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世界历史中的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世界各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日本于2011年12月3——4日及10日分别在东京和神户举办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世界历史中的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
该会由“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日本会议组织委员会”筹办。为了有效地利用过去的经验，同时又能充分反映日本学界最新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组委会采用了老中青结合的方式，山田辰雄（庆应义塾大学）、久保田文次（日本女子大学）、狭间直树（京都大学）、安井三吉（神户大学）、西村成雄（日本放送大学）、姬田光义（中央大学）、平野健一郎（东京大学）等著名学者担任顾问级委员，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深町英夫（中央大学）、饭岛涉（青山学院大学）、家近亮子（敬爱大学）、石川祯浩（京都大学）、久保亨（信州大学）、陈来幸（兵库县立大学）等学者担任组委会委员并兼任秘书处成员。因认识到不应采取过去常见的“纪念史学”方式，而应从学术角度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及其对日本的意义，故提出以下三条基本宗旨：第一，“世界历史中的辛亥革命”。在前近代以来的中国通史及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相互关连及比较中，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第二，“从日本看到的辛亥革命”。通过辛亥革命，对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问题及近代日中关系中的诸种样态，进行既深入又广泛的回顾。第三，“百年共和、宪政与辛亥革命”。为了探讨从清末预备立宪开始，经中华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战后台湾地区等各政权对宪政问题的态度及实践，关注作为起点的辛亥“共和”革命。此次会议名曰“日本会议”，实为“东京会议”与“神户会议”在内容制定、宣传企划、经费运作等各方面进行有效、有机的紧密合作的结果，是全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学会综合力量的结晶。
与会学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韩国、蒙古、新加坡、美国、意大利、塞尔维亚、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地区，其中一部分报告人为应募参加的青年学者。会议围绕辛亥革命研究，展开了视野广泛、方法新颖、课题多样、颇富成效的切磋交流。东京会议共有34个报告，神户会议共有14个报告。主会场设有日文、中文、英文的同声传译，副会场则未设翻译服务，各分组会以曰、英、中文专场形式进行。3—4日在东京大学驹场校舍召开的全体会议座无虚席，与会者多达700多人，且多为学者，可谓盛况空前，充分反映了日本学界对中国研究的重视和实力。而在东京会议召开前一日，会议组委会又与东洋文库(东京)联合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特别讲演会，与会者达70多人。笔者作为翻译参与了在东洋文库举力乙的特别讲演会，并出席了在东京大学驹场校舍举办的国际研讨会，故本文对此两项学术活动作简要介绍，未涉及神户会议。限于篇幅，不能全面展开，仅以介绍报告内容为主，而热烈充实的会场讨论内容只得割爱，深以为憾。
一、总论
狭间直树《东亚“共和”思想的形成——辛亥革命100周年寄稿》详细分析介绍了在辛亥革命爆发、共和国成立之前，东亚“共和”思想在日本的形成过程。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校)《东亚史上的辛亥革命》，将辛亥革命对韩国及越南的独立运动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并通过分析中华民国如何应对西藏、蒙古独立要求的问题，探讨了同时期的新东亚国际秩序。他认为，汉族反抗满族统治的民族主义革命，引发了周边弱小民族从中国独立或脱离的运动，辛亥革命为东亚各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契机。唐启华(台湾政治大学)《北洋派与辛亥革命》一文试图打破革命党对辛亥诠释权的垄断，提出对辛亥不同的理解视角，指出和平解决国体问题、建立五族共和，实为北洋派对辛亥最大贡献。北洋视角提供了除革命派与立宪派以外，另一个务实的连续性视角。周锡瑞(JosephW．Es.hefick，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重新探讨辛亥革命——以1911年为中心》分析了辛亥革命突然爆发于1911年的原因。周氏1970年代出版的著作《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曾促使日本和中国学者反省了“孙中山、同盟会正统史观”，此次他再提出立宪派的主导作用，并指出自己亦曾较为轻视的“排满感情”，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到了一定作用。桑兵(中国中山大学)《辛亥时期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从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教育与学制、汉族与少数民族、边疆五个方面解构对现有知识和制度体系渊源流变的认识，寻绎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黃克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与民国百年：台湾观点》将以往对辛亥革命解释的三种观点，即国民党史观、共产党史观及学界史观进行了分析介绍。