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个人消费分析
四、合作性消费
合作消费是在满足自身消费的同时，也关注他人消费，并为之尽心尽力。人们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希望让尽可能多的成员来分享财富。
合作消费古已有之，配第在理论上对它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赋税论》中，配第说：“假定某一地区有一千人，其中一百人能够为全体一千人生产必需的食物及衣服，另外二百人生产可以和其他国家的商品或货币互相交换的各种商品，又四百人为全体居民的装饰、娱乐及庄严的气派服务；如果行政官吏、牧师、法官、医生、批发商及零售商人数为二百人的话，则全部共为九百人。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既然尚有充裕食物给那多余的一百人食用，那么他们如何得到这些食物呢？”配第主张，为了使“多余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可以“将剩余的东西给予他们”，如果没有剩余，则可“将别人的丰美食物的质量和数量减低一些”[8]28-29。
近代以来，社会救济逐步走上制度化的道路。但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中间阶层的代表在议会中不断增加，这批自认为靠自己能力发家的人对待贫困者态度冷漠，他们认定有些人处境不好主要是因为懒惰和没有责任感，因此要求对济贫作严格的限制。以前，每一教区将征收济贫税所得的收入以补助金的形式分发给该教区贫民，但有些教区并不愿意为其他地方来的流民提供救济[38]。但这种促使人自助的想法并没有改变人与人之间合作的信念。
合作消费在血缘关系中一直存在。这一时期，家庭的经济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家庭从生产中的分离并不彻底，家庭内部提供了家庭成员所需要的一些服务。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对此进行过精辟的论述：“在市场的下面，还横亘着一个不透明的、由于缺乏历史资料很难观察的层次，这是每个人到处都能遇到的、最起码、最基本的活动。紧贴地面的这个层次，其厚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由于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称之为物质生活或物质文明。这种表达方法显然有点含糊……人们总有一天会找到一个恰当的说法，以确定这一底层经济。它代表尚未成形的那种半经济活动，即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12]436实际上，从古到今，家务劳动一直存在，只是在整个生产中的比重有些变化而已，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成员的需要得到了共同满足。
亲缘关系可以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时候提供生存依托。“通过亲属制度发挥作用，无产者扩展型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作为重新分配核心型家庭贫穷的私人机构。相反，农民的扩展型家庭担负着保存财产和照顾老年家庭成员的责任。”[39]由亲戚资助家庭赡养老人的做法可能非常流行，这种“由公众资助的私人家庭赡养老人的做法比由社会机构照顾要廉价得多”[40]。
社区中的合作消费已经出现，对18世纪拥有土地的乡绅有这样的叙述：“一个小村子、一个村庄、一个教区、一个市镇和它的腹地，整个一个郡的生活，可能围绕着猎苑中的大宅邸运转。它的客厅、花园、马厩和养狗场都成了当地社会生活的中心；它的庄园办公室交换农场承租权、矿业和建筑物的承租权，并有一所银行负责小额储蓄和投资；它的家庭农场固定地展示着最好的可行的农耕方法……它的律师办公室……提供对法律和汇票的第一流的保障；它的肖像画廊、音乐厅和图书馆成为地方文化的大本营；它的餐厅则成为地方政治的支点。”[41]20有些地方人们还建立了友谊会之类的组织来帮助需要的人，这些活动“为他们的会员减轻了对于疾病、分娩、丧失工作能力和年老的担心，也为他们的子女减轻了一笔像样的丧葬的开支”[42]。乡绅“在安全和方便地经营他自己的财产和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他承担福利机构的作用”：
他照顾病人、老人和孤儿。
他不会将饥饿者从门前赶走，
亦不会勒索穷困者们的薪酬。
饥饿者能够在他的家中吃饱，
雇工在那里能找到大量面包，
贫困旅人亦能得到食宿照料。[35]23
人们的社会意识也在发生变化。贵族通常承担某些习惯性责任，如投资圈地、改良土壤、兴建排水设施、修筑道路，遇到灾荒时还必须分担由此带来的部分损失，歉收时贵族还应该用公平的价格来体现他们的同情心。正所谓，“精英阶层在绝对的道德义务，为处于饥荒时期的臣民提供生计”[43]。有些医生从事慈善活动，这里可以略举数例，约翰·阿登布鲁克曾捐款4 000英镑在剑桥建起一家小型医院，约翰·拉德克利夫去世时用80 000英镑在牛津建起了拉德克利夫图书馆、天文台、医院[44]。
有些贵族把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转化为庇护的做法。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互惠的关系。富者、强者的“恩惠可能只给予少数人；但他们的幸运却吸引了几乎所有的人。我们急切地帮助他们去实现一系列如此接近完美的幸福；并希望尽力使他们的虚荣心和荣誉感得到满足，而不想得到任何报答”[45]。1774年，兰霍恩的《乡村公正》这样写道：
当你仁慈的父亲拥有这片广阔的领地时，
悲叹之声恐怕从来就不是徒然的，
事实为他所同情，得到他慷慨的施舍。
有病的人获得医药，年迈者得到面包，
他将他的关心给予没有教区看护的人。[41]22-23
合作消费为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提供了生存所需，使人与人能和谐地生活，从家庭、亲缘关系、社区再到整个社会，人们形成了分享财富的观念。社会整合程度提高了。
18世纪英国个人消费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生存消费水平提高，奢侈消费增加，奢侈品逐渐演变成大众生活必需品，炫耀消费仍然存在，合作消费越来越深入人心。其中最重要的消费特征是普遍的奢侈化，这为未来生产方式、产品、营销手段等方面的变化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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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淮安)2007年5期第641～646，6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