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薛海波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地》编辑部，吉林长春130033)
文史哲2006年第6期
摘 要：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东汉；颍川豪族；官僚化；士族化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6)06—0094—11
收稿日期：2005—08—28
作者简介：薛海波(1979—)，男，吉林长春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地》编辑部编辑，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颍川豪族①是一支对东汉乃至魏晋社会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势力。东汉政权的建立、党锢之祸的爆发、汉魏之际的政局演变，都与颍川豪族密不可分。它处于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是东汉各地豪族官僚化、士族化程度最高者之一。它能够完整地反映东汉豪族向官僚化、士族化演变的总趋势，是考察东汉豪族演变的一个范本②。
一、颍川豪族的官僚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官僚化是豪族政治地位的保障和政治影响力发挥的主要途径，也是衡量其群体在东汉豪族中所占地位的一项重要标准。而官僚化的程度主要是由为官人数的多少和担任官职的高低来决定，因此本部分将从颍川豪族的为官人数和官职的高低两个角度对其官僚化加以论述。
(一)东汉时期颍川豪族为官人数的统计与分析
为了全面地认识颍川豪族的官僚化，我们将史籍中所记载的东汉各阶段颍川豪族担任郡国守相及公卿级官员的人数放在豫州及全国范围内加以统计与比较，列表如下③：
从上表可知，颍川豪族在为官人数上主要有以下四个特征：
1．从整体上看，颍川豪族担任郡国守相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在豫州五郡国豪族总数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就各时期而言，颍川豪族在光武帝时担任郡国守相级官员的人数达到44.44％的最高点，献帝时担任九卿级官员人数达到最高点，占豫州的75％，担任三公级官员人数占33.33％。从豫州所辖五郡国均为豪族势力极为发达地区的客观现实考虑，颍川一郡豪族所达到的最高值不可谓不高，即使在党锢期间，郡守人数仍占21.43％，九卿级官员占28.57％，三公级官员占23.08％。
2．从全国来看，颍川豪族为官人数在东汉官僚体系中占有相当比重。颍川豪族担任守相官员人数在光武帝时达到最高值5.97％，整个东汉则维持在4.97％的高水平上。担任九卿级官员人数在桓、灵帝时达到最高值为9.52％，在总体上则维持在8.19％的高水平上。颍川豪族担任三公级官员人数占全国的百分比则有较大的波动，在光武帝时无一人担任三公，而在灵帝时达到高峰为8.33％，就是在灵帝党锢期间颍川士大夫豪族遭受到了沉重打击的情况下，颍川豪族担任守相官员人数仍占3.43％，九卿占8.16％，公卿占8.33％。
3．颍川豪族为官人数比率较高的时期主要集中在光武帝、桓灵二帝、献帝三个时期。更始元年刘秀略地颍川，刘秀成为颍川豪族投靠的首选，傅俊、王霸、臧官、祭遵、祭肜、冯异、丁綝、铫期等跟随光武帝征战四方，成为东汉政权建立的主要支柱之一，从而凭借战功纷纷担任高官。桓灵时期是东汉外戚、宦官专权政治斗争激烈的动荡期，而颍川士大夫豪族恰好经过安、顺帝时期的孕育发展之后，已在全国士大夫豪族网中占有核心位置，凭借其在整体上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及社会关系网，李膺、杜密、贾彪、陈寔、荀爽、刘陶、刘翊、尹宙、郭禧、郭曼等人纷纷进入东汉官僚系统，成为清议运动的主力。献帝时期是由群雄割据向曹魏代汉的政治演进期，自初平二年荀或投奔曹操开始，至建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在荀或的举荐之下大多加入了曹操集团，据《三国志·魏书·荀或传》注引《荀或别传》载，先后有戏志才、荀攸、钟繇、陈群、苟悦、杜袭、辛毗、赵俨、郭嘉等人。颍川士大夫豪族从而在曹操集团内部实现了官僚化，并在曹魏代汉之后的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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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所谓豪族。即其产生的基础是乡村社会。它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集团。而是以一个强有力的大家族为核心，通过血缘、宗亲关系等超经济强制手段控制宗族成员、宾客、门生、故吏、佃户等依附人口结合而成的一个大的宗族集团。其基本形态是以家族作为其构成要素，内部结构是各家族拥有各自的财产(主要是土地)和经营活动。两汉豪族大多由各类社会阶层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途径转化而来。豪族的特征是多元的，集政治权力、土地财富、文化优势、宗族力量、武装势力于一身；从与权力的结合和文化水准的标准来划分，可分为士大夫豪族和非士大夫豪族。两汉豪族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中，但在总体上呈现出官僚化与士族化的演变趋势。本观点参考了宇都宫清吉《汉代豪族论》、《汉代豪族研究》；川胜义雄《汉代的社会和豪族的伸张》转引自崔向东《日本的两汉豪族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5期、杨联陛《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1936年11卷4期)等人的观点综合分析而成。
