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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江盐井的开发与西汉四川盐铁经济的发展形态

作者：侯虹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8-3 18:01:08发布)　　阅读1040次

【内容提要】蒲江境内穿井鼓盐历史悠久，早在商周时期，古代先民就开始利用自然盐泉，至西汉时已开凿出数量众多的大口径盐井。蒲江古盐业遗址和古冶铁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尤其是汉代“牢盆”，更加证明了蒲江在中国井盐生产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而盐井的开发又与西汉四川盐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英文标题】The Exploitation of Salt Well in Pu Jiang and the EconomicDeveloping Configuration of Salt and Iron in Sichuan
　　Hou Hong

【英文摘要】Pujiang i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well digging and saltmaking. As early as the period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y,the ancient people drew brine making use of natural saltspring. Up to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native people haddug a great quantity of salt wells with big mouth. The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in the ruins of Pujiang, especially"Liao Pen", proved its status on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Chinese well salt production. The exploitation andutilization of salt had closely relation with economicdevelopment of salt and iron of Sichuan in the Western HanDynasty.

【关键词】蒲江盐井开发/西汉/四川/盐铁经济/发展形态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02）03－0018－10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移民入川，中原文化迅速传播，先进的手工冶铁技术和打井技术逐渐传入巴蜀。始皇克定六国，迁赵人卓氏、山东程郑居临邛（蒲江）冶铁煮盐，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巴蜀地区盐铁业的进步和发展。汉初，独立于农业生产的铸钱、煮盐、冶铁三大手工业迅速崛起，逐渐形成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包括郫县、广都、新都、临邛（蒲江）等在内的西蜀经济圈，而临邛（蒲江）地区的盐铁资源在这一经济圈中居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史料匮乏，对于秦汉时期蒲江盐井的开发历史，人们只知其发源早，属大口盐井，但对其具体情况，却鲜有论及。笔者于2002年2 月对蒲江地区古盐业遗址进行了综合考察，本文试图通过对出土文物及盐矿地质结构的分析和研究，探讨蒲江盐井的开发与西汉四川盐铁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一、蒲江古盐井及古冶铁遗址概况

　　　　（一）蒲江古盐井遗址分布（见图一）
　　附图
　　图一　蒲江县古盐井、古冶铁遗址分布图

　　蒲江境内穿井鼓盐历史久远。蒲江地域，古系蜀国地，“民工于市，易贾”；秦灭蜀后，隶蒲阳县；西汉时，蒲江隶属临邛县。临邛乃盐邛之义，因蜀人称盐为临，非邛崃山得名，故临邛周边地域乃秦汉盐铁巨市。煮盐、冶铁最早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是：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时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北堂书钞》卷一四六“盐·邛江井”条注引：“邛江井，任豫《益州记》云：益州有卓王孙井，旧常于此井取水煮盐，（东晋）义熙十五年（公元419年）治井也”（注：孙星衍、严可均等人校注：《北堂书钞》，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又，《古今图书集成·乾象典》（卷九九）转载《益州记》云：“火井，在临邛卓王孙家，又名王孙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八）载：蒲江有“金釜等八井，岁出课盐六万三千斤”。

　　蒲江古盐井遗址集中分布在长秋山脉的北麓，自汉至宋，先后有金釜、金丝、琉璃、八卦、茅池、大王、小王、百家等8处盐井。 “天然盐，出城东十里盐井沟。沟中盐井之开，始汉宣帝时。《县志》谓之茅池井。清初湮塞，井荒芜。”（注：杨子元：《蒲江乡土物产读本》。）今尚存古盐井遗址5处，即县东6里东北乡盐井沟之茅池井、县南8 里光明乡金釜山下之金釜井、县南37里朝阳乡之大王井、县东20里天华乡李家沟之百家井、县南43里松华乡祗圆寺内之小王井，至今古盐井仍时有盐水溢出。大王井（今白云乡窑埂村）侧，有古盐卤池一座，盐神庙一座，相传为汉代设盐官处，石碑、柱础犹存。

　　1998年9月，成都市文物考古队对白云乡盐井沟遗址（见图二）进行了发掘。遗址内有两口盐井，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十个，支板基槽一处，蓄卤盐池一处，熬盐场一处，现将考古调查资料整理如下：
附图
　　图二　白云乡盐井沟盐业遗址分布图

　　古盐井遗址集中分布在县西南18公里白云乡窑埂村盐井沟的峡谷沟畔，东经103度25分，北纬31度8分；遗址东西长400米，南北长1100 米，总面积44万平方米，遗址附近地貌为高山峡谷，海拔600～800米，盐井沟从峡谷中自南向北流注蒲江河。

