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至北周时期的河东盐业经济活动

 

李三谋  李竹林

 

《盐业史研究》2007年2期

 

 

    摘  要：历史上，北魏、西魏、北周政权对河东盐池的管理，颇多变化，时而设官劝盐，征税通商；时而废除盐池管理机构，放任自流，让商人无税经营。尤其是在北魏时期，无常例，无定制，盐政较为混乱，为后世所戒。不过，北魏——北周时期，都强调“通商货盐”，食盐流通较为正常。在处理讼案租护池工程方面，也有可取之处。同时，解池的盐民还创造出了“垦畦浇晒”食盐的新技术，开辟了食盐生产的新途径，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北魏；西魏；盐池；河东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07)02—0020-08

 

一、对河东盐务经略的实施

 

(一)分郡、分盐利

    在古代，河东盐池属于解州之地，所以又叫“解池”。该盐池位于晋南盆地，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4公里，面积约为120平方公里(明代测量数字)。它是一个天然的大型内陆咸水湖，是我国最为古老的闻名久远的盐池，形成于5亿年前的新生纪(第三纪)第四代(由于当地发生地层沉陷运动所致)，具有四千多年的开发利用历史，即早在上古的尧、舜时代，人们就已经取食解池之盐了①。历代封建社会，统治者大多对河东盐池实行监控性管理，南北朝也是如此。

    西晋王朝对河东盐的统治仅仅有短暂的42年，对盐的管理没有什么较大的作为，基本上是遵照曹魏初期之法，于河东等地区，实行官办盐业制，由政府主持和组织食盐的采、运、销活动。在解盐区设置司盐都尉，负责总体盐务，让司盐监丞协助其工作②。权操中央，利归国库。公元386年，鲜卑族首领拓跋珪在和林格尔建立北魏政权，随即向东、西、南三方兴兵征讨，拓宽了其统治地域。到魏太武帝始光四年(427年)，北魏代替西晋正式占据河东盐池后③，即马上设官征税，开始了对闻名遐迩的解州盐湖(河东盐池)的管理——官督民办。

    不久，因北方处于战乱割据局面，北魏连年征战，兵灾四起，境内人心浮动。北魏统治者为安定人心，稳定政基，便废除以前河东盐区榷税盐官，实行解盐无税开放政策，让河东人民自由开采贩运④，以企百姓安居乐业，即欲使内部矛盾得到缓解。

    北魏太昌元年(532年)，时运不济，国家不宁。尽管武帝元修一年之内两易年号，一曰“永兴”，二曰“永熙”，也未能出现转机。为求国泰民安，四方求神拜佛，致八面香火弥漫，都城洛阳的龙门石窟内挤满了朝觐官员。然而，这样热闹了好一阵子，祥瑞之兆仍未出现，无奈，朝廷只好裁汰冗员、减政放权。

其时，朝廷竭尽全力为国筹策，整饬社会经济。永熙二年(533年)，孝武帝诏令，将原河东郡一分为二，分设河东、河北两郡。河东郡治所设在蒲坂(今永济县蒲州镇)，统辖蒲坂、南解、北解、猗氏、汾阴(荣河县，今并入万荣县)等。河北郡治所设在陕州(今河南省陕县)，下辖河北(今永济、芮城部分地区)、虞坂(今平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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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卫斯：《河东盐池开发时代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②(民国)盐务署主编：《中国盐政沿革史》，河东卷。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二九，列传，奚斤传；柴继光：《运城盐池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④参阅齐涛：《魏晋南北朝盐政述论》，载《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当时，河东盐务是私营盐业，产、运、销全归民间办理，从事盐业者定例为本郡之民。因此，朝廷的分郡，旨在统筹盐政、划分盐利，使获取盐利的社会范围稍微向南扩展，即将营盐之地延伸到黄河南岸的楚地陕州，以加强晋、楚的经济联系，促进豫北特别是都城洛阳(由晋北大同迁来)市场经济的繁荣。并且，可使河东盐(解盐)通过陕州更多地流向中原，适当地协调盐业经济的发展。此项措施，本来是有积极意义的。不料，这消息传来，顿时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方面，是河东郡的士民们纷纷到官衙门前吵吵闹闹，不愿分开。他们一怕河东盐池分给外郡，二怕河东盐进入都城洛阳的主要通道——虞坂(划入河北郡)，受外人把持；另一方面，是陕州一带的官民大为得意，力主分郡，以坐收盐利。于是争吵不休，甚至发生械斗，还几度酿成命案。北魏中央政府分派数名官员前来劝解，都被当地愤怒的官民赶了回去①，朝廷政令未能顺利地贯彻下去。

