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征耗考论

内容提要：在军需财政“量出”难计的前提下，征耗是五代“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一背景下，五代不断调整征耗政策，征耗的内容、额度和性质有明显变化，出现了多样化、折变化和经费化的趋势，体现了唐宋之际赋税演进的基本特征。这不仅加剧了五代社会矛盾，也对宋以后赋税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五代  征耗  多样化  折变化  经费化

唐五代附加税研究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而征耗作为附加税的一种，也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①]通过唐五代加耗的研究，可以加深对唐五代税制的认识。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专门探讨五代征耗的有关问题。

一、征耗溯源

征耗作为附加税，究竟始于何时？文献上缺乏明确的记载。清代钱陈群从唐代财政上考察，认为耗羡始于“羡余赏格”：

伏查正供之外有耗羡一项，昉于唐之中叶，立羡余赏格。于是天下竞以无艺之求为进阶之计。五代相沿滋甚。宋太祖乾德四年，从张全操之请，罢羡余赏格。《宋史》美之。然入于公者虽罢，而出于民者未必尽除。[②]

清代孙嘉淦从赋役制度演变上探究，认为役法和币制的演变，促使耗羡的产生：

伏查古者取民之法不过粟米布缕之征。而辇送官物，皆用民力，即在力役之征之内，故有正供而无耗羡，不需耗羡也。嗣后变货币为银两，则倾销有费矣；变夫役为佣雇，则解送有费矣。故随正供而输耗羡，不得不需耗羡也。[③]

基于视角的不同，钱、孙观点殊异。尽管二者皆有一定的道理，但前者对唐代征耗的认识止于“羡余赏格”，尚不深入；后者对赋役制度本身演进的考量，又缺乏唐代具体材料的支撑。从实证的角度，李锦绣通过对已出土的唐代含嘉仓铭砖中有关加耗铭文的研究，并据铭砖上的年号“天授元年(690)”、“长寿元年(692)”和“通天二年(697)”，结合有关文献资料，进而推断“唐前期正租和地税均有加耗”[④]。陈国灿对莫高窟北47窟新出《唐开元廿四年后丁租牒》进行复原并加以研究[⑤]，其中涉及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加耗的征收。而《夏侯阳算经》中有关于加耗的计算，虽然该书成书的具体年代学界观点不同[⑥]，但主要各说都认为在唐中期。同时，《夏侯阳算经》也得到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的重视，并作为其《唐令拾遗·赋役令》一书拾遗补阙的重要材料之一，征引良多。

以上对征耗起源的研究，可归纳为二说：钱陈群的唐中叶说，以“羡余赏格”作为标志；李锦绣认为征耗是为税物在征纳过程中的损耗而设的,唐前期正租和地税均有加耗，但没有明确征耗制度的起点，可简称唐前期说。由于新发现的出土材料记载征耗比传世文献为早，因而可以判断，李锦绣的观点颇为允当。

二、五代征耗

五代财政支出以军需为主，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两税的附加税，征耗的种类、额度和性质都有新的变化。

后梁征耗见于开平三年（909）八月敕：“所在长吏放杂差役，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又今岁秋田，皆期大稔，仰所在切如条流本分纳税及加耗外，勿令更有科索。”[⑦]具体征耗额度虽然不明，但“加耗”作为纳税的“条流本分”,当属于法定征税内容。至于敕文中的“科配”，可根据后唐有关诏令奏疏加以认识。同光二年（924）二月敕：“……伪朝已来，通言杂税，有形之类，无税不加，为弊颇深，兴怨无已。……”[⑧]同光三年（925）二月敕：“……城内店宅园圃，比来无税，顷因伪命，遂有配征。……”[⑨]同年闰十二月，吏部尚书李琪上疏：“请两税不以折纳为事，不以纽配为名，止以正税加纳。”敕：“本朝征科，唯有两税，至于折纽，比不施为。宜依李琪所论，应逐税合纳钱物、斛斗及盐钱等，宜令租庸司指挥并准元征本色输纳，不得更改，若有移改，须具事由闻奏，请下中书门下商量，别候敕旨。”[⑩]事实上，后梁虽曾明令禁止科配，但科配、折扭现象仍然存在。

