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国际交流，拓展学术视野

2014年5月15日，中美经济史学交流会在清华大学成功召开。这次会议也是“清华-北大—南开—社科院经济史沙龙”的一部分，由清华大学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史学会联合举办。来自国内外十多所院校科研机构的80多位教授、研究生与博士后与会。
一、美国经济史研究回溯与动态
美国经济史学会执行董事、亚利桑那大学普莱斯•费希拜克（Price Fishback）教授做了题为“Recent Trends in Economic History”（经济史研究最新趋势）的报告，介绍了美国经济史研究近50年以来的发展趋势。首先，他阐述了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与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关系，明确指出计量史学方法是对历史叙述方法的补充而非替代。计量史学研究成果需要以深入了解其他历史研究方法为基础。计量史学的优越性是通过引入经济学、社会学等新理论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利用新数据信息重新讨论已有命题，从而增进对历史的理解。不过，计量史学研究者需要明确隐藏的假设，并考察数据的质量。费希拜克教授指出，当前量化研究倾向于采用自然实验方法提高变量估计的质量，不过外生冲击和自然实验可能存在关注问题过小的弊端，所以应该研究更普遍的问题，更多地考虑非自然实验。其次，回顾美国计量史学发展历程。计量史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1958年阿尔弗雷德•康拉德(Alfred Conrad)和约翰•迈耶(John Meyer) 比较早地将微观经济学方法用于计算美国内战前南方奴隶制收益率。1961年计量史学年会开始举办，关注使用微观经济学和统计方法于历史研究。在计量史学或者新经济史学中，最著名两个代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和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
诺斯以制度研究闻名，率先考虑制度、产权、经济表现、规范、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在1971年与戴维斯（Lance Davis） 合写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中认为美国政府的制度是有效率的，引发了来自公共选择领域的质疑。不过，诺斯在1973年与托马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转变了观点，试图将制度内生化，认为人地比例、民族国家的产生等等因素与私人产权的产生有很大关系。这种分析方法在1981年《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之后，诺斯与合作者开始引入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等最新经济学研究范式，写作了一系列关于规范、意识形态的著作。其中《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指出精英阶层限制个人的权利自由是自然国家，发达国家所达到的、精英不限制个人自由是非自然的，尝试研究这种变迁是如何发生的。类似研究包括加里•利贝卡普 (Gary Libecap)与迪安•卢耶克（Dean Lueck）等关于产权和区域发展的研究，以及菲利普•霍夫曼（Philip T. Hoffman）等 关于法国公证人制度作为商业银行替代制度的研究。制度和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不过为了解释制度的作用，跨国比较往往使用制度水平的标志变量（比如法治、产权、个体自由、收入平等、教育等）解释经济发展，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内生性。为了解决的这个问题，之后的研究者做了很多努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golu)等 使用殖民地传染病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的研究。后来，他们试图将产权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模型化，在2012年《国家因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总结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并加入了很多描述性证据。
福格尔虽然也关心大觉醒复兴运动（Great Awakening）等社会规范和宗教问题，不过主要研究是引入非收入变量来考察人类福利，包括死亡率、BMI指数、健康和身高等。很多经济史学家也将精力投入到历史数据的挖掘和估算，构建历史上个人福利的数据库并与学术界分享。目前历史上的收入、价格、租金、骨密度、气候变化以及识字率等方面的数据库都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最后，费希拜克教授还介绍了美国经济史学在全球化、战争的破坏性，以及政府与经济关系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比如拉法耶•督巴窦•贡扎勒斯（Rafael Dobado-González）等 通过对粮食市场的研究认为，全球化的趋势开始于17世纪晚期，而不是一般人为的18至19世纪。罗伯特•希格斯( Robert Higgs )等人研究发现战争对战火燃烧的地方有所破坏，但即使对于没有直接参战的国家（比如二战时期的美国）也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在《美国经济史新论：政府与经济关系》书中，费希拜克教授与合作者阐述了美国政府规模和政策是如何随着美国历史上的关键转折而逐步发展和变迁的。
二、精英的利益与非人格规则的转变
马里兰大学约翰•瓦利斯（John Wallis）教授报告题目是“Leviathan Denied: Elite interests and the transition to Impersonal Rules”（利维坦否认：精英的利益与向非人格规则的转变）。社会规则确立和执行的基础是精英（权力阶层）一致认同社会规则。非人格化社会规则也需要精英的共识，即精英放弃改变规则的特权，相信非人格化社会规则是可执行的。在当代大多数社会，精英往往拥有特权或抗拒规则执行的能力。为了理解非人格化社会规则被社会接受的过程，可以做以下假设。第一个假设，所有规则是基于关系的。身份规则（Identity Rules）是根据个人从属的组织确定。第二个假设，精英是与组织相关且有能力的个人，精英可以通过组织间关系来确定身份规则（即使没有政府）。社会变迁受到精英组织的关系影响，而组织间关系由身份规则予以维系，规则始终伴随着关系。第三个假设，政府是一种确认并代表共识的组织。当然，政府可能不仅是公开代表共识，还可能在各种组织中分配责任和义务，甚至由不同组织组合而成。在自然国家，精英处在不同的地位，并根据不同的身份遵循不同的规则。那么，为什么精英愿意放弃特权或放弃执行特权呢？鉴于身份规则与组织间关系密切相关，精英群体内部对规则存在不同的态度，导致不同等级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因为较小权力的精英不愿意与较大权力的精英合作。相比之下，如果执行非人格化的社会规则，精英之间就能够达成更多的共识。事实上，如果精英（尤其是掌握权力的精英）能从非人格化社会规则下获得更多利益，那么他们就会遵循新规则。如果精英接受非人格化社会规则并服从政府执行，那么政府就可以宣布和执行非个人化社会规则。最后，瓦利斯教授提醒到，政府的协调能力比其强制能力更有利于社会规则演变。