    原来，自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9年)将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之后，由于政治中心南移，政府便大大地加强了对河东盐池的管理。随着孝文帝政治改革的成功，北魏政治局面趋向稳定，经济开始复苏，盐业生产也达到了空前兴盛的景况。谁知好景不长，孝文帝于499年病逝后，其后继者生活日益腐化，政治上无所追求，以至造成政界尔虞我诈，相互争斗、相互残害。普泰二年(532年)四月，统领“二州六镇”的高欢杀掉节闵帝，另立平阳王元修为武帝，高欢自为大丞相，独揽大权，武帝成了傀儡，官民不服，出现了政令不通的局面②。

    柳崇当时担任尚书右外郎中，被派回晋土，解决河东郡的分割问题。他是河东解州人，回到故乡后，立即召集河东、河北两郡守及其他知名人士商量，并告诉大家，应互相协调，以大局为重。为使问题得到解决，他主张将盐仍归河东郡，虞坂则划入河北郡，但河东、河北两郡平分盐利，双方互相制约，不许任何一方操纵和独霸盐池之利。在他的方案刚刚提出时，河北郡的官民还有疑虑，他就反复向大家解释以消除顾虑。两郡官民见其言辞恳切、公正，又是满口乡音，诉讼遂告平息③。

    从此，两郡分割了盐池。这个分割不是地面外表的分割，乃是指对盐池使用的机会和受益机会的划分(机会均等)。柳崇此次以出色的才能、干练的手段完成了分郡分盐池之使命，对河东盐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将中央政策有力地推行下去。柳崇本人也因此而得到了朝廷的褒嘉，被提升为中正丞，随即出任河东北郡太守。

    分郡以后，由于畛域和疆界关系，在秩序管理和警戒方面，曾出现了薄弱的夹缝，而这个夹缝就是两郡之间的空隙。隐匿在这一夹缝或空隙的盗贼，往往偷走盐池的设备和盐商的财产。柳崇为了维持正常的盐业经济活动，亲自抓管治安防务，提审案犯。他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并且以破解疑案为能事。其治狱才能为河北郡官民所佩服，在晋南一带名声大震。正是由于柳崇的作用，盐池周围的环境秩序一直保持良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通往洛阳的道路上，没有出现过失盗的现象。

    (二)对解盐的维持性管理

北魏初期实行的解盐免税政策，本来是欲施“恩泽”于百姓，可事与愿违，免税政策并未让民间权益均等地共同享受实惠——国家优待，而却是让当地的豪强富户把持盐池，专擅其利，致贫弱之民未沾其益。结果，反而是贫富悬殊，阶级对立日趋严重，食盐产量下降，从而阻碍了河东盐业经济的发展，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故到延兴末年(476年)，北魏政府复设司盐都尉、司盐监丞于河东盐池，量其盐产量的多寡、盐货的贵贱征榷盐税，以充长年用兵征战之军饷，为国库承担很大一部分财政负担④。但行之不久，应盐商和富豪的要求，又仿照上古之制，再次免税开放盐池，致使前弊复生，无以应对。不得已，到孝明帝神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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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五，柳崇传。

    ②(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一，神武纪。

④(民国)盐务署主编：《中国盐政沿革史》，河东卷。

 

年(518年)，又设监盐官，效法南朝的征税制，令其主持河东盐务①，节其赋入，公私兼利，再次采用了官督民办体制。

    其后又因地方的社会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而下令撤回盐官，取消盐税。据《魏书·寇债传》称：“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以国用不足，乃置盐池都将，以收盐税。”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年)，雍州(今陕西凤翔南)刺史肖宝寅据州反叛，薛风贤起兵于正平(今河北正定)，薛修义屯兵于河东，分守盐池，攻围蒲坂。当时，长孙稚为行台，占河一隅率兵平叛。值此局面动荡之时，北魏孝明帝慌了手脚，怕产生盐池内变——担心盐民盐商乘机闹事，便下达诏令要废除对河东盐税的征榷②。孝明帝元诩是个反复无常的昏君，其任内对河东盐池的管理变化多端，无有定谱。去年设官征税，今年诏令废止，朝文夕改，岂能治理好天下?