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有关东汉颍川豪族研究较为代表性的论文有：王晓毅《东汉安顺之际的汝颍名士》，《山东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对东汉安顺之际的汝颍名士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群体特点及历史影响进行了细致的论述。黄宛峰《东汉汝颍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对颍川、汝南、南阳士人在党锢前后的联系活动及其性质作了详细的分析。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侧重从士风与政局变化的角度去分析颍、汝名士的活动与联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陈启云先生的《荀悦与中古儒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对荀氏的宗族组织与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密切关系及学术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不过从整体上来看，这些著述对东汉颍川豪族的论述均未深入展开。本文在综合和借鉴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东汉的颍川豪族进行全面、深入的阐述，以期对汉代豪族的区域性研究有所推进。
③此表郡国守相级官员人数依据严耕望先生《东汉郡国守相表》、《两汉太守刺史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1993年第2版)；三公级官员人数依据黄大华《东汉三公年表》；九卿级官员人数依据万斯同《东汉九卿年表》(除九卿外，尚包括尚书令、河南尹)，刘增贵《后汉各州三公时代分布表》、《后汉各州九卿时代分布表》、《后汉各州守相时代分布表》，三表均依据刘增贵《汉代益州士族》绘制而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0本第3分册，1990年)。其中若同一人担任两任或两任以上，均作一人计算，本表中灵帝时期仅指建宁二年至中平六年的所任官职人数。献帝时期军阀割据混战，建安元年起曹操控制中央政权进而统一北方，刘备占据蜀地，孙权占有江东，但在形式上三方皆为汉臣，因而从统计数字的完整和延续性来看，应加以统计。
4．从东汉颍川豪族为官人数增减变化趋势上看，从光武帝至和帝时期是其增长期，而安、顺帝时期与明、章、和帝时期相比较，除九卿级官员增加1人外，其余都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与光武帝时开始官僚化的颍川豪族的第一代大多去世，后代转化为食封贵族，官宦传续的世代维系较短；明、章、和帝时开始官宦传续的家数较少；安、顺帝时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又在孕育和发展有密切关系。桓、灵、献三帝时在总体上是其增长的最高峰，但作为清议运动核心力量的颍川士大夫豪族在灵帝建宁二年的党锢之祸受到沉重打击，使得颍川豪族在建宁二年至中平元年的为官人数又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自党锢解禁之后，特别是中平六年开始，何进、董卓先后控制中央政府的短暂时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又纷纷开始或延续官僚化进程，如荀爽，据《后汉书·荀淑传》载：“党禁解，五府并辟，司空袁逢举有道，不应。……后公车征为大将军何进从事中郎。”荀攸，据《三国志·魏书·苟攸传》载：“何进秉政，征海内名士攸等二十余人。”献帝时期由于以荀或为代表的颍川豪族成为曹操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官人数仍保持着增长趋势。
总之，东汉颍川豪族的为官人数，在豫州豪族中占有绝对优势，其仕宦地位也最高，其一郡豪族的为官人数在全国豪族之中，也占相当的优势。同时颍川豪族官僚化的特性在于其官僚化的进程与程度和东汉政局的稳定联系密切，政局稳定，其官僚化的进程就慢，程度就浅；反之，进程则快，程度较深。
(二)颍川豪族官职的统计与分析
颍川豪族官职高低与否决定着其官僚化程度的高低，也关系到在全国豪族网中的政治影响，同时也是颍川豪族实现其政治意图、施加其政治影响的平台。
