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下）

 

韩毓海

 

 

三，“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作为一个佛教用语的“世界”，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与英文的The world 同义。前者意味着在循环论的，或曰永恒轮回的时间中升沉的不同空间（“六道轮回”、“上三界”）中的一个，包含着佛教对于宇宙运动的理解[1]。而后者（The world）也不仅仅是指地球上的人类生活，它同时更与一种特定的“世界观”相联系，自18世纪后期启蒙的世俗世界观逐步在欧洲形成以来，它既指对于地球上的人类生活的安排（发现与开发），也指一种直线进步（欧洲向世界的发展与扩张）的时间观念。而所谓“同一个世界”（one world）的普世主义说法，则蕴含如下的判断：空间是客观的，整体的，中性或中立的，反之，时间则是变化的有生命的、辩证的，是（在新旧矛盾中）不断发展的。

 

1，  倒转时空

毛泽东的“世界观”（或者说宇宙观、时空观更恰当些）乃是对欧洲启蒙主义的时空观的反拨。在毛泽东看来，空间恰恰不是整体的、客观的、不变的，相反，空间是矛盾的、辩证的、运动的，空间才是斗争的场所，是变迁的根源。这不但是说：从来没有过所谓“同一个世界”――而有的只是“三个不同的世界”，而且，正是这“不同的世界空间”之间的矛盾和辩证运动构成了历史的演进，而时间本身却并不可能自动推动历史。离开了不同空间、不同位置之间的辩证关系，仅靠时间的描述，也根本无法解释历史。毛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意味着：离开了人民的斗争――离开劳动者为了改变自己在世界空间的地位而进行的斗争这个根本动力，所谓时间就是流水帐而已，它什么也说明不了。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与鲁迅一样，他们甚至都倾向于认为：实际上我们与古人们生活在相同的时代与时间中，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所谓变迁和变迁的动力不是时间和时代，而是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和种族地位的升降沉浮，即真正变化着的是世界的空间，是人类社会的结构关系、各阶级间相互的关系，是地球上的一部分民族的崛起和另一部分的沉沦，是“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的阶级关系的辩证运动――而不是抽象的时间。同样的，我们所处的“现代”也不过是一个“共时性”的时代，这意味着：现代各民族并非简单地处在先进/落后的表象中，而是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不平衡的空间关系中，在这种不平衡、或不平等的空间关系里，所谓的“先进”地区之先进，恰恰必须同时以创造出与之对应的“落后”和不发达地区为条件。如果单纯从时间的变化来解释历史，以为“一代有一代之史”，将历史归置于时间变迁，或者时间之手打扮的“小姑娘”，这种庸俗的历史观就无法看到世界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的变迁，而后者才是历史变迁的真实内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屫留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竞，东方白。”“一篇读罢头飞雪”，“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在这个意义上，构成历史动力的也不是什么抽象的“新旧矛盾”的表象，而是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不同部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矛盾和斗争。――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所谓毛泽东所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论断。

这也表明，毛从未简单地相信（迷信）19世纪以降以欧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是一个真正的“新世界”，他更不相信这个“新世界”足以终结历史、永世长存。相反，毛泽东是这样一位伟人：他目睹了两个世界、两种时间观的崩溃与没落――一个是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以来，王朝中国世界观的崩溃与没落，而另一个则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主导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崩溃与没落。因此，与鲁迅一样，毛泽东不仅“在”而不属于“一个世界”，而且“在”而“同时不属于两个世界。”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毛、鲁二人与近代以来简单化地“以欧美为师”的中国所谓的“先进人士”之间的基本分野。也同样正是这一点，使得毛泽东在批判两个世界的同时，率领我们去展望和开辟一个另外的世界。

“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他对新中国和“中国道路”最深情的祝福，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最殷切的期望，是他对我们保持思想和理论创新意识的永恒警醒和耳提面命。也正是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只要瞩目于不同空间之间的辨证关系及其运动，那么一个新的空间，“一个另外的世界就是可能的”。

黑格尔曾经将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的欧美主导的新世界秩序的产生和形成称为“新世界”，并认为这个“新世界”的诞生标志着“世界历史的终结”，它（及其所诉诸的价值）将如同复活的耶稣一样，从此永世长存[2]。然而实际上，这个终结了全部人类历史的“新世界”又是怎样构成的呢？它一方面是美国独立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开启的欧美世界前所未有的“百年和平”（1815－1914），是欧美国家在自由、平等和博爱旗帜下工业化进程的展开与扩张，另一方面，却是宰制世界的“欧美列强”霸权体制的形成，是西方列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百年殖民战争”的全面开始；它一方面是欧美资产阶级和贵族势力――在资本扩张和攫取方面达成政治妥协、形成世界性的“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共同体集团，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被剥削阶级的产业无产阶级、劳动者集团率先在欧美社会登上历史舞台。于是，欧美列强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欧美国家内部权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乃是19世纪以降黑格尔所谓的“新世界”的基本矛盾。但是，黑格尔所代表的欧洲启蒙思想之光却只照亮了这个所谓的“新世界”光明的一面，而却将另外的一面投入到黑暗之中，因此，它实际上是以宣告“历史终结”的方式，宣告了18世纪以降欧洲的启蒙思想方式作为解释历史的“普遍范式”的终结罢了。