　　发掘清理的两口盐井属大口径浅井，呈规则圆形分布，均开凿在沟侧一级台地的岩石上。其中，1号井直径1.70米，井深约3米左右，井圈有凿痕；2号井（见图三），直径1.75米，是在整块岩石上往下开凿，井深约6米左右，井圈凿痕呈规则分布，井圈保存较好，井内出土有板瓦残片，该井至今仍有卤水渗出，经化验其主要成分为氯化钠，在距2号井不到50米的半山腰上还发现有3个煤炭洞。
　　附图
　　图三　2号盐井

　　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在盐井沟1号井和2号井之间的岩基或沟侧大块岩石上都有分布，呈规则圆形，直径约20厘米，深12～26厘米，每组相距7.3～20.8米不等。在1号井上游还发现此类支架柱洞6个，推测上游还有盐井。此外，在1号井附近，还发现有黑潭子输卤笕槽支架1处，凿于盐井沟畔西岸岩石上，共14个，长36～100厘米，宽10～17厘米，深7～16厘米，基槽之上安放支板，支板上安置输卤笕槽。

　　蓄卤盐池位于盐井上侧，长3.75米，宽1.95米，深1.2米，石板镶砌而成，中部用石板相隔为两个方形小池。据当地村民介绍，这里过去有许多古代盐池，1951年后，先后被当地村民拔掉了。

　　熬盐场遗址位于盐井沟下游，当地人称为“灰沙嘴”，东临盐井沟，西依山坡，遗址面积200余亩，高出沟底12～14米，一直堆积到河边，遗址地层可分六层，主要由炭渣、耐火石、砖瓦、陶瓷器残件堆积而成。出土器物有釉陶饼足碗、灰陶盆、红陶缸，板瓦及熬盐的铁锅残片、长条形耐火石等。

　　　　（二）蒲江古冶铁遗址分布（见图一）

　　蒲江县境自秦至清，曾不间断炼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灭赵（公元前228年）将赵国善于冶铁的卓氏迁到临邛，灭齐又迁来山东的程郑氏族，至西汉初期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之民”，已成富商大贾。《汉书·食货志》载：“蒲江亦出铁。”《华阳国志·蜀志》云：“临邛县（蒲江）……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有铁祖庙祠。”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说：“临溪县本秦临邛县地，后魏恭帝于此置临溪县，属蒲原郡。……孤石山，在县东十九里。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又说：“临溪县，……本汉临邛县地，后魏恭帝二年，分临邛县置临溪县。”古石山，明洪武时，蒲江设冶铁所。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高桥黄铁山有6座冶铁炉，直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方闭销。

　　“蒲江产铁之区，县北三十里铁溪河为最，县东北十五里铁溪沟次之。”（注：杨子元：《蒲江乡土物产读本》。）境内冶铁遗址11处，分布在大塘、复兴、成佳、大兴、西崃、高桥、敦厚、寿民、天华、西南、东北等乡。在这些遗址中挖出的铁砂层，其厚度为1～3米，每处面积约0.5至6亩不等，出露的铁矿石类型和种类，经地质调查和抽样分析，主要是赤铁矿、菱铁矿和褐铁矿三大类。

　　现存冶铁遗址主要有三处：黄铁沙墩，面积3024平方米，铁渣堆积厚5.3米；三角堰铁沙墩，面积1344平方米，地表黄土层0.6米之下为铁渣，厚2米；团结堰铁沙墩，面积2670平方米，铁渣厚2米。从这些遗址中相继出土了秦汉时期铁斧、铁凿、铁刀、铁剑、铁矛等器具。

　　　　　　二、地质构造与盐卤资源的开发利用

　　　　（一）蒲江盐矿地质结构分析

　　蒲江地质构造，处新华夏系第三沉降带之西南缘，出露有中生界、新生界地层。其中，中生界分为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三个层位；新生界（县境仅有第四系地层）自上而下分为下更新统（Q[a1－1][,1]）、中更新统（Q[fg1－a1][,2]）、全新统（Q[a1＋p1][,4]）三个层位。在构造地质的作用下，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盐矿地质构造：一是成都凹陷及大兴隆起（隐伏背斜），在东西两缘皆有断裂控制，西缘称邛崃——彭县断裂，东缘称成都——蒲江断裂；二是熊坡背斜及康乐场冲断层，亦称蒲江——新津断层，系复合继承性断裂，规模大，盐水主要出露于熊坡背斜康乐场断裂带的轴部。从盐矿蕴藏的规律来看，上述露头的形成是因为在沉积作用下，盐层产生了扭曲、倾斜或断裂，并最终形成地势起伏或代表断层切割地带的地貌特征。而这种地貌特征显然处于以裂隙储集为主的富卤构造之上，这是因为地下盐卤在地层压力的作用下，沿着断层面逐渐上升并在断裂带富集，最终形成盐卤自然外溢的现象。

