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学界关于清朝对外关系史研究述评
王巨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5期
民国时期，由于日本的对华侵略而使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促成了学界对于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视，尤其是对于清朝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关注。本文拟对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清朝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状况作一述评。
一
民国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兴起是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政治社会形势的发展为中外关系史研究提出命题，吸引人们加强对相应课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外关系史研究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影响着社会对当时相关问题的认识。
首先，民国政府外交活动的增多和民众对外交的重视。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积极参加国际外交活动，特别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民国政府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废弃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撤销领事裁判权、实行关税自主等要求，但都遭到了失败。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开始重视研究中国外交失败的历史，总结清朝处理对外关系的经验教训，有些学者还有意识地运用近代西方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撰写出一些有别于传统史学的中国外交史论著，使中国外交史的学科体系得以初步形成，并使清朝对外关系史研究形成热潮。
其次，中华民族危机和边疆危机的进一步加深。20世纪上半叶，俄、英、日等国势力进一步渗入中国东北、西北和西藏地区，造成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俄国对我国新疆和内蒙古地区进行分裂和侵略活动。英国一贯采取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寻找代理人的政策。1913年10月到1914年7月，英国操纵的中英藏会议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企图制造西藏“独立”。日本方面，先是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又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出兵强占中国东北地区，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陷入全面危机。国难当头，众多中华学子心系边疆，关注世运，积极投身到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中，迅速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高潮。
第三，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不断高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开展。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不断高涨。1924年，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及第三国签订的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条约，苏联政府放弃在中国的租界、庚子赔款、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协定，大大鼓舞了民众的反帝信心。然而，外国使团却拒绝交出中俄复交前被他们“代管”的俄国使馆，其根据是《辛丑条约》中关于使馆境界“独由使馆管理”的规定，这更引起中国人民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加强了对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不平等条约签订史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不平等条约签订为主要内容的著作，从而形成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热潮。
总之，民国时期政治社会形势的发展促成了这一时期学界对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热潮，研究中的最大热点，就是对清朝对外关系史的研究。
二
民国时期，人们对于清朝对外关系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外交史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以外交史为书名的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该书1911年6月在上海太平洋书店初版，1914年补充修订二版，1921年增订为第三版，1927年改名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分上下两卷，上卷述清代部分，下卷述民国部分。作者在例言中指出：“本史之作，以绍介我国外交失败之历史于国民为主眼，故凡有国际重大交涉，其源委曲折，及其变迁，均不厌详细述明，俾国人知国家演成今日现象之由来。”“本史虽名中国近时外交史，然为叙述近事，常分节追述前数百年或数千年国际之往事，盖因吾国缺外交专门系统之书。故著者分章略述沿革，俾读者起古今盛衰之感”。作者在绪论中还呼吁：“二十世纪之前半期，为中国问题解决之必要时期，依他国之力而解决之，则为瓜分；依本国之力而解决之，则为保全。凡我国民，各负兴旺责任，鉴以往之如何失败，思将来之如何图强，是所宜亟亟也。”1924年开始，国民外交丛书社“为普及一般国民对外应具的常识”在上海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国民外交小丛书”，如《领事裁判权与中国》(1924年)、《近代中日关系略史》(1924年)、《中俄关系略史》(1926年)、《外国在华之经济侵略》(1928年)、《中国交通与外国侵略》(1928年)、《中英关系略史》(1928年)等。另外1926年陈登元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俄关系述略》，同年曾友豪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外交史》，1928年唐庆增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美外交史》，1929年蒋恭晟在中华书局出版《中德外交史》，同年陈博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俄外交史》，束世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法外交史》，1930年蒋恭晟在中华书局出版《中美关系纪要》，1931年束世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英外交史》，1932年夏天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1934年任启珊在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外交史纲要》，1935年何汉文在中华书局出版《中俄外交史》，1936年周景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葡外交史》，1937年王辑五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日本交通史》，1937年田鹏在南京正中书局出版《中俄邦交之研究》，1945年汪向荣在中国公论社出版《中日交涉年表》，1947年钱亦石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中国外交史》，都在不同程度上研究介绍了清朝与外国之间的关系。总的来看，这些作者虽然谈不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大多数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客观描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初步勾勒了中国外交史的发展脉络，基本确立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体系，并且提出了清人所未提出的新观点，订正了某些存在讹误的史实。