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下午梅岭合影
——《前奏：二1965年4月梅岭异峰迭起》3
马社香
载《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毛主席要走了!”4月29日下午，梅岭上下传递着恋恋不舍的眼神。
看见王任重、张体学一起来梅岭，一号楼、二号楼的工作人员证实了毛主席要走的消息，把汪东兴给包围起来，纷纷表示希望和主席照张相。汪东兴感到有点儿为难。昨晚主席和贺龙、罗瑞卿等人谈得太晚，思考的问题太多，临行前向主席提出这个要求，不知道主席有没有时间。女服务员一见汪部长这边行不通，很快转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那里，请他向主席提一提，徐业夫笑着点了头。
据1965年梅岭一号、二号的工作人员回忆，20世纪60年代，梅岭工作人员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同志都比较熟，关系也非常好。这个“好”，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相信、不理解，那是一种不分上下、不分彼此的亲近和关爱，就像一家人那样。1965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全在二号楼吃饭，天天见面，有时他们还邀请服务员一起吃饭，吃的都是家常菜。梅岭的服务员都比较年轻，毛主席身边年纪大的工作人员，像汪部长、徐秘书常常把服务员看做自家的孩子，事事要求严格，又轻言细语，没有一点儿架子，有时候服务员还可以向他们说说气话，他们总是笑一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徐秘书(徐业夫)一国领袖的秘书，权力应该说不得了，可徐秘书跟谁说话都客客气气，看见小字辈服务员也是一脸微笑。毛主席身边工作忙，有时开饭时间过了他才来，满脸都是歉意。有时忙得顾不上吃饭，也不要食堂另外做，吃两个馒头就是一餐，简单得很。
那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非常谦虚，使梅岭一号的服务员、炊事员感到和他们很平等，没有上下和贵贱之分。像谢静宜、吴旭君等人把服务员当做姊妹，有空就来二号楼帮助打扫卫生。那时候每个服务员的工作量比较大，但人人干劲也大，没有人计较多劳多得。谢静宜天天都来帮忙，二号楼服务员魏中华对她说，你们怎么能做这些粗事，这是我们服务员做的。谢静宜笑着说，革命工作哪分彼此。很真诚，没有一点儿作秀。魏中华和谢静宜关系就像一对好朋友，两人有时谈谈闺中之事，有时谈谈老家，她俩都是河南人。谢静宜到北京后，还托人给魏中华带过一次土特产。梅岭二号服务员金翠珍当时怀了孕，闻不得油腥味，上菜、拣碗，她分内大大小小的事，毛主席身边的人个个抢着做，要她注意休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那时候没有一点儿特权，更没有什么特权意识，她们比普通人更关心人。原梅岭二号服务员魏中华说：
毛主席走的那天，我正好休班。下午两点钟前后，洗了个头，边梳长发边从窗户里向外看。窗外的梅花大多谢了，少数还挂在枝头，粉红色的，疏疏落落点缀其间，我文化不高，但也感到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我高兴地唱起歌。“红岩上红梅开……”，那是当时刚刚流行的《江姐》插曲，突见徐秘书向二号楼小跑过来，大门口喊声急切传来：“小魏，小魏!”找我，有什么急事?“快快，毛主席和大家照相，就等你了!”真的!我头发也来不及扎，跟着徐秘书就向梅岭一号跑去。哇，梅岭一号门前空地站满了人，毛主席已经站在了中间，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站在老人家旁边。毛主席慈祥地招了招手，我飞跑过去，王任重笑着将我拉着站在他和主席的中间，刚刚站好，摄影师就喊了一声“照……了”。
照完相后，王任重等省里领导直接送主席离开梅岭，徐秘书等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过来和大家握手告别，我好半天都像傻子一样停留在刚才照相的时刻。我太激动了。过后，又感到自己太不该了。
我一个普通的服务员，怎么能让70多岁的领袖和那么多的领导、同志等我一个人照相呢?怎么能让毛主席的秘书为我一个小青年念叨的“一个心愿”跑来跑去呢?可当时从上到下没有人感到等我不应该，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向我招手呢?不要看我站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并不熟悉我，最多他知道我是梅岭一个普通服务员，可老人家却等着我一起照相，这是什么精神品质啊!我文化不高，随着时间的过去，却越来越感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种精神，一种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
1965年4月29日毛泽东一行和梅岭工作人员合影
这张照片一辈子留在我心里。我一想到这张照片，想到那天，就激动得想哭。
(2005年3月15日魏中华口述)
梅岭一号、梅岭二号，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在这张照片上。第一排最左边戴眼镜的就是徐秘书。左二汪东兴、左七化验员小周、左八梅岭一号工作人员邬秀英、左九王任重、左十魏中华、左十一毛泽东、左十二金翠珍、左十三张体学、左十五朱光才，王任重后面的高个子是司机易永喜，二排右二就是申兴国……
建国以来，这是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与工作人员合影人数最多的一次。
4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一行怀着“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离开了梅岭。
1987年王任重(前右六)与毛远达(二排右四)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前
1965年春毛泽东到武汉，王任重是有特别感触的。l987年王任重游韶山，曾与韶山管理局副书记毛远达(毛泽东的远房堂侄)谈过当时的感受。
毛远达和毛泽东同宗不同房，是远字派侄儿辈。毛泽东去世后，他曾代表韶山地区的共产党员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王任重一看见毛远达，格外亲切，这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向毛远达回忆毛泽东对他的多年教诲和培养，也回忆了1965年春毛泽东到武汉，他的思考和疑惑。毛远达回忆，王任重曾讲过当时的困惑：
1965年1月12日(颁布“二十三条”前两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听取中南局汇报工作时有段插话，特别强调了要突出政治。“有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孙中山讲过：‘政治是众人的事。’他比古人讲得好点，但他不讲阶级。什么‘众人的事’?各个阶级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资产阶级说是资产阶级的事，无产阶级说是无产阶级的事；国民党说是国民党的事，共产党说是共产党的事。还是《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对，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在阶级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党内也会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但都脱离不开阶级斗争。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袁世凯做皇帝，连他最亲信的两员大将段琪瑞和冯国璋都反对，只有他最亲信的陈宦极力劝进，说袁如不答应做皇帝，他就跪在地下不起来。袁很高兴，让他当四川督军。可是，蔡锷一起义，他首先响应。可见，搞个人野心总是搞不久的。我们党五朝书记都不好，但也没有人能把党搞垮。最危急的是内战后期，王明路线的几年。遵义会议后十年，虽然还是洛甫当总书记，王明路线基本被克服。但抗战初期，也有过王明路线。……因为搞个人野心，总要有几个人合谋，可是联络人多了，就容易暴露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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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思想万岁》第四辑，可参见《东湖情深——毛泽东和王任重十三年情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王任重说，1964年6月15日、16日上午，毛主席在北京西郊观看大比武表演，16日下午，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一栋两层楼的小会议宣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讲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一个是准备后事要搞接班人问题(接班人五个条件)。其中尖锐地提到五朝书记，但没有与“野心家”联系起来。1965年1月毛主席讲话特别强调了“野心家”，“野心家”指谁，当时谁也不知道，也不便问。
(2000年12月24日毛远达口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