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父母角色舆兒童的社會化
兒女出生之後，父母們還要張羅一些慶賀活動，諸如，三日洗兒，親友送禮祝賀，得子之家以酒肉招待，至今民間的所謂“洗三朝”(孩子出生後第三天給與洗浴)，即是其遺存。⒂此外，還有賀滿月、⒃試兒(即抓周)⒄之類習俗。這些禮俗活動，無不包含着父母對於新生命的美好期待。
孩子出生後數月，長輩們就要給兒女取名。唐代兒童有學名和乳名的不同，猶如近代農村小孩取名先有乳名，然後纔是學名。唐代墓誌反映的情況也大體如此。例如，張士階的第三女名張嬋(816—840)，其兄張塗所作墓誌銘說：“嬋，名也，印奴，小字耳。(其父)常謂其侍者：吾門不壽女，故世世憐女而甚於珠玉。乃選其乳姐洎高年女奴兩三人，令常常抱弄於几前，唯所欲。及稍能理紅妝、衣綺羅，則凡是珍奇，莫不堆在眼。”大概十五歲後張嬋患病臥牀，“但自笄迄今，首尾凡十載，未嘗一日能强履而暫離牀衽間”。⒅這是一個殘疾的女青年。
盧知宗為妻子鄭子章寫的墓誌云：“生子三人，女二人。長曰小夏，次曰震兒，不幸後夫人之喪十有九日夭失；次曰繼兒，女曰上客。大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育上客之妹，未名，浹月遘病。”⒆盧鄭夫婦的幾個孩子都先取了小名。《向府君墓誌》說向某(754—827)與妻子宋氏(760—819)，“生二男一女，長子公允，次子公著，女廿娘”。⒇對照八年前在向某的妻子《宋氏夫人墓誌》裏小孩的名字則記作：“男公允，小名洪子；女綵娘等。”[21]可以發現，向宋夫婦所生的女兒，長大後以行第叫廿娘，不再用綵娘這樣的昵稱；男孩子也用“公允”、“公著”這樣有意義的名字。
儘管給孩子取名、抓周已經包含父母的期待，開始了兒童的社會化之旅。但是，真正使孩子融人社會，還要依賴於家教。家庭的教育是孩子社會化的最初階段，父母(包括乳母)就是引導孩子走向社會的第一位導師。
首先要經歷哺乳期的教育。古代的婦女哺乳幼兒的時間長達三年。《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三年乳哺誠甚歎，十月懷耽足可哀。”[22]敦煌寫本S．1920杜正倫《百行章一卷》也云：“懷將十月，困辱三年。代喘傾心，迴乾就濕。”[23]顯然，哺乳三年也含有父母懷抱尚在啞啞學語的兒童之意，未必三年都一定哺乳，富貴人家所請的乳母，除了哺乳外，恐怕還有侍弄幼兒的任務，猶如今天所說的保姆(現代小孩一般也是三歲後纔送幼稚園)，唐朝人視乳母如骨肉，禮敬甚厚。[24]
所謂孩子尚在襁褓之中，大約也指三歲以下的年紀。唐人傳奇《定婚店》記韋固的妻子回憶幼時的情況說：“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殁。唯一莊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25]這可以說明三歲尚屬襁褓之中這一點。敦煌文獻P．2622《吉凶書儀上下兩卷》中表示孩子死亡，“十歲以下云天喪，三歲以下云去離懷抱”就是這個意思。[26]古代婦女早就掌握了“服藥下乳”的方法。[27]哺乳時間比現代的母親略長是可以理解的。
父母對於兒童的期望是，希望他們幼小的時候就像一個小大人，像今天我們許多傳統家庭觀念一樣，小孩“懂事”是評價兒童的重要標準。如李鵠(834—859)，“生有奇姿秀韻，舉家鍾惜，纔離襁褓，便有成人風。及稍長，酷好經史詩筆，雖眠食亦間以諷誦。羣從每見，恐致勞悴，且以女博士譏之。夫人若不聞，耽味愈篤。泛覽貫穿，盡舉要義。
早熟的兒童一般對於日常應對禮節有超前的理解和適應能力。鄭行者(805—808)是前諫議大夫鄭肅的元子，鄭肅撰寫的墓誌銘說他從小就很聰明，在長輩面前，“曲盡其情，意備應對，每見其敏捷，大凡人事，盡得機要。所闕者未知書耳。由是鄉黨驚視，目為奇童……校書郎李戴工為文，嘗錄其行事為《異童志》”。[29]這個早熟的兒童四歲(三周歲)夭折，可以說剛剛脱離父母的懷抱不久，似乎尚未進行識字教育。
孩子六七歲，進入童蒙教育期。童蒙期的教育或在父母身邊，或被送到學校。敦煌發現的大批童蒙教材類的作品，展示了那個時代民間兒童知識教育的情況。這些教材被研究者畫分為識字類、道德類和知識類。[30]反映了家長們對於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有關學習和修養方面的期望和要求。
士人家的子弟如果六七歲還不能寫字，即尚未發蒙，就會被人嗤笑。韓昶自撰墓誌銘云：“幼而就學，性寡言笑，不為兒戲，不能閤記書，至年長不能通誦得三五百字，為同學所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但是，他對於詩歌的領會卻超越於常人：“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為。張籍奇之，為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詩，童皆不及之。能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答。受詩未通兩三卷，便自為詩。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31]從韓昶自詡的口氣看，兒童六七歲就應該會寫字了。他雖然識字寫字不早，但是，對於文章詩歌卻很有天賦。十歲就可以自己寫詩了。十一二歲文章就寫得很好了。從這裏我們可以窺見當時的兒童教育崇尚聰明早慧型：“為兒童時，愛玩筆硯，纔年十二三，通兩經書，就試春官，帖義如格，遂擢第焉。”[32]認為早慧是後來出仕的條件。
