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
冯天瑜
《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摘 要：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叶即流布于中国，并逐渐衍为主流历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一方面通过译介与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又因当时流行的“左”派幼稚病而导致两种偏颇：其一是把西欧历史模式放大为普世规则，陷入历史单线进化论；其二是忽视反映社会形态的核心概念的准确性，导致中国历史宏大叙事的紊乱。今日反观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成败得失，应当克服这两种偏颇，努力达成对唯物史观及其社会形态学说的正确理解、合理运用与创造性发展。
关键词：唯物史观 社会形态 封建
作者冯天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武汉430072)。
任何一种学说，都是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思想文化传统的产物；当学说向异域传播时，又进入不同的情境，被人们接受的程度与发挥的侧重点，也为具体的社会及文化条件所制约。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欧，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动对历史形态的决定性影响较为清晰地昭显出来，唯物史观得以应运而兴。虽然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学术不乏素朴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察(如《管子·牧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王夫之《诗广传》卷五把火的掌握、农业发明视作文明的起点，等等)，但就总体言之，前近代中国没有前提条件以创制唯物史观的学说体系。而且，只有在近代工业文明初步成长的20世纪初叶以降，中国才具备这种学说体系引入的需求与接受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后叶的西欧创立的唯物史观，跨越时空，广为流布于20世纪的中国，并逐渐衍为主流历史观，这是时代风云际会的产物，显示了唯物史观的强大感召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两个关键阶段，其时学人的认知倾向，对此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走势影响深巨。总结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与运用的历史经验，并对这两个时段史学观念的迁衍得失作一番溯源讨流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或有裨益。
一、五四时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东亚传播大体同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先在日本，继而在中国得到译介、传播。
19世纪后半叶以来，在社会主义运动于日本展开的同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片山潜(1859—1933)、幸德秋水(1871—1911)、堺利彦(1870一1933)、河上肇(1879—1946)、山川均(1880—1958)等都致力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其中尤以河上肇的劳绩最著。而恰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出现留日高潮，在数以万计游学日本的人士中，不乏信从唯物史观者，他们主要通过日文书刊获得此～学说的知识，并将其转译为中文在中国刊发，这成为清末民初唯物史观传播于中国的一条重要渠道(还有同期自欧美、稍晚自苏俄传人中国的另外两条路径)。仅以河上肇论著而言，其中文译本即有17种，直接以唯物史观命题的便有《唯物史观研究》(郑里镇译)、《唯物史观的基础》(巴克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渊泉译)等。
中国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可上溯至1899年《万国公报》121期刊发的《大同学》(颉德著，李提摩太中译)，此乃来华西洋人所为。稍晚于此，旅日中国学人借助日文文本，开始用中文介绍唯物史观，如1903年2月出版的《译书汇编》(第2年第12期)所载马君武(1881—1940)撰《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初次讲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要点：“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此后，朱执信(1885—1920)在《民报》第2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评述“马尔克”(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阶级争斗”理论，接触到唯物史观的某些论点。而中国译介唯物史观的正式展开，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播者一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二为国民党文士。传播平台是《新青年》与《建设》等颇有影响的刊物。
(一)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等刊物译介唯物史观
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实际出版时间在9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李大钊(1889—1927)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所载文章多涉及唯物史观，兹举三篇为例：
(1)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关于后者，首先介绍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进而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李大钊阐述的唯物史观要义，基本上是对河上肇《社会问题研究》1—3册相关部分的转述。
(2)渊泉译的河上肇文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3)顾兆雄的《唯物的历史观及批评》，在介绍唯物史观之后，批评唯物史观的种种“弱点”。
李大钊1919年12月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以唯物史观评析东西文化，针对当时流行的“物质开新，道德复旧”之说，指出“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宠赐，也不在圣贤的经传，实在我们人间的动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①
1920年12月李大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从经济史视角追寻历史动因，文中陈列唯物史观的四种名称：历史之唯物的概念、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之经济的解释、经济的决定论。
李大钊认为：“还是称马克思说为‘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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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l2月。
②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
③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随后李大钊又发表姊妹篇《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从经济史视角追寻社会发展的动因，再次将唯物史观肯认为“经济史观”。李大钊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系统阐发唯物史观，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史观。”①
李达(1890—1966)1918年在日本攻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并翻译荷兰人郭泰著《唯物史观解说》，附“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其中译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又译述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序言中的两段话，说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发现的，其贡献与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贡献同等重要。