    面对孝明帝527年的诏令，行台官长孙稚上书说：河东“盐池，天资贿货，即迩京畿，惟须宝而护之，均詹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馨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谓之绢不复可收。仰惟府库，有出无人，必须经论出入相補。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也，便是冀、定二州置于畿内(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付关曲而解河东者，非是避长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令，济赡理绝。灭胁大魏，兹计不爽。昔高祖升平之年，无所乏少，犹创置盐官而加典护，非为物而竞利，恐由利而乱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禄，租征去年之粟，调折来岁之资，此皆出入私财，夺人膂力。岂是愿焉，事不获已。臣辄符司监将尉，还率所部，依常收税，史听后敕。”③长孙稚作为北魏的朝廷命官，能以国家利益为重，抗命不遵，继续在解州(河东)盐池征税，以充日渐紧张的军费和政费，其行为实在非凡，可谓是既有政治胆略，又有一定的战略目光。因为盐池上的免税开放政策不适时宜，表面上是政府宽容大度，让利于民，而实际上，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盐利很难让民间均沾，而势必会由少数豪强霸占。所谓的免税政策，只是优待了那些奸商或剥削者。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对少数富人豪强的优待，很可能会转变为对大多数百姓的负担加重(即会在其他的课税项目方面增加征榷数额)，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北魏统治者对河东盐池的管理，时紧时松，时有时无，即时而设官劝盐，征税通商；时而又撒手不管——废除盐池管理机构，放任自流。由于其盐政较为混乱，无常例、无定制，除了一些可借鉴的教训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言。

公元534年，北魏分列为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第二年，西魏大将宇文泰立南阳王元宝炬为文帝，自己为相，着手大量开发解池盐利。到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泰鉴于从前北魏政府曾一度让商贾免税经营盐池而弊病丛生之例，决定建“六官”、置“掌盐”，重新督盐务、理盐政、食盐利，再次确立官督商办体制。所谓“掌盐，掌四盐之政令，一曰散盐，煮海以成之；二曰监盐(特指河东盐)，引池以化之；三曰形盐，物地以出之；四曰饴盐，于戊以取之。凡盬盐、形盐，每地之为禁，百姓取之，皆税”④。以上规定，就是要在劝盐通商的基础上，对河东等地的食盐实行榷征。此处的掌盐者，乃是西魏统治者在朝廷设立的最高盐官，相当于周朝的盐人。而在河东地方(解池)则设置盐池都将，相当于曹魏时期和西晋时期的司盐都尉，由其统领盐池，负责护池、劝盐、防盗、征税。该盐池都将的一切司盐活动都要受掌盐的节制，向其负责，听其查察考核。后来，政府又仿效西晋之法，解散商贾，实行官营，垄断盐业，独享河东盐利。总体而言，西魏时期(直至北周)，主要是维持过去已有的食盐出产和贸易形势，没有计划也没有能力大规模、大幅度地发展河东盐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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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齐)魏收：《魏书》卷九，肃宗纪。

    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五二，“梁纪八”。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三○，列传十三，长孙道生传。

④(清)《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九九，盐法部。

 

在魏晋南北朝的360年间(220—589年)，整个中国时而分裂，时而统一，政权更迭频繁，长期战乱不止。在此大背景下，历届王朝皆不可能对河东盐池进行较大意义的、符合经济规律的经略。无论是实行役民生产、官营专卖，还是采取官督商办、由商贾捞采发卖的形式，都是从巩固封建王朝的政局，满足征战所需的军费开支来确定的，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二、生产与运销活动

 

