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
沈长云
《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提 要：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古河济地区中心即今濮阳龙山古城聚落群的考察，可证濮阳即文献所称禹都阳城。整个豫东鲁西自仰韶至龙山时期聚落的急剧增长以及大批龙山古城的涌现，说明了以夏后氏为首的夏族在这一带的兴起。通过古河济地区聚落的骤兴与相邻豫西、关中等地聚落的衰退相对比，结合古代中原气候环境的变迁及相应人口结构变化，更显示出古河济地区在虞夏之际已发展成四方辐辏、聚落繁庶的经济文化中心。
关键词：夏族 禹都阳城 古河济之间
关于夏族的起源，是历史学与考古学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它牵涉到中国第一个国家夏的建立，在当前史学界与考古界共同参与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又是一个长期争论不决的问题。仅近代以来，各位古史专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就十分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即豫西说、晋南说和古河济之间说。还在20世纪初，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就曾提出：“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①20世纪30年代初，“古史辨派”大家顾颉刚亦曾表示过与王国维大致相同的观点。虽然他对禹的看法与众不同，说禹是天神，与夏没有关系，但并不否认夏的存在。其在1933年所写的《春秋战国史讲义》考证了文献所提到与夏有关的地名后指出：“夏王国的政治中心在河南，他们的势力范围，大部分在山东，小部分在河北、山西。他们享有了黄河的下游和济水流域的全部。”②与他们的观点相对立的是傅斯年的说法。他在同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中，将夏商周三代先后出现的各个部族分作东西两系，认为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并据此划分以论夏域，称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部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游。”③是其主张兼具晋南与豫西两说。但傅斯年有关夏地域的主张很快遭到杨向奎的反驳。杨向奎认为三代政治中心之所在并非永远固定在一个点上，“中夏以前，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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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2卷，北京：中华书局，1950年，第451—452页。
②转引自王煦华：《顾颉刚关于夏史的论述》，《夏文化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26页。
③《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1种，1933年1月；参见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夏则移居于河东及伊洛，东方仍有孑遗”，①可见其基本主张与顾、王二氏仍大致相同。当然，也有赞成傅说者，徐旭生就是其中的代表，所论见于他1943年发表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②
20世纪50年代一段时间里，夏的问题较少有人提及，直到50年代末考古学界介入，学术界才开始对夏投入较多的关注。现学术界一般认为，考古界对夏文化有目的的调查与发掘，是从1959年徐旭生率队前往豫西进行“夏墟”考古调查开始的。徐旭生认为，在目前所见有关夏都邑所在的近三十条来自《左传》、《国语》及古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中，只有两个区域与夏的关系特别密切，一是河南洛阳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等地，另一个即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③这个认识无疑来自过去的傅斯年，其对日后夏文化的探索无疑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却表现为正反两方面：一方面，因为夏代后期夏人的政治中心确实移到了豫西一带，所以在这个认识指导下，人们在豫西一带发掘出了像偃师二里头这样的夏代后期的大型聚落遗址，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夏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把对夏文化的探索限定在豫西、晋南一带，对于文献中所显示的夏人早中期活动的地域即豫东、鲁西一带一概忽视之，又造成大家对夏代历史文化认识上的许多空白。即如夏族的兴起及夏后氏国家的建立这类问题，由此便没有了着落。由于二里头遗址影响的巨大，一些学者干脆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之间画上等号，这样将考古文化与历史文化混为一谈，更难免造成一系列认识上的混乱。其实二里头文化早不过公元前1850年，夏族的兴起是前21世纪的事情，二者在时空两个方面都是扯不到一起的。
