批评道：“希罗多德是一位可爱的传奇小说家，修昔底德是最伟大的描绘全景的名家，但不是一位有深度的思想家，普鲁塔克(Plutarch)幼稚，波里比阿(Polybios)阴沉，李维(Livy)全然蔑视真理，塔西佗(Tacitus)是最杰出的人物素描家与最卓越的古代剧作家，但是他不可信。”⑦希腊、罗马最杰出的几位史学家皆与小说家、剧作家接近，而非纪实的史学家。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写《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的大史学家圭契阿迪尼(Guicciardini)仍然虚构演说，篡改修约。⑧这就无怪后现代主义者咸倡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没有任何差别了!
西方的中世纪，史学浸淫于神学之中，历史的真实益发不可见。19世纪，德国驰名史学家西贝尔(Hein- rich Von Sybel，1817—1895)曾批评中世纪史学云：
那个时代，没有历史判断(historical judgment)的观念，缺乏历史真实(historical reality)的意识，毫无精密省察(critical reflection)的倾向。宗教的权威主义至高无上，维护传统，包庇教条。人们处处要信仰，而不去考察，想象压倒了理智。在理想与真实之间，诗意与历史真理之际，没有界线。英雄史诗被认为是真实而崇高的历史著作形式，历史处处被史诗、传说与各类诗意小说所取代。历史缓慢发现的过程，归因于一件简单的大事，一个简单的人物。被承认的神圣时代，其历史为虚构，其史料系伪造。几乎没有人考虑到去审察。真伪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只要能吻合既有的权利，普遍的兴趣和流行的信仰就足够了。⑨
20世纪，英国史学家顾屈(G.P．Gooch，1873—1968)于其大著《19世纪的史学与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评云：
中世纪……不知印刷为何物，书籍缺略，对文献批评尚未开始，也没有感觉有批评的必要。沉醉于僧院图书馆的珍藏之中，虔诚的编年家不停的搜索，而钞录较早编纂物的错误于其作品之中。虽然伪造证状为一正常的商业行为，辨伪的方法尚未发明。文字记录的事件无条件接受，对传统的认同保证了每日发生的事件的真实。最后，中世纪的气氛，浸淫于神学之中。……历史是说教，而非科学是基督证据(Christian evidences)中的运用，而非无偏私的尝试追寻与阐释文明的发展方向。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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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J．B．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1908，1959(Dovn publication)，P．3．王任光译出其中的第一讲《希腊历史写作的起源地——爱奥尼亚》(The Rise of Greek History in Joma)，收入王任光、黄俊杰编《古代希腊史研究论集》。
②④Arnaldo Momigliano, History and Biogiaphy, in moses Finley, ed. The Legacy of Greece; A New Appraisal, p.159,pp.161—162.
③Beryl Srnalley, Historians in the Middle ages,1974, p.19.
⑤Michael Grant, Theancient Historians,1970, p.258.
⑥Oicero (106—4313, C) 曾言“Historiography was a blanch of zhtotic”.转见Stephen User, The Historians of Greece and Rome,1969, p. ix.
⑦⑧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13, p.277, p.75.
⑨H. E. Barnes, AHistoryofHistorical writing,1938, pp.55—56.按Barnes 转引自Ernest Bernheim, Lehrbuchder histori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
⑩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13, p.1.
从以上西方近代史学家的评论可知，西方中古时代没有历史判断的观念，缺乏历史真实的意识；文献当前，盲目接受；批评文献真伪以远窥历史真相的工作尚未开始，也感觉没有批评的必要，历史的发展归之简单的因素，历史的作品流于史诗、小说的形式。情形如此，历史怎有真实可言!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又岂完全是无稽之论!
自文艺复兴时代以后，西方史学家在真实的概念上才趋于严格，“逐渐决定致力于了解曾经发生的往事”①；19世纪以后，兰克“呈现往事真相”(to show， what actually happened)一语②遂成为时尚。后现代主义者以兰克为目标，欲一举摧毁其史学殿堂，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中国数千年设立的及时记事的史官，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原始史料，又及时修史、及时保存，遂使中国的历史著作丰富精详、地位稳定，“历史菪文学”之论③在中国势难出现。西方没有史宫记事的制度，文字的记录缺如，史学家不得巳利用修辞学的方法以制造情节，于是，史学家同时扮演了小说家、剧作家的角色，虚构、想象习以为常；于是，“野蛮的骑士”在历史园地内横冲直闯④；于是，“谋杀历史”的杀手⑤在史学宫殿内出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又岂足怪!
有史官记事，中国史学的发展如此；缺乏史官记事，西方史学的发展如此。史官的重要，自此可见。惜乎中国于民国成立以后，废弃史官，晋国董狐、齐国太史不复见，而史学遂不可问!
真理、客观、真实，在人世间珍如裘璧。人世间没有真理，将举世茫茫；没有客观，将是非倒置；没有真实，将黑白混淆。在历史上，没有真理，则人类如置身沧海之中，无所傍依；没有客观，则批判是非真伪的标准完全消失；没有真实，则历史的真正价值一丝不存。史学所争者，在争真理、客观、真实。希特勒的大屠杀(Holocaust)，六百万犹太人的生命毁于旦夕。如此惨剧，岂能在史学家笔下消失?日军侵华，所至之处，奸淫屠杀，“南京大屠杀”仅其一幕。如此真历史，岂能自史书中删削?西方19世纪以后创建的批判史学(critical historiography)，中国悠久发展的史学，其论史学真理、史学客观、史学真实者，皆可为万世史学法。珍之存之，进而创新之，史学乃大。⑥
(责任编辑：常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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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H．Plurnb，The Death of the past，1969，P．12．
②Preface：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 from 1494—1514，in Frifz Stern’s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1956， P．57．
③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第65—98页。“历史若文学”一语形容之，颇为传神。
④转见
⑤见Keith Windschuttle，the Killing of History，the Free Press，1996．
⑥后现代主义者所倡有待商榷之论，除本文所言及者以外，不胜枚举。本文因主题所限，不涉及之。
The Divergence betwee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Du Weiyun
Abstrac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re both the biggest legacy in the world's studies of history. Both have been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and individually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The divergence of these two is quite obvious. The Chinese historians have kept a great deal of chronicles, which has made an abundant original source for its stable status. There has been no such sys- tem as keeping chronicles by historians, and the historians have to coin plots by way of rhetoric, so it is not strange that the post-modernists believe that there are no truth, no objectivity, and no real facts.
Key words: historians, chronicle,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estern historiography, diverg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