特别是有些学者兼顾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对中外关系的影响，把中外关系放在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落后国家扩张掠夺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避免了简单化与片面性，同时又注意到中外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因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这一时期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为书名出版著作的有黄克谦(出版社不详1919年，孙季武续著，真美书社1927年版)，广东宪兵教导队(1919年)，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1919年)，萧楚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1926年)，于树德(国光书店1927年版)，陈彬龢(世界书局1927年版)，张佳玖(广东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政治训练部1927年)，吴寿彭、徐达行、吴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1929年)，黎炎培、屈凤梧(黄埔军官学校1929年)，王敬、潘宗礼(新智书店1929年版)，黄孝先(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知行丛书社编辑部(知行丛书社1930年版)等。另外还有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略》(1919年)，周策农《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山印书馆1929年版)，刘重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讲义》(宪兵教导总队政治训练处1933年)，茅仲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简本》(浙江省保安处军官补习所1933年)，魏建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图》(中国文化馆1935年版)，区渭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的分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1936年)等。总的来看，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都重在介绍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侵略，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经过。
边疆史地研究。在这一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中有许多著述涉及到清朝对外关系特别是中俄关系，如苏演存的《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谢彬的《中国丧地史》(中华书局1925年版)，文公直的《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上海新光书店1929年版)，黎孤岛的《俄人东侵史》(哈尔滨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华企云的《满蒙问题》(汉口大东书局l929年版)、《满洲问题》(上海黎明书局1930年版)、《蒙古问题》(黎明书局1930年版)、《西藏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版)、《云南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版)、《新疆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版)、《中国边疆》(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傅斯年等的《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葛绥成的《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中华书局1934年版)，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思慕的《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方秋苇的《中国边疆问题十讲》(上海引擎出版社1937年版)，顾颉刚和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金毓黻的《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1年版)，西尊的《边疆问题与国防》(曲江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1942年)，荆三林的《近代中国经营边疆史》(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1942年版)，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版)，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1947年)等。比较而言，这些研究成果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作者在自序中说：“盖撰史首在搜罗广博，取材精当，而撰外交史，尤须采集有关各国对外国策之资料，庶纪事立论，较近客观。学术研究，宜力求正确也。”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从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外交史及国际法时起，就多方搜集资料，凡有关的各国外交档册、官书、当事人之传记、奏议、回忆录、日记、谈话记录及其他有关的外交史名著和译述，都在他的搜集研究之列。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在资料和学术水平上都超过前人的著作。可以这样说，此书是1912年至1949年间中国研究清代中俄关系史的最高成就。另外，翁文灏的《中俄国界史地考》(《地学杂志》1928年第l期)，张星娘的《俄国第一次通使中国记》(《地学杂志》1928年第2期)，蒋廷黻的《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1932年)，葛启扬的《尼布楚条约以前俄国交通中国记》(《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五期，1934年)，黄定初的《帝国主义侵略下我国边疆之危机》(《边事研究》第2卷第5期，1935年)，张维华的《清初平定喀、准两部时之中俄关系》(《学思》第2卷第2期，1947年)，顾颉刚的《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西北通讯》第3—4期，1947年)等论文，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力作。
海关、关税问题和对外贸易研究。在这方面，1923年马寅初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关税问题》，l925年杨德森的《中国海关制度沿革》，1928武堉干的《中国国际贸易史》，1929年侯厚培的《中国国际贸易小史》，1930年武培干的《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和《中国关税问题》，1936年李权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关税问题》(以上均为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梁嘉彬在国立编译馆出版《广东十三行考》，1948年傅衣凌在福建省研究院出版《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等。其中广东天宝行商后人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奠基性著作。作者撰写本书期间，适逢美国学者马士(H．B．Morse)利用英国外交部所藏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档案编撰而成的五卷巨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牛津大学1926、1929年版)问世；许地山于1927年将原藏牛津大学波德利安图书馆的英公司广州商馆中文函件及公文底稿抄录，编成《达衷集》二卷，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印的《掌故丛编》、《史料旬刊》、《文献丛编》和《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道光朝)也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陆续出版。梁嘉彬将这些中西文档案与其他著作文献互相印证，立足史实，纲举目张，条理清晰地将广东十三行的起源、沿革、盛衰和功过叙述出来，为人们研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提供了详实而细致的史实材料，也使其成为最早利用中外文档案进行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之一。此外，本专题的重要研究论文有：黄菩生的《清代广东贸易及其在中国经济史上之意义》(《岭南学报》第3卷第4期，1934年)，张德昌的《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张天护的《清代法国对华贸易问题之研究》(《外交月报》第8卷第6期，1938年)，刘选民的《中俄早期贸易考》(《燕京学报》第25期，1939年)，汤象龙的《十八世纪中叶粤海关的腐败》(《人文科学学报》第1卷第1期，1942年)，魏建猷的《清代外国银元之流入及其影响》(《东方杂志》第41卷第18号，1945年)等。
