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祛蔽作用
王德峰
《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摘要：当代史学基础的重建，要求正确地理解唯物史观的革命意义，理解由它所打开的历史存在论视域。从这一视域看历史、史学家以及史学研究，能够看到现今的科学的史学并未真正地进入历史事物的历史性。执著于科学路径的历史研究，在对历史事物的抽象规定中遮蔽了史学的真实根基和目标。唯物史观对历史哲学的扬弃，同时包含了对科学的抽象态度的扬弃，这对于史学研究有重要的祛蔽作用，它提出了新的历史解释原则，也开启了历史研究的新方法。从感性意识的实践史角度看历史，是唯物史观的真实内涵。
关键词：唯物史观 史学研究 感性意识的实践史 历史事物的历史性 福柯的历史陈述
作者王德峰，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在当代学术中，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彼此隔阂，不独国内学界如此，在西方学界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就有了福柯对此的感慨。在《<知识考古学)引言》中，他指出，当今史学的新趋向是历史认识论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因为我们肯定能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到马克思”，然而，由马克思所发起的这种变化，其“收效却姗姗来迟”。①福柯还进一步指出，坚持某种历史哲学的努力，成了19世纪以来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主题，“尽管形式不同，却起着一个恒定不变的作用，即，反对一切偏移，拯救主体的主宰，挽救人类学与人文主义这对孪生学科的形象。这个主题反对由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所作的历史分析——造成的偏移，19世纪末叶，这个主题导致了对全面历史的研究”。②福柯本人是在这个“全面历史的研究”的主流之外的，在西方的史学领域中，他属于少数派，这从他所发表的那些代表性作品(如《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所具有的“偏移”性质中可以见到。
这是西方学界的情况，与中国学界的情况不尽相同。西方史学界把马克思主要地看作是一个偏离了整体性历史观的人物，也即，一个解构了历史哲学的思想家。在中国，对马克思的认识恐怕是恰好相反的，人们从唯物史观中读到的，常常是一种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也就是说，仍然读到了一种历史“哲学”。其主要内容，在一种庸俗化的解释中，被径直地简化为“经济决定论”与“阶级斗争”。通过这种简化，唯物史观当然也就转变为一套方便的公式、万能的药方，可以套用于一切历史叙述，从而阻碍了对于历史的真切研究以及从中产生出深刻的领悟与洞见的可能性。所以，纠正对于唯物史观的严重误解，是中国学界进一步考虑如何在史学研究中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性的任务，具有特殊的中国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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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小真编：《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②杜小真编：《福柯集》，第140页。
本文的主题是讨论唯物史观对于历史哲学的扬弃，以及由于这一扬弃，一条通向作为历史存在的“事情本身”的道路已被打开。笔者认为，这样的讨论能够证明，在今天，重建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一、从历史哲学之扬弃看史学前提问题
尽管当代史学普遍拒斥历史哲学的思辨，但其多种学派或学说仍然不自觉地分有着对历史进行意义阐释的某些隐秘的观念前提。海德格尔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像一切科学一样，历史学作为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实际上时时都‘依赖’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这一点毋庸多议。”①这就是说，关于历史的思辨设定(它根源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是即使以科学自命的史学也很难摆脱的。
然而，唯物主义历史观之所以创立，其创立人首先针对的，正是历史哲学。我们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可读到如此分明的表述：“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②
历史哲学的根源是理性形而上学，其基本原则是在理性形而上学的框架内确认和描述历史的连续性、整体性和必然性。根据这种形而上学，被认为为不同的时代生活奠基的一系列基本观念或范畴，都是从人类的纯粹意识的自一性和自身展开性中产生的，从而造成历史的连续性、整体性和必然性。对于历史哲学的这一基本原则，福柯是这样表述的：“思维史对意识的主宰来说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庇护所。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体保证把历史遗漏掉的一切归还给历史；坚信如果不把时间重建在一个重新构成的单位中，时间将不会扩散任何东西；并许下诺言，主体终有一天——以历史意识的形式——将所有那些被差异摇控的东西重新收归已有，恢复对它们的支配，并在它们中找到我们可以称为主体意识的场所的东西。将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把人类的意识变成每一个变化和每一种实践的原主体，这是同一思维系统的两个方面。时间在这个系统中被设想为整体化的术语，而革命在这里从来就意味着觉醒。”③
唯物史观对历史之基础的看法，与此正相反对：作为现实世界之变革的历史运动，并非源自纯粹意识自身的先验的辩证运动。革命不是纯粹意识的自身觉醒，而是“人们的实践活动”本身。这个思想，在听熟了唯物史观话语的今天，看来已无任何新奇之处，差不多是老生常谈了，它概括在马克思的这样一句话中：“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④然而，熟知未必是真知，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个决定意识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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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460页。
②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0页。
③杜小真编：《福柯集》，第139—140页。
如果我们真的有可能谈论这个“生活”，那么，如下一点才能被确认下来，那就是，纯粹的意识并非“原主体”，从而，历史研究不应当奠定在对各个时代的纯粹意识的发现之上以及对其事实体现的描述之上。
如果“纯粹意识不是原主体”这一点能够得到证明，一切关于历史的先验的、逻辑预成的观点——即历史哲学——也就破产了。然而，这样的证明却极难展开，因为人类生活本身看来总是由意识所规定的，而史学家本人也总是处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中的、并且为这个时代中的“最纯粹的意识”所支配的，这就是总会有某种“历史哲学”在暗中支配着史学研究的原因。