三、象征性资本：捐纳制度和晚清财政
卡内基梅隆大学白莎（Elisabeth Kaske）副教授做了“象征性资本：捐纳制度和晚清财政”的报告。首先，白莎教授将捐纳制度分解为以捐纳得官职的“卖官”和以捐纳得其他的身份及荣誉的“鬻爵”两种行为。白莎教授认为欧洲近代的卖官鬻爵之所以能被看作原始国债是因为官职的任免权被国家垄断，且官职（及其带来的未来收入）可以为买官者所有和世袭。但是，清代中国和欧洲相似却不同。清代高度依赖农业税，但地方政府遵循原额主义、低税主义和中央集权下的省略主义，即按很低的名义额度征农业税，避免财政亏空并惩罚亏空的官员，保持最低限度的正规化行政系统。另外，通过国库预备金和互补制度，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调剂。不过，在危机到来时，不得不采用临时增设和运动的方式解决财政需要。捐纳制度从清前期的临时增设，逐步演变为“常例”，从只有户部可以开捐纳到各省藩库皆可，越来越常规化和制度化。虽然捐纳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给买者带来任职资格而不是官职本身，或者只能带来身份和荣誉，但是由于国家垄断了官职的任免权和身份荣誉的赠与权（象征性资本），买官者即使不能立即收获官职带来的租金，依然可以获得身份荣誉带来的一系列好处（比如更好的产权保护和精英通婚等）。其次，在内战条件下捐纳依然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可能比信用工具更有效。晚清财政在太平天国冲击下困难重重，国库预备金彻底崩溃，各省藩库渐告不支，厘金和海关税的征收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清政府不得不扩大捐纳的供给。虽然对于买者，这意味着仕途的进一步冗塞和任职机会的下降，但是如陈争平教授指出的，晚清兴起的洋务派、买办和新式资本家都需要一定的身份或官职，为捐纳市场提供了新的需求。最后，白莎认为，解决财政问题更有效的办法是正式发行国债。至少对于内债而言，捐纳制度的存在对于发行现代化国债起了迟滞作用。这些内债，通常采取“劝借”的名义，只偿付本金而无利息；如果政府不能偿付，政府还常常可以把这些债务转化为封典、议叙和学额，那么就与捐纳无异了。因为一方面国家“不愿意处于其臣民债务人的尴尬地位”，另一方面，绅士商人还有根深蒂固的“报效皇恩、岂敢言借”的心理。总之，只要国家掌握“象征性资本”（即官员的任免权和身份的赐赠权），即使国家深陷信用危机，捐纳制度作为原始国债的作用还仍然能够筹集到资金，却会迟缓现代财政改革举措。
四、中美经济史学会和学术期刊交流
中美经济史学会和学术期刊交流会于当日下午举行，由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董志凯教授主持。费希拜克教授和瓦利斯教授介绍了美国经济史学会情况。美国经济史学会创立于1940年，致力于鼓励和推广经济史教学、研究、出版工作以及资料保存管理，大概拥有880名注册会员，每年选举一名主席以及副主席以及理事会，定期每年9月举办年会，发布并管理《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杂志和定期发布新闻通讯，以及管理EH.net的网站。EH.net网站提供许多外部链接、百科条目、研究者条目、课程大纲、研究数据等。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美国经济史学会经费来源于杂志销售以及会员捐赠，部分经费用于资助研究生、毕业生和青年研究人员。除了美国经济史学会之外，还有欧洲经济史协会、美国商业史协会、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会等相关学术组织。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魏明孔教授介绍了中国经济史学会情况，主要内容包括了发展历程、会员规模、经费来源、年会制度、组织结构等，提出中国经济史学会正积极推动国际交流和走出去，比如与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合作创办中外比较经济史研究杂志和翻译出版中国经济史著作，表示期待与美国经济史学会强化合作。
在期刊交流阶段，《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编辑费希拜克教授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高超群教授分别介绍了两个经济史杂志情况。《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是美国经济史学会主管的杂志，目前全年4期共约刊发34篇论文、主席致辞和书评，接受率大约在30%。随后，费希拜克教授也介绍了近5年以来该杂志覆盖的各区域、历史年份和研究话题。高超群教授介绍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宗旨、投稿程序、录用率、论文发表结构等，说明严格执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和面向青年学者提供发表机会等情况，提出通过对学术规范的坚持和学术传统的维护来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将强化组织对经济史上重大问题的讨论和期刊的国际化水平，将《中国经济史研究》发展成为海内外研究中国经济史学者的主要交流平台。在自由交流阶段，中美学者还结合各自情况就经济史教材编写、课程设计、人才培养等问题自由发言，增进了相互了解，收获了有益的经验。
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刘兰兮、副会长郑有贵，清华大学陈争平、龙登高、仲伟民、李稻葵、戚学民，北京大学周建波、颜色，南开大学王玉茹、赵津等知名学者。清华大学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是国家千人计划学者、长江讲座教授、耶鲁大学陈志武与清华大学相关学者联合创建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机构。本次会议是该中心继量化历史讲习班、量化历史年会后，举办的又一次中国经济史学国际交流学术活动。
（责任编辑：高超群）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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