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史论
邹德秀
载《根石屋文存》
生态环境条件是经济社会存在的自然基础，又是经济社会的组成部分。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类作用于自然，自然也作用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在相互作用中共同发展。自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起源算起，中国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上万年的历史。
一、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
1．中国生态环境条件与中国农业起源(史前时期)
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三大中心之一(其他两个是西亚和中美)。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开始了农业的起源，起源地集中在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具有农业起源的优越条件。
(1)农业起源不发生在热带，那里自然食物充足，对农业的要求不迫切；也不发生在寒带，那里生存条件太苛刻。一般发生在温带，旧大陆的农业起源地在北纬35°左右。中国的黄土高原气候温和，正处在北温带。
(2)农业起源不发生在多雨的地区，也不发生在干旱地区，而发生在半湿润半干旱地区。西亚和中国的黄土高原都是半湿润半干旱地带。
(3)农业起源不发生在雨林，用原始工具是很难开垦茂密的原始森林；不发生在草原，只能长草不能长树，很难生长作物。而发生在稀树草原地区，既易开垦又适宜种植作物。黄土高原就是这样的植被。
(4)农业起源不发生在高山上，山地缺水少土，条件恶劣；不发生在河川地带，河川常受水的威胁。而发生在丘陵地或河旁台地上，猎人们原来就生活在那里，那里便于采猎，又有水源，有可供利用的动植物资源。有小片土地可开垦。黄土高原是丘陵地区，因冲刷而形成的大小河流两岸有众多的河旁台地，分布着密集的农业居民点。
黄土高原有适宜农业发生的条件，不可避免的成为农业起源地，成为中国早期的农业起源中心。
2．生态环境条件与中国农业和文明的早熟(夏商周三代时期)
中国农业起源比西亚晚一千年，但中国农业起源以后便很快地成熟起来。仰韶文化时期已有相当水平的农业。特别是夏商周时期用木石工具创造了较高水平的农业。黄土高原土层厚、肥沃、保水性好，易于旱作物生长。土质疏松，用木石工具就可开垦土地，进行耕作，创造了接近铁农具的生产效率。
三代时期黄土高原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塬上“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诗·小雅·黍苗》)；黄河水清，“河水清且涟漪”(《诗·魏风·伐檀》)；气候温暖，黄河下游有亚热带植物，“绿竹青青”(《诗·卫风·淇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早熟的农业产生了早熟的文明。如果以国家、城市、文字的出现作为文明的标志，则中国在夏、商时就进入文明社会。
3．良好的生态条件和个体小农的积极性使中国跃居世界先进地位(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
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中国成为世界的先进国家。这得力于良好的生态、个体小农的积极性和国家有效的管理。
中国自春秋到西汉是温暖时期，《史记》记载：竹生渭川，漆长陈夏，许多亚热带植物北移。象群出没在长江以北、淮河下游。温暖的气候有利于农业生产。
春秋时人口只有两千万左右，人少地多，有广阔的土地可供开发。
先秦时黄淮平原湖泊遍野。汉代积水渐消。经过开辟土地，修筑堤防，黄淮平原成为新的农业区。
长城内外从临洮至辽东，原是畜牧区，气候变暖以后，农牧分界线北移，农耕技术、作物种植在这里扩展。“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溉田”《汉书·沟洫志》。汉武帝“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徙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遣六十万卒到“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史记·平准书》。大量的移民使河套以南到陕北地区的农业发展起来，形成“新秦中”，其繁荣可与秦中(关中)相比。
在春秋战国发展的基础上，汉代出现了新的高峰。汉文景时“天下宴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循吏传序)。“百姓无内外之遥，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史记·律书》)。“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
汉代中国成为世界的先进国家。经过民族融合，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形成，加上众多的少数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文明著称于世。
4．中国气候的寒冷期与中国社会的动乱期(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气候寒冷、干旱时期。曹魏时，公元225年淮河“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历史上首次记载淮河结冰。西晋时淮河地区阴历四月仍降霜。南北朝时，长江沿岸河湖结冰很厚。北魏的《齐民要术》记载，华北阴历三月杏花始开，四月枣树生叶，和现在的物候推迟近一月，无霜期短、干旱、寒冷、灾害频发，这样的生态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
秦汉时社会稳定、生活富裕，人口由先秦的两千万，猛增到六千万。增加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北方的黄河流域，人口对生态的压力到汉代末年开始表现出来，生态对社会的影响也表现出来。产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生态、动乱并发症。
气候寒冷干旱使北方和西北草场草的生长量减少，牛羊受冻或死亡。农牧分界线南移，更有大批牧民进入中原农区，建立政权，造成激烈的民族冲突。
在干旱条件下北方创造了旱作农业体系，主要是通过耕、耙、耱以贮水保墒。
生态灾害、社会动乱迭加在一起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生产下降、人口减少、社会衰退。
5．气候温暖、生态良好、经济繁荣(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气候又一个温暖期。公元649年、公元664年、公元677年、公元686年都是“时冬无雪”。“夏则暑杀人，冬则物华实”。北方夏热冬暖，京城长安的橘树可开花结果。南方酷热多雨，林木繁茂。
