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与命运：天津解放初期行业组织的作用与职能及其终结

三、在政府领导下积极发挥作用

　　人民政府对旧同业公会进行教育改造后，使同业公会成为一个积极为同行业谋利益和为政府当好参谋、助手的民间团体。在党的领导和工商联的组织下，极大地调动了公会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做了一系列有利于当时恢复生产、促进建设的工作，其参与的重要活动有这样几项。
 
　　(1)收购原料，推销成品，推动工商各业复工复业。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安定生产，号召工商业尽快复工复业，要求早日恢复生产，在同业公会的积极组织协调下，各企业立刻行动起来。由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百业凋敝，物价飞涨，城乡之间隔绝的情况下，所遗留下来的问题非常多，如面粉业，首先是原料问题亟待解决，在工商局的指导下，1949年4月，同业公会与粮食公司共同组织了天津麦粉购销委员会，专门进行粮食行业的原材料采购、生产和销售工作，使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粮食问题得到顺畅的解决。通过各业公会的努力和配合，解放后的复工复业很快得以实现，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也使工商各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开端。
 
　　(2)协调公私关系。如粮食行业的加工问题，曾是公私之间矛盾的焦点，常常为加工费等问题发生争执。1950年7月～8月间，先后召开了全国和华北地区粮食加工会议，天津市面粉同业公会也派人参加，会后，天津市决定在工商局领导下，成立粮食加工协商委员会，解决有关加工等问题，如加工费的调整、加工数量的分配、加工合同的修订，同业公会都积极参与，从而使问题得到充分协商与合理解决。
 
　　(3)调整劳资关系。劳资两利是解放以后党的重要政策之一。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建立正当的劳资关系，同业公会和工会之间各派代表根据平等互惠、自主自愿的原则，协商签订劳动合同，合同对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雇佣与解雇、劳保与福利等内容，都做了明文规定。在同业公会的积极协调下，资方和工人就工资标准、年终双薪、劳动纪律、行政管理、请假规定、福利设施、劳动保险等问题，达成了使双方都满意的协商结果，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生产也逐步稳定下来。
 
　　(4)组织政治学习及宣传活动，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时事及国家各项政策，传达政府各项有关法令，参加社会活动，是同业公会工作的一个方面。有的同业公会专门设有政法组，由专人负责开展学习和推进工作，如宣传国家的共同纲领及关于私营工商业各项政策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组织学习关于调整工商业及公私关系政策、“五反”的重要意义及传达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及有关全行业合营方面的各项政策。
 
　　(5)支援抗美援朝。在抗美援朝期间，各同业公会积极发动和组织本行业的会员，进行飞机大炮的爱国捐献活动。工商联曾召开由144个行业同业公会主委参加的抗美援朝动员大会，发起了有全市工商业者42 000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天津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活动。天津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捐献飞机18架、坦克1辆、大炮3门、高射炮1门。到年底又扩大了捐献计划，飞机为100架、款项为1500亿元，对抗美援朝起到了有力的支援作用。
 
　　(6)认购公债。一些公会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如推销公债委员会或小组，负责发动会员认购公债。公会委员和负责人带头认购公债，使每一次的认购工作都能顺利完成，有时还能超额完成任务。
 
　　(7)协助纳税。为做好税收工作，各公会组织了行业分评会，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各户自报营业额，调查典型户、磋商评议率，统计核算额，督促如期纳税。进出口同业公会还专门设有税务小组。公会委员及各区组长在税收工作期间，全力以赴地宣传税收政策，并深入各户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采取了自报公议、民主评议、大会评议的办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出现了踊跃纳税的局面。
 
　　(8)参加物资交流大会。各业公会积极宣传政府的“四面八方”繁荣经济的政策，打消会员思想中存在的模糊认识，鼓励会员深购远销，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有的公会集中组织了相当数量的资金用来发展远途贸易，开辟了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贸易路线。在几次较大规模的物资交流大会上，各公会都积极组织会员参加，如华东区上海物交会、中南区汉口物交会、华北区城乡物交会及各专业性的物交会等等，这些活动都促进了物资交流，并协助农民解决了物资积压问题。
 
　　在天津解放后的很短时间里，由于中央政策的正确指导，私营工商业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发展，同业公会组织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建设，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巩固解放后的胜利果实，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行业组织历史使命的中断

　　以私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同业公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以后，其存在的条件也随之消失，因此，1956年以后，同业公会也就逐步地为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所取代，在经济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也逐渐消失。
 
　　(1)独立性的丧失。经济活动的全面展开和经济领域所面临着的复杂局面，使同业组织很难应付和解决全行业面临的问题，因此，他们必须与有关部门和企业进行合作，并在合作中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这就打破了以往某个同业组织独挡一面的局面。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为了解决亟需的原料问题，与粮食公司共同组织了天津市麦粉购销委员会，而后不久，由工商局、粮食公司、面粉工业同业公会、批发粮食业同业公会以及银行同业公会组成了小麦购销委员会，不但开展了面粉行业与国营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开辟了工商业公会与金融业组织之间的合作。
 
