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逸思想流变考究
提起古代隐士，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消极避世”的人；提到古代隐逸思想，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消极思想”、“弱者智慧”。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在古代，隐士大都是那个时代的“贤者”、“君子”、社会精英。《庄子·逍遥游》里记载的隐士许由，在那个混沌的时代，率先萌生了“私心”。尧把天下禅让给他，他却说小鸟在深林里做窝，一个小树枝就够了，用不了那么大的森林，天下对于我没有用。他的思想恰恰表达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追求独立和自由的人生观。《周易》：“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遁世（逃世）的原因是遁世者“独立不惧”的人格，即为保持人的天性自由，独立于氏族群体意识之外，不为遭受群体意识的责难而恐惧，反因遁世获得人格独立，而享受到精神的自由。
道家隐逸思想可谓中国隐逸思想的最高境界。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楚王听说庄子贤，便派使臣去请他，送他千金和宰相的尊位。他笑笑说：不愿做朝廷里养的肥牛，虽吃穿的好，却不自由，到祭祀时，被割下脑袋做祭品。他的志向是自由快乐，“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庄子追求的是“不为物役”和不为“圣人之知”所役。不过，实现人格的独立、自尊和自由，还不是庄子隐逸思想的全部，其更重要的内容是体会人与自然的同源同德，进而通于自然之道，达到绝弃名利（无我、无名、无功），物我两忘的人生境界。这种物我两忘的人生境界，可以使人超越名利之上、有无之上，而实现生命的自然久长。
除了道家的隐逸思想，还有儒家的隐逸思想。如果说庄周的隐逸思想是将自然之德（每位个体都独有的天性的自然发展）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和境界，那么儒家的隐逸思想则是为了实现他所设计的仁政理想。在儒家隐逸思想看来，如果政治理想因为国君昏暗而不能实现的话，就去保持自己的人格高洁。其人格高洁实未剥净个人之名利故而与庄子的人格高洁不可同日而语。儒家的隐逸思想与老庄隐逸思想在形式上有相通之处（远避朝廷，身入山林），但其本质内涵却并非在同一层次上（儒家的隐逸思想的关注焦点是政局的好坏，隐逸多为以静伺动的权宜之计，寻机实现政治愿望，身在山野，心存朝阙），具体说儒家隐逸思想是政治价值化的隐逸思想，较之老庄隐逸思想低了一个层次。不过，在文人理想通过政治方能最终得以实现的政治中心化的时代，在实用理性兴盛的国度里，儒家的隐逸思想具有较大的市场。
此外，在中国古代的隐逸思想中还有汉代东方朔的“朝隐”，唐代王维的“禅隐”、白居易的“中隐”等各种思想。到宋元明间，隐逸形式花样翻新，出现了与“形隐”相别的“心隐”。所谓心隐，就是追求心中对名利的远离，对权力富贵的淡泊，即“心远地自偏”的境界。禅学六祖慧能认为人人都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因人的佛性被妄念遮盖了，只要一念顿悟，刹那之间领悟心中的真如本性，排除妄念，便能“见性成佛”。隐逸思想中只要心隐，在家、在市、在朝都可成为隐士，不必出家、不必躲进深山远湖的观念显然是禅宗思想影响下的直接结果，我们称之为禅宗隐逸思想，简称禅隐思想。禅隐思想事实上是一种富贵之实与隐逸之名兼收的思想。老庄与孔子所追求的价值观在这里都被大大打了折扣。这显然是中国隐逸思想禅宗化、世俗化的进一步发展。
如若要探究隐逸思想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古代隐逸思想主要产生于农耕经济文明，一方面，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农耕生产方式，为道法自然的老庄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可以使人“遁世而独立”，为隐士提供了生存的可能性。
再者，隐逸思想又是中国“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统政治的特殊产品。是这种政治排斥、抛弃文士，与文士疏离政治的产物。一方面国家政治控御范围和控御力愈来愈广大，文人的社会价值逐渐变为只有投身于政治活动中才能实现。无论是政治抛弃文人，还是文人疏离政治，对于文人的价值实现来说都是残缺的、不充分的。此外“家天下”集权体制的专制性不可避免地会抛弃一部分独立性较强、才能较大的贤士，使得他们报国无门。将其排挤到“逍遥于天地之间”的隐士阵营。集权制的家天下不允许在朝的反对派，而隐士阵营实际上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下的在野派。儒家隐逸思想为文人出世与入世、在朝与在野都提供了理论支撑。
隐士与隐逸思想产生的另一个动因来自于中国文人自身的特殊性。中国古代文人有着普遍的刚直不阿的品格——不为物役、不为势屈。多才与守道是导致文人疏离政治走向隐逸生活的内在机因。
随着农耕经济衰落并逐渐被工商经济取代，人们对贷币、市场的依赖性日强；国家政治体制日趋改革而民主化；儒家思想的变异与佛教思想的世俗化；文人独立品格在货币化生存状态下日趋被最大利益化所消释等等，一句话，随着隐士与隐逸思想产生土壤的消失，古代隐士生活逐渐演变为退休养生生活或投身于慈善事业的自适自乐，隐逸思想逐渐蜕变为追求与自然亲近的自由消闲、颐养天年、山林游乐等名利场外的自由快乐思想。
-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