陈独秀(1879—1942)1922年在《新青年》第9卷第6期发表《马克思学说》，介绍剩余价值学说，也涉及唯物史观。
《新青年》1923年改版为《新青年季刊》，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后，继续登载译介唯物史观的文章，如《新青年季刊》第3期发表瞿秋自(1899—1935)的《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以唯物史观解析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
(二)国民党文士在《建设》等刊物译介唯物史观
五四时期传播并运用唯物史观的，不仅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早期共产主义者，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等国民党文士也用力译介唯物史观，并用以解析中国社会问题。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也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从河上肇等日本学者的著译中了解并信从唯物史观的。
孙中山(1866—1926)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4—1919)于1919年8月创办杂志《建设》，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建为国民党，此刊由国民党理沦家胡汉民、汪兆铭、朱执信、廖仲恺、戴传贤(戴季陶)等主笔，主要宣传三民主义，同时也发表多篇介绍马克思学说及其唯物史观的文章，主要作者是戴传贤和胡汉民。
戴季陶(1891—1949)在《建设》第1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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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大钊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5页。
②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建设》第1卷第1号，
③戴季陶：《致陈竟存论革命书》，《建设》第2卷第1号，
胡汉民(1870—1936)在《建设》第1卷第3、4号(
随后，胡汉民在该刊第1卷第5号(
1920年8月，《建设》第2卷第6号发表河上肇撰、苏中译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摘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唯物史观的段落)。同年12月，《建设》第3卷第1号发表苏中译《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摘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编第2、3章)。后来一个时期运用唯物史观的人们，多采用这些译述。
《建设》1920年曾展开“史观派”与“史料派”围绕井田制的论争。③胡适等“史料派”认为井田制只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理想，中国只有“井田论”，没有“井田制”。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史观派”则肯认井田制的实存性，运用唯物史观对其作经济分析，并借鉴从西方引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考察中国古史，认为井田制是古代相沿的原始共产制，与欧洲历史上的“均产制度”相类似。此一讨论声势不大，极少纳入现代史学史研究的视域，但史观派在讨论中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实开十年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先河，在唯物史观的传播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三)其他刊物对唯物史观的介绍
在《新青年》与《建设》之外，还有多种刊物发表译介唯物史观的文章。
一如1919年1月创刊的《国民》杂志(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编)，用力译介唯物史观，1920年该刊第2卷第2、3号连载常乃真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摘自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信中的两段话。
二如进步党刊物北京《晨报》副刊
三如上海《民国日报》于1919年6月创办副刊《觉悟》，其上译载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1921年5月15—19日发表施存统节译的《见于<共产党宣言)的唯物史观》。
四如上海1921年1月《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发表范寿康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五如1922年《学林杂志》发表墨笙《唯物史观公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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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建设》第1卷第3、4号，
②参见胡适、廖仲恺等：《井田制有无之研究》，《建设》第2卷第1号。
综览五四新文化运动，唯物史观的传播是当年新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些初习唯物史观的学者，立即运用略有所悟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解剖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及中国革命诸问题，昭示出此一理论鲜明的实践性格。仅就历史学而言，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已被先觉者所认识，李大钊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自时厥后，历史的学问，日益隆盛。”①
当然，初步意识到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并表示对其衷心服膺，与真切把握、准确运用此一学说之间，存在着相当距离。而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为深刻理解唯物史观提供必要的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学术准备，也不允许学者们对这一深刻而宏富的学说从容研究，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健将对唯物史观的汲纳与传播，有“窃天火于人间”的历史功勋，然而又多为“急就章”，对唯物史观作粗率的理解是普遍现象——
其一，无论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瞿秋白)，还是国民党文士(如戴季陶、胡汉民)，都将此一学说视为“经济的历史观”。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塞格利曼著、陈石孚译的唯物史观读本，书名即为《经济史观》。李大钊、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相近，都是以比较简单的“经济分析”方法解释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往往是从某种经济现象直接推导出某种社会政治现象、思想文化现象，忽略种种复杂的介质，对“反作用力原理”更重视不够，故其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尚处在“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决定文化”的粗略、浅显的认识水平上。
其二，当年信从唯物史观的许多论者多以为阶级斗争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解析历史问题、文化问题往往满足于平面化、直线化的阶级分析法，而很少注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这种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及运用取向，在以后诸历史阶段又呈蔓延之势。
概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间唯物史观的传播，颇能一新耳目，然而又难免简单化。l933年5月，鲁迅在李大钊牺牲六年后，为李氏的文集作序，曾这样议论李大钊的理论业绩：“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②将这番话视作对李大钊及五四时期诸先贤传播、运用唯物史观的评价，也是大体恰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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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大钊文集》下卷，第347页。
②《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