　　蒲江盐矿地质构造的特征，说明盐卤资源是由于地质构造运动而自然产生并客观存在，它绝不是产生于某一特定年代。也就是说，自然盐泉的形成与地质构造运动密切相关，古代先民利用简单技术采汲卤水在客观自然条件下早已具备。

　　　　（二）蒲江早期盐卤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我国古代，古代先民在穿凿盐井前，就已开始认识和利用出露于地表的自然盐泉和咸石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从地质学的观点来看，地下盐卤出露于地表是由于构造地质运动所造成的褶皱和断裂的结果，以致于盐卤溢出地表成为自然盐泉，盐岩随老地层出露成为地表咸石或咸土。但这类盐泉或咸石（土）的最早发现者，往往是动物而非人类，因为动物和人在进行新陈代谢活动时需要补充盐分，并表现出嗜咸的本能。在这一问题上，不少著作都记述了这类古老的传说，如古代渝东大宁盐泉“其地初属袁氏，一日出猎，白鹿往来于上下，猎者逐之，鹿入洞，不复见焉，因酌泉知味。”（注：《舆地纪胜》卷一一八“大宁监”。）的发现经历，正是古代先民受到牛、羊、鹿等舔食盐水的启示，逐渐发现、利用了盐矿资源。

　　蒲江盐卤资源的早期开发利用应当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或商周时期。自1979年以来，先后在光明乡金花村盐井沟（有著名盐井金釜井）畔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这说明古代先民曾在这里活动过。1982年10月，四川省文管会和涪陵地区文物考古队又在该遗址相继出土石斧5件、石凿2件、石锛1件、磨石器1件、陶纺轮及陶器残片多片，经考古鉴定，均系距今约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此外，在鹤山镇蒲砚村盐井沟（有著名盐井茅池井）畔，出土石斧1件、石矛1件；在盐井沟下游飞龙村发现4具古代蜀国船棺，出土有虎纹、猛虎头像装饰的青铜器和巴蜀图语印章等；在白云乡窑埂村盐井沟（有著名盐井大王井）畔，出土石斧3件、石锛1件，古代蜀国船棺1 具；在天华镇六合村李家沟（有盐井百家井）畔出土石斧1件，这几条盐井沟至今都有卤水渗出。

　　笔者认为，在几条盐井沟中发现同一时期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已经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对生活资料生产的某种程度的掌握……”（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8至19页。）这是因为古代先民在“食草木之食，乌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注：参见《礼记·礼运》。）的蒙昧时代，为获取更多的食物和水源，逐渐由穴居转而进入离水源较近的溪河居住，对自然溢流外泄的盐泉，迟早会发现并利用。因为，从地质发展的规律来看，地下卤水在地层压力的驱动下，沿着缝隙涌出地表并最终形成盐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一地质运动过程中，随着动物的频繁出没和人类的不断迁徙，在新石器时代盐卤资源完全有可能被原始人类发现和利用，至少在商周时期蒲江地区已开始利用自然盐泉，这从蒲江地质构造的特征及几条盐井沟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可证明这一判断。

　　　　（三）蒲江盐井开发的技术条件

　　古代先民在对盐卤出露地带的地理、地质环境积累了大量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些认识盐矿构造的经验，如“三牛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注：《舆地纪胜》卷一八二“云安军”。），开始由利用自然盐泉转向有意识地挖掘盐井，这一过程同样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从已知史料来看，古代巴蜀最早开发的盐井应当是广都盐井。公元前254年，秦昭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从这条史料上看，李冰在开凿盐井之前，已积累了对地下盐卤资源的认识，并从长期丰富的治水经验中，总结当地人民生产盐的历史经验，终于实现了穿广都盐井的伟大壮举。但是，仅仅具有对地下盐卤的认识，还不足以达到钻凿盐井的目的，应该还有一种力量加速了李冰成功穿凿广都盐井的进程，而这种力量就是锐利铁器的使用。据邛崃、成都羊子山和郫县等地先后出土的《汉代井盐生产画像砖》显示，当时的盐井直径约1.2米左右，井深约2米，必须使用“一般极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广都盐井有十余所，凿井以人力手执锸、锤、锄等工具破碎地表坚硬岩石，并直接在井下施工，挖掘井底泥土。