关于“纯粹意识不是原主体”的证明，只可能来自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唯物史观正是这样的发现。
唯物史观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实践的感性意识”。
马克思是这样表述的：“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①这是一个简明而直接根本的论证：通过确立意识与语言的同一性，打破关于“纯粹意识”的思辨假象，因为，语言是人们之间的感性交往(所谓“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即指此意)以及在感性交往中形成的感性世界(“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②)，从而，意识源始地是感性的和实践的。说它是感性的，就是说，它是在外的，而并不在自身内部。说它是实践的，即说它是对社会关系的直接的感性建构。这样，关于意识作为在自身内部就先验地具有世界的“原主体”这一幻象就被消解掉了。意识是在外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中发生并改变着的。而建构着感性世界的感性交往(即“感性意识的共在机制”)，正是那决定了“意识”(其实是“意识形态”)的“生活”。
“实践的感性意识”之发现，也就是对“源本生活”的发现。这个发现是唯物史观的存在论出发点。由此出发，即可探知纯粹意识的起源与基础。纯粹意识来自源本生活，是源本生活的一种异化机制的产物。这个异化机制，就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③这里所谓“摆脱世界的意识”，就是纯粹意识。
这段论述是对历史哲学的致命一击，不仅说出了思辨唯心主义对源本生活的遮蔽，而且还说出了这种遮蔽在源本生活中的起源。
马克思据此提出了关于未来的真正的科学的理想，以取代独立的哲学。这门科学就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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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34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必须注意的是，这里讲的“实证的科学”，不能与现今的社会科学和现今作为科学的史学混为一谈，因为它的对象是“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直到今天还未曾有一门科学能够真正地指向这样的对象，因为这样的对象不是作为“事实”的对象。在事实作为事实而成立之前，倒是应当先行追问它在实践中的起源或来历。但是，现今科学(包括史学)的对象却都还是“事实”。所谓“事实”，也即，现今的、实际存在的科学所处理的经验材料，乃是“科学的事实”，是先已包含了理论成分的事实。“理论的”成分，即“纯粹意识的”成分。抽象的经验论者自然不会知道自己所强调的“经验事实”的这个秘密的，所以，马克思在否定思辨唯心主义的同时，也必须提到自己的“实证立场”与“经验论者的立场”的原则区分。
由于这种原则区分被马克思明确地提出来了，史学研究向来安心地在其上运思的历史材料(史实)本身的“事实性”便成为问题，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史学前提问题。
这样的史学前提问题达到了对历史研究本身进行反思的原则高度，它指向对于“史料”须有一种先于意识形态之意义范式的“领会”的问题。如果一个民族确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那样只有在它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中才是现实的，那么，它的过去之事的“事实性”，就不能依循任何“时代的思想”、“时代的纯粹意识”来给出。
针对这个史学前提问题，海德格尔也有自己的论述，而且是非常深刻的：“搜集材料，整理和确证材料，并非通过这些活动才开始回溯到‘过去’，相反，这些活动倒已经把向着曾在此的此在历史存在，亦即把历史学家的生存的历史性设为前提了。这种历史性在生存论上奠定了历史学这门科学的基础，甚而奠定了最常规的、‘操作式的’研究活动的基础。”①这是把历史学家本人的历史性生存包括到史学研究的基础中去了。
这种包括，会不会铲除史学的科学基础?会不会导致受主观性支配的历史研究?回答应是否定的。那种关于史料的真实性的“科学保证”——科学的史学家们以此确立其学术上的严谨态度——从来都不是史学的真正基础。对史料之真伪的科学鉴别，尽管始终重要，但是这种鉴别本身从来都不是作为史学研究的绝对前提而出现的。相反地，对这种鉴别的需要，倒是在后的，是派生的，它另有根源。实际情况是，这种鉴别活动必然地总是先行受到对于搜寻某种史料的兴趣的引导。倘若没有这种先行引导，某些后来被认为极为重要的史料本身，还根本不可能被发现，它们完全可能无限期地隐没在黑暗之中，而绝不会作为“可能的史料”而出现在史学家们的视野中。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单只科学鉴别本身并不能产生出史料的“事实性”来。一切史料的事实性的前提是，它应当首先是“社会事实”。于是，一个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随之发生：我们究竟根据什么，把一个物理事实表达为社会事实?从物理事实到社会事实的跃迁，要求物理事实从人的社会生活总体中获取意义规定。但人的社会生活的总体本身却是历史性的，因此任何一种意义规定必定也是历史的，而不是超历史的。一个仿佛是循环的悖论出现了：历史首先是一系列社会事实之成立，但这些事实作为社会事实，又只能在史学家对历史的把握中才成立。不过，这只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史学家们向来就从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总体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获取了使“过去”上升为社会事实的意义规定。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获取对过去的意义规定，正是这一方面才显示出史学家的真正功力和他的基本立场。
只有那些仅仅受到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支配的史学家，才导致了历史研究的主观性。至于海德格尔在上面那段文字中所谈到的，并不是历史学家从其身处其中的时代中所获取的意识形态，而是谈到了历史学家本人的“历史性生存”。这个生存，既非主观的，亦非客观的，而是在主客观分立之前，它是历史学家身处其中的人民生活本身。只有在人民生活中的历史学家，才可能领会到在本真的历史性中起源的“史料”。这才是真正作为史料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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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62页。
海德格尔的论述可以启发我们看到唯物史观对历史哲学的扬弃所产生的真实结果：它扬弃了历史学家的抽象的、非历史的纯粹意识的眼光，实际上，这也就是说，扬弃了那种高居于历史进程之上的上帝的眼光，尽管在事实上这个“上帝”只是一个特定的时代的自我理解，是这个时代在其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奉之为绝对真理的那种自我理解，而它必将在往后的历史进程中被生活实践本身所扬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