    (一)生产形式

    我们知道，古代河东地方所产之解盐，不像海盐一样需要人工煎煮，而主要是靠日晒、风吹，使水气蒸发，卤脉溶聚。正如北魏著名地理学家和散文家郦道元所描述的情景：“河东盐池谓之解盐，今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淳，潭而不流。水中食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①这就是人们讲的早期解池的产盐形式——天日晒制，自然结晶，不假人力，坐收自然之利。虽然解池生盐不需人工，但从池中捞采、收获则是要由众多劳动力来进行的。郦道元曾担任过御史中尉，一生游历祖国南北大地，32岁时考察了河东盐池。他为了撰写《水经注》一书，广泛调查史迹、征集文物、采阅文献，并利用自己“访渎搜渠”之便，实地考察了解池经过风吹日晒、自然蒸发逐渐达到饱和程度的卤水结晶过程，同时也看到了人们组织捞采的盛况，领略了“朝取夕复，终无减损”的奥秘奇观，为后人留下了“天然结晶，集工捞采”的最早文献。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在饫下郡国利病书》序中写道：“周官有苦盐，不炼而成。”文中讲的苦盐就是河东盐。将这两种史料相互印证，可知从西周至北魏的漫长岁月中，“天日印成，人工捞取”一直是河东盐池中的主要生产形式。

    通过查核相关资料可知，北魏时期，解池上容纳了很多的受雇于豪族大户的民工。他们每遇生盐季节，就在雇主的督催下，十分繁忙地工作②。一部分民工手执锸铲、簸箕，将成盐上扬到池岸；一部分民工则用箩筐、口袋在池边装起抬走。那些把持或操纵盐池的巨贾豪商总是嫌人们干得慢，驱使劳动者不停歇地捞采，以为其多创盐利。民工们采捞得越快，池中食盐再生的速度也就越快。因为只有将盐尽快铲出，露出硝板，被太阳强光照晒，卤湖才能得到充分蒸发、迅速结晶。这就是学者郦道元在书中讲的“朝取夕复，终无减损”的情形。

    北魏河东豪商巨贾催促民工在盐池紧张劳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时人已经认识到雨涝对盐池不利，故雇主们强驱劳动者乘时“抢盐”，即要民工乘旱日抢捞抢收，向大自然夺食、争食。所谓“盐民喜旱，农民惧旱”的说法⑤，也反映了这一情形。

    上面所述，给人们揭示出了这样的道理：河东之盐在南北朝之前是由天日映成，从根本上受到大自然的制约，一切收获要靠自然的恩赐，产量没有保证，天阳则丰，雨涝则歉，丰歉全赖天功。

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除了依靠大自然的恩赐之外，也曾试图设法采用一定的生产工艺，改进盐池劳动，提高解盐质量。如郦道元在书中记道：“池西又一池，谓之女盐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土人乡俗，引水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盐，即所谓咸鹾也。而味苦，号日盐田。监盐之名，始资是矣。”④上面的这段引文，给了我们明确的提示，至迟在北魏时期，河东盐池已经有了晒盐的畦地，人们已经开始进行提高食盐成份，降低盐中苦味的试验，这就是所谓“垦畦沃水种之”的制盐新技术的雏形。即将含盐分较高的卤水，开沟引入特制的畦地，配入淡水，进行晒制。北魏时期的这种食盐人工种晒法，无疑是当时人们的一种无责任、无义务的自发的探索，其活动范围很有限，仅是在“女盐泽”(小池)的部分方位进行。因其程序简单，工艺粗糙，并且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和较大的成功，而还未能在河东普遍推广。但不可否认，这是河东盐池的劳动者已经开始迈出的有意义的划时代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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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六。

    ②参阅(南梁)沈约：《宋书》卷五九；(北齐)魏收：《魏书》卷五三。

③古解州(河东)民谣。

 

问题很清楚，食盐生产工艺的演进和其它类型的生产工艺的发展一样，总是要经历一个从偶然到必然、从低级到高级的渐进过程。尽管这种探索在南北朝时期尚处于时进时退、时行时停的原始萌芽阶段，但是，经过这样反复的探求、试制，当为后世从“天日映成，集式捞采”到“垦畦浇晒”，分工细微的转进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曾提出西汉时期就在解池出现了垦畦种盐法。如《史记正义》称：“河东池盐是畦盐，作畦，若种韭一畦。天雨下，池中咸淡均，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许坑，曝之，五六日则成，盐若白矾石，大小如双陆及棋，则呼为畦盐”①。该史料值得商榷，它虽说是对《史记》的注释，但其作者是唐朝人张守节，释文中具有浓重的观感色彩，疑为以唐代之事解释汉代之文。因此，较为可靠的记载，还应当是上述北魏郦道元之说。