关于夏族起源晋南说，近年来曾有王玉哲、刘起舒等学者为文申论过这一主张。④不过目前看来，此说面对的困难似乎更大一些，因为它无法解决晋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类型(即东下冯文化)的时代较晚与其主张的夏兴起于晋南这种说法之间的矛盾。不少学者认为，夏即使与晋南发生关系，也当是后来的事情。
我个人在十年前曾在王国维与杨向奎论点的启发下，先后撰写过《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和《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两篇文章，认为夏后氏早期居住的地域在古代的黄河及济水流域之间一带，禹所都的阳城即古河济地区的中心濮阳。⑤文章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后，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也招致了一些学者的反对。⑥更多学者虽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大概心里颇不以为然。然而对于这个论点，个人至今坚持不渝者，以文献记载确实只能得出这个结论。想必多数学者，特别是众多考古学者不赞成我的论点的原因，主要是我的文章只顾及谈文献，而未提供多少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当今学术思潮讲的是考古发掘与文献资料双重证据，你拿不出考古发掘的证据，不仅缺了一条腿，还有抹煞人家考古发掘成果之嫌。因自埋头于学习与研究有关夏时期及其以前的考古发掘的资料。在此期间，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研究”也鞭策我加紧这方面的研究。现在，我愿意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呈请从事夏文化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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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第7卷第6、7期，1937年6月，第61—79页。
②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09页。
③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0期，第592—600页。
④王玉哲：《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夏史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1—18页；刘起舒：《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华夏文明》第1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52页。
⑤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13—122页；《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1—18页。
⑥方酉生：《夏王朝中心在伊洛和汾浍河流域考析》，《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第104—110页；《禹居(都)阳城考辨》，《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第66—72页。
一 禹都阳城在濮阳的考古学观察
我过去认为禹都阳城即濮阳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几则。1．古代濮阳(在今濮阳以南)有阳城之称，先秦古籍《战国策》可为之作证；2．此阳城所在与文献所记夏后氏兴起的崇山(今山东鄄城东南)密迩相近，这也可以通过包括《墨子》、《山海经》在内的较早文献得出结论；3．文献盛称大禹治水，而禹治水之域主要在古河济一带的兖州，这是包括徐旭生在内的古史专家皆承认的史实。禹之治水，实主要为本部族人民的生存发展考虑；4．濮阳又称作帝丘，为帝颛顼所居，而据诸多先秦古籍，鲧、禹及夏后氏系颛顼氏族的后裔；5．夏初的夏后相居住在古濮阳，此在《左传》等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这是有关夏初诸王居住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由颛顼到禹再到夏后相皆居住在古濮阳，这不是偶然的；6．夏后氏的其他一些同姓及姻亲氏族皆居于以古濮阳为中心的古河济地区及其附近。①
