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门琐忆
许嘉璐
文史知识2008.1
引子
余自幼冲即喜语文之学，盖高中刘世儒师影响与鼓励使然。入北京师范大学，何其幸也，混沌未开，得陆宗达(颖明)、萧璋(仲琏)两先生润溉，耳提面命三十馀载；俞敏(叔迟)先生亦吾师也，惟因先生晚年着力于梵汉对音为多，于此我从未涉足，亦不得其门而入，是以请益较陆、萧两先生为少；毕业后二年，时年24，得至王力(了一)先生门下工作近四载．受益甚多：自文革前至80年代，又得先后请益于丁声树、周祖谟、洪诚(子明)、徐复(士复)、黄焯(耀先)、殷孟伦(石臞)、黄绮、张舜徽、于安澜、黄典诚等海内名家，诚如陆、萧二师所嘱“学无常师”然。惟以根基浅疏，吾师及诸先生之谆谆无奈鲁钝何。近二十年复事务缠身，无望臻于前辈所训。白驹过隙，业师及诸老先生俱成古人。岂晚岁则易忆旧事耶?今余亦竟古稀，每忆及往事，不免唏嘘，意不自安，而以怀思颖明、仲珪二师为甚。适《文史知识》索要回忆前辈文稿，遂搜索记忆碎片而成此篇，一则自舒有负师恩之愧，二则欲后学得窥前辈大家风范之十一。至专忆仲珪先生文，则当俟诸异日。
丁亥春分之日，公历
初谒 我的中学生涯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我“开窍”要比同班同学晚得多。我读的是北京第一中学。那是难忘的一段少年生活(见拙文，谢承仁师著《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渊源·序》，人民出版社，2004)。班上有一位喜欢美术、画画儿功底也很不错的同学，叫尹兆镛，比我大两三岁，为人憨厚热诚，和我比较合得来。有时他约上几个同学到他家里去玩儿。但他家在南城，同学大多住北城、东城，所以去的次数并不多。我见过他的父亲．一个很和蔼、很精神的老人；也见过他的妹妹、弟弟。年龄和读书年级比我们低，兆镛是以大哥哥的口吻介绍弟妹，又以命令的语气让他们“玩去吧”把他们赶走的，所以二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和其弟熟识是十几年后的事，此是后话。而他家的气氛给我的强烈印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传统文化的氛围忒浓。
大概是快毕业了吧，一次在他家说起个人的志愿，当他知道我要报考师大中文系时——这纯粹是接受了高中语文老师刘世儒先生指点的决定——说：我姑父就是师大中文系的教授，叫陆宗达，听说学问挺厉害的，我给你介绍。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颖明师的名字。但是对于一个还不满17岁的中学生来说，这个陌生的名字意味着何等的学术渊薮，当然近乎对着幼儿讲哲学。不过，陆宗达这个名字我却记住了。
毕业前为高考总要做点准备——虽然和今天高三学生的紧张不可同日而语——他也就没带我去见颖师。
中学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最值得珍惜的。上大学后在北京的老同学们还不时聚会。兆镛上了清华大学建筑学系，一个聚集精英才人的名系。大概是一年级下学期吧，有一次他问我：见到我姑父了吗?我说没有，只是看见教研室门上的名签了(拙作《母校杂忆》对此有点记述，见《我与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我带你去他家见他。”“那怎么成?”“没事，我姑父人特好，挺和气的。”于是，约定了一个星期天，我们去了。
现在已记不清走进先生家门时的感觉了。大概总有些拘谨吧。先生住在宣武区前青厂27号的内院(后来我知道，前院原也是先生家的，但当时已卖掉了)。见过先生和师母，落座，主要是兆镛和先生谈话，无非是两家近况之类：先生和师母对我只是简单地问了问上高中的情况。出乎我意料，而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兆镛把我介绍给先生和师母，几句话后，师母对我说了一声“许先生您坐着”，就进里屋了，直到我走也没再出来。一个刚人大学的学生，生平头一次被人称为“先生”，而且是一位老人．我当时的诧异、紧张、不安，可想而知。倒是先生在我临走时说的一句话让我轻松了许多：“有功夫常来玩儿!”这是北京人对邻居孩子常说的一句话，未成想后来竟成了事实；而师母对我的称呼，由那时起直至她老人家西去，竟叫了三十多年。