1．颍川豪族在光武帝时所任官职多以军职为主，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主要支柱。主要体现在：(1)颍川豪族在东汉开国32位功臣中有8位之多，仅次于南阳豪族居第二位，高于河北、关西豪族。(2)在光武帝时期有10人被任命为将军级官衔，占此时所任命将军63人中的15.87％，也仅次于南阳豪族居第二位。(3)在《后汉书·光武帝纪》所记载的78次征伐、屯戍防卫的军事行动中，颍川豪族担任主官的共15次，占总数的17.95％，同样仅次于南阳豪族居第二位[1](p197-202)。
2．颍川豪族在东汉中央政府的尚书台及司法系统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1)在东汉，尚书台成为总理国家政务的行政中枢。尚书不仅参与国家机密，出纳王命，而且也掌握中央政府的选举、任用、诛赏等大权。尚书令则是尚书台的最高长官，由皇帝直接领导，行使最高权力。据《后汉书》记载，东汉一朝尚书令共55人，而颍川豪族就有7人，占总数的12.73％，居全国第一位。在任职时间段的分布上，除韩棱在章帝时出任尚书令外，其余为郭躬、杜密、刘陶、陈纪、荀或、荀攸，且前述6人均集中在东汉中后期政局由外戚、宦官专权到曹魏代汉的关键时期。(2)在东汉中央政府的司法系统中廷尉是最高长官，颍川l豪族从章帝元和二年郭躬任廷尉起，至汉魏之际的钟繇，共有8人任廷尉，在全国豪族中也居于首位。其中，阳翟郭氏凭借世传法律的家学优势，连续五世共7人任廷尉，远超过以律传家的河南吴氏、沛国陈氏。
此外，就掌有京师重权的司隶校尉而言，颍川豪族就有4人担任，占东汉可考者共82人中的4.88％，仅次于沛国豪族居第二位。任职时间段主要集中在桓帝延熹后期至献帝建安中后期，其中李膺、韩演以打击宦官、贵戚为己任，钟繇则为曹操平定关陇起了重要作用。
3．从颍川豪族所担任守相级官员分布区域看，遍及东汉十三州。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可见，颍川豪族共担任守相62任，占豫州豪族184任的33.7％，颍川豪族在凉、兖、扬、益、司、青、幽、冀、荆各州中郡守的任数，均高于本州的任数。说明颍川豪族通过大量出任全国各州守相，对其所任职的地方性事务施加政治影响力，进而使其仕宦地位在全国豪族之中居于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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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表是在依据严耕望《东汉郡国守相表》(《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1993年第2版)所列数据的基础上，对颍川籍、豫州籍守相人数加以统计，并核对所任守相所属州部的分布而制。
其中颍川豪族所担任的河南尹、南阳太守的人数在全国居于前列。(1)河南尹。《续汉书·百官志》云：“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请。”其地位明显高于一般的守相，有奉朝请的殊遇。东汉河南尹可考者共72人，其中颍川豪族4人，少于汝南(7人)、南阳(5人)，列第三位。其任职的时期均是较为关键的时期：建武元年东汉定都洛阳，统治极不稳固，战略上处于强敌的包围之中，丁綝被光武帝任命为河南太守，担起保卫后方的重任。郭躬在诛杀阎氏外戚，拥立顺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顺帝任命为河南尹坐镇京师。李膺、杜密在桓帝延熹二年起至党锢之祸爆发前的七年中，担任河南尹至少五年，李膺、杜密凭借河南尹这一官职，利用职权给专权的宦官以沉重的打击，成为党锢之祸爆发的原因之一。
(2)南阳太守。南阳郡为东汉帝乡，多外戚功臣，豪族势力极强，为东汉大郡，其中颍川豪族有4人出任南阳太守，占东汉南阳太守总数49人中的8.16％，超过弘农(3人)、河内(3人)等各地豪族，居第一位。
(3)颍川豪族担任边郡太守达14任，占其守相总任数的23.75％，其中，颍阳王霸担任上谷太守二十余年[2](《王霸传》)，颍阳祭氏当中，祭午为酒泉太守，祭肜为辽东太守，肜子参为辽东太守，而祭肜子孙多为边吏，皆有名称[2](《祭遵传》)。这又成为颍川豪族有别于关东各地豪族的又一个特点。
综上所述，与其他地区豪族相比，颍川豪族的官职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其一，从其所担任的中央官职看，均是中央官僚体系中权力最重、地位最为关键的要职，且其任数也在各地豪族中居于前列。其二，从其所担任的地方官职看，均是在全国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大郡、要地，且其任数同样居于前列。其三，从其所任郡守分布的广泛性上看，其官僚化的全国性特征十分显著。总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是东汉各地豪族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二、颍川豪族的士族化