以上皆属从文献中得到的禹都阳城在濮阳的证据。我那时对考古学还不太熟悉，提不出更多禹都在濮阳的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但我始终是重视考古发掘成果的。记得当时古河济地区发现了不少龙山时期的古城，包括山东阳谷和茌平发现的龙山时期的古城群、河南辉县孟庄发现的龙山古城，联系到以前在此不远处发现的安阳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及偃城郝家台古城等，我曾在文章中指出，这一带发现的如此多且密集的龙山古城，应当就是文献记载的虞夏王朝或尧舜禹部落联盟所属各部落聚居的中心，既然它们都围绕在古濮阳的周围，我们凭什么说与它们处于同一地理环境的古濮阳不会有当时人们所修建的古城呢?我因而预言，“但愿不久的将来，考古工作者会揭开濮阳古城上面覆盖的厚厚的淤泥层，使这座中国最早王朝的都城重新呈现在探寻夏文化人们的面前。”②
令人高兴的是，时隔不久，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果真将我的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2005年11月，在我有幸参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文明研究中心及河南省博物院联合举行的“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研讨会上，便传来了考古工作者不久前在濮阳的一个村子发现了东周卫国都城，并在卫都城址的下面发现有一座龙山时期古城的信息。主持这项发掘工作的袁广阔研究员在会上介绍说，这座古城是在濮阳东南约10公里的五星乡高城村发现的，高城原本叫做高阳城(高阳为帝颛顼的别称)，龙山城被叠压在春秋卫国都城之下，具体位置在卫都北城墙的下面。通过简单挖掘，已发现龙山城的夯土结构，根据夯土中含有龙山早、中期的陶片，推测其建造时间在龙山中晚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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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作：《禹都阳城即濮阳说》，第11—18页。
②参见拙作：《禹都阳城即濮阳说》，第18页。
③以上为笔者参加研讨会所听取的袁广阔研究员的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定，但基本内容不会有误。
近日，有关濮阳高城古城遗址的信息又进一步被刊登在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所编的《古代文明研究通讯》上面，其称遗址的夯土城是濮阳市文物保管所在2002年对该遗址进行的考古钻探中被发现的。其后，从2005年4月至2006年6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濮阳市文物保管所联合组成的调查小组对遗址再次进行调查与试掘，初步探明该遗址为一处面积约为916万平方米的古城址。这916万平方米当是春秋战国时期卫国都城的面积。从古城某些部位的叠压情况看，其产生的时代当更早。其中，在该城北城墙西部至中部所开挖的T1、T2、T3三个探方中不同时期的夯土内，都出土了较多龙山时期的陶片，结合西墙北部钻探及南墙小面积试掘也都探出过龙山陶片的事实，可以判断这里曾经存在过一处面积较大的龙山文化遗址。对于春秋卫都下面叠压的更早时期的夯土城的年代，目前虽无法最后确定，但由T2内分布于最内侧的夯土呈深灰色、夯层内无夯窝且分层较厚，并其被外侧所有夯层叠压、地层叠压关系最早、夯土内含有较多龙山早期或仰韶晚期陶片、其他陶片亦不晚于龙山时期等现象看，可以断定此探方内的夯土时代最早。文章最后在谈到高城遗址发现的意义时指出，有关“文献记述和传说中的帝丘及卫国都城，应当就是现今所发现的高城遗址，它不仅为研究卫国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五帝之一的颛顼以及夏商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①
袁广阔及有关先生在北京大学所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上所发表文章的介绍和分析都比较客观，结论也是不错的，但有一点不足，就是没怎么涉及这座龙山古城与夏的关系(《通讯》上文章有一句谈到濮阳“也是夏后相的都城”)。其实，从文献与考古的结合看，我们更应该考虑到它是夏初的一座都邑，很可能即是禹所都的阳城。一则，古濮阳有阳城的名称；二则，该城的年代属龙山中晚期，其下限与人们认定的夏初纪年正相符合；三则，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结合在这座古城的性质判断上体现的更加密切。上引《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卫成公梦康叔日，称“相夺予享”，不仅表现了这里曾经是夏后相居住的一座城邑，而且表现了春秋卫都是在过去夏都旧址上兴建的事实，这与考古发现春秋卫都叠压在龙山城之上的现象若合符节。至于学者称它为颛顼所居的帝丘，也不与我们认濮阳为禹都阳城的说法相冲突。如前所述，文献记载鲧禹实为颛顼的后裔，如称“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②或称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③或称“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④或许是颛顼氏修建阳城在先，禹和夏后相接着又把它充作了自己的都城。
