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黄淮造陆与苏北灾害关系研究
卢勇 王思明 郭华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210095)
摘要：明清时期，黄河夺淮经由苏北入海，在口外迅速造陆，至1855年北徙时止共造陆10000平方公里以上，河口更是向海推进了90公里。黄河造陆与苏北灾害发生关系密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高了河湖决溢的机率，黄河水灾频发；二是导致了沿海潮灾的显著增加；三是对当地土质产生了深远影响，盐碱化严重，地力下降，种植制度也被迫改变。
关键词：明清 黄河 造陆 苏北 灾害
Relation between
LU Yong, WANG Si-m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bstrac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Huang-he River flow from Su-bei area to sea, which come to being land in the debouchment, the land achieve to 10000 sq.km, till 1855, the debouchment advanced
Key words:Ming and
导 言
金天会六年(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将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县李固渡以西决河东流。黄河于是经豫鲁之间注入泗水，再由泗入淮，合淮入海，形成历史上影响极为重大的一次改道，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改道北上入渤海止，黄河夺淮入海近700年之久。金元时期，社会多动荡，堤防不坚，黄河大多处于多股漫流阶段，或决或塞，迁徙无定，造陆并不显著。自明以降，经多次大力治理，黄河基本上被限制在循淮河北岸支流至淮干入海的的固定河道内，于是，“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① 黄淮合流，使淮河沦为黄河支流，对淮河流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入海海域也被称为黄海，一直至今。黄淮在入海口外快速造陆，更是与明清苏北灾害发生有密切的联系。
一、黄河在苏北海岸造陆概况
众所周知，黄河水性重浊，携带大量泥沙，汉代就有“一石水而六斗泥之说”，明代，治河大家潘季驯多次论及黄河泥沙问题，他说：“若至伏秋，则水居其二矣；以
对比历史地理试图视之，我们发现在黄河南泛之前，苏北的海岸线一直比较稳定，在南宋初年黄河南泛夺淮以前的3000年时间内，海岸线一直在东冈附近。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任泰州盐监(1023－1027年)时倡修捍海堰以阻止海水侵蚀田地，该堰北起盐城，南止余西场，沿海修筑，共长一百四十二华里多，后世称为范公堤。黄河南泛后，造陆沿范公堤向东延伸几十公里，其中弶港附近海岸线推进了40－
--- 金代至清咸丰五年(公元1194-1855年)
= 清咸丰五年至今(1855-)
图1 历史时期重大黄河河口位置图
明清时期，黄淮在苏北快速造陆，增加了我国的国土面积(新造陆地约占今江苏省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但它也对明清时期苏北灾害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二、造陆对河湖决溢的影响
黄河河口的不断向海延伸，实际上变相地拉长了淮河河道长度，在上游源头海拔不变的情况下，河道长度愈增加使得河床比降就愈小，河道因之愈加平缓，水流流速降低，在洪水期泄水也就更为困难。清康熙三十五年，时任总理河道大臣的董安国就指出：“云梯关以下为昔年海口，今则日淤日垫距海二百余里。下流之宣泄既弛，则上流之壅积愈甚。”[1]乾隆二十一年，大学士陈士倌的研究更为详细，他说：宋代黄河南徒之初，云梯关就是河口，至靳辅时，“关外淤滩远至百二十里，此言俱在可考。今自关外至二木楼海口且二百八十余里。夫以七百余年之久，淤滩不过百二十里，靳辅至今仅七十余年，而淤滩乃至二百八十余里”。②比较这两段史料可知，康熙十六年(1677)黄河入海口在云梯关外120里，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二十年里海口延伸近80里。从康熙三十六年至乾隆二十一年的60年里，黄河入海口又向外延伸80里。当然就具体数据分析，古人虽有所夸张，但由于入海口(河流侵蚀基点)的外延，河流下游比降因而相应变缓，河床淤积却是不争的事实。
以今日之淮河(以苏北灌溉总渠为下游河段)试作分析，淮河全长
我们从潘季驯束水攻沙后(万历六年，1578年)的河湖决溢情况可见一斑，潘季驯坚持蓄清刷黄，以水攻沙，在洪泽湖清口使淮河汇入黄河助黄刷沙，由于水量增加，水流迅猛，大量的泥沙被冲刷入海，造陆迅速，远超前代。本时期黄河在潘氏治理之初安流了十几年后，自万历十九年起，水患再次频发，年年成灾，灾情之重大，达于极点。[4]主要有以下几次：③
万历十九年(1591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淹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黄水大涨，清口淤垫，淮水不能东下，于是挟上源阜陵诸湖与山溪之水，暴浸祖陵，泗州淹没”。
