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淮河流域生态变迁研究

 

卢 勇  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生态环境遭受巨变，湖泊或淤为平陆或扩大数十倍，河流改道频繁，森林植被损毁殆尽，水土严重流失，灾害频仍。本文借鉴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和方志文献资料的科研成果，认为黄河南侵夺淮是淮河流域生态巨变的重要自然原因，但本时期因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盲目围湖造田、毁林垦荒以及明清两代政府大兴宫殿、保漕护陵等政治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它们的交相互织共同导致了本时期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

关键词：明清  淮河  生态  变迁

 

The Research on Entironment Vicissitude of Huai-he River Drainage Area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LU  Yong    WANG Si-m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entironment of Huai-he River drainage area had been changed so much, the lakes were silted to land or enlarged several ten times, the rivers often been changed it’s way, forest vegetation was destoried to disappear, the water and soil was eroded heavily, which result in disaster been occurred frequently. This article use for referenc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harves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Lysenkoism, Archaeology and region literature, consider that Huang-he River trespass Huai-he River’s way to sea is the importance reason of the entironment’s revulsion, but the conflict in person and land , make fields around lakes, destroy forest to assart because of population expand, and restrain Huai-he River ‘s normal function to protect the water transport negatively by Ming and Qing government, and go in for palace in a large scale, retain ancestor mausoleum’s geomantic omen by carrion landed class, which soci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impacted each other was the ultimate reason of great changes on Huai-he River drainage area’s entiromen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y  Huai-he River  entironment  vicissitude

 

导 言

淮河古称“淮水”，历史上所称的“四渎”之一。淮河流域是我国东部一个重要的自然地理单元，位于江河之间、祖国腹心之地。它西起伏牛山，东临黄海，北屏黄河南堤和沂蒙山脉，同黄河流域紧邻，南以大别山和皖山余脉与长江流域为界。^{[1]  1}古代该地区河道畅通、森林密布。据安徽和县龙潭洞考古资料证明该地区曾遍布茂密的森林和水草，大量的虎、豹、大象、鹿、河狸等在此繁衍生息，淮河及其支流静静的从丘陵林间穿过，滋养着这片土地，鱼虾成群，河水清澈、直通大海。^①古淮地田畴肥沃，经济发达，民间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说。这种状况大体一直维持到宋代。自宋以后，由于黄河南侵夺淮入海等多因素的叠加影响导致淮河地区环境发生巨大变迁，生态严重退化，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加重了该地区不利气候条件下的旱涝等灾害，以明清时期犹甚。至明清时，淮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已都变成童山秃岭，物产枯竭，区域内湖泊淤塞，森林损毁殆尽，地表径流紊乱致不可考。淮河则经常泛滥，水患频仍，两岸百姓民不聊生，“地力既尽，元气日销，天灾流行，人事屡变”。^[2]明清两代政府虽全力治理，囿于思想及技术局限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遏止住生态恶化趋势，毋庸奢谈彻底根治了。

我们应当看到本时段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巨大变迁有黄河南徙夺淮的因素，但并不纯是自然力所为，它还与明清时期该地区人口高速增长，人地矛盾激化带来的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以及政府为泄水护陵、保漕抑淮而违背治河规律活动等政治社会因素息息相关，单从某一个或某一方面因素单独考虑则会失之于偏。

本文拟从自然、社会和政治等多方面，探讨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生态变迁，力求从中找出导致该时段本地区灾害频仍、社会经济衰退出现的深层原因，文中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黄河南徙夺淮是导致生态环境巨变的主要自然原因

 

在黄河南徙入淮前，淮河是干支流完整、水流畅通的水系，河道两侧有不少湖泊，淮河干流在今涟水县云梯关附近入海。公元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主流南徙，循汴泗入淮，形成黄河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时间最长的一次改道，直至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北流入渤海，时间长达近700年之久。在黄河南泛的最初300余年，黄河入淮河道经常在淮北平原上摆动，先后由颖河、涡河、汴河、泗河等淮河北岸支流入淮，大部分泥沙淤积在淮河中游河段，下游河床淤积尚不明显，淮河水系仍有较强的排泄能力，并未形成大患。元代以后，随着沿岸堤防逐步建立，治黄与漕运又发生联系，黄河被基本限定在循汴河、泗河、淮河这样一条固定的入海河道内，黄河独流入淮，实际上淮河已变成了黄河的一部分。黄河携带的巨量泥沙被输送到清口以下河段和口外海域堆积，原淮河下游河床迅速淤高，河口则迅速向海延伸，到1855年黄河北徙止，淮河淮阴以下故道河床已淤高10米，河口更是向海延伸90千米左右，淮河河道两岸的生态地形地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明清淮河生态地貌的变迁主要表现为：洪泽湖、运西诸湖、骆马湖、南四湖等湖泊的形成和变迁；淮河干流、泗水、汴水等河流的改道和淮河下游水系的分解、重组和当地土质的严重恶化。