河东地方，在食盐生产的基础上还进行着食盐加工活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人们常常把解池出产的“白盐”加工成更为精细的花盐和印盐。对此，北魏高阳太守贾思勰在书中记到：“造花盐、印盐法：五、六月中，旱时，取水二斗，以盐一斗投水中，令消尽；又以盐投之，水咸极，则盐不复消融。易器淘治沙汰之，澄去垢土，泻清汁于净器中。盐滓甚白，不废常用。又一石还得八斗汁，亦无多损。好日无风尘时，日中曝令成盐，浮即接取，便是花盐，厚薄光泽似钟乳。久不接取则成印盐，大如豆，正四方，千百相似。成印辄沈，漉取之。花、印二盐，白如珂雪，其味又美。”②生产是加工的基础，解池的捞采食盐和开畦晒制食盐活动孕育了当地的食盐加工。人们在加工活动中，经过长期的探索，又不断地发展了加工业，使解盐进一步升华到形美、色美、成味纯正的程度。到北魏后期，随着盐池开畦浇晒生产新技术的逐渐形成，以上加工优质食盐的技术，也逐渐在河东地方不断普及起来③。

(二)解盐运销探微

    1．运盐古道的发现

    河东盐生产是河盐经济的基础，十分重要。而河东食盐的运销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项颇有意义的活动。自北魏以后的整个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大都禁止民间自由取食和贩运池盐(除了短暂的无盐税期间)，只准由向政府“签报”的纳税商贾运销池盐，有时也由官府自卖。长期以来，人们对南北朝时期的盐业贸易特别是河东食盐贸易的主要形式一由盐商雇工押运而有所认识，但对其古盐道及其行程问题还不太了解。20多年前河东地区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一条北周时期的古盐道，为人们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有关的资料。

    1982年冬天，考古工作者于晋南运城东郭乡刘范坡村的两谷山路之中，发现摩岩碣石两块，后经拓印，并逐字辨认。其中一块刻石题记高68厘米，阔64厘米，距地面高约3米，刻文9行，除了末尾一行外，其余每行14至15字不等，字径2至3厘米，书法魏体，柔中有刚④。刻文为：

“大周大象二年岁次庚子二月丁巳

朔日□丙寅□诏遣御正中长夫义

阳公□□绩司仓下长夫北平子叱

罗兴开两谷古路通陕州三门□□

从盐池东通海门向陕州直于虞坂

道四十里向三门直廿里一百步使道

夫一千二百人十日功息治道监盐

池总副监田□副□□□郡丞宇文□

盐池南面监尹盛等卅人”⑤

另一块刻石题记面积约90×90厘米，距地面高约4.5米，共刻字11行，每行13至15字不等，字径6至7厘米，书法也为魏体。这两块题记本为一体，若按顺序讲的话，此部分内容当为刻石题记的上篇，前面部分为下篇，为了叙述方便，在这里将二者的先后位置调换了一下。由于年代久远，加之风雨剥蚀，字迹多漫漶不清。但仔细辨认⑥，勉强可读，刻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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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附释文。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八，常满盐、花盐第69。

    ③参考杜士铎主编：《北魏史》第475—476页，山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版。

    ④⑤卫斯：《关于山西运城发现的北周石刻题记》，载《文物》2002年第6期。

⑥卫斯先生参加了这次的实地考察。

 

“大象二年开修此路崩临崖□□

微有痕迹余相度开通直疾好路

缓急无涧水□□惟有五处盘曲坡峻

车牛难转古人皆□未到余今乃改峻

处延平至□兼十里□□□有□□□□

众□不惟大利监盐及行商复又便客

□延晋□两路□解其有障故□□□

□事端并役使兵□次第并在都运

    □□尉□都官记(下阙)

□□□十八日再修毕工(下阙)