他指出，辛亥革命在新旧势力妥协之下获得成功，旧的专制秩序虽被打破，却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健的共和体制。直至台湾解严后，孙中山的建国理想才得以实践。叶文心(Wen．hsinYeh，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产阶级与革命》分析指出，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是突发性的，而导致朝廷瓦解，其意义超过了革命成功。中央瓦解后，多方势力重新组合，建构出新的东亚秩序和国际关系。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时刻，政权的转移不仅造成了清朝终结，且带来国家机器、国家体制和国家主体的重建。此外，她从软实力生产的角度重视城市中产阶级的作用。久保田文次《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介绍了1981年在东京及2001年在神户举办辛亥革命70、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情况，前者政治性强于学术性，后者则已无需顾虑政治因素，学术气氛较浓。与其相比，此次会议在研究内容、讨论形式以及参会人员上则更趋广泛、多元、自由、深化。
二、政治制度与区域社会
金子肇（日本下关市立大学）《政治整合的难关——民国初年的改革和政治斗争》指出袁世凯政权在与革命派、各省政府、中央与地方议会的对立及抗争过程中，不得不放弃制度化的努力，而采取依靠“忠诚”这种以人为纽带的国家整合的方法，因此极不稳定。帝制的实施未能在制度上使国民意志集中于国家，各省政府对袁政权“忠诚心”的消失反而加速了政治整合的瓦解。山田贤（日本千叶大学）《“善”与革命——清末民初四川的地方社会》认为过去“善书”里的世界观，与辛亥革命以后的新社会并非明确对立，而是在变化的同时，潜在地发展，并与当时的社会变动紧密相连。巫仁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从民变到革命：从近代早期城市社会的抗争到现代革命的完成》关注城市市民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从城市环境及群众动员模式上探讨辛亥革命发生于城市的原因。宫原佳昭（日本南山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之地方教育界——以湖南省为中心》从湖南省教育会的人员构成、教育观点、职员选举、与省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考察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省教育界的变化。佐野实（日本一桥大学）《收回利权运动与辛亥革命——以沪杭甬铁道为中心探讨中央、地方、列强的对立》指出，在辛亥革命之前，收回利权运动具有拒绝借款的性质，且与接受借款的清政府相互对立。但在革命发生之后，因资金不足，反而积极推行以沪杭甬铁道为担保的借款，两者之间有着对照性的反应和动态。莫秀兰（Monica De Togni，意大利托里诺大学）《中国的自治与1911年——四川参政活动的革命与延续》通过地方志和档案史料分析了清末民初四川地方自治的实际状况。小川唯（日本明海大学）《探讨二十世纪初叶“教育议会”方案》将20世纪初叶（1901——1916年）中国教育行政改革中的教育议会设立方案视为一个代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于中国的连续性运动，阐述了方案的内容与改革尝试。
三、辛亥革命与对外关系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困境中的坚守与前行——从新发现的史料看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利用新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档案，由以下五方面窥探民初外交之艰难及当时人们在困境中之努力，论证临时政府在困境中如何坚守国家主权，努力使其不再流失或尽少流失：1．抵制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扩张：以厦门鼓浪屿会审公堂为例；2．维护海关主权：以福建海关为例；3．行使在华外国人人境管理权：以福建为例；4．禁吸鸦片：以浙江为例；5．维护海外华侨权益：以“泅水事件”为例。樱井良树（日本丽泽大学）《革命之冲击与日本》指出，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日本政府内部出现了追求积极且自立的外交政策的动向。而围绕外交政策路线出现的对立，成为大正前半期日本对华政策复杂化的根本原因，并因此而导致政变发生。黃自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观——“趁火打劫”与“同舟共济”之间的论争》指出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初，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反对革命，诱导清廷实施宪政改革，藉机拓展在华权益。而日本民间社会除少部分拥护政府主张外，多持同情辛亥革命的态度。川岛真（日本东京大学）《从长崎审视辛亥革命》认为从中日关系与辛亥革命这个主题来思考长崎地域社会的特征时，通过与航线和电报有关背景的分析，可看出长崎具有将“人”、“物”与“信息”连接起来的机能，其中包含着中日之间的双向性。小池求（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醇亲王的使节外交与加强对德国政策（1909——1911）——从中德关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在1909年至1911年中德美三国尝试合作的过程中，清朝积极推动对德美接近政策，德中两国互视为“友邦”而试图合作。