毛泽东是在欧洲启蒙主义的“历史终结论”之后开始思想的第一位思想家。早在1940年代初，毛就这样简明地回应黑格尔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说：“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已经完结了”。[3]但是，历史并没有终结，终结的只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新世界”。毛泽东率先这样指出：正因为欧美世界与殖民地之间，欧美社会权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新世界”的基本矛盾，所以，非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的斗争，欧美社会劳动者阶级为争取人权而进行的斗争，它们的呼应与联合、它们远大的政治目标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才成为对“另外一个世界”的召唤。也正是努力去“开放”现代世界的结构性矛盾和西方列强内部的社会矛盾的创造性实践，才为中国共产党成为现代中国历史的主体，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20世纪以来“中国道路”的存在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历史证明：洞悉这一新世界运动的辩证法，在这种世界空间的辩证运动中不断抓住机遇、努力进行新实践，这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更是我们打破包围和封锁，得以进行改革开放的基本条件。

毛泽东的时空观对于当代人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1924年－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他就指出：与其说中国处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这种抽象的时间关系中，不如说中国处在帝国主义的、发展高度不平衡的世界空间结构中，正是这一判断使得他通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崭新命题，从而为灾难深重的近现代中国找到了绝处逢生的根本出路。

而这就是他所指出的“矛盾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而又互相转化”：“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

毛泽东的时空观，一变时间上的直线进步的启蒙逻辑，而为矛盾、不平衡的不同空间之间的互相斗争、互相依赖与互相转化的开放结构，《矛盾论》、《实践论》和《新民主主义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20世纪人类伟大的思想、理论创新。这一从根本上倒转“黑格尔主义”的论断，不仅仅使得五四运动过来的中国人感到吃惊，而且实际上也令欧洲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吃惊，早在1937年的《实践论》中，毛泽东就已经这样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4]毛泽东就是凭借着这样的视野为“中国道路”找到了方向，这同时也使得他诸如《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早期著作，成为当代世界崭新的“空间史观”的开山之作。

毛泽东在1920－1030年代分析和批判那个貌似“新世界”的旧世界的基本方法，今天已经成为叙述在不平衡中运动着的世界史的基本框架。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立足于世界不同空间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是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所谓“帝国主义”，不过是以强权的方式妄图使得这种不平等结构永世长存而已。实际上，我们处在一个时间上“共时”、而空间上不平等的“旧世界”结构中，也正是这个旧世界内在矛盾的互相依赖和转化，决定了它不可能永世长存，――尽管启蒙主义者却把这样的世界称为历史终结、永世长存的“新世界”。

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毛泽东预言说：“先进”的欧美与落后的中国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又是“互相依存”的，这是因为：欧美向世界扩张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欧美越来越依赖于殖民地的过程，因此，这其实就是一个欧美主导的“世界史”，向殖民地人民主导的真正的“世界史”转换的过程，而且毛还进一步说：这种矛盾又是“互相转化”的，即世界历史并不是启蒙主义者简单理解的直线“进步”，而是矛盾双方的“辩证转化”，而这就是未来世界历史的趋势：“先进”的欧美正在转化为落后，落后的中国正在转化为先进。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在陕北的土窑洞里预言了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

1960年代，当欧美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颠倒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认为我们处在时间上“共时”，空间上不平衡和辩证运动中的现代世界的时候，[5]这显然是西方思想理论界内部对黑格尔以来的启蒙世界观的颠倒和批判，但这种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世界观，却是在1960年代毛的早期哲学著作在欧美大行其道的历史时刻发生的，即这也意味着：所谓“后结构主义”的史观也太不可能是福科、德里达的独自发明。――因为正如路易 阿尔杜塞指出的，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既是这一观念的提出者，毛本人也是其伟大实践者。――而这也或许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他的白宫办公桌上摆上一套《毛泽东选集》的原因，是另一位有着强烈学习意识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说“要与毛主席讨论哲学改造世界问题”的原因。什么是“软力量”？什么是“文化领导权“？我们不妨再次重温一位美国总统的话：“主席的著作改变了中国，推动了世界。”――他这里所说的就是改变世界的“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