汉代豪族的发展趋势是官僚化和士族化，士族化是官僚化进程不断进行和加深的产物。士族是士与宗族的结合，它不但是政治的存在，也是代表一种当时社会最具优势的文化形态。士族的特质在于家风与家学。由于士族特质的影响，一方面使得士族超越阶级、宗族、地域的限制，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摧折豪强、压抑私门，表现出自制、制他的行为，另一方面以孝为出发点，强调其家族、乡党、师友关系，形成私门的结合。因而汉代士族化豪族又具有公私两面，使其区别于一般豪族①。鉴于此，本部分将对其士族化予以深入的探讨。
(一)颍川豪族士族化的前提：经学化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成为豪族入仕的主要途径。接受经学教育、通经入仕成为豪族利禄之所在。两汉之际文化中心西移、政治中心东移的趋势，使颍川处于两者的交叉范围之内，从而使其成为东汉经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为其士族化提供了文化上的凭借。现分述如下：
1．东汉中前期颍川豪族产生了张兴、丁鸿两位经学大师，在经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赞誉。如张兴“习《梁丘易》以教授。……稍迁博士。……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为梁丘家宗”[2](《张兴传》)。丁鸿据《后汉书·丁鸿传》载，“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帝亲称制临决。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说明当时颍川豪族的经学水平在东汉中前期已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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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观点参考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沧海丛刊》，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l993年第4版，第134—199页；陈启云《中国中古士族政治考论之一(渊源论)》；收于《汉晋六朝文化·社会·制度——中华中古前期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l997年第1版，第129—170页；刘增贵《汉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士族化与官僚化》，第257—258页。
2．东汉颍川豪族私人传学较为兴盛，颍川豪族一改西汉几乎没有私人传授经学的窘境，纷纷开门传业、授徒。张兴“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2](《张兴传》)，丁鸿“门下由是益盛，远方至者数千人”[2](《丁鸿传》)，钟皓“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2](《钟皓传》)，李膺“以公事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2](《李膺传》)。此外，其他地区的经学大师也客授颍川广收门徒。如建武后期南阳人宋均先后两次客授颍川[2](《宋均传》)，又如沛国桓典也于桓帝时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达数百人[2](《桓典传》)，这无疑会对颍川豪族的经学化起到促进作用。
据统计，东汉私人传学在规模上超过于人至六千人以内的共27人，颍川豪族有3人，占总数的九分之一，高于其周边的陈留(1人)、河内(1人)、南阳(2人)、汝南(1人)、陈国(1人)，并且在这27人中豫州共有8人，颍川占豫州总数的八分之三，居第一位，其人数甚至超过徐州(2人)、并州(1人)、荆州(2人)。东汉私人传学著录规模接近和超过万人规模的共有4人，颍川就有1人，可见颍川豪族的私人传学规模之大④。
3．东汉颍川豪族经学有如下特点：(1)擅长于论辩。如丁鸿善论难，在白虎观会议定《五经》时，以才高论难最明，而得到章帝和诸儒的赞誉。这一点在颍川豪族的学术著作上也有体现。如荀爽作《公羊问》及《辩谶》，苟悦作《申鉴》，刘陶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多属论辩性质的著作。(2)多博通不专攻一经，反对俗儒的繁琐之风。如荀淑，据《后汉书·荀淑传》载：“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又《后汉书·韩韶传》亦载：“(韩融)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3)多与当时政治环境联系密切的政论著作。如苟爽鉴于东汉政局衰败，而著《汉语》；苟悦不满曹操专权，作《申鉴》、《汉纪》。
4．颍川豪族在东汉有游学经历的共有4人。如丁鸿从桓荣受欧阳《尚书》，杜安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刘陶桓帝时游太学；陈寔少从樊英学《易》章句，后受业太学。游学在东汉前期是豪族提高自身经学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颍川即是外出游学人数较多的地区之一②，可见其加强自身经学化的主观愿望是何等强烈!