兒童發蒙，儘管已經延師教授，但如果母親讀書識字，仍然是兒童最好的啓蒙老師。劉蜕為母親撰寫的《唐姚夫人權葬石表》云：“生一子，始稚孺，坐於膝，手持《孝經》，點句以教之。既長，*[家去宀加扌]楔不縱戲惰，令從師學古文。”[33]又如，歐陽通早年喪父(歐陽詢)，“母徐教以父書，懼其惰，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仿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34]這位母親督責兒子學書的辦法真是煞費苦心。還有詩人元稹，八歲喪父，家中清貧，“幼學之年，不蒙師訓”，“慈母哀臣，親為教授”。[35]他回憶說：“吾幼乏岐嶷，十歲知方，嚴毅之訓不聞，師友之资盡廢，憶得初讀書時，感慈旨一言之歎，遂志於學。是時尚在鳳翔，每借書於齊倉曹家，徒步執卷，就陸姊夫師授，棲棲勤勤其始也。”至於施教者，首先是他的寡母，當母親的學識不能滿足要求時，又改由姨兄胡靈之教詩賦，由姊夫陸翰教經書。兄長也曾承擔過督責之職，所以，元稹以長輩的口吻教育侄子們說：“吾所以幸而為兄者，則汝等又幸而為父矣!有父如此，尚不足為汝師乎?”“今汝等父母天地，兄弟成行，不於此時佩服詩書以求榮達，其為人耶，其曰人耶?”[36]
父親在子女教育中的作用，可以看看晚年進士及第的劉知幾的例子：“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看來劉父曾經對學業不務長進的兒子施以捶楚。“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逾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37]這裹突出了劉知幾具有特殊的史學興趣，父親因材施教，終於培養兒子成才。韋陟教子也以嚴格著稱：“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宰相宋璟見到韋陟感歎說：“盛德遺範，盡在是矣”。[38]
唐朝中宗時縣令李恕著《戒子拾遺》，他為子孫後代制訂的學習計畫，“男子六歲教之方名，七歲讀《論語》、《孝經》，八歲誦《爾雅》、《離騷》，十歲出就師傅，居宿於外，十一專習兩經，……擢第之後，勿棄光陰，三四年間，屏絕人事，講論經籍，爰迄史傳，並當諳憶，悉令上口，泊乎弱冠，博綜古今，仁孝忠貞，温恭謙順”。[39]又如，成士和(765—783)，祖父曾任秘書省著作郎，父親為侍御史，本人年方十九歲就夭亡。墓誌說他“纔過童觀，有老成之風也。曩者七歲，初志於學，智聰識敏，詩禮備聞。兼以自强，稟之天性。及至十五，三冬學富，鄉黨薦稱。窮易則三絕韋编，精傳則文成杜癖。”[40]再如，魯氏第二的兒子名謙，“謙天錫其性，不食酒肉。年七歲，好讀詩書，旰食忘寢，勤學不輟，師喻以文義，皆記之心腑。未逾十五，《孝經》、《論語》、《尚書》、《爾雅》、《周易》，皆常念，《禮記》帖盡通。”[41]所謂“帖盡通”，說明小孩子對於《禮記》已經是倒背如流了。
七歲至十五歲，於現在正上小學的年龄。以上材料為了表彰兒童的特出秀異，說他們在這個時期就已經熟悉了儒家的基本經典，開始是讀《詩經》和“三禮”之類的作品，後來則研讀《周易》和《左傳》等艱深的著作，未必是一般家庭兒童教育的常態路徑。[42]敦煌發現的童蒙教材有《太公家教》、《武王家教》、《兔園策》，以及大量《千字文》抄本。這些文獻大約是十五歲以前兒童的基本教材，然後輔以《論語》、《孝經》等小經。少年兒童們讀書的經歷大抵是：六七歲發蒙讀書，十五歲應該打下了進一步學習深奧經典的基礎。
由於科舉制度的影響，唐代家庭在經學教育之外，也重視文學作品的閱讀、摩習。如天寶年間的薛播，早孤，是伯母林氏教導他們讀書做人：“初，播伯父元曖終於隰城丞，其妻濟南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為篇章，時人多諷詠之。元曖卒後，其子彥輔、彦國、彥偉、彥雲及播兄據、摁並早孤幼，悉為林氏所訓導，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這裏的“訓導”當然不全是文化知識的授予，還包括人格的培養。但是，林氏本人“善屬文”，顯然是培養子侄們文學修養的重要原因。據說“開元、天寶中二十年間，彦輔、據等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43]這個事例除了說明士大夫之家，婦女的修養是家庭教育的優越條件之外，還說明唐代家庭教育於傳統的經學之外，尚有文學的傳習等重要内容，而這一點當與科舉中尤重進士科密切相關。
《顏氏家訓集解》卷一《教子第二》：“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44]就是通過父母的這種童蒙教育，兒童走上了以儒家倫理為人生標準的社會化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