由于长期动乱，唐初人口只有两千多万。有大量的荒地，有不少无人区。农民有较多的土地。唐代气候温暖，植物茂盛，动物繁多。猿、虎、鹿、狐是常见的动物。唐诗里有不少描写猿的诗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杜甫)，“两岸猿声猿啼不住”(李白)，“杜鹊啼血猿哀鸣”(白居易)。唐代有无狐不成村的说法，可见狐之多。由于动物繁多，使狩猎盛行，《唐会要·留守》：“东都西南联邓、虢，山谷旷远，多麋鹿猛兽，人习射猎，不务耕稼，春夏以其族党迁徙无常，俗呼为山棚”。
唐代南方开发不久，仍保持着山清水秀的状态。杜甫《阆水歌》写道：“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杜牧描写镇江一带的长江是“京江水清滑，生女自如脂”。
唐代气候温暖，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口少，有开发的余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唐初，政治稳定，鼓励农耕，文化开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北方仍保持着政治、经济的中心地位，但南方已经发展起来，南北并驾齐驱。
6．南方的开发与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宋元明时期)
经过唐代的发展，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北方已经没有多少开发余地。只是部分地区开辟了淤田，尤其在黄河流域把夹杂泥沙和营养的河水引人荒野，使不毛之地变为沃土。王安石变法时推行淤田，“深、冀、沧、胤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沈括：《梦溪笔谈》)。宋元明时另一发展方向是进入山区，如秦巴山区在唐宋时还人烟稀少，到明代则大批流民拥入。山区的开发带来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淤田造成水路阻塞。明代黄河决口地点上移至新乡一带。黄河干流南摆，明代常夺涡、颍河入淮河。黄河改道决口频繁，给生产、生活造成危害。
宋元明时是南方大发展的时期。南方的生态条件优于北方，温度高，生长期长，雨水充足，和北方比，同面积的土地有较高的产量。加上高产的稻作，土地承载的人口更多。
汉代人口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南方仍然是地广人稀的落后状态。原因一是森林密布，湖泊纵横，不易开垦；二是动植物资源丰富，获得食物容易，对农业要求不迫切，故南方长期发展缓慢。当北方开始发达到饱和，加上政治动乱，大批人口南迁。历史上中国人口有三次大的南迁：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北宋亡。北方人把先进的技术带到南方，和当地优越的生态条件相结合，使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唐代是经济中心南移的转折点，宋代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经济中心转到南方。宋元明时期中国经济能持续发展，主要是南方的深度开发。
7．生态恶化，人口压力大，经济发展缓慢(清代)
自宋代开始与山争地，开山造田，造成水土流失。其恶果在清代表现得更明显。清代开山破坏森林更严重，魏源在《古微堂外集》里描写豫鄂川陕交界处“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在北方，泥沙淤积使黄河成为悬河，清同治九年(1870年)测量黄河水面高出洪泽湖丈余。顺治年间几乎年年决口。黄河在一个冲积扇中自由漫流，一遇洪水便给鲁西南、豫东北造成灾害。在宋元明时与水争地，大搞淤田，破坏了水系，南方在清代时，已造成长江中游淤塞，清中叶云梦泽消逝。荆江河段主河道不敞，变为汊流，河道南迁。洞庭湖由于泥沙使湖底抬高，水灾增多。在西北农耕向北推移，晚清出现沙漠扩大化，毛乌素沙地原有较多湿润草地，由于垦殖而加剧了沙漠化。科尔沁地区原是大牧场，清代开始草原退化和沙化。
清代人口剧增，康熙时突破1亿，乾隆末年达3亿，道光中叶超过4亿。人口对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传统生产力条件下，北方和南方的开发都达到饱和状态。在无法扩大耕地面积的情况下，农户经营规模变小，户均只有十几亩。小农经济的分散、保守、脆弱、封闭等特点，充分表现出来。农业经济发展缓慢，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老熟期。
二、中国古代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技术措施
1．古代的生态意识
春秋战国时，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生态问题。
《国语·周语下》说“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者钟也。夫天地成而拘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汗庳，以钟其美。是故聚而不阤崩，而物有所归，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这是说开发自然要依据自然山川形势，顺其自然才能有所成。《礼记·郊特牲》记载：“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这是每年一度地腊祭时的歌词，是对生态平衡的祝愿。
先秦的思想家大多都有生态意识。
孟子，“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管仲，“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类，不可以为天下王”。“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是国之贫也”。“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平衡)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
荀子，强调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对生态问题也很注意，提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砍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礼记·月令》记载了先秦时按季节安排生产和保护生态的规定。月令虽非信史，但从中可以看出自上而下的生态意识：
孟春：“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