后唐征耗，是在继承唐代两税制度并检讨后梁杂税之弊这一前提下进行的。庄宗奉唐代两税法为本朝制度。同光四年（926），度支员外郎骆鹏举上疏，“请节声乐、薄滋味、崇俭约、断形势影庇富户、纳仓储去加耗，每岁青苗、盐钱、杂税等钱不纽配，条钱陌无阙，召人耕旷土，免三年地租，使观风察俗。”“敕旨以断形势影庇、纳仓租物加耗等从之。”[11]这表明“加耗”和“纽配”现象在后唐初期也是存在的。明宗天成元年（926）四月敕：“应纳夏秋税，先有省耗，每斗一升，起今后只纳正钱[12]，不得别量省耗。其余刍、藁，亦不得别加征耗。”[13]此敕取消了省耗，并明令对刍、藁等军需之物不得加耗。天成二年（927）六月二十九日，户部奏：

先准天成元年五月十五日敕，检纳夏秋苗子斛斗，每斗只纳一斗，官中纳不收耗。人户送纳之时，如有使官布袋者，每一布袋，使百姓纳钱八文。内五文与擎布袋人，余三文即与仓司充吃食、铺衬、纸笔、盘缠。若是人户出布袋，令只纳三文与仓司。[14]

此上奏承明宗天成元年（926）四月敕，两税斛斗不征省耗，但有布袋钱三文，充仓司经费，并列有“吃食、铺衬、纸笔、盘缠”等具体开支项目。尽管后唐敕令明文规定停征省耗，但从符习被罢归京师一事来看，地方上的征耗现象仍然存在。“（天成）四年，移汴州节度使。安重诲素不悦习，会汴人言习厚赋民钱，以代纳藁，及纳军租，多收加耗，由是罢归京师。”[15]据“多收加耗”看，符习的问题在于多收，地方上加耗是存在的。至长兴元年（930），征耗仅限于两税斛斗以外特定的税物，且有州府和省库受纳之别：

三月敕：天下州府受纳：……其细绢、絁、布、绫、罗每匹纳钱一十文，足陌。丝、绵、绸、线、麻、布等每一十两，纳耗半两。……省库受纳：……丝、绵、绸、线子每一百两纳耗一两。其诸色匹叚〔段〕并无加耗。此后并须依上件则例受纳。[16]

以上材料所见征耗，仅限于丝、绵、绸、线、麻、布等，其余的不计征耗，而受纳有州府和省库之别，体现天下财赋三分的特点。长兴二年（931），秆草加耗。长兴二年（931）闰五月敕：“今后诸州府所纳秆草，每二十束别加耗一束，充场司耗折。其每束上旧纳盘缠钱一文，仰官典同共系竖，一一分明上历，至纳遣了绝已来，公使不得辄将出外。”[17]同时又恢复两税斛斗的征耗，但不是省耗而是“仓司耗折”。又敕：“诸道州府所纳两税斛斗，今后每斗上纳加耗二合，准备仓司耗折，其收到布袋钱，仰官典同共系署，一一分明，上历支缗。”[18]此次征耗的额度，相比于天成元年（926）之前的省耗，是其五分之一，有明显的减轻。从“每斗上纳加耗二合”作为“仓司耗折”来看，当为鼠雀耗，其事见于《五代史补》卷二《明宗入仓场》：

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仓场，观纳。时主者以车驾亲临，惧其得罪，较量甚轻。明宗因谓之曰：“且朕自省事以来，仓场给散，动经一二十年未毕，今较量如此，其后销折将何以偿之？”对曰：“竭尽家产不足，则继之以身命。”明宗怆然曰：“只闻百姓养一家，未闻一家养百姓。今后每石加二斗[升]耗，以备鼠雀侵蠹，谓之鼠雀耗。’仓粮加耗自此始也。”[19]

此则材料中，“每石加二斗耗”的“二斗”应为“二升”的讹误[20]。五代“仓粮加耗”始自后唐明宗[21]。后唐仓司加耗，自同光四年（926）“纳仓储去加耗”，至长兴二年（931）闰五月“每斗上纳加耗二合”作为仓司耗折，虽然明宗时停征省耗，但丝绵之类、秆草和仓粮加耗，耗及两税的征收和储存，而鼠雀耗的加征，使仓司征耗有税名化的倾向[22]。