综上所述，受两汉之际至东汉中期社会经学化程度加深等因素的影响，颍川一跃成为东汉经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私学传授，招录弟子生徒的规模则居全国前列，经学化的普及程度为全国最高。这不仅为其士族化提供了经学上的必要条件和素养，而且也是东汉颍川士大夫豪族极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颍川豪族在学术上多博通，不拘于章句；善于论辩、注重通经致用，与政治现实联系十分紧密的特点，一方面为其士族化提供了取得仕宦地位，进行政治活动所需的实际才能；另一方面也成为其士族化过程中家学水平相比齐鲁、三辅豪族有一定差距，在顺帝以后其群体纷纷由学术转向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颍川豪族士族化的特质：家学与家风
经学化的普及与深入只是豪族士族化的一个前提和条件，远不是士族化过程的全部。士之所以为族，其地位不只是来自通经入仕，而更有赖于家族本身长远的历史传承。需要累世官阀与累世德业相结合，钱穆先生就曾指出士族特质的关键在于家学、家风，“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3](P171)。因此本部分将对其士族化过程中的家学、家风进行深入的分析。
1．颍川豪族士族化的特质之一——家学
家学主要是侧重于对豪族(士族)子弟学术艺能的培养，在士族化的过程中所起作用至关重要。余英时即以此来定义士族，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4](P115)。同时家学传承与其门第高低互为因果，“自东汉以来，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于是而有门第之产生。自有门第，于是而又有累世之学业”[3](P176)。就颍川豪族来说，由于受其经学化过程及其特点的影响，在实现士族化的诸家豪族中又呈现出两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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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数字依据余书麟《两汉私学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学报》1966年第11期。据《汉书》、《后汉书》所列表，及刘增贵先生增补数据，见《汉代豪族研究》第262页，及本人依据《后汉书》中记载，加以对照籍贯，重新统计而成。
②据统计，东汉时期游学者51人，中原的南阳、汝南、颍川、巴蜀、齐鲁保持领先地位，虽然数据不是很全面，但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参看刘太祥《汉代游学之风》，《中国史研究》l998年第4期。
(1)以单纯经学作为家学传承的相对较少，仅有两家真正做到了以经学为特质提高其门第仕宦，达到了士族化的目的：鄢陵张氏，据《后汉书·张兴传》载，“(张兴)习《梁丘易》以教授。……为梁丘家宗。子鲂，传兴业”。颍阴荀氏，据《后汉书·荀淑传》记载，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至其子“(荀爽)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太尉杜乔见而称之，曰：‘可为人师。’爽遂耽思经书”。可见，通过经学的传授，其家学水准和门第声望有了很大提高。当时颍川就有这样的评价：“荀氏八龙，慈明无双。”
(2)颍川豪族士族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家学渊源并不限于经学，历世传律也是颍川豪族家学特点之一。如长社钟皓“为郡著姓，世善刑律。……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2](《钟皓传》)，皓孙钟繇，魏初为廷尉“辨理刑狱，决嫌明疑”[5](《钟繇传》注引《魏书》)，繇子钟会“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日《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5](《钟会传》)。同时受东汉社会进一步经学化的影响，又兼习儒学。像阳翟郭氏，“(郭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中子晊，亦明法律……(弟子镇)少修家业。(镇子贺)复至廷尉。……贺弟祯，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镇弟子禧，少明习家业，兼好儒学，有名誉，……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2](《郭躬传》)。其家学的传承世数及对郭氏士族化所起的作用，远高于同样以法律为家学的沛国陈氏、河南吴氏。
2．颍川豪族士族化特质之二：家风
家风是豪族士族化过程中父祖兄弟累世相传而形成的家族传统，它主要是包括对家族教育和家族道德的重视，家族人物的强调等方面。家风是各家豪族士族化过程所表现出的独特风格[6](p306)，与其豪族士族化的维系、门第的兴衰有着密切联系。
(1)对家族子弟教育的重视
要维持家族的族势，保持家学的传承，形成良好的家风，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要。对于颍川豪族士族化过程所形成的家教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家族子弟的家学教育极为重视，起步多从少年时开始。如阳翟郭氏，据《后汉书·郭躬传》载，自郭弘以后郭氏即以法律为家学，子孙多在年少时即通家学。郭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郭躬弟子郭镇少修家业，郭镇弟子郭禧少明习家业。当然豪族对于其子弟的学业教育不只于局限于家业，随着士族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所教授的内容和方法也有相对固定的成例，如长社钟氏的家庭教育，据钟会在其《母传》中记载：“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5](《钟会传》注引)其二，着重对家族子弟进行在日常行为礼教方面的教化。士族为礼仪之家，持家最重礼法，就东汉中后期至魏初的颍川豪族而言，尤为如此。如长社钟毓、钟会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日：‘偷本非礼，所以不拜。’”[7](P39)由于对家族子弟日常礼仪教化的注重，使得士族化豪族的子弟在年少时即养成了以礼待人的佳行。如陈蹇子陈纪：“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7](p153)其三，由于对家族子弟教育的重视和行为礼仪教导，使得颍川士族子弟多少年成才。如颍阴荀淑孙荀或少时即有“王佐之才”的称誉。