合门□□□举盐池公事王文□题”①

    通过对这两块刻字碣石的观察与分析，使这条堙埋了1400余年的食盐运销古道被人们发现。这乃是河东盐业发展史上的一大幸事，它为山西河东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甚为宝贵的实物和文字资料。据史料记载，北周盐政仍然是：“盐池、盐井有禁，入市有税。”②但其余有关运盐方面的资料太少，几乎是个空白。摩岩碣石铭文的发现，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丢失已久的信息，适当地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是南北朝寿终正寝之期。在北周政权处于风雨飘摇、奄奄一息的危难境地时，宣帝于文贇病榻在卧，重病缠身，仍诏遣御正中长夫、司仓下长夫两官征调民夫1200人，整修山中两谷运盐古道。于文贇此举，一方面完成了一项很有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事业；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北周朝廷对“通盐货”、收盐税的重视程度。

    从河东盐池北岸的运城到陕州110华里，驱马车载盐行走需要4天。铭文中给我们提供的这条路线是：由东郭镇出发，向西偏南进入刘家坡、范家坡两村之间的山谷，再进入平陆县的红嘴(红崖)、风口达中条山峰脊。在不到10里的路程中，海拔高度由刘家坡的450米骤然升至红崖山顶的980米。经框算，由刘家坡至今平陆县八政，就是铭文中所说的至海门之40里。据《平陆县志》记载：八政古名海门，南八政到三门正好是铭文里说的20里。经考证，北周运往都城洛阳食盐的路线，具体的行程轨迹是：由东郭镇启程，经刘家坡谷地进入中条山峰，经红凸(红崖)风口，向偏东南转往海门(今八政)，由八政向东至三门，由三门至今三门峡大坝处的杜棠渡口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境内。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条山路上只能行走马帮。由于山势陡峭，又傍深谷，相向对行的骡马，只能擦身而过。

    铭文中所讲的这条“两谷古路”，是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开始正式凿修通行的，但根据相关资料的分析和推测，这条古道就是文献中记的“车辋峪”，即车辋路，最早形成年代，应该不会迟于三国时期。时人周仓是平陆人，他贩盐走的就是这一条路；蜀汉大将关云长(关羽)，早年贩盐走的也是这条路。他从常平来到东郭，在善村装好盐斤之后，走这条道是比较捷径便当的。北周大象二年的所谓“开修”，只不过是将年久的废道重新修复，将塌坍狭窄之处予以修补拓宽，再次启用罢了。

    当然，除了这条车辋路之外，还有一条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开辟的虞坂路，它处于车辋路之东，也是当时一条通向中原地方的著名的运盐古道。乾隆《懈州平陆县志》讲，北魏时《水经注》曾记到：“虞城北对长坂二十里许，谓之虞坂。今名青石槽，在车辋峪、二郎峪之东北，属安邑。”虞坂路以东郭镇为起点，通向中条山东南方向，到平陆县张店镇卸牛坪，全程8公里。其中有一段约1公里长的石质路径，是先民在陡峭山崖上开凿的，所以又叫青古槽。

    长期以来，河东盐商组织大量的人马，通过这两条崎岖的山道，将河东食盐源源不断地输向中原各地。浩浩荡荡的运盐“队伍”以这两条古道为主要活动场地，给古道留下了多少足迹、血汗、豪情、悲歌，使这两条古道成了河东盐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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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卫斯：《关于山西运城发现的北周石刻题记》，载《文物》2002年第6期。

②(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国用考。

 

除了陆路运盐之外，还有水路运销。南北朝统治者，尤其是北魏朝廷，重视盐税，强调盐货的水陆转运。河东地方的运盐古渠道叫永丰渠。故址在今山西运城县东南的安邑、解州一带，靠近解池盐场。北魏正始二年(505年)，都水校尉元清奉宣武帝之命，开渠于盐池东南的中条山下①，即从今夏县王峪口作为渠首，集工开凿，引西坑水(王峪口、史家峪、巫咸谷诸路水流)西流，顺解池西北方向，经今运城(安邑南、解州北)，过曾家营、土桥、枣圪塔、常旗营等村，入伍姓湖，再西至今永济县西的蒲州附近入黄河。这条运渠全长约为130里，是其时当地的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商道。盐商“利用该渠(人工运河)把池盐由船舶外运各地，它比陆运经济、便利”②。由于陆路、水路都较为通畅，北魏至北周时期的解盐运销基本上是正常的。北周以后，永丰渠年久失修，水淤浅涸，渠身湮没，舟楫不行。