后晋征耗承继后唐，但出现了折色现象。天福八年（943）五月十五日，三司奏：

“天下今后诸仓，请据人户元纳耗二升，内一升依旧送纳本色，充备鼠雀耗折；一升即令人户送纳价钱两文足，与元纳钱八文足，共一十文足，充备仓司斗袋、人夫及诸色吃食、纸笔、铺衬、盘缠支费。”从之。[23]

后晋按人户征耗二升，其中一升折变为钱，充仓司杂办经费，使折色和征耗结合在一起，征耗出现了折色化和经费化的趋向。

至后汉时，征耗转向严苛，这与三司使王章有直接关系。王章恢复了后唐停征的省耗，并增加了省耗的额度。“旧制，秋夏苗租，民税一斛，别输二升，谓之‘雀鼠耗’。乾祐中，输一斛者，别令输二斗，目之为‘省耗’。百姓苦之。”[24]元代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引“致堂胡氏曰”认识这一问题：

百姓输税足雀鼠耗，蠹仓廪乃有司之责，而亦使百姓偿之，敛税重矣！然称之曰“雀鼠耗”，尚为有名，章乃使十倍而偿，十百千万有定数矣。以八十为百，既非定数，然出入皆然，尚为均一，章乃于出者特收其三。省耗不已，于是有一斛之税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已，于是有一千之省又取其头子者。[25]

宋代胡寅明确指出加耗的直接后果是百姓承担赋税的加重，甚至出现耗过正税的现象，因而加耗过多也成为革除地方弊政的主要内容。后晋天福七年（942）十一月，“礼部郎中李为光上封事，为诸州府仓场逐年所纳百姓秋夏租加耗颇多，乞行条理，庶得远近舒苏。”[26]到后周加耗的弊政才有所扭转。广顺元年（951）正月敕节文：“其诸道州府仓场库务，宜令节度使、刺史专切钤辖，掌纳官吏，一依省条指挥，不得别纳斗余、秤耗。旧来所进羡余物，今后一切停罢。”[27] 并对“厚取耗余”者予以严惩，“（显德元年（954））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赐死，坐监纳厚取耗余也。”[28]广顺三年（953）正月敕：“……其二：省司元纳夏秋税匹叚〔段〕，每匹纳十钱，每贯七钱。丝、绵、细线每十两纳耗半两，粮食每石耗一斗八钱，蒿草每十束耗一束，钱五分，鞋每两一钱。此外，别无配率。今后青州所管州县并依省司则例供输，如违，罪无轻恕。”[29]至此，省司的丝绵类加耗和后唐长兴元年（930）的州府加耗相同，可能是长兴元年（930）以后省司加耗有所提高，而青州所管州县的加耗高于省司，因而青州知州阁门使张凝奏陈要求州府依省司加耗，以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

以上可以看出，在军需财政下，五代两税征耗的种类、额度和性质出现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多样化、折变化和经费化的趋向。这表明，自唐后期实行的两税法虽有征收趋向简化的精神，但从征耗演进来看两税的附加税却日趋繁杂。

三、内容及特点

五代出现了以耗为主要计征对象的征收名目，从征税的性质来说，这些名目都属于附加税，这类税目的出现适应了五代军需财政的需要。五代征耗名目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省耗。为中央财司征收的加耗，指两税斛斗在征收过程中的损耗。省耗一名始见于后唐[30]，据“天成已前已有省耗”推断，后梁两税斛斗加耗也是存在的，当沿袭唐代后期两税斛斗纳耗。五代省耗，自后唐天成元年停征，至后汉乾祐中复征，但征耗额度提高了一倍。

（二）仓、场耗。即仓司耗折和场司耗折，为税物储存而产生的损耗。据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八月诏：“……天下诸州府应纳义仓及诸色斛斗二合耗外，切宜禁断。”[31]又宣宗大中六年（852）十一月敕：“应畿内诸县百姓军户，合送纳诸仓及诸使两税，送纳斛斗，旧例，每斗函头耗物遽除，皆有数限，访闻近日诸仓所由，分外邀额利，索耗物，致使京畿诸县，转更凋弊，农桑无利，职此之由。自今以后，只令依官额，余并禁断。”[32]可见，“送纳诸仓及诸使两税”，体现了唐宪宗以后的财政特色。[33]“应纳义仓及诸色斛斗二合耗”，这里的“二合”是仓司耗折的常数。“每斗函头耗物遽除”里“耗物”显然是两税的加耗。五代仓司耗折自同光四年（926）“去加耗”到长兴二年（931）“加耗二合”，后唐明宗仓粮加耗名为鼠雀耗，又称雀鼠耗。由于征耗和折色结合在一起，涉及了仓司的管理费用，使征耗由本义的实物之耗又包含了事务之耗。场司耗折，主要指刍、藁之类的耗折。天成元年（926）“刍、藁”不得加耗，长兴二年（931）秆草加耗。仓、场征耗，赋及之物在于粮草，这突出了五代军需财政的需要。