3．对家族之中“贤父兄、佳子弟”的强调和标榜
对于家族子弟教育和家族道德的重视，最终目的是确保家族之中不断有“贤父兄、佳子弟”产生，以维系门第长久不衰。对家族内部“贤父兄、佳子弟”的强调和标榜，可激发家族的荣誉感[3](p155)，提高门第的声望，这是豪族士族化家风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颍川诸家士族化豪族中对“贤父兄、佳子弟”的强调分为四个层次。(1)所在郡县乃至全国“时人”对其家族“贤父兄、佳子弟”的评价。如颍阴荀氏，荀淑八子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其中荀爽被颍川人誉之为“荀氏八龙，慈明无双”[2](《荀淑传》)。又如许县陈寔、陈纪、陈谌父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2](《陈寔传》)。再如定陵贾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彪最优，故天下称曰“贾氏三虎，伟节最怒”[2](《党锢列传》)。从中可见，郡县乃至全国时人对其三家“贤父兄、佳子弟”的肯定。(2)家族内部成员对其父祖兄弟贤德高下的评价，这在士族化程度较深的许县陈氏有明显的表现。据《世说新语·德行》云：“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可知，颍川士族化豪族的家族内部，对“贤父兄、佳子弟”的推崇与品评已成为家族子弟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且将其提到了与长幼伦理相联系的高度。(3)颍川士族化豪族之间对各自家族内“贤父兄、佳子弟”相互标榜与认同。如著名的陈荀相会，据《世说新语·德行》载：“陈太丘(寔)诣荀朗陵(淑)，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陈寔之长子)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群)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从记载看来，不可否认有夸张的成分，但从荀淑刻意营造与陈寔及诸子对等的招待场面的表象可知，实质上是荀陈二家对其各自“贤父兄、佳子弟”的相互承认，士族化及门第的相互认同。(4)家族子弟在与世人的交往过程中，也对其家族贤德人物进行崇扬和标榜。这在东汉中后期已成为颍川名族的颍阴陈氏表现尤为突出，据《世说新语·德行》云：“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霈，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从中可知，陈谌对于其父陈寔名德的评价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对陈定内在自身价值的认识，有由儒入道的色彩，但通过其用语如桂树(有清芳远播的特点)泰山(五岳之首)[3](P154-155)来比拟其父功德，可知士族化程度越高的豪族，对其贤父佳兄的宣扬程度也就越高。又如颍阴荀氏，“荀慈明(爽)与汝南袁阆相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阆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阆曰：‘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7](P34)。可知，苟爽对其家族“贤父兄、佳子弟”的宣扬，其实质是维护其家族道德和门第高尚的必然要求，这种以“自家父兄最贤”的标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魏晋时期以门第论高下贤能贵贱的色彩，可见荀氏在东汉后期士族化已相当成熟。
(三)颍川豪族士族化与士风
士风是豪族士族化过程中政治与社会活动的反映，同时豪族士族化的过程也是其士风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东汉中叶以后主荒政谬，志士奋发，肆直之风大盛，不畏强权，有志于天下的历世忠谠之族不在少数。党锢挫折之后士风为之一变，各地豪族大多以全身保家为重，从而使各地士大夫豪族最终转变为门阀性士族[6](P260-285)。因而对其士风的转变及其影响的分析，也是考察颍川豪族士族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1．颍川豪族多能将“公”的理想放在首位
主要表现在：(1)重自身节气、性情的修养。如李膺“性简亢”、荀淑“少有高行”、钟皓“少以笃行称”、杜安“少有志节”、杜密“为人沈质，少有历俗”、贾彪“志节慷慨”、刘翊“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2)能够在时局大坏的形势下，站在国家的立场“匡正天下、摧折豪强、压抑私门”。《后汉书·周景传》载，韩演为河内太守时“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举若可矣，岂可令偏积一门!’”《后汉书·党锢列传·杜密传》载，杜密“今志义力行之贤而(杜)密达之，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又如荀昱、荀昙则“兄弟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宦”[2](《荀淑传》)。(3)不计个人得失，为天下公议而谋、事不辞难，不惜以身殉名节，领“肆直之风”之先。如李膺在第二次党锢之祸被捕时“后张俭事起，收捕钩党，乡人谓膺曰：‘可去矣。’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乃诣诏狱”[2](《李膺传》)。可见，颍川士族化豪族在两次党锢之祸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公忠意识，将肆直之风推向极致，说明颍川豪族士族化在此时已具备了明显的全国性特征。
2．颍川豪族“保家全身”士风之渐趋形成
东汉党锢前后，试图挽危局、正公理的忠谠之族多遭灭族之祸。这也迫使颍川豪族公忠之理想渐退，保家全身、重才轻名之风也渐趋形成，从而使其士族化过程开始由政治性向魏晋时期的门阀性士族转变。