四、民族、版图、领土
雷国俊（JamesP．Leibold，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吸收边境——反映辛亥革命和民族地区的三面镜子》认为，应该批判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和解释，并通过1911年、1961年、2011年关于辛亥革命的言论，探讨了汉族精英和国家领导人对边疆及其重要性的定位，指出原为政治性种族革命的辛亥革命，变成了带有包含性的多民族的“国家”项目，其中非汉族人被赋予了作为“中国人”的新职责。橘诚（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辛亥革命与“蒙古”——独立、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指出，辛亥革命后蒙古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走向“独立”的喀尔喀、拥护清朝君主立宪制的驻京蒙古王公、以及其他保持沉默的“蒙古”。奥云札尔格勒（Oehir Oyunjargal，蒙古国立大学）《博格多汗政权应对驻北京蒙古王公的政策——以亲王那彦图为例》利用蒙古民族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史料，就博格多汗政权如何应对亲王那彦图旗下所发生的如图司珲迁居与牧地纷争等事件展开论述，寻求真相。孛尔只斤．呼斯勒（日本昭和女子大学）《辛亥革命之于内蒙古》指出，辛亥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国家，而内蒙古人所谋求的则是自身的自立问题。小林亮介（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辛亥革命前后的“西藏”——围绕边界划定的难题》指出，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如何确定西藏的政治地位，以及在政治上、行政上应如何界定其具体范围的问题，并对西姆拉会议决裂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剖析。阿部由美子（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辛亥革命后北京满人社会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旨在通过对辛亥革命后获得优待条件的北京满族社会的考察，阐明满族社会的连续与断裂，以期了解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结构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五、清末民初的社会经济
富泽芳亚（日本岛根大学）《民国初期的企业关联法的整备和日系企业的活动》认为，中国近代有关矿业的法律结构，在晚清已基本形成。这是对在不平等条约下如何限制中国内地的外资矿权的挑战，其成果延续至民国时期。朱荫贵（中国复旦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经济的延续和变迁》通过分析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的延续和变迁，指出经济不像政治，可以发生“突变”，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渐变”。但政治的“突变”，依然可以给经济带来明显的冲击并使之产生变化，尽管这种变化需要的时段较长。柯丽莎（Elisabeth Koll，美国哈佛大学）《改革下的商业——辛亥革命前夕的企业经营与市场制度的结构》以连接天津和浦口之间的津浦线为例，分析论述了当时铁道经营的特征。马敏（中国华中师范大学）《辛亥前后中、日、美商人的交往及其影响——多元文化交涉对辛亥革命的意义》指出，辛亥革命是世界现代化的大趋势与中国自身摆脱封建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趋势相结合的产物，革命的结局使中国走上对外更加开放的道路。
六、清末民初的文化蜕变
须藤瑞代（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民国初期的节妇烈女》通过分析自愿成为节妇烈女的女性自身的因素，指出重视寡妇贞节的观念即使到了1930年代仍然根深蒂固，节妇烈女不会因不被列为褒扬对象而瞬间消失。程美宝（中国中山大学）《做男人!——民国时期上海精武会追求的现代男性化与民族主义》介绍了上海精武会的历史，探讨了他们通过体育锻炼，追求何种男人形象，并分析了男性构造与民族的微妙关系。杜鹃华（Dusica Ristivojevic，匈牙利中欧大学）《消失的媒介者——<女学报>(1898)与现代女性》通过分析《女学报》，论述了女性论的历史性变化。刘世龙（中国四川大学）《白话文与社会动员——以清末四川保路运动为例》从社会动员的视角，探讨了白话文在清末四川保路运动中是如何发挥作用成为动员民众、达成舆论共识、对抗官方的宣传堡垒的。古泉达矢（13本东京大学博士生）《20世纪初香港鸦片零售制度的转变》认为，随着香港政厅在1914年修改鸦片零售制度，政厅及最后的征税承包人均利用舆论对鸦片的敌视态度及辛亥革命的进展获得成功。福士由纪（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公众卫生与都市社会——以防疫风潮（1910）为中心》探讨了清末民初都市社会的租界当局和各阶层关于卫生的活动和认识。
综观此次研讨会，基本上摆脱了习以为常的“纪念史学”式的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的模式，而完全从学术角度出发，基本上实现了开篇所述的三条宗旨。报告人老中青结合，报告及讨论人通过使用日中英三种语言中的一种进行报告、讨论，使得会议更加精彩纷呈。总之，此次研讨会不但在学术上成果丰富，而且在组织形式上颇具特色。
作者张玉萍，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兼任讲师，东京，2060824，yuping307@yahoo．co．jp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