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关系与华人华侨史研究。民国时期学术界的关注重心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所以这一时期关于清朝与亚洲周边国家关系的著作不多，主要有1924年嵇翥青在中外广告社出版的《中国与暹罗》，1941年王婆楞在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缅关系史》，1949年吴壮达在正中书局出版的《琉球与中国》等。另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华侨华人。在对东南亚华侨史研究方面，主要有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9年)和《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刘继宣和束世潋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l938年版)，姚枬的《马来亚华侨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和《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等。这些著作多是华侨通史研究，但重点部分都在明清时期。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著作有萧若瑟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河北省献县天主堂1931年)，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向达的《中国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和《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徐宗泽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圣教杂志社1938年版)和《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版)，朱谦之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方豪的《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等。论文则有张荫麟的《明清之际西学传人中国考略》(《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1924年)，全汉异的《明末清初反对西洋文化的言论》(《岭南学报》第5卷第3期，1936年)，张维华的《明清间中西思想之冲突与影响》(《学思》第2卷第1期，1942年)等。
顺便指出，民国时期史学界对清朝对外关系档案史料的编辑出版也特别重视。时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的袁同礼在总结以前国人研究中外关系史之所以未能取得显著成绩的原因时说，“史料者史籍之母，有完备史料，然后有可传之信史。晚近以来，国人治近代外交史者实繁有徒，究其取材，每有抄袭旧著或节译外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其能利用中西之直接史料者盖鲜，则其书之声价从可知矣”(袁同礼：《(清季外交史料)序》)。所以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我国学者即致力于中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出版工作，如《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1926—1927年刊载的《满清人关前与高丽交涉史料》，收录崇德年间(1636—1643年)清与朝鲜往来文书70余件。故宫博物院1929—1930年先后影印发行了清朝官方纂辑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其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叙道光十六年至二十九年间清政府的禁烟和鸦片战争、对英国交涉事务等；1932—1933年出版的《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和《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收录了嘉庆、道光两朝军机处存档中有关对外关系的谕旨、奏议、照会、书札等，全部文件按时间顺序排列，虽不分类，但有目录；1933年出版的《朝鲜国王来书》和1936年出版的《故宫俄文史料》，则是专门的清朝和朝鲜、俄国关系档案资料。而在1928年1月开始出版的《掌故丛编》(1930年3月改名为《文献丛编》)、1930年6月开始出版的《史料旬刊》等刊物中，也收录有很多件清朝前期对外关系档案，如《掌故丛编》中收录的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文献丛编》中所收的荷兰国交聘案、英吉利国交聘案、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清嘉庆朝中外通商史料、清雍正朝关税史料、清嘉庆二十一年英使来聘案、朝鲜迎接都监都厅仪轨、安南档、关于鸦片战役之中英交涉事件、俄罗斯档、内阁库藏俄罗斯档等，《史料旬刊》中所收载的雍正安南勘界案、俄罗斯国喇嘛学生案、道光十一年查禁鸦片烟案、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嘉庆朝英吉利通商案、道光朝外洋通商案、道光朝俄罗斯私人哈萨克边界建房案、雍正朝外交案、苏禄国贡使回国案、安南夷民拔竹毁栅案、西洋人进贡案、安南请查莫氏后裔案、暹罗国人贡案、查禁宽永钱文及私铸案、安南脱回厂徒案、缅匪进贡还人案等。这些史料取材于清政府的外交档案，是研究清朝前期对外关系史极其珍贵的重要资料。另外，1947年郭廷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中国史》第一、二卷也是重要的中外关系史料集辑，其中第一卷始于十六世纪葡人东航，终于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专利权之废止，第二卷起于1834年(道光十四年)律劳卑事件，止于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舟山收回。作者在例言中指出：“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本书编纂目的，在能于史料之整辑排比方面，尽其相当力量，为后来史家做下若干预备工作。”
同时，人们也开始重视国外档案资料和研究著述的翻译出版。如日本学者今井嘉幸的《列强在中国之竞争》(马鸣鸾、吴炳南译，晋新书社1917年版)，木宫泰彦的《中日交通史》(陈捷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石田斡之助的《中西文化之交流》(张宏英译，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过善之助的《中日文化之交流》(俞义范译，国立编译馆1941年版)和《中日文化交流史话》(方纪生译，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1944年)；法国学者裴化行的《利马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王昌社译，上海东方学艺术社1943年)；英国马戈尔尼的《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复译，出版社不详，1916年)，柏恩史的《英帝国主义压迫下之中国》(杨人楩译，北新书局1929年版)，柏尔的《西藏外交文件》(王光祈译，中华书局1930年版)和《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宫廷璋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荣赫鹏的《英国侵略西藏史》(孙煦初译，商务印书馆l934年版)，前苏联罗曼诺夫的《帝俄侵略满蒙史》(民耿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印度达斯的《英国侵略西藏史》(薛桂轮译，国闻周报社1928年版)等，都极具学术价值。
三
综观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研究内容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无论是中国外交史的主题，还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无论是中国对外贸易史的论述，还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探讨；中西关系都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第二，在研究模式方面，侵略与反侵略已成为人们研究清朝对外关系史的主要话语系统。毫无疑问，形成这一研究话语系统的社会背景是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也反映了学者们的爱国情怀。第三，在研究分期方面，民国时期学界对于清朝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尚未严格划分为鸦片战争前后两个时期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更便于人们观察清朝对外关系的演变趋势。或许，这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宝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