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建”名实讨论的若干问题

“封建”名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发言之十五

 

林甘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对“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封建”考论》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应该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引证经典作家和前辈学者的有关论述。

 

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一书的出版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以及史学理论，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是有好处的。中国传统文献里的“封建”，其内涵原指“封邦建国”，并不存在疑义。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封建”看作一种社会形态、一种生产方式。两者并不等同。譬如“西周封建论”，吕振羽先生最早比较全面展开了阐述。他不仅仅是从“封邦建国”，也不仅仅是从政治制度来谈的，而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方面来论证的。冯天瑜先生的书里似乎未注意到吕先生的研究。他讲的西周“封建”基本上不谈经济形式、生产方式的内容。吕先生认为西周与西欧封建社会有相似之处，我自己并不同意西周封建论，但认为此种认识也不是毫无根据。为什么叫封建社会，主要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我原先觉得史学界对传统文献中“封建”的理解不成为问题，但冯先生的书出版后似乎很轰动，媒体也宣传了，仿佛是史学界近年来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这至少说明一点，不仅社会公众，包括我们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应该再很好学习。冯先生认为要恢复“封建”的本义，这说明史学界对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解确实有问题。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包括封建社会，究竟马克思是怎么讲的、恩格斯是怎么讲的？当前史学工作者面临着再认真学习经典著作的问题，不能回避。再者，为什么有的媒体认为冯先生的著作是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也说明许多人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情况其实了解不多，我们史学工作者也说的不够。我们所讲的封建社会并不等同于西周“封建”，但在社会上存在这么一些模糊认识。这个书出来有个好处，可以把这些问题展开来讨论一下，促使我们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现在，许多年轻同志基本上不看马、列的著作，只有极少数人还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这关系到史学工作者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的建立。历史观、价值观的选择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外人不能强制。但我们要宣传引导。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我看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充实我们自己的知识。

冯天瑜先生说用“封建”来命名中国自秦至清的社会发展阶段不恰当，如果作为一种学术见解提出来，完全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刚才郭世佑先生也提到近代史学界也讨论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等措辞是否准确的问题。但是，冯先生的一些研究方法值得商榷，其中涉及到学风问题。比如说，你可以谈出不同的意见，但把古代的、近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学者的说法拉杂作为自己的论据，在论证过程中，以近代以来谁谁都没有讲中国有封建社会，得出封建社会是不被大家所认同的结论。这么一种推论的方法是不大可取的，也不是很严肃的。冯先生的书里提到侯外庐先生。众所周知，侯先生是比较早提到“封建”一词使用不准确，认为严复当年的翻译是个错译。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没有封建社会。他又指出对“封建”一词的使用已经约定俗成，在没有更合适的词可以代替的情况下只好继续使用。冯先生片面地引用侯先生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一个支撑点，是不妥当的。再如，王亚南先生明明已经放弃了早年的认识，肯定了秦以后中国的封建制度，冯先生却以他早年的有关论述作为自己的论据，这就不大合适了。冯先生讲“循名责实”。在我看来，他反对的实际上并不是“封建”这个名，反对的是“封建”的实，即反对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封建社会在中国的存在。因为如果反对的是“封建”这个名，很多学者并不认为秦以后中国社会与西周的“封建”或西欧中世纪的情况完全一致，但他们肯定当时中国属于封建社会形态。而冯先生却认为秦以后的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根本不是同类的社会形态。

冯先生把秦以后的社会称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我觉得他这个提法好像是三块马铃薯装在一起，而且也有自我矛盾的地方。他说封建没有专制，专制不是封建，这是其立论的重要基点之一。但是，他又做出秦以后的社会形态中有“专制”的表述。这跟他在其他地方的论述是不完全一致的。冯先生讲的专制是什么，是地主的专制还是皇权的专制？他没有说明。他引了钱穆先生的研究，因为钱穆不同意称秦以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钱穆尽管不承认封建社会，他是承认并美化中国的专制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待专制政治不是一笔抹杀，而是要做历史的分析，揭示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但是在我看来，专制政治是不应该美化的。另外，秦以后的“宗法”是从前面延续下来的。我们知道，商代有无宗法，学界还有分歧，西周有宗法制度没有问题。战国特别是秦以后，与西周的宗法制度相比较，已经不是同一回事了。西周的宗法制度强调嫡庶之别，嫡长子继承制。秦以后还有宗法。但是与西周的宗法有很大的区别。冯先生引用李慎之的一段话作为封建非专制的证明。李慎之先生对封建社会是肯定的，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人性发扬的最好的时代，他讲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冯天瑜说李先生的结论他大体是同意的，没有封建制度就没有（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局面，秦以后则不是封建制度了。这个结论存在重大的内在矛盾。战国时代各个诸候国竞相变法，反对宗周以来的传统的制度，而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加强王权和中央集权。因此，“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恰恰是传统“封建”制度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原来西周“学在官府”的那一套制度瓦解了，原来的国野划分、士庶划分乃至社会关系也起了激烈的变化，西周的封建制度至此呈现分解之势，而后在此基础上才会出现秦的大统一。怎么能把王权正在加强的战国时期说成是有封建而无专制呢？