孟夏：“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伐大树……驱毋害五谷，毋大田猎”。 到汉代的《淮南子》中则更为完备地归纳了前人关于山林川泽生物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要点：“故先王之法，数不掩群，不取麛天。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罔罟不得入于水……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孵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源，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
春秋战国秦汉时比较重视生态保护，汉以后控制松弛。历代对生态都有破坏，到清代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2．古代的生态技术与持续农业
中国古代的持续农业集中表现在地力常新的思想和技术上。
战国时《吕民春秋》的“任地”篇里提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
宋代的陈旉《农书》“粪田之宜”说“或谓土弊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
种三五年，地力已乏。其语殆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何弊何衰之有?”这是地力常新说第一次明确论述。
元代的王祯《农书》“粪壤”说“粪壤者所以变薄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
清代的《知本提纲》说“地虽瘠薄，常加粪灰，皆可化为良田”。“若夫勤农，多积粪壤，不惮叠施补助，一载之间，即可数收，而地力新壮，究不少减”。“产频气衰，生物之性不遂，粪沃肥滋，大地之力常新”。这是对地力常新的系统论述。
欧洲人对中国的土地长期种植而地力不减是很吃惊的。中国古代创造了用灵活的耕作技术改良土壤的性状，施用大量的有机肥料提高肥力，用轮作、绿肥等生物技术来防止养分的过度消耗。清代的《齐民四术》提出，稻子收获以后，不要全部种麦，而抽出三分之一的土地种菜子，一亩能收菜子二石，榨油80斤，饼120斤，可作三亩地的肥料，能供应两茬庄稼的消耗。
清代在南方创造了“桑基鱼塘”的生态农业模式。《高明县志》说：“将洼地挖深，泥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畜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基是鱼塘上的土埂，可种桑，桑养蚕，蚕矢喂鱼，鱼粪成塘泥，塘泥作庄稼的肥料，十倍增加作为产量。在北方则粮、草、畜三结合。清《幽风广义》提出“多种苜蓿，广畜四牝”，“多得粪壤，以为肥田之本”。
这种用养的巧妙结合，使中国的土地在长期集约耕种的情况下，没有出现欧洲多次出现过大范围的地力衰竭现象。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经久不衰的基础。
三、生态社会系统与生态和社会的相互影响和历史的启示
1．生态和社会的相互影响
社会是建立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上的，生态和社会构成生态社会系统。生态对社会发生影响，社会也对生态发生影响。
生态对社会的影响表现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决定了一定的资源利用方式——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组织方式——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决定社会组织方式——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反过来，直接作用于生态环境的是科学技术，而影响科学技术的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如图)
在中国古代，生态环境影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态影响科学技术表现在南北朝的气候干旱，而创造了旱作保墒技术。对政治的影响表现在古代的社会动乱往往和生态失调、自然灾害联在一起。《史记·周本记》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伊洛干枯而夏朝灭亡，黄河干枯而商朝灭亡，都和干旱有关。伯阳甫解释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
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科技也影响生态环境。先秦时开发规模小，政府重视生态保护，当时的生态环境比较好。汉以后开发规模加大，政府忽视生态保护，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科学技术既能保护生态，也能破坏生态。古代生态破坏常常和开辟土地、开矿冶炼、建筑用材、砍柴烧炭等开发活动联在一起。
2．历史的启示
(1)要有生态意识及保护生态的观念。
观念的变革是根本的变革。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生态意识，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个好的思想和传统有利于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2)要有保护生态的法规、政策、措施。
《周礼·地官》规定“凡窃木者，有刑罚”。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竹简，其中的《田律》包含有国家颁布的保护生态的内容，《田律》中规定每年从二月起，不准进山伐林，不准堵塞林间水道，不准入山采樵和烧草木灰，不准捕捉幼兽、幼鸟和掏鸟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诱捕鸟兽的罔罟和陷阱，以上禁令至七月解除、历代皇帝还屡屡颁布诏令，如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夏下诏：“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二月一切捕捉鸟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现在已经有了环境保护法，就要把环境问题纳入法制的轨道。
(3)在开发的过程中要创造保护生态的科学技术。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相生相克、用养结合、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因地制宜的生态农业设计和生态农业技术。开发和生态破坏常常是同步的，必须要用生态技术来保证生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生态经济》，200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