第一、湖泊变迁

本时期淮河流域生态地貌变迁最大的当属现为我国第五大淡水湖泊——洪泽湖的形成。洪泽湖主体形成于黄河南泛夺淮之后，此前在洪泽湖湖区范围内仅有一些相连贯的小型洼地陂塘等。有明一代，由于黄河入淮河床逐渐固定，淮水下游河道逐渐淤高导致河道比降减小，中上游来水入海不畅。再加上潘季驯等人为贯彻“蓄清刷黄”、“保漕抑淮”等策略，大筑高家堰来抬高洪泽湖水位，使湖面范围进一步扩大，最终形成了巨型平原湖泊——洪泽湖。洪泽湖的存在使淮河失去了直接畅流入海的通道，湖面构成淮河干流及入湖支流的地方性侵蚀基准面，河床纵比降减小，大量河水必须经洪泽湖淤潴后再进入原河道，中游河道排沙能力显著降低，极易形成洪涝灾害。而洪泽湖由于迟滞了来水，使得大量泥沙淤积湖底，水面急剧扩大了数十倍，淹没土地无数。到清末时，洪泽湖湖底平均淤高6米左右，大水时高于沿岸里下河地区13米，而洪泽湖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淮河下游的巨型平原吞吐湖泊。

淮水南岸，地势低洼，原本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是著名水乡之地。据江苏州府县志记载，“运西湖群中除白马湖外，高邮湖和宝应湖在筑运堤以前就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湖泊”。本时期地貌，我们也可以从北宋时期高邮著名诗人秦观的诗中得到验证，秦诗中写道“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似串珠，三十六湖水所潴，尤其大者为五湖”。黄河南泛入淮后，淮水受阻而转向高家堰东趋南下，直至高邮，诸湖不断扩大，南北相连，面积广袤，尤以宝应湖为最大者。明代后期淮水南下入江，但苏北运西湖群受黄河泥沙也日趋淤积严重，愈近黄淮，湖底愈高，以致于把一直向北倾斜的地势变成了向南倾斜。据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对运西湖群的湖底颗粒分析表明：诸湖的湖底沉积物颗粒由北向南逐渐变细，这充分证明，湖群离明清黄淮河愈远，受黄泛的影响也就愈小。^① 黄河南徙带来的巨量泥沙也使得不少湖泊或淤塞变小或干脆涸为平陆。清河县(今淮阴县)，“百余年来，黄流移夺，一经过辄为空，长溪大泽旁，壅沙为岸”。^[3]宿迁县的情况也类似“(昔日)水则南控清淮，北引沂泗。又骆马湖移交脉注，蓄泄有资，农田赖之。自浊河南徙，陵谷变迁，境内诸湖，强半淤垫。”^[4]苏北地区不少著名的大湖如古青伊湖、硕项湖、射阳湖等湖泊都在这一时期遭黄河侵淤而缩小，甚至淤为平陆。

再看淮河北岸，由于黄河南侵夺淮使得泗河、沭河等淮河支流下游河床大幅度淤高，入淮逐渐不畅，大部分河水无处可去，在鲁西南洼地潴壅成南四湖、骆马湖、青伊湖等湖沼，每遇鲁中、南山地洪水下泻当地便有洪涝灾害发生。此外，由于明代黄河多次决入运河，大量来水受东部山地的阻隔，排水不畅，遂滞成涝，当时为解决山东运河河道通畅问题，曾在运河沿线设置了一系列水柜。会通河修通后，在鲁西湖群运河以东设四个水柜来调节运河水量，分别是南旺湖、安山湖、马场湖和昭阳湖，“漕河水涨，则减水入湖，水涸，则放水入河”。^[5]同时，治河官员还把运河以西地势较低的各湖设为滞洪区以减轻西来黄河水对运河河道的压力。这种活动导致黄河泥沙不断地沉淀堆积在鲁西湖群的北五湖湖区，再加上当时的一些人为垦殖活动，后来北五湖陆续被涸为平陆，荡然无存。南四湖的情况则相反，由于它们的地势比北五湖要低很多，在不断接受黄河及周边山区的来水、泥沙后，湖底不断抬高，使水面向四周扩展，吞没了周围大量良田。清乾隆时，四湖已是“名虽各异，实则联为巨浸，周围三百里”。^[6]