初谒先生，并没有对我四年后选择古代汉语专业起什么作用，甚至连“训诂”二字也还没有听到——先生对一个一年级大学生是无须谈这些的。但第一次——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和学术名家“零距离”接触，第一次坐在完全传统礼仪的家庭气氛中的感受，至今也难以用文字表达出来。此后我没有再去先生家，第二次登上先生家门的台阶，已是四年之后的事情了。
读到三年级，先生给我们上古代汉语课。
先生当年不过五十多岁，但在二十岁上下的学生眼里，已经是很老的“老先生”了。剪成半平头，已经花白，一身铁灰色中山装，并不很洁净：隐隐能看出上面的汤渍和烟灰!果然，和别的先生不同的是，他要边讲课边吸烟，一堂课要吸好几支。
先生讲课并不看学生，也不看带来的书和笔记本，而是看着讲台前的地面，神情贯注，声音洪亮，语速不快，抑扬顿挫，逻辑重音明显；板书字体清朗，一笔不苟。“文革”中，我才见到先生的老师黄侃(季刚)先生的手迹，发现颖师的字．无论是最早见到的板书还是日后见到的书眉间的批注，字形字风都酷似季刚先生。我曾经和先生说过这一发现，先生笑了，很得意地说，季刚先生的手泽看多了，不知不觉就跟着走；季刚先生的字自成一家，那才真棒呢!
第一课照例是“绪论”。
1952年以前，中国的大学中文系是没有古代汉语课的，有的是文字、声韵、训诂(有的学校以“文字学”统三者)，统称“小学”。院系调整后，有一段时间仍依其旧，直到1956年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大学中文系教学大纲讨论会。根据全面学习苏联的精神，才照着“现代汉语”课(这个课又是照搬苏联“现代俄语”之类课程“克隆”的)，规定开设“古代汉语”课。颖师讲绪论，即依此而来。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课应该怎么讲，因而也就给了讲课人以自由发挥的空间。
颖师是怎么讲绪论的呢?现代汉语课以语音学开头，他就以简介声韵学内容为绪论的第一节。这一开讲不得了，从上古韵部声纽开始，讲到中古。三十六字母、阴阳人三声、对转、旁对转，江永、段玉裁、江有诰、王念孙、章太炎、黄侃……铺天盖地，先生在上面讲得津津有味，精神抖擞，坐在下面的我懵懵懂懂，我想和我一样的同学大概不在少数。虽然开始时大家在听天书，但是一百多人的教室里却鸦雀无声，这不仅是因为那时的学生“守规矩”，更主要的是先生讲课的神态、讲时逻辑的严谨、清晰，足以让再懵懂之人当时也能明其大概，巨大的吸引力可以驱散任何的懈怠和困倦，尽管事后要再次复述课程所讲的原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非常之难。
先生并不写讲稿，只是列个提纲。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总是对老师摆在讲台桌上的物品很感兴趣的，哪怕是眼镜盒、香烟之类，当然讲稿也在其中(当时几乎没有课本)。特别是未经世事、尚富好奇心的年纪较小者(当时班上有很多调干生，有的比我大十来岁)。在“偷觑”先生讲稿时，才知道先生只列提纲。我留校
留校 我之留校任教是很偶然的事。1959年毕业了，正遇上大学要大发展(也是一种大跃进)的时候。那时在本科之上只有不授学位的研究班和专题进修班，留校的教师绝大多数是本科生。中文系本科三个班，一百二三十人，一下子留下三十多，我在其中(事隔一载有馀，大学又不大发展了，于是留校同学大半分流到外地和其他单位)。
留校后我进了古代汉语这一行也是偶然的。正式放暑假前，副系主任李文保先生找所有留校生谈话，征求各人的专业志向爱好，以便分配到不同教研室。那时的大学生，都是“以党的需要为自己的志愿”的，至少都是这么表的态。所以会上大家是经李先生一再动员才发言的。同学们一一说了自己的希望，我还没说话，李先生对我说：“嘉璐，你当然是到语言教研室了?”我点点头，同学们都笑了。这大概是读书时我的语言学类课程的成绩好、好提问题，给老师同学留下的印象吧。