（三）州府、省库受纳加耗。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明令纳耗有州府和省库之别，具体加耗对象为两税斛斗外的丝、绵、绸、线、麻布类和秆草等税物，州府耗额高于省库，后唐在一定的征耗对象上承认了中央和地方的不一[34]，而不涉及两税斛斗，这与明宗天成元年（926）四月敕中“不得别量省耗”吻合。但据后周广顺三年（953）正月敕，省司征耗额度与后唐长兴元年（930）的州府征耗相同，征耗额数有所提高。

由五代征耗的实际支出判断，漕耗有可能成为一种征耗。漕耗指漕运之耗，当为官支，其弊亦由民出。后周显德二年（955）春正月庚辰，世宗“以漕运自晋、汉以来不给斗耗，纲吏多以亏欠抵死，诏自今每斛给耗一斗”[35]。此事《五代会要》记载颇详，“上谓侍臣曰：‘转输之物，向来皆给斗耗，自晋、汉以来，不与支破。仓廪所纳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岂无损失，今后每石宜与耗一斗。’”[36]从“转输之物，向来皆给斗耗”看，漕运给斗耗应不限于五代。后唐长兴二年（931）五月三日敕：“应沿河船般仓，依北面转运司船般仓例，每一石于数内与正销破二升。”[37]正因为官给，宋代吴箕认为“漕运给斗耗”为五代“良法美意”[38]之一。明代陆深也认为这是仁政，“予昨记后唐明宗与我太祖加耗以为仁政，按周世宗显德中每石与耗一斗，此出之于官以资转运，非谓取之于民也。[39]《文献通考》卷二五引“致堂胡氏曰”：

受税而取耗，虽非良法，诚以给用，犹不使民徒费。今观世宗之言，则知晋、汉间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尝为耗用，直多取以实仓廪耳。比及输运，其当给耗，反不与之，而或责之纲吏，或还使所出州县补其亏数，亡身破家，不可胜计，岂为国抚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费是也；当予而未尝予者，漕运斗耗是也。” [40]

由“所出州县补其亏数”这一点上看，漕耗本由官给，其弊则责于民出，变成具有单独加耗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明代丘浚认为，“是以积粮者自唐明宗始给鼠雀耗，而运粮者亦给斗耗，用是故也，既名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计算俾其偿焉，是何理也？”[41]

从根本意义上讲，征耗的目的在于保证了财政征收的额度，同时也由于征收额度的弹性，可以满足五代军需财政支出的需要。五代征耗作为两税的附加税，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从下表上看，五代征耗具体内容，可以从计量单位上加以分类，主要有三种：

一是斗耗之类。斗耗是以容量作为计量单位进行征耗，对象为两税正税斛斗，计征容量的单位有斛、石、斗、升、合等，五代省耗、仓耗和鼠雀耗就是以斗耗计征。

二是两耗之类。两耗是以重量作为计量单位进行征耗，无法从容量衡量的两税所征收的丝绵之类，如丝、绵、绸、线、麻布等。计征重量的单位有十两、一百两等。

三是束耗之类。束耗是以数量作为计量进行征耗。对于既不便于计量容量也不便计量重量的刍、藁等秆草类，计量数量为二十束、十束等，而“诸色匹段”并不加耗。

从计量的分类上，可见五代征耗主要是实物征耗，且具有可计量性。由后周广顺三年（953）正月敕中所见征耗，涉及匹段无耗，丝、绵、细线、粮食、蒿草等加耗，分别按照两耗、斗耗和束耗进行计征，加耗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耗与钱统计并征，体现了新的变化。

五代征耗内容表[42]