　　同时各同业公会在党和政府指导下，在促进发展集体经济、引导私营企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使自身的职能不断减弱甚至丧失。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在1954年的下半年，就组织会员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仿照原来一次性联营、临时性联营的做法，成立了畜产、山干货、国药、废棉、草帽辫、蔬菜、鲜果、改制酒、冬菜等16个专业联营组织，集中了资金、调整了贸易路线，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在进口方面争取了相当数量的化工原料、染料、五金、西药，在出口方面则有羊毛、地毯、豆类、国药等大量业务，这些业务的开展，始终是在国营公司有组织有计划的直接领导与扶持下进行的。同业公会还引导会员逐步走向集体经济道路，从思想上、组织上、业务上都为公私合营做了充分的准备。钱业同业公会也是如此，1950年，国家实行财经统一，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要求货币大量回笼，政府、各单位将存款全部存入人民银行，因而私人银行和钱庄银根奇紧，周转困难，以至纷纷倒闭或停业。钱庄从解放前夕的111家，仅剩下31家。钱业公会为维护同业，决定成立“信用联合准备会”，对内互相扶持，对外保持信用，改进放款方式，开展业务，以期走上联营或合并的道路。信用联合准备会成立以后，各会员加强经营管理，对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加以辅助，在正确运用资金、贯彻执行财经政策、加速资金周转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加强对私营金融业的领导，1950年下半年，人民银行与银钱两业联合组成放款团。根据情况分为四个银团：国家银行和私营银行放款银团、国家银行和私营金融业联合外汇银团、国家银行和私营钱庄联合放款银团、国家银行私营金融业小额贷款银行。银庄银团自成立到结束，历时三年，完成了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1952年私营银行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而钱业因为资力比较薄弱，钱业全体会员决定按政府要求停业清理，到1953年6月底，31家全部清理完毕。至此，历时一个半世纪的天津钱业及其行业组织不复存在。
 
　　(2)经济参与的减弱。国营企业的参加与临时委员会的成立，使同业公会组织开始演变，其职能和作用更加超脱，成为一个基层组织已是大势所趋。经过一段工作之后，经济形势和同业组织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经过1952年的“三五反”运动，同业组织也需要进行整顿和清理，为了进一步团结大多数工商业者，消除少数不良分子在同业公会中所起的消极作用，政府决定在各行业中重新组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委员会中吸收了大、中、小企业的代表，照顾到了大多数工商业者的利益，推选出能为同业服务、在“三五反”运动中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为委员，又吸收了国企和劳方的代表参加，健全了比较广泛的民主制度，临时工作委员会成为天津市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性组织。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组织的监督和指导。1955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各同业公会协同政府有关部门，宣传党的政策，参加有关调查研究，鼓励私营工商业者积极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加入公私合营的行列，这时的公会组织更加侧重于协助党和政府进行政治方面的活动。
 
　　学习时事及国家各项政策，传达政府各项有关法令，参加社会活动，是同业公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同业公会中大多设立了政法组，由专人负责进行学习和推进，如政府及关于私营工商业各项政策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等方针财经统一后关于调整工商业及公私关系办法，宣传“五反”的重要意义及1953年转达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推行国家资本主义，使私营工商业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改造大道，其原有在经济领域活动的能量大大地减退了。
 
　　(3)公有制的确立。随着对资改造、公私合营任务的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形成主体，其作为私营工商业的代表组织，也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同业公会的退出，是随着国营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消失的。解放初期对旧公会初步的改造，形成能为政府所控制、能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一定作用的新型民间组织，这时的公会主要是专业性的经济团体，其发挥的作用也仅限于一些亟需恢复和发展的经济领域及亟需解决的个别经济问题，如原料供应、价格平衡、物资交流等，当这些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同时国家实行的企业国有化程度的提高，同业公会组织作用就没有多大用武之地了。这种转变过程，大致从政府对公会的态度上看出，如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面粉行业，天津1月15日解放，23日天津人民政府工商局即派工业科科长到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参加该会解放后召开的第一次临时会议，指出：“因为面粉工业关系民食尤为重要，……公会组织虽系前伪政府立案，但站在注重生产立场上来讲，在此过渡时期内，仍应继续工作，俟将来人民政府法令公布，再按规定改组呈报立案”[5]。事实上，刚刚解放，一些相应的管理部门尚未建立，也只有同业公会这样的组织能够暂时被加以利用。随着私有制的逐渐削弱，国营经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到1956年，天津市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有101个私营工商行业、26 000多户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6]。当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政府经济部门纷纷成立专业公司，直接管理企业，同业公会组织在本行业开展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职能也随即消失。
 
　　【参考文献】
　　[1]张文广，靳天.解放初期的天津商业[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2]中共天津市委秘书处.关于私人工厂的初步统计[M].天津：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80-82.
　　[3]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G]//中国工商业联合会50年概览.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3：20.
　　[4]天津市工商局.关于改造工业同业公会组织工作的报告[M].天津：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5]王槐荫.天津面粉工业及其同业公会[J].天津工商史料丛刊，1987(7)：59.
　　[6]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天津市档案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天津卷[M].天津：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712.

　原文出处：《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6期第538～5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