万历二十三年(1594年)“又决高邮中堤及高家堰、高良涧，而水患益急矣。”
天启六年“河决淮安，逆入骆马湖，灌邳、宿。”
对于黄河治理，清承明制，康熙十六年(1677年)任用靳辅、陈潢沿袭潘氏“束水攻沙”之法后，黄河安流了一段时间，但随后的水灾愈加难以控制。雍、乾两朝号称盛世，大力之水，但见于《清史稿·河渠志》的决溢年份就有二十多年。有关河湖决溢的记载不绝于史，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河道决溢给淮河流域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尤其是在康熙十九年酿成巨灾。
康熙十九年(1680年)夏六月间，淮河中上游普降暴雨，淮水下泄不及，“高出堤者数尺，樯帆往来，可手援堞口……官若浮鸥，百姓尽奔盱麓乡村，若鸟兽散。”由于洪泽湖水位的一再抬高，而东岸有高家堰阻挡。湖水只能向西漫溢，大水漫过泗州，使得唐宋以来盛极一时的泗州城完全沉入茫茫湖底。
由于河道拉长，下游河道普遍被淤高，除重点修防的徐州至淮安段决口有所缓解外，其余河段决口频率还在增加。据《清史稿·河渠志一》统计：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到咸丰三年(1853年)的88年中，有堵口工程的年份为37年，平均2.4年一次。有的年份一年之中堵口几次。按堵口次数计，88年中共堵口65次，平均1.35年1次。由此可见，由于造陆带来的河道拉长的影响之大，清代中后期的所谓治河，主要只能疲于奔命，应付堵口而已了。①[2]
其实古人也曾认识到了这一点。阮元在道光七年提出了“海口日远，运口日高”之说，他认为：黄河挟沙入海积垫于海口，愈积愈多，愈积愈远，所以“乾隆初年之海口，非康熙初年之海口矣。嘉庆初年之海口，非乾隆初年之海口矣，盖远数百里矣，今又三十余年。而清黄交会通漕之处，则未尺寸移故地矣。”接着他举例说“然则运口昔日清高于黄，今常黄高于清者，岂非海口日远之故乎？夫以愈久愈远之海口，行陕州以东之黄水，自中州至徐、淮二府，逐里逐步无不日加月高，低者填之使平，坳者填之使仰，此亦必然之势也。”[1] 329明清两代的“束水攻沙”之法执行了数百年，开始效果不错，但在一段时间后总是水患不断，无法控制，而黄淮河床依旧不断淤积上升，最后还是归于失败，黄河被迫改道北上，就是这个道理。
附阮元所作海口日远运口日高图：②
图2 黄河海口日远运口日高图
由阮元图可知，海口原先在戊点时，河道长度为甲点至戊点，运口(河床)在辛点，比降很大，水流下泻迅速；海口延伸至己点时，河道被拉长为甲点至己点，运口抬高至丙点，比降变缓；道光年间时，海口在庚点，河道被拉长为甲点至庚点，运口抬高至丁点，比降已经很小了，最终形成了淮河干流中间低，两头高的马鞍形河道，在相同的洪水来量情况下，下泻速度显著降低，于是河湖大堤渐渐不堪，开始频繁决溢。
总之，由于明清时期的黄河入海口不断东移，而使海口以上河道发生溯源淤积，影响到洪泽湖附近运口河床的抬高，以致淮水逐渐不能入黄助黄刷沙。为了执行“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只能一再加筑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水位使之高于黄河水位。同时，由于河床不断淤高，河成悬河，有的河段甚至高离地面数丈，这些都使得河湖决溢的危险度显著上升，水灾频繁发生。
三、造陆导致沿海潮灾显著增加
本时期，黄淮在苏北造陆迅速，河口不断向海洋深处延伸，国土面积显著增加。但大海无常，波涛泛涌，由于陆地深入海中，海水常常沿着扩展的陆地和河口向上逆流，倒灌内地，潮灾的发生也显著增加。
明代前期，苏北沿海地区的潮灾发生并不明显，有史料记载的仅见两次，其中一次还是由于飓风引起的，明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朔，扬州飓风大作，海潮涨涌。”
明嘉靖以后，河道渐渐固定，陆地向海延伸，潮灾渐多，笔者据相关史料整理，主要的计有以下几次：①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盐城，
隆庆三年(1569年)“海州，大风拔木，海啸。淮溢，沭水溢涌，民附木栖止，多溺死。”
万历二年(1572年)“海盐海大溢，死者数千人。”
万历五年(1577年)“阜宁海涨，坏范堤，死人无算。”
万历十年(1582年)“正月，黄淮海涨，浸丰利等盐场三十，淹死二千六百余人。”
万历二十年(1592年)，“海潮亦大上，邳、宿、安、海一带，悉沉釜底”。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夏，怪风、猛雨、海啸、河溢，………溺死居民无算。”
由图可知，在清代黄河北徙渤海以前(1855年)，由于海口日远，潮灾的发生不绝于史，灾情也越来越重，从开始的伤田禾、鱼虾直至淹田庐，漂没人民无算等等，逐渐成为影响沿海人民生产生活中的一个梦魇。时人张芳龄《海潮纪异》一诗中记录了嘉庆四年沿海潮时，云：“……己未(嘉庆四年)秋之初，滨海潮特异。……惊涛疑崩山，骇浪欲撼地。妇泣与儿号，称走失其次。不愿同室居，但愿同穴埋。苍黄取长绳，齐向腰间系。仰天叹无辜，立即随波逝。……其余幸逃者，十仅存三四。好腹恒苦饥，垂头总丧气。……我欲尽人谋，藉以回天意。沿海筑千墩，一墩十仞计。海水不扬波，海若不为祟。有时潮或来，庶几足倚此”。[5]潮灾给当时人民造成的惨剧，百年之后，读之仍令人动容。
四、造陆对土质的影响