　　铁器在西周末期的中原地区已开始使用，至春秋战国之际已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注：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 版，第1册，第91页。），特别是生铁冶铸技术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的巴蜀地区，青铜器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在蒲江盐井沟下游飞龙村出土的4 具古代蜀国船棺墓葬中可见一斑。其中两具为合葬墓，船棺长6～7米，宽1～1.3米，为整块楠木挖凿而成，呈独木舟形；棺内随葬器物有铜凿、铜钺、铜刀、陶罍、陶豆、罐器盖等十余件；还有边长为3厘米的正方形铜印1方，上镌箭、铎、花蒂、壁、罍5种图象，为巴蜀符号，其义未释，但与在渝东奉节地区发现的巴人文字符号极为相似，这可能暗示着某种源与流的关系。经考古鉴定，墓葬乃古蜀国开明王朝的晚期至战国早期偏晚之船棺墓葬（注：参见四川省文管会：《蒲江县战国土坑墓》，载《文物》1985年第5期。）。任乃强先生认为：“巴族从巴东盐泉煮盐，沿水道运至成都平原。蜀国境内曾发现的船棺墓葬，盖许巴盐商居留者之墓。”（注：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虽然还没有进一步的考古材料证明这一判断，但至少说明，在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公元前660年～前316年），巴蜀地区间已有交往和联系，而这种交往和联系又与盐、青铜器的交易有密切的关系。蒲江盐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被认识和开发，虽然受当时客观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但盐井的开发利用却从未中断过。船棺中出土的青铜器具，用于钻凿0.5～1米深的浅井，是完全可能的，只不过这种井是比较原始的井，是对打水井的继承。这从宋应星《天工开物·作咸篇》“开井口”图所用的小形凿器就可明白，后开深井用的钻掘器具，只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而发展起来的。

　　秦并巴蜀后，冶铁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铁范的出现并应用于铸造。从蒲江冶铁遗址的发掘来看，出土有木炭块、耐火砖、耐灶、鼓风炉残迹、残风吹管、大生铁块、残陶器皿、残瓦槽、冶铁炉渣等，可知当时的铁器制造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在蒲江盐井沟下游飞龙村出土的2具秦代船棺中出土了大量秦代货币——秦半两、驽机、铜矛、铜削外，还有秦代官印“敬（警）吏”印以及铁斧、铁凿、铁锸等铁工具；在成都羊子山172号战国时代的墓葬中，曾出土1件铁三角架，1件铜鼎（1足损坏，用铁修补），可见在战国时代，蜀地已经开始用铁（注：参见四川省文管会：《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秦汉时，卓氏、程郑与西南少数民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云南昭通鲁甸等地的汉墓中，曾多次出土铸有“蜀郡”、“成都”字样的铁锸，无疑应是从蜀郡（临邛）输入的（注：李家瑞：《两汉时代云南的铁器》，载《文物》1962年第2期。）。

　　综合上述分析，以及蒲江地区本身盐层较浅的客观事实，笔者认为蒲江盐井的开凿应当是在公元前228 年赵人卓氏和山东程郑迁居临邛（蒲江）之时，在古蜀国原有的冶铁煮盐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大口浅井，这比《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的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穿凿临邛蒲江盐井的历史早161年。

　　　　　　三、西汉四川盐铁经济的发展形态

　　　　（一）专卖制实施前的西汉前期民营盐铁业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汉之初，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为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对工商业采取“勿扰关市”的不干涉政策，同时，大力倡导发展民间盐铁业，形成“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注：《史记·货殖列传》。）的局面。在低赋税和“冶铸*[原字为鬻将米换成者]盐，财或累万金”（注：《汉书·食货志》。）的榜样作用下，盐铁业成为当时能迅速积累资本的产业。西汉前期实行的这种自由放任的盐铁政策，使盐铁业生产与流通领域得以迅速的发展起来，这对于西汉前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后，继承“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盐铁政策更加宽松和自由，租赋徭役一再减轻，并明确认可了民间盐铁业，“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注：《盐铁论·错币》。），即将冶铸、煮盐权租给百姓，国家收取租税。因此，“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注：《盐铁论·非鞅》。），这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即汉文帝将西蜀临邛（蒲江）的铜铁矿山“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货累巨万亿，邓通钱亦尽天下”。邓通从卓王孙处获取的“千匹”之租税，应当是卓氏交纳给官府的山泽之租。同时，也应看到，这么大的矿山仅岁取千匹，是相当低廉的，因此，卓氏“货累巨万亿”并富甲一方，不是偶然的。