    2．经营盐业的鲜卑人

    盐商以食盐为经营对象；以运道为主要凭借；以长途贩运、异地贸易为主要手段。北魏至北周时期，从事解盐贸易的主要是河东汉民，他们多是豪强富户。但其中也有一些鲜卑人，仿照当地汉人学做食盐生意。

    鲜卑族的先人，长期活动于大兴安岭地区。到东汉桓帝时，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立庭(首府)于今河北张家口北，并于西晋后在华北建立了北魏政权③，以山西大同为统治中心。北魏惯行的改革是从太和八年(484年)开始的，前期一直由冯太后临朝称制。迨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亲政，继续进行改革。公元494年迁都洛阳之后，大批的鲜卑人迁徙到黄河流域，来到运城(河东属地)的鲜卑人则开始了对河东盐池的经营。

    热心于汉化的孝文帝，于太和二十年(496年)实行的改汉姓、定门第等级的改革中，将鲜卑族中的拓跋氏定为首姓，改姓元氏，为最高门第，……令迁徙于运城(盐湖之畔)的鲜卑人甲孤氏改姓仝氏，属于较低的一些贵族门第。他们参与了河东盐业经济的开发活动。

    现散居在运城市三家庄乡的三家庄、黄家卓、方子村的仝姓村民，就是当年迁徙到运城地方的鲜卑人后裔。据现存的当地仝氏家谱等资料记载：“吾祖甲孤氏，世居平城(山西大同)，太和初年迁居平阳(晋南临汾)，又迁安邑(今属运城)，落户邑东嫡兄三人，后人称三家庄。正光年二门迁陕(今河南省陕县)，后世子孙无穷尽矣。……先祖经农耕、贩盐马至西秦、陕州，苦谋生计……”④。这表明，当年居河东的鲜卑人在贸易活动中，不仅将解盐输向中原，而且还将之运入关中，纵横千里，四处洒销。

我们知道，鲜卑人落户的三家庄村，距离盐池最多不超过2公里。他们一方面学习晋南人民的农耕技术；一方面利用靠近盐池的便利条件，发展盐业生产，进行食盐贸易。他们与汉人团结一致，护池开道，拒盗通商，向官输税，为民供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东魏、西魏时期，仝氏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盐商，控制着大量的盐丁和盐货。自北魏以后，千余年来，仝氏世代经营河东盐业，历久不衰⑤。查原安邑南关盐楼旧址和东郭、界村盐楼旧址，发现经营盐业的仝氏盐商不乏其人。其多数出自三家庄、房子村、黄家卓。他们世代遵守祖训：“阴积而成寒，阳积而成暑，固非一日也。易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⑥他们的经商原则就是公平交易，做正派良商，为后人所推崇。

 

三、护池治水

 

    河东盐池位于晋西南最低处，属于闭流区，四面八方的含盐类矿水汇集在这里以后，便形成了浓度极高的卤水，此为盐池本身之特性。但这种地势，在客观上又成了众流侵吞之区，盐场常处危险境地。当地民谚讲，“盐以水生，亦以水亡；生于主水，败于客水”。故管理盐池，防汛护池是必须的。历来防汛、排涝，就是抵御客水的侵犯。在外来客水中，尤以洮水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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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阅(元)脱脱：《宋史》卷九五，河北诸水。

    ②朱国伟、魏启宇：《水运技术词典》，“永丰渠”条，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年5月版。

③(北齐)魏收：《魏书》卷二，帝纪二，太祖纪。

④运城三家庄仝氏祠堂碑文。

    ⑤民国时期，经营垣曲号的大盐商仝绍轩说：“我祖鲜卑，世经盐贾，传我之辈已三十六世矣”。

⑥三家庄仝氏家谱、仝氏祠堂碑文。

 

洮水，最早见于《左传》。该书记到：“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①所言之洮，就是指的洮水。它自中条山东端横岭山、景山(唐王山)发源，汇集诸川山水和泉水流行，向西南入关阳川，至河底镇、店头、两张、大泽、夏县如意、上晃、冯村、胡张、禹王城、裴介、汤里，闯向盐池。每至山洪暴发季节，汹涌的河水呼啸而下，淹没盐场，造成严重水灾。长期以来，河东地方官府屡屡遵奉中央之令，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御水护池。于是，逐渐在河东地方形成了“未治盐，先治水”的传统认识与惯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