以上可见，五代征耗主要继承了唐代后期的征耗制度，但其内容上有很大变化，有以下特点：首先，征耗范围扩大。征耗既有税物收纳的纳耗，又有储存的仓场耗和运输的漕耗，甚至事务之耗，涉及财政征收的整个过程。其次，征耗对象增加。正税斛斗的斗耗之类，丝、绵、绸、线、麻布等所纳两耗，以及蒿草的束耗，征耗涉及两税征收的对象较多。第三，征耗额度不一。从正税斛斗的斗耗上看，征耗额度一般为十分之一[44]，甚至达到十分之二，正税斛斗征耗的额度高。其余丝绵之类两耗为百分之一和二十分之一，蒿草束耗为十分之一。以上征耗额度基本上继承了唐后期征耗额度，但也有变化，比如省耗。其中斗耗和束耗之类，人马所用粮草，为军需急用，征耗额度较大，这体现了五代军需财政的时代特色。第四，征耗计入杂办。后晋征耗折色，充入杂办经费支出，征耗本意的改变，使征耗折变化和经费化，且具有更强的弹性。由于藩镇割据，五代中央征耗政策对地方约束力不强，地方在征耗实施上往往有很大操作空间，限于材料，五代地方上实际征耗尚不清晰。

五代征耗演变适应了五代军需财政的需要，具有多样化、折变化和经费化的特色。征耗作为两税的附加税，经费支出从实物之耗中衍生出来，初具古代税费的双轨性特征。

四、影响及流变

五代军需财政不仅使征耗成为两税外弹性较大的附加税，而且征耗的多样化、折变化和经费化也对五代以及后世影响深远。

从政治层面上看，五代征耗体现了五代的暴政，加剧了五代社会矛盾。以军需为主要支出方式的五代中央财政，征耗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也是征耗多样化、折变化和经费化的内在动力。后梁政权“恣为掊敛，至于杂色、斛斗、柴草受纳，仓场邀颉人户，分外诛求，纳一斗则二斗未充，纳一束则三束不了，互相蒙蔽，上下均分，疲毙生灵，莫斯为甚。”[45]后晋天福二年（937）四月敕禁止“在京及诸道监临主当仓库官吏等当受纳时例破加耗”[46]，这说明“例破加耗”的存在。后汉少帝时，王章增加耗额，“专于权利，剥下过当，敛怨归上，物论非之。……百姓苦之。”[47]由于五代中央对地方控制较弱，地方上经常出现耗外加耗现象，“（天成元年（926）八月）丁未，枢密使院条奏：‘诸道节度使、刺史内，有不守诏条，公行科敛，须行止绝。州使所纳军粮，不得更邀加耗。……’”[48]但在天成四年（929），汴州节度使符习因“多收加耗”而罢归京师。甚至，后周孟汉卿因“坐监纳厚取耗余”而被赐死。征耗有时也成为灾害蠲免的对象，“（同光二年（924））十一月，中书门下奏：‘今年秋，天下州府多有水灾，百姓所纳秋税，请特放加耗。’从之。”[49]足见征耗在赋税中的地位。五代征耗是两税外弹性较大的附加税，往往成为统治者横征暴敛的工具，进而加重了五代百姓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正如《宋史》中对两税法演进的认识：“其弊也，先期而苛敛，增额而繁征，至于五代极矣。”[50]五代征耗正体现这一点。

从制度层面上看，五代征耗的多样化、折变化和经费化，对五代以后赋役制度产生深远影响。五代征耗的多样化，主要体现为征耗内容、征耗名目和征耗用途的多样化。五代征耗的折变化，征耗服务于财政的需要，其本意渐失。五代征耗的经费化，征耗中蕴含杂办耗费，由本意的实物之耗增加了事务之耗。五代征耗多样化、折变化和经费化的特征，体现了唐宋之际赋税制度演变的规律。征耗从初始时保证征收赋税的额度而加征实物损耗的这一目的，演变为增加财政收入的税收理念和工具，使其具有更强的附加性，这不仅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对宋以后的财政制度产生深远影响。[51]

五代征耗作为附加税，其种类、额度和性质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唐代后期两税法以财政的目的进行征税发展的必然，体现了唐宋之际赋役制度演变的规律，是认识两税法乃至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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