　　西汉前期的盐铁放任政策，使盐业和冶铸业迅速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注：《盐铁论·水旱》。）。这进一步促进了盐业和冶铁业的改造，生产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培殖了一批靠资本原始积累而发达致富的富商大贾，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极具危害性。首先，任民冶铸、煮盐，容易拉大贫富差距，影响农业生产。由于当时的盐铁工艺技术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还是靠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因此，“夫全利之处，必在深山究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注：《盐铁论·禁耕》。），“故盐冶之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注：《盐铁论·禁耕》。）。也就是说，从事盐铁生产，必须具备相当的财力和规模经营，才能获取暴力，而一般百姓是不可为的。此外，由于受盐铁业的利益驱动，不少农民被迫放弃了土地，改而投入富商大贾的门下为佣，致使土地荒废，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其次，富商大贾对盐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控制和垄断经营，造成西汉王朝财政收入大量流失，同时也动摇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导致盐铁行业的畸形发展，如“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各八百人”（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这在当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汉武帝中期开始实行的盐铁专卖

　　1.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的动因

　　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之前，富商大贾利用盐铁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垄断特权进行价格操纵，从而获取巨额利润，他们囤积居奇，“役利细民”，引发社会各种政治、经济问题，“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团”（注：《史记·平准书》。），而国家却并没有从盐铁之利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只是收取一点租税罢了。因此，以煮盐、冶铸为基础的富商大贾与中央集权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由于实行对外征战、对内大兴土木的政策，致使国家财政疲敝穷迫，据《汉书·武帝纪》记载：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至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夏，仅八年中就与匈奴发生战争21次，出动兵力最多的时候达30万。此外，“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飨年长久，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供”（注：《晋书·索靖传》。），而解决财政困乏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盐铁之利收归国有。

　　从元狩四年开始实行的盐铁专卖政策，正是以当时民间盐铁业的巨额利润为着眼点，弥补国家财政的空虚，并以此达到控制盐铁资源，弹压和打击商人、豪族的目的，这就是汉武帝中期出台的盐铁专卖政策的根本动因。

　　2.“牢盆”与西汉盐铁经济

　　（1）关于“牢盆”的史料记载和争议

　　汉武帝中期开始实行的盐铁专卖政策，最早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是《史记·平准书》“元狩四年”条记事：（注：《史记·平准书》“集解”引徐广语曰：“元狩四年也”。）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仪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汉书·食货志》也沿袭该条记事的记载，其中，“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的记述是研究西汉时期盐铁经济的最重要史料。但对这一史料的解释，至今说法各异，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针对“牢盆”的解释存有争议。

　　关于对“牢盆”的解释，最早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是三国时魏人苏林的注曰：“牢，价值也，今世人言顾手牢”，但现今并没有见到苏林单独成书的注。最早引用苏林注的是唐代初期人颜师古在《汉书注》引用中评曰：“牢，苏说是也。*[原字为鬻将米换成者]，古煮字也”，并引三国时魏人如淳注曰：“牢，廪食也，古者名廪曰牢。盆，*[原字为鬻将米换成者]盐盆也”（注：《汉书·食货志》下，颜师古注引。）；唐代中期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注曰：“苏林云：牢，价值也，今代人言‘雇手牢盆’”（注：《史记·平准书》，司马贞《索隐》。）；南朝宋人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如淳注曰：“牢，廪食也，古者名廪为牢也。盆，煮盐之盆也”；清代末期人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说：“顾手牢，不知何语？详其文义，当是雇佣价值耳，无‘盆’字是也。此是官与以煮盐器，做而定其价值，故曰牢盆”（注：《汉书·食货志》下，王先谦《补注》。）；近人陈直在《汉书新证·食货志》中指出：“《隶释》卷三，有汉巴官铁盆铭云：‘巴官三百五十斤，永平七年，第二十七西’。又卷十四，有汉修官二铁盆款识云：‘二十五石，二十年，修官作，二十五石’。洪氏考为建武二十年制作。上述二铁盆，即志文所说之煮盐牢盆。牢盆二字，向无确解，疑为坚实牢固之意，与汉代陶器上之‘直上牢’，漆器铭文上之‘用作牢’相同”（注：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7页。）；《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学者中井积德称：“‘作’，谓冶铸也，愚按‘作’字句，言采铁者以官器冶铸；煮盐者，官与牢盆”（注：《史记会注考证》卷三十《平准书》，日泷川资言考证，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7月北京第1版。）；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盐官雇贫民，发给煮盐盆，按盆数给工价，称为牢盆”；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说：“筦盐的办法，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备置煮盐用的‘牢盆’，产品由官家收购发卖”；郭嵩焘则认为：“《说文》，牢，闲养牛、马圈，取其四周币也，则‘牢’为煮盐所，‘盆’则煮盐器也。乐彦曰（牢乃盆名），误。”（注：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三“官与牢盆”条，商务印书馆1957年9 月版。）