第二，河流改道

淮河南岸，明初称淮安至扬州段运河为“湖漕”，水源条件优于淮北运河，漕船多在湖的东缘航行。明初陈塇主持漕运时，为避免湖面风浪侵袭漕船和淮河洪水的威胁，开始在诸湖旁边逐段开挖月河，筑堤防护，实行“河湖分立”的方法，以后逐渐得到完善。杨一魁治水时，用“分黄导淮”的方法，在高家堰上修筑了三个闸口，在水位高时向永济河、岔河、泾河、草子湖和宝应湖等泄水，一部分洪水经射阳湖、广洋湖入海，一小部分则经邵伯湖、芒稻河入江，开创了江海分疏的新局面，永济河、岔河等沦为泄洪通道。清承明制，实行运湖分立，由于黄河在清口及运口的淤积日益严重，靳辅及以后的治水者都注意到黄、淮、运分治，注意分淮入江，在维持运河的正常漕运和盐运的同时，把运河以东的里下河地区作为理所当然的泄洪之地，使得当地时常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原有的地表径流则多被下泻的洪泽湖水冲刷紊乱或干脆被纳入淮河水系。

淮水北岸，原来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河流有泗水、沂水、沭水等大河。明清时期泗水由于入淮河道被黄河侵占，水流受阻而在济宁以南积蓄，形成湖泊。明中叶，黄河在曹县、单县决口，淤塞泗水运道，漕运不可断，明廷只得另开新河，将泗水及昭阳湖、南阳湖置于新运河西边，缓解黄河洪水及泥沙的影响。后来由于泥沙淤积和来水增多，这些湖泊逐渐扩大合并，形成了南四湖，古泗水只剩下了济宁以东一段苟延残喘。

另外两条重要河流沂水和沭水，原为泗水支流。黄河由泗入淮后，沂水、沭水也被阻滞。明末，在凿开泇河运道后，沂水、沭水被新运道拦截，在运河以东蓄为骆马湖。康熙年间，靳辅治水，在拦马河上修减水坝六座以泄黄河及骆马湖之涨水。后骆马河改称六塘河，至沭阳分为南北两支，向东由灌河口入海，沂水成为独流入海的河流。同在康熙年间，靳辅又在郯城禹王台筑坝，阻沭水西会泗水，开渠引水东南流至沭阳，经蔷薇河、临洪河入黄海，这样，沭水也脱离了泗水和淮水，变成了独流入海的河流。

时至清末，淮河流域已被分割为淮河和沂沭泗两个水系。淮河下游的干流为入江水道，里运河以西的支流汇入长江，运河以东的河流则大多入黄海。黄河改道700年相对于历史时期不算太久，但它却给淮河两岸生态地貌带来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

第三，土质恶化

淮河流域原来土地肥沃，宜农生产，据《禹贡》记载，徐州土质“上中”，纳赋“中中”，后来由于历代对该地的水利开发，土壤越发肥沃，故有民谚“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说。但是，自黄河阳武决口南流之后，黄水在淮河流域内地，沿洪水漫流地区，形成大量泥沙淤积沉淀，使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受到覆盖，沉积了数层甚至数十层的冲积土，使原来肥沃的青黑土(又名砂礓黑土)变成了潮土土壤，在河床和近河处较砂，远河处较粘。^{[7] 226}砂地较难保有水份，所以当地是“有雨则涝，无雨则旱”。

淮河中下游成为地上河之后，两堤高出地面7－10米，由于人们长期取土筑堤，造成了沿河两侧地区严重的涝渍与盐碱化，据现在统计，背河洼地长达600－700千米，总面积达1000万亩。^{[8] 6-61}而黄河改道北流后，两堤内侧的旧河床以及其它在黄泛时流速特大的股流冲蚀成的槽形地段，形成坡河洼地。沉积的粗砂常随风飘扬，造成严重的砂荒，荒凉之景，犹如沙漠。

由于黄淮水患频繁，洪水冲决当地河道、湖泊造成当地排水不畅，土壤次生盐碱化非常严重，原为鱼米之乡的涟水成为了“有田皆斥卤，无处不蓬蒿”的极贫县份。据解放初的统计，仅今淮安市楚州区就有沙碱地500余万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9]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