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北朝到隋唐

——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

 

牟发松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8．1

 

 

    摘要：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南朝化”命题，关注的是南北分裂结束之后唐代的历史走向，前提则是南北朝的政治统一不等于南北历史发展的完全衔接。这一命题关系到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所在，南北朝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其对隋唐历史的影响等重大问题。

关键词：南朝化／历史主流／梁武帝改革／隋唐制度渊源

 

一、南北朝时期历史主流是在北还是在南

 

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以“南朝化”概括唐代诸变化的特征，是该书的重要创获之一[1]。该命题虽由陈费恪先生最早提出，但陈先生同时还提出了“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南朝化”也仅仅是就江南折租布而言[2]。唐先生则将“南朝化”视为唐代历史演进中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并通过谨严绵密的实证加以系统论述，遂成一家之言。  隋唐前承北朝政权系统，其制度文化之前承北朝固不待言，故《三论》甫行，不少中外同行即对“南朝化”说提出异议，当时笔者曾撰《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3]，以介绍《三论》有关论述，并略加申说。后来南朝化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还在网上引发讨论[4]，陆续有相关成果问世。这些讨论，牵涉到南北朝隋唐历史发展的许多重大关节，其中最关键的，是东晋南朝、十六国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所在。

《三论》认为东晋南朝代表着三国西晋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道路，十六国北朝则“走着一条特殊的道路”，是一段插入的“并非必然的过程”，南北朝历史的显著差异，“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变化正是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产生的”，“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唐代的变化不过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或衔接，即南朝化[1]482-491。

    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后论”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这一论断，是田先生“放眼南北、后顾前赡”，即鸟瞰4—6世纪南北中国的全部历史运动，并觇望“沙石澄清、尘埃落定的隋唐时期”而得[5]356。此书初版于1989年，当时《三论》尚未问世。“后论”中田先生还谈到另一条“主流”：“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东晋门阀政治不过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它“既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回归，“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5]355。田先生所谓4—6世纪全部历史运动总体的“主流”，当然不等于政治体制演变之“主流”，但后者应为前者题中最为重要之义。如田先生所说，“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非但东晋门阀政治，甚至江左政权都“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历史理由”①，这一段偏离的回流及重新回归主流的历史也就无缘发生。那么，无论是从江左门阀政治形成及其向皇权政治转化的必备条件来看，还是从4—6世纪“政治体制演变回流”最终汇合、回归到“主流”的趋动者、主导者特别是最后承担者、完成者来看，这一段历史运动的“主流”都是在北而不在南。

    值得注意的是，与唐先生一样，田先生也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逸出了常轨，脱轨的主要原因在于五胡民族的内迁②。但田先生着眼的是此问皇权政治的变态及回归，就回归皇权政治、恢复全国统一的历史运动而言，北方的作用更为重要、显著，固为主流所在。唐先生则从汉唐间历史发展的趋势着眼，认为东晋南朝代表了这一趋势，十六国北朝则逸出了旧轨。隋唐帝国建立，政治上南北归于一统，却并不意味着南北历史发展的合流和对接，还有待于唐代中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才完成这一历史衔接。

    两位先生的意见由于针对的问题不尽相同，因而其结论也不是完全可比，更不是完全对立的，但他们对于南方和北方在4—6世纪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或者说是由南方还是由北方代表历史发展的主流，显然有不同的估计。

近年来，阎步克先生在田先生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指出：“在南北朝后期，北朝显示了蓬勃活力，北朝最终得以统一南方”；“北朝的强盛来自体制的力量，而体制的进步活力，则可以最终归结为北方的独特历史道路”。换言之，“北方少数族的部族制度与华夏制度的剧烈碰撞，最终在北方地区激发出了新的变迁动力与演进契机，交替的‘胡化’和‘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6]131。阎先生将北朝的强盛归结为体制的力量，又将体制的进步活力“最终归结于北方的独特历史道路”，正是循此蹊径，北朝才成为走出“门阀士族政治”、步入“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对比上述田先生的意见，阎先生似乎更加凸显了北方的历史主流地位。

阎先生所谓北朝体制的进步活力，主要指北朝“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包括选举、职官、考课、监察、法制、户籍、学校等制度的建立及其有效运作，也包括均田制、三长制等重大改革的推行及完成[6]125-131。钱穆先生曾在多种论著中谈到“北朝胜于南朝”：“(北朝)到底很快便建立起一个统一政府来。而且这一个政府，又不久便创设了许多极合传统理想的新制度，……将来全都为隋唐政府所效法与承袭”；“隋唐复兴，大体即建基于均田、府兵的两个柱石上”[7]266,341。这些也是学者们在回答为什么是北朝统一南朝而不是相反的问题时，照例要提到的。重视十六国北朝的论著，还可以举出新译成中文的谷川道雄先生所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8]343、3-10、252、309、343。不过正如网友将无同先生所说：“自钱穆以来重视北朝历史的认识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这对南朝化的观点并不构成威胁。……(唐先生)从来也没有说北朝历史不重要。”[9]一如上述田、钱、阎、谷川诸先生从来也没有说南朝不重要一样。

    唐先生将南北朝的差异归之于南北特定的地域性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1]154-158，他关注的不是南北朝之间孰强孰弱，而是那些经过长期演化形成的南北各异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条件，如何影响了南北不同的历史走向。他更加关心的，则是走出南北分裂的“历史出口”之后唐代的历史走向。

上述表明，南、北朝孰为历史主流，与唐代的南朝化问题密切相关。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南北朝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问题，南北朝历史对隋唐历史的影响问题，以及怎样看待唐代南朝化倾向的问题。下面拟对前辈时贤的不同意见略作论列，并间述鄙见，以期进一步明晰问题意识，如谓是欲为诸家作出裁衡，则非吾之所敢、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