　　综合上述史料的记述，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官与牢盆”一句的解释上，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类解释：一是认为官府供给煮盐者粮食，并发给煮盐工具；二是认为官府供给煮盐者工具并规定其价格；三是认为官府供给煮盐场地并发给煮盐工具。这三种解释各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煮盐工具乃牢盆，“牢盆是煮盐盆，用铁制的”（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83页。）。但煮盐盆到底是什么样的，却无从考证，因此，“牢盆”成了盐业史上的疑难问题之一。

　　（2）蒲江出土汉代“牢盆”考证

　　关于汉代使用铁质“牢盆”煮盐，《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都有记载，但对其形制并未作记述，因此，造成后世人们对“牢盆”的解释争议不止。这次去蒲江考古调查，有幸目睹汉代“牢盆”的出土实物，彻底揭开了“牢盆”的神秘面纱，这对于盐业考古和史学研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现将蒲江出土汉代“牢盆”（见图四）的考古调查资料整理如下：
　　附图
　　图四　牢盆

　　1999年7月9日，蒲江县人黄琦、占文彬等，在五星镇采沙场用挖掘机采取沙石时，从高河场蒲江河南岸2米深的地下挖出铁盆1件。该铁盆，为生铁铸造，器型巨大，重达400余斤，口径1.31米，底径1.0米，高57厘米，厚3.5厘米，器形完整、规范，口沿为标准的圆形，盆壁厚度一致，内外壁表面光洁。盆内壁铸有汉隶书“廿五石”3字， “廿”字离口沿3.5厘米，字径7.0厘米，宽11厘米。“廿”字与“五”字字距3.5厘米。“五”字作“ ”状，字径9.5厘米，宽7.0厘米。“五”与“石”之间字距2.0厘米，“石”字字径11.6厘米，宽16厘米。

　　1999年7月23日，在该铁盆出土的地方，又挖出1件生铁，其形状呈不规则的长方体，长65厘米、宽32厘米、厚8.0厘米，重约25公斤，疑为铸造“牢盆”的材料。据当地人介绍，1958年，白云乡村民曾在大王井“灰沙嘴”古代熬盐遗址中挖掘出1件汉代铁质煮盐盆，盆内壁有铭文，但当时未引起重视，被砸碎炼钢。

　　1997年，白云乡村民王子昭在“灰沙嘴”遗址中又挖出汉代盐铁盆残片数件（由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收藏）。2002年2 月我们从王子昭手中又收集了一些铁残片和陶片，经分析，初步确定为汉代“牢盆”的碎片。“灰沙嘴”遗址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铁片出土，这与其距汉代设置铁官的古石山只有9公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古石山的铁矿石很可能采运到“灰沙嘴”盐场冶炼并就地铸造“牢盆”。

　　通过现场考察，笔者认为蒲江出土的盐铁盆就是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汉代煮盐盆——“牢盆”。现结合有关汉代“牢盆”的史料分析如下：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在巫山县县署曾看见过汉代的煮盐盆，光绪《巫山县志·金石篇》记载说：“《汉盐铁盆记》黄太史石刻云‘余弟嗣直，来摄邑事。堂下有大盐盆，有款识，盖汉时物也，其末曰永平二年’。即巴官铁盆铭，永平七年。”建中靖国初，黄鲁直自戎州东归，厥弟叔向摄巫山，有大盐盆，积水堂下，以植莲芡，鲁直去其泥而识之，其文铸出铁上，所铸16字：“巴官三百五十斤，永平七年（公元64年），第二十七酉。”

　　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陆游到巫山县城，“县廨有故铁盆，底锐，似半瓮状，极坚厚，铭在其中，盖汉永平中物也。缺处铁色，光黑如佳漆，字画淳质可爱玩。有石刻鲁直作《盆记》，大略言：‘建中靖国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摄县事。予起戎州，来寓县廨。此盆旧以种莲，余洗涤乃见字’云。”（注：陆游：《渭南文集·入蜀记》卷四十八。）在陆游到达巫山的时候，黄庭坚著《汉盐铁盆记》早已有人镌刻在碑石上了。宋人洪适《隶续》卷十四和娄机《汉隶字源》记载：“修官二铁盆款识”，1 件铸有“廿五石廿年修官作”，另1件铸有“廿五石”。洪适记述：“乾道中，陆游务观监汉嘉郡得之，字画无篆体，盖东汉初年所作。其文有廿年字，而无纪年之名。东汉惟建武、建安有二十年，此必建武之器，所谓修官，正与永平巴官同，恐是识铁官之地名，赤详其义。”