(1)“保家全身”逐渐成为颍川豪族的共同理想。如长社钟皓早在党锢之祸爆发之前，就将保家全身作为家族体训，据《三国志·魏书·钟繇传》注引《先贤行状》云：“膺谓觐曰：‘孟轲以为人无好恶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于人何太无阜白邪!’觐尝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礼，祖公在位，诸父并盛，韩公之甥，故得然耳。国武子好招人过，以为怨本，今岂其时!保身全家，汝道是也。’”从中可见，钟皓认为李膺“以天下是非为己任”的公忠风范，有其家世显贵的因素。长社钟氏虽为当时享有盛誉的士族化豪族，但毕竟较襄城李氏稍逊，因而钟皓基于政局败坏，家族门第利益的考虑，而选择以保家全身为其家训。党锢之祸爆发之后，颍川豪族的国家意识渐退，保家全身愈发成为其首选目标。据《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传》载：“及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于(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为书贻曰：‘久废过庭，不闻善诱，陟岵瞻望，惟日为岁。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道近路夷，当即聘问，无状婴疾，阙于所仰。顷闻上帝震怒，贬黜鼎臣，人鬼同谋，……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沈，与时抑扬。’”可见，荀爽已经对时局感到失望，君臣观念渐淡，保身意识已占主要地位。
(2)重智略轻名德，行事以“密”为特征。汉魏之交群雄混战的乱局，使得颍川诸名族的刚大方直公忠之风，失去其发挥的客观环境，保家全身成为其首要目的，进而使颍川豪族的士风向重才智而轻名德的方向转变。这种士风上的变化，直接反映在政治活动中则是以“密”为特征，《三国志·魏书·荀或传》注引《荀或别传》曰：“或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三国志·魏书·陈群传》注引《魏书》云：“群前后数密陈得失，每上封事，辄削其草，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这对其士族化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即各家名德渐衰，渐以私门为重。如许县陈氏，据《三国志·魏书·陈泰传》云：“文王问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统简至，立功立事，过之。’”裴松之案《博物记》曰：“太丘长陈寔、寔子鸿胪纪、纪子司空群、群子泰四世，于汉、魏二朝并有重名，而其德渐渐小减。时人为其语曰：‘公惭卿，卿惭长。’”由此可知，颍川颍阳荀氏、许县陈氏最晚至曹魏前期，名德渐衰而以私门为重，基本上转化为魏晋时期门阀性的大士族。
(四)颍川豪族士族化在全国豪族士族化过程中的地位
东汉中后期衡量一个地区豪族整体士族化程度的深浅，其所在地区之内的豪族彼此交结认同，乃至区域性集团的形成，仅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更重要是的看其在全国豪族土族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本部分就将从颍川士大夫豪族交结及在全国豪族交结中所处的地位，加以分析。
1．颍川士大夫豪族的交结范围
东汉中后期以来，经学的繁琐、破碎，使得士大夫交结游学之风大盛。而此风俗与经学化程度不是很高，但尤好交结品评的颍川士大夫豪族正相适合，同时其群体的官僚化已居于各地豪族首位，享有极高的政治声誉，因而使得颍川士族化豪族自然成为各地豪族交结之所在。
(1)从当时士人较为看重的师徒关系看，颍川士大夫豪族成为当时全国豪族游学、交结的中心。既有经学发达地区的士人，如北海邴原、管宁、平原华歆、王烈以陈寔为师，并且王烈还与陈寔二子为友①；又有处于边区的豪族求学于颍川，如汉中祝龟远学太学，及颍汝[8](卷十)，李固则以苟淑为师[2](《荀淑传》)。就求学学生的家世而言，要么是有家学世传的冠族如汉中李氏，要么则是享有盛誉、好交结的名士，如邴原、王烈等。可见，当时颍川士大夫豪族的师徒关系已呈现出跨地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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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原别传》、《三同志·魏书·管宁传》、《三国志·魏书·王烈传》注引《先贤行状》。
(2)从颍川士大夫豪族与其他地区豪族交友的类别上看，主要分为以下两类：其一，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士大夫豪族纷纷与其群体交友。如鲁国孔氏与许县陈氏，据《三国志·魏书·陈群传》载：“鲁国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纪、群之间，先与纪友，后与群交，更为纪拜，由是显名。”又如襄城李氏，据《后汉书·孔融传》载：“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又如汉中李氏与颍阴苟氏、定陵贾氏，据《后汉书·李燮传》载：“(李燮)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长，好成人之美。时颍川荀爽、贾彪，虽俱知名而不相能，燮并交二子，情无适莫，世称其平正。”再如汝南陈氏、太原郭氏与许县陈氏，据《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一引谢承《后汉书》载：“陈寔字仲弓，诣太学，郭林宗、陈仲举为亲友。”可见，上述诸家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跨州郡的全国性特点，且均为当地具有清德家声、全国性影响的士大夫豪族，从而反映出颍川豪族士族化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得到了认同，呈现出全国性特征。其二，多与东汉中后期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名士交友。《三国志·魏书·荀攸传》注引张瑶《汉纪》载，南阳何颐与颍川诸士大夫豪族关系密切，“少与郭泰、贾彪等游学洛阳，泰等与同风好。顒显名太学，于是中朝名臣太傅陈蕃、司隶李膺等皆深接之”。又如许劭、郭泰也与颍川士大夫豪族关系密切，汝南许劭“尝到颍川，多长者之游”[2](《许邵传》)，太原郭泰“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2](《郭泰传》)。可见，颍川士大夫豪族成为联系当时名士的一个重要群体。