除濮阳龙山古城的发现外，考古发现的龙山时期濮阳一带的聚落群也能提供濮阳作为夏初都邑的证据。实际上，对于龙山时期濮阳一带在聚落形态上特别突出的地位，是由许顺湛最早提出来的。1987年，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仰韶时期三组蚌砌龙虎图案，一时引起轰动，有关方面随即举行了“龙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学术讨论会。2000年，这里举行第二次学术研讨会，许顺湛出席会议并提交了论文，然而论文的题目却是《濮阳龙山聚落群的启示》，⑤内容不是谈龙文化，也不是谈仰韶时期的濮阳，而是谈龙山时期的濮阳，他感到濮阳一带龙山时期的聚落群是更值得研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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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濮阳市文物保管所：《濮阳高城遗址考古新发现》，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33期，2007年6月。
②《大戴礼记·帝系》。
③《礼记·祭法》。
④《世本·帝系》，雷学淇辑校本，载《世本八种》，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
⑤许顺湛：《濮阳龙山聚落群的启示》，载《2000濮阳龙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89—191页。
据许顺湛的介绍，龙山文化遗址在濮阳市所辖各区县的分布并不平衡，其集中分布的地区主要是在濮阳县周围，这里连同濮阳市区共发现了20处龙山聚落，加上西边滑县与濮阳靠得十分近的21处聚落，组成了一个总共包括41个聚落的大聚落群，其中的中心聚落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发现有龙山城的濮阳五星乡高城遗址，其面积竟达到100万平方米。按照许顺湛对聚落规模的层次划分，整个濮阳聚落群的结构如下：
特级聚落1处：濮阳县五星乡高城遗址，100万平方米。
一级聚落1处：濮阳县子岸乡文寨遗址，40万平方米。
二级聚落2处：市区南戚城村遗址，15万平方米；濮阳县子岸乡齐劝遗址，10万平方米。
三级聚落37处：均在
从聚落群的这种规模与层级结构出发，许先生提出各小型聚落(三级聚落)应是一些氏族部落的居地；二级聚落可能是“邑”一级的中心遗址，特级聚落和一级聚落应考虑是古国的国都遗址。如是，濮阳聚落群显示了一个“都、邑、聚”结构齐全的古国或古代酋邦的存在。
当许先生这篇论文发表的时候，濮阳高城尚未进行正式发掘，人们并不知道高城遗址下面覆盖着规模庞大的春秋卫国都城及其更下面的龙山古城，但许先生已从该聚落群的不同寻常的规模及周围地区的考古发现感觉到这一带地下可能有这样一座龙山古城，他说：
与濮阳紧临的山东阳谷发现有古城，在安阳的后岗、辉县的孟庄、新密的古城寨、淮阳的平粮台等地，都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古城。这就是说在濮阳龙山聚落群的四周都有同时期的古城发现，说明当时的社会并不安全，各部族之间并不是和平共处，都有防御设施。但是濮阳这样一个庞大的聚落群，具有古国性质的大聚落群，居住在四面强敌之中，没有防御设施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排除在濮阳龙山聚落群中发现古城的可能性。①
笔者过去也曾提出濮阳地区应该有古城的设想，这个设想除了依据文献有关夏初虞夏诸部在这一带活动的记载外，也考虑到了濮阳四周发现龙山时期古城的情况。②此见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可谓不谋而合。所不同者，
现在结合新近发现的濮阳龙山古城，再来分析濮阳龙山聚落群所包含的历史意蕴。不妨先将濮阳聚落群与中原同期其他聚落群做一番比较。