　　根据成都市郊羊子山出土1方400×480mm的汉代画像砖显示，在画像砖右下角的灶台上，有5个并列的煮盐盆，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釜”或其他用具，是因为没有看到真正的汉代“牢盆”。“釜”为古代烹饪之器，容量小，1釜的容量为4区，仅为6斗升，与家用铁锅相仿，将“釜”用作煮盐容器的只在明代，有“只用中釜，不用牢盆”（注：《天工开物·作咸·井盐》。）之说，而汉代“牢盆”的容量为25石，是釜的容量的39倍，西汉时期不可能用“釜”煮盐，因此，画像砖上的煮盐盆当为“牢盆”。

　　蒲江出土的“牢盆”与陆游在嘉州发现的东汉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铸造的“牢盆”，所铸“廿五石”文字相同。“廿五石”三字的写法和用法经过考证，确系汉代隶书的特有写法，不可能系后世伪作。蒲江出土的“牢盆”确实是西汉铸造的官器，是目前中国唯一留存的汉代大型煮盐盆。

　　（3）“牢盆”与盐铁官营

　　在我们对汉代“牢盆”重新认识之后，“牢盆”应是煮盐的生产工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史记·平准书》“元狩四年”条记事中“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应当这样理解：

　　官府招募盐户煮盐，提供产盐的川泽、滩田、场地、作坊、盐灶、住宅等，但盐户自己要承担生活费用。给盐户以盐盆，并以盆为单位，按盆收购，付给报酬。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是盐户归官府控制，是官府招募愿意煮盐的盐户来进行煮盐；二是盐户被招募的条件，必须具备一定的生活手段，生活费用归自己负担。盐户不是雇佣，自分自由，“介于含有农奴性的佃农与雇农之间，而非奴隶剥削形成”（注：张维华：《汉史论集》。），但一接收招募，盐户和官府之间就结成了一种不能随意拆散的合约关系，即官府不能随意解雇盐户，盐户也不能随意脱离，另找门路。同时，通过领用“牢盆”，结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并严禁私人煮盐，“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即敢于私自铸造铁质牢盆煮盐的人，要在那人的左足上戴上六斤重的铁钳，并没收其器物。这样，“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图富羡”。归根结底，其意思就是实行所谓的“盐业官营”，即官府控制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盐业资源与盐铁收入由少府改归大司农管理，并设盐官进行管理，但其中“吏多贾人”。

　　在这一时期，四川井盐产地在秦三县（广都、南安、雒县）的基础上逐渐扩大，在巫县、临江、朐忍、成都、广都、南安、牛鞞、江阳、汉安、南广、定笮、武阳、临邛（蒲江）、汉阳等14县均有盐井开凿的记录（注：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第161页。）。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产量较大的临邛（蒲江）、南安、朐忍等地，设置盐官进行专门管理；四年（公元前119年）推行“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注：《史记·酷吏列传》。）的政策，实行盐铁专卖，直属大司农管辖。这时的蒲江盐井收归官有，官管专卖。同时，在临邛（蒲江）、武阳、南安等地，汉武帝还设置铁官，“推广炼钢术，全国铁官都能炼钢造兵器，其中蜀郡临邛（蒲江）铁官所制蜀刀最著名”（注：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2册，第75页。）。武帝之后的征税时期，蒲江井准私营，官收盐税。西汉末王莽曾一度将蜀郡改为导江郡，治设临邛，可见西汉时历代君王均十分看重蒲江的盐铁之利。

　　　　（三）西汉盐铁专卖制度下的社会经济状况

　　汉武帝为抗击匈奴的入侵和骚扰，充裕国家财政，采纳了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酒榷和在首都设立平准，转运天下之物，参与盐铁流通等经济措施，使国家迅速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注：《盐铁论·轻重篇》。）。这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战争的物质需要，稳定了国防，开拓了边疆，而且还有效地控制了盐铁资源，并在盐铁流通的过程中平抑了物价，形成“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注：《汉书·萧望之传》。）的局面。