2．颍川士大夫豪族在与全国士大夫豪族交结中所处的地位
由于颍川士大夫豪族在交友范围及类别上都呈现出跨地区的特征，并且与之交结的多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士大夫豪族和著称于天下的名士，从而使得颍川士族化豪族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网中的核心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颍川士大夫豪族的交结与品评关系到各地士人的成名与否，其中李膺以其地位和声望，成为交结的中心，据《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传》云：“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李膺却是掌握当时天下士人进退的最有力人物之一。据《后汉书·符融传》记载，人物评论家郭泰即是与李膺相交结而名闻天下；又如岑睚有高才，李膺称其有干国器，而成为名士，列党人“八及”之一[2](《岑晊传》)。(2)颍川士大夫豪族李膺、陈寔等成为东汉中后期全国士大夫豪族所交结的领袖人物。如《初学记》卷二十引袁山松《后汉书》载：“郭林宗、李元礼等为谈论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为准的。”又如“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违也。有难李君之言者，则乡党非之；李君子与人同舆载，则名闻天下”[9](卷四四七)。又如陈寔，《后汉书·陈定传》载：“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而私谥则为东汉后期士人表达其推崇至极的表现。可见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领袖，完成了由地方豪族蜕变成为士族的关键一步，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全国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东汉颍川豪族是东汉各地豪族官僚化、士族化程度最高的豪族群体之一。它处于全国豪族网中的核心位置，这也是颍川豪族的特性所在。在官僚化上，颍川豪族担任守相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在中央、地方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仕宦与中央全国性的事务有着重要关联。随着官僚化的不断加深，其士族化特质也渐趋成熟，形成了各自的家风家学，从而在东汉中后期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领士风之潮流，其交结与标榜关系到各地豪族士人的进退，由此对东汉豪族的士族化过程乃至魏晋门阀士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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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表所谓的地域范围是以东汉颍川郡来划定，所统计的颍川豪族官职为在东汉时期的最终官职及曹魏时期的最初官职，所统计的颍川豪族的世代截止到曹魏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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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wer clans of Yingchua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becoming officials and tycoon scholars
Xue Haibo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Northeast China, J 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chun 130033)
Abstract:The power clans in Yingchuan held a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national network of power clan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process of its becoming officials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stabilization of Eastern Han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number ot" magisterial governors and high court officials taking the lead in the whole country. In its becoming tycoon scholars, the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of Yingchuan power clans edged from local leaders to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national leaders through the middle to late stages of the Dynasty, exerting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process of power clans nation- wide becoming officials and tycoon scholars.
Keywords:Eastern Han; power clans of Yingchuan; becoming officials and tycoon scholars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