当时语言教研室内有三个专业：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轮到李先生问我们各自想进哪个专业了，几位准备到语言学教研室的同学纷纷挑选了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课时少，暂时可以不进新人，剩下古代汉语没有人去，我说，那我去吧。就这样，我从此踏上了一条艰难的学术之路。
事后有的同学(好像是冯金起，被分配到曲阜师院，数年前已退休)跟我说，听说你留校是陆先生点的名。对此，我始终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在意，在先生身边三十多年，我也从没有问过先生。
暑假后开始上班。当时是不成文的坐班制。因为还没给我们分配什么教学任务(实际上我们这时什么也干不了)，就每天坐在教研室看书。一个房间六张三屉桌，沿着东西两面墙各摆三张。通常坐班的是我们这些年轻人，颖明、
贺婚 我于1960年结婚，23岁。妻子24岁。按现在的标准应属早婚，在当时则属正常。原先我们也确实想再过几年办此大事的，主要是我想集中精力钻研业务，妻子是中学教师，当然支持我的想法。不料我的岳母于1959年夏去世，妻子孤身在京，我母亲几次说，一个女孩子，在北京没亲没故，无依无靠，你们早点把事办了，她心里就踏实了。
那是个“革命”的年代，又是三年困难时期，结婚不用什么准备，也无从准备，买件衣裳，把房子收拾收拾，用攒下的糖票买点糖分给同事们，就行了。我母亲用全家的肉票和不知道怎么买来的一点鸡蛋，凑合了一桌在当时还算是很不错的菜，作为我们的婚宴。几年后全家还戏言，“嘉璐结婚时娘好不容易给开了一桌‘鸡蛋宴’”(我们苏北人旧时兴称母亲为娘)。
家里决定不请任何客人。哥哥嫂子早早回来了，姐姐和妹妹也已赶到，下午妻子有课，我有会，赶到家最晚。
________________
①承先生的孙公子陆昕教授审读本文，谓“昨日再现，无限感慨”；关于文中所提先生习昆曲事，特发来传真介绍相关情况，谨照录如下：一、祖父当年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曾在什刹海租了两间房子。当时喜好昆曲的人常去他那儿聚，有朱家潘先生及其他的几位兄长，和齐如山、赵方元、傅惜华、谭其骧、张谷若、周复及北大的一些人。还有那些著名的昆曲名演员，如韩世昌、侯益隆、白云生、马祥林等。那时演员们的生活起伏较大，祖父对他们时有周济。比方侯益隆得春瘟，住院治病全是祖父付钱。天津发大水，侯玉山避难到北京，就住在我家。二、祖父与名笛师迟景荣先生是好朋友。迟先生曾为杨小楼、梅兰芳伴奏。启功先生说，迟先生是前辈，为梅吹笛恐也是偶一为之，里面有抬举小辈的意思。迟先生后把他两管最好的笛子赠给了祖父，现仍在我家。三、祖父总共会百来出昆曲。他曾在打磨厂福寿堂演《单刀会》中的关公，又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演《长生殿》里的李龟年，还扮过《钟馗嫁妹》中的钟馗。
就在全家准备就座的时候，突然屋门口出现了陆先生，手牵着小孙子陆昕。这可万没想到，下午散会时先生也没说要来呀。全家赶快把先生请进屋，让座。先生先不落座，抱拳拱手，连声对我母亲说：“老太太，恭喜恭喜!”一派旧礼!我母亲年纪稍长于颖师，当然也是“旧派”，一再说：“同喜同喜!没想到嘉璐的事还惊动了您!”“这可是您家的大事，应该来!”
我把全家人一一介绍给先生。介绍到谁。先生都拱手作礼，“恭喜恭喜”，坐下来却主要和我母亲说话，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先生的到来给全家增添了意外的喜庆气氛。那年陆昕也就是七八岁吧，紧贴着先生所坐的椅子边，一声不吭，问他话也都是先生代答，他只是好奇地看着屋里一时乱哄哄的一切，给他糖也不吃。先生和陆昕没坐多久就告辞了，一再说别耽误了您吃饭。全家一起送到门外。吃饭时，先生和陆昕的到来就成了饭桌上谈话的重要主题。
四十七年过去了，连陆昕也已过天命之年，早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了，或许他还记得那年那天的事?时间过得真快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