在此还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中国近代有没有一个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无论从历史实际来讲，还是从其它方面来看，都是应该肯定的。不同意中国自秦至清是封建社会的学者，有的只是不同意这个名称，认为不确切；另外一些人实际上反对的是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的本质特征。因为，如果你承认中国近代有反封建的任务，那么大概就不会像李慎之所讲的中国的封建是最美好的一个时代。如果那是最美好的时代，近代的反封建任务也就提不出来了。比如说，“耕者有其田”，近代有无这个历史任务？自秦至清封建的土地制度存在不存在？封建的政治制度存在不存在？实际上，我们今天争论的并不是一个名的问题。名的问题完全可以讨论。即使对“封建”这个译名不满意，最后将会出现无奈何的状态，因为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名词来代替它。冯先生提出的“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就比封建社会的提法科学，且符合历史实际？我觉得很难说。

冯先生认为马克思只限于从西欧的历史来论封建制度，也值得商榷。在这里，我觉得应该把“普世性”与“规律性”区别开来，现在有些学者把它们混为一谈了。我们不赞成用一个思想囊括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将其描述为完全一样的，但并不否认共同规律的存在。规律性是承认历史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封建地租的发展时曾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来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在这里，马克思主要是讲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区分，这个很重要。必要劳动在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和再分配，与社会形态的性质关系十分密切。马克思又说：此外，这种方法也为以前各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如封建的生产方式所固有。也就是说，封建生产方式也完全可以区分出它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即使那些处于这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生产关系也被包括在封建关系中。他举例道：例如，英国的自由农民的保有地跟骑士的保有地是相反的。其实这种自由农民保有地包含或者只不过在名义上是封建的。所以说，马克思并非只从很狭窄的意义上来讲封建。有的论者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泛化。但是马克思以上的论述实际上是可以延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于封建的剥削关系、封建的所有制的阐述不是像冯先生所讲的违背马克思的原义。

另外一点，冯先生讲君主专制是封建的对立面，这也是其立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引了马克思的话作为主要论点。马克思说：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君主专制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那时就是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因此构成君主专制的因素决不能是“封建”的产物。由此，冯先生认为马克思把君主专制和封建对立起来。但是，仔细分析的话，马克思说的是“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我们对于马、恩多次谈到的君主专制，应当看他的语境是什么。他主要谈的是封建瓦解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的情况，他不是一般的来讲君主专制。能不能把这些结论套用到中国，说秦以后存在君主专制就不是封建社会？我觉得这是不妥当的。总之，对马克思著作的本身，需要认真加以研读，不要把针对某一具体情况谈的内容转接到其他场合去。

冯先生论证我们今天讲的封建与马克思封建的本义不符合，认为中国的泛化封建社会是由陈独秀始其端，经过共产国际的影响至中共的“六大”做出了决议，才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此后毛泽东把“封建”内涵又加以固定化了。秦以后封建社会说由此在史学界成为主流。我觉得这种推论方法也是不恰当的。过去我们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动不动就把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上固然不当，现在倒过来也不合适。在某些学者看来，无论什么理论观点，只要跟一定的政治力量联系在一起，就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这种倾向不可取。比如，五种生产方式的思想明明是马克思已经提出了，但至今还有人在写文章说是斯大林炮制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过去苏联肃反的时候把一些讲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人当成托派，甚至在肉体上加以消灭，成了苏联史学界的一个禁区。但在中国并非如此，二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史学界照样有人在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六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任务与历史学界对秦至清的社会性质的研究要有适当的区分。讲中国是封建社会，在中共六大以前就有人提出来了，怎么能说是由于六大决议并经毛泽东著作加以肯定，遂使其成为历史学界的主流？现在有这样一种风气，把中国共产党接受和采用的一些理论观点说成是政治压力的产物，我觉得这不符合实际，也不是一种“百家争鸣”的态度。实际上是压制不同看法另一种手段。人家说什么，你就把他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政治，不是学术。所以，如果有关封建的讨论仅仅牵扯到对秦至清社会的定性的话，作为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是可以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如果像这样提出问题，把人家的观点往政治上靠，去做推论，也是不利于我们学术研究中的“百家争鸣”和学术发展的。现在有些问题是有的学者情绪化提出的，并不做具体的实证。冯先生的书表面上好像搜集了很多资料，包括人家已经放弃的观点，他全都作为自己的论据，然后，又把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收纳进去。这样的话，很多问题就很难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