　　但是，这种经济政策的长期推行，也造成了一定的弊端。首先，官商制造的盐苦而不咸，铁器钝而不利；其次，官商营业有一定时间限制，很不方便农用；再次，中下层经营者“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注：《盐铁论·复古篇》。），强行把质次价高的盐铁配卖给普通百姓。这些弊端在《盐铁论·水旱篇》中有详细的描述：“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坐不尽。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恶。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更徭省约。……今总其原，一其贾，器多坚*[石右加坚]，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鉎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最后，上层参与政策制定和经营的官吏也中饱私囊，聚财敛富，“自利官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鹜；临源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徵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紵；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注：《盐铁论·刺权篇》。）上述混乱的局面引起了百姓的强烈不满。汉武帝去世后，盐铁专卖政策是否仍然执行，成为了一个问题，这是汉昭帝即位后产生盐铁大论战的根本原因。

　　汉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夏四月，诏令“罢盐铁官”，然时仅3年，即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冬，就又“以用度不足”， “复盐铁官”。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初设六筦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注：《汉书·王莽传》下。），实行盐铁专卖，但时间非常短暂，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即废止。从武帝元狩四年（前119 年）至地皇三年（公元22）年，前后140年，西汉实行的基本上都是盐铁官营政策。

　　　　　　四、结语

　　通过对蒲江古盐业遗址的综合考察研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蒲江盐井的开发与西汉四川盐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井盐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综合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关于西汉时期蒲江盐井开发的几个结论：

　　（一）西汉时期，蒲江盐井的开发业已成熟，尤其是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可视作蒲江盐井大规模开发的标志。但蒲江盐井的开发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228年，即秦始皇灭六国后，迁赵人卓氏、山东程郑居临邛（蒲江）冶铁煮盐。随着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临邛地区“民工于市，易贾”，而卓氏、程郑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古蜀国冶铁煮盐基础上，成功地穿凿了盐井。事实上，在蒲江盐井开发史上，早在商周时期，古代先民就已经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盐泉，只是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还不太可能直接挖掘大口盐井，这从蒲江盐业遗址发掘及出土器物上就可见一斑。当然，古代先民偶然尝食咸水的情况应更早一些，只是出于人类本身嗜盐的本能，谈不上有意识地利用罢了。

　　（二）蒲江盐井的开发是建立在冶铁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铁制工具广泛使用的基础上。应当看到，中原文化及其先进的冶炼技术自秦时逐渐传入巴蜀，使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手工冶炼技术有了极大的提高，并带动了以铸钱、冶铁、煮盐为代表的手工业的迅速发展。铁器工具的使用和推广，又为钻凿盐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并带动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人口的增长和对食盐的大量需求，必然导致盐井的大规模开发。

　　（三）蒲江出土的汉代“牢盆”，可以说填补了盐业史上的一个空白，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牢盆”在西汉盐业专营制下的重要作用，即“牢盆”是用于煮盐的生产工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官府利用“牢盆”控制整个盐业生产。同时，“牢盆”的出土，进一步澄清了史学界关于“牢盆”形制的诸多争议，彻底揭开了“牢盆”的神秘面纱，这对于研究汉代盐业生产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西汉初期实行的所谓“让利于民，不与民争利”的政策，实质上并不是所有的百姓都能得利，而是形成了垄断一方利益的世族豪门，构成对皇权的威胁。地方势力恶性膨胀，兼并频繁，流民四起。汉王朝与民间商人、豪族展开了一场争夺盐铁利益的斗争，应当看到，统治者的政权是垄断性的，出于对危及自己政权安全的本能警觉，他们一定要防范和剿灭民间过分庞大的经济力量，这直接导致盐铁经济政策的转变。汉武帝中期开始实行的盐铁专卖，虽可迅速积累财富，但盐铁质量低劣，价格昂贵，官吏腐化，百姓疾苦。汉昭帝即位后，重新讨论盐铁政策，致使盐铁专卖时有断续。从中可以看出，盐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犹如一把双刃剑，贯穿了汉代社会始终。

　　（五）蒲江盐井的开发在西汉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一，汉武帝时在蒲江同时设置盐官和铁官，格外看重蒲江的盐铁资源，这在整个西汉时期是不多见的；其二，蒲江盐井自武帝后基本上是作为“官井官营”的形式出现并延续至唐宋时期，期间盐铁专卖虽时有断续，但这并不影响蒲江盐井的开发和利用；其三，蒲江盐铁之利在整个西汉时期始终处于豪族与皇权争夺的焦点，随之而产生的政治、经济的起伏不定最终影响着盐、铁等手工业的发展。而盐铁政策的不断调整，必然造成社会政治、经济的动荡。

【作者简介】侯虹（1969－），男，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

出处：盐业史研究20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