针对学术界不少人认为禹都阳城在今河南登封的看法，笔者曾经指出过河南颍川地区的登封阳城不能认作是禹都的理由。因为这里距离夏兴起的崇山位置过远，被人认作是崇山的今登封市的嵩山或嵩高山先秦时期只称作太室山或外方山，而未有崇山的名称。另外，这里的地势环境也与禹治洪水之事不相干连，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与洪水发生没有关联的地方的部落首领会领导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并且文献记载当时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都不在这个地方。而今我们从聚落考古的角度观察，这里不能视作是禹都的理由或许更为充分，因为这里龙山时期的聚落遗址的数量和规模并不十分突出，在与河南各地同期聚落群的比较中只能算作一般，不能体现出王都气象。③在这一点上，濮阳聚落群明显比登封具有优势。我们查阅了河南龙山时期所有聚落及学者所划分的各个地区聚落群的资料，可以看出，像濮阳聚落群这样包含有如此众多的聚落，其中心聚落达到如此大面积的规模并同时建有古城，其下属各聚落的等级划分又如此分明的河南龙山时期考古发现，似乎再找不出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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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顺湛：《濮阳龙山聚落群的启示》。
②参见拙作：《禹都阳城即濮阳说》，第17—18页。
③按许顺湛据杨育彬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的统计，登封市所辖各乡镇只有13处龙山时期的聚落(包括王城岗所在的八方聚落遗址)，其中没有一级聚落，二级聚落只有一处(10万平方米)，余皆为9万平方米以下的小聚落。(《五帝时代研究》，第254页)不过，近年来，经考古工作重新探索，这里聚落的数量和规模都比过去有所扩大，其中在王城岗小城迤西发现了据说有30万平方米的大城，遗址面积也被重新估定为50万平方米(《考古》2006年第9期：《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然这些新发现尚存有一些疑问，所谓“大城”实际只发现了其北面的一段墙体。即令新发现的这些数据属实，登封龙山聚落群也只能是一个势力不大的群体。
从聚落群所包含的聚落数及其内部结构的比较上看，如以许顺湛提供的河南省各地龙山时期聚落群的划分做依据，①可知河南各地只有确山聚落群(位于豫南)一地的聚落数(46处)超过了濮阳聚落群。但这个聚落群却没有大型聚落，其最大的一处聚落驻马店市郊的刘阁乡党楼遗址只有17.5万平方米，仅及许氏的二级聚落标准，余皆为不及10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是其尚未形成“都、邑、聚”的金字塔形聚落结构。在这一点上，其与濮阳聚落群不可同日而语。濮阳聚落群拥有超过40个以上的聚落，又各大中小型聚落的金字塔形结构层次分明，这是其他聚落群无可比拟的。
若比较各聚落群中心聚落的规模，濮阳五星乡高村聚落遗址亦不让同时期中原地区任何一处聚落遗址。查阅有关资料，知河南全省龙山时期上百万平方米的遗址只有两个，一是三门峡市郊的小交口遗址，其面积240万平方米，为陕县聚落群之首，也是同时期河南、山东两省最大的聚落遗址；另一个即是濮阳五星乡高城遗址。但遗憾的是，三门峡小交口遗址未曾发现有城址，这个地区的其他聚落遗址也未发现有城。濮阳五星高城聚落遗址的面积据过去的估计为100万平方米，在河南省所有聚落遗址中排第二位，虽不及三门峡小交口遗址，但它建得有城。目前，濮阳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尚未结束，我们无法得知春秋濮阳城下面压着的这座龙山古城的准确数据，仅凭估计，其规模应不会太小，或许会是目前河南山东两省发现的龙山古城中最大的一座。我们看目前已经公布的河南省发现的龙山古城与其所在遗址面积之间的比例关系，一般是城址面积约占整个遗址面积的一半左右，或稍多一点。如偃城郝家台，城址面积3．28万平方米，所在遗址面积6．5万平方米；新密古城寨，城址面积17．65万平方米，所在遗址面积27万平方米；淮阳平粮台城址与所在遗址面积均为5万平方米；辉县孟庄，城址面积12万平方米，所在遗址面积近30万平方米；登封王城岗，城址面积30万平方米，所在遗址50万平方米(据新的发掘与调查数据)。此外，最近发掘的焦作徐堡龙山古城，其城圈的面积与所在遗址的面积分别为20万平方米及40万平方米，也是前者占后者的一半。②按照这个比例关系，濮阳龙山古城的面积至少应在50万平方米以上，为河南、山东两省所发现龙山古城之首。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估计，高城龙山遗址100万平方米的面积也是一个大致的估计。从上述高城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可能实际情况要比这更大一些，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尽管它处在王朝的初期阶段，50万平方米的规模还是小了一点。我们期待着考古发掘的最终结果。
总之，从濮阳发现的古城址及濮阳聚落群的聚落数量、规模与层级结构看，濮阳可视作夏初禹所都的阳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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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0—264页。
②《河南焦作堡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