由于明清时期河湖决溢增多，和海潮的不停倒灌，使得淮河下游大部分地区土地沙化和盐碱化严重，地力下降，产量降低，甚至对种植制度的改变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淮河流域原来土地肥沃，宜农生产，据《禹贡》记载，徐州土质“上中”，纳赋“中中”。后来由于历代对该地的水利开发，土壤越发肥沃，民间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说。但是明清时期，由于河湖泛溢不断，水患频仍，高含沙量的黄水在淮河流域内地，沿洪漫区形成大量泥沙淤积沉淀，使苏北大部分地区受到覆盖，沉积了数层甚至数十层的冲积土，使原来肥沃的青黑土(又名砂礓黑土)变成了潮土土壤，在河床和近河处较砂，远河处较粘。砂地较难保有水份，所以当地土质情况正如民谚所云是“有雨则涝，无雨则旱”。
淮河中下游成为地上河之后，两堤高出地面7－10米，由于人们长期取土筑堤，造成了沿河两侧地区严重的涝渍与盐碱化，据现在统计，背河洼地长达600－700千米，总面积达1000万亩。[6]而黄河每次决口后，两堤内侧的旧河床以及其它黄泛时流速特大的股流冲蚀成槽形地段，形成坡河洼地。沉积的粗砂常随风飘扬，造成严重的砂荒，荒凉之景，犹如沙漠。
对于潮灾，我们知道，海水含有较高盐分和大量矿物质，若海潮倒灌淡水河则使淡水鱼类遭受灭顶之灾，若倒灌内河和民田，则“伤田禾”、“禾苗稿死”，更为严重的是海水的经常倒灌会使得民田土质碱化，多年都不能进行农业生产耕作。明清时期，随着大海逐渐东徙，范公堤离海愈来愈远，其防潮功用降低，潮灾日盛，为害日大。薛辞《卤水来，慨海水伤禾苗也》一诗形象地描绘了沿海人民遭受海潮袭击以及抗潮灾的不懈努力之场景，诗云：卤水来，田父哀，秧畦秧老不得栽。长夏无雨早风起，补种晚禾禾亦死。掘井九仞西村西，汲来一石五斗泥……[7]
由于明清时期黄淮水患频繁，潮灾不断，苏北不少土壤次生盐碱化非常严重，原为鱼米之乡的涟水成为了“有田皆斥卤，无处不蓬蒿”的极贫县份。据解放初的统计，仅今淮安市楚州区还有沙碱地500余万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8] 14耕作制度也由原来的水土条件要求较高的稻作变为旱作。早期的苏北淮河流域水土丰美，农业生产以稻作为主，东汉末年，徐州牧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魏，说陈在徐州“巡土地之宜，尽灌溉之利，粳稻丰积”。到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第十·舆地考》中说“海州水田少而旱地多，民间以麦为重，谷次之，黍豆又次之。”其原因正如《阜宁县志》中所言：“昔淮渎安流，港清交络，与射阳湖互为灌输，鱼盐粳稻之利丰阜安饶。自黄淮合流，支渠湮汩。决水所至，暨浊沙所凝结。陵谷互易，沧桑改观。”[9]曾经“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富饶之地，变成了近代的贫瘠之乡。
今天黄河转徙北上入渤海，同样在入海口快速造陆，百十年间年平均淤进可达18.47km，其中神仙沟口处的海岸淤进最快可达36km。[2] 143参见图1。当前，由于包括上游植被破坏的多种因素作用，长江、珠江等我国主要河流在入海口的造陆速度也显著加快。随着国土面积的增加，我们在欣喜之余，也要关注给水灾、潮灾防治和土质恶化给河道沿岸带来的压力，因此明清时期黄河苏北造陆对当地灾害的影响当引以为鉴。
参考文献：
[1]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黄河水利史述要[M]. 北京：水利出版社，1982
[2] 吴祥定等.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沙变化[M]. 北京：气象出版社，1994
[3] 水利部治淮委员会. 淮河水利简史[M].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
[4] 梅兴柱. 明代淮河的水患及治理得失[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6(2)
[5] (光绪)盐城县志[Z].卷六《艺文》
[6] 蒋慕东.黄河“夺泗入淮”对苏北的影响[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2006(2)
[7] (光绪)盐城县志[Z].卷16《艺文》
[8]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所等. 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改良[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9] (光绪)阜宁县志[Z].卷之一《疆域、恒产》
作者简介：卢勇，男，(1978－)，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水利史。
王思明，男，(1961－)，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科技史。
郭华，男(1979－)，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05级硕士，研究方向为专门史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创新基金(社科，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