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山东农作物的种植和分布
李取勉，男，历史学博士，济宁市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
隋唐时期，统治者多施以重农政策，大力发展农业，“民以食为天”。时山东地区农业粮食作物的种类如何，其种植条件、状况和分布范围如何，弄清这一问题，对于当今齐鲁之地的农业发展，不无借鉴。
一、麦
山东地区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利于产出优良的小麦。据研究，地理环境对小麦品质有一定影响，如纬度、海拔、土壤条件等。小麦籽粒蛋白质含量与纬度呈极显著正相关，在我国31℃51′—45℃41′范围内，纬度每升高1℃，籽粒蛋白质含量增加0．442个百分点。籽粒蛋白质含量和面筋含量等品质性状有随海拔升高而下降的趋势。小麦籽粒蛋白质含量随土壤的粘重程度增加而增加，质地越重其蛋白质含量越高（1）。山东省地理范围介于北纬34℃23′—38℃24′，东经114℃47′—122℃43′之间，平均海拔300米左右，鲁东丘陵海拔在500米以下，鲁西平原海拔多在50米以下，土壤类型为潮棕壤、潮褐土、普通褐土、潮土、淋溶褐土及部分粗骨土，适宜小麦的种植，与同纬度的其它地区相比，粮食质量较高。古代社会，山东地区麦的种植及发展应与此不无关系。
关于麦在古代山东地区的种植情况，陈冬生先生有专文介绍（2）。文中通过对文献史料的梳理，将山东古代麦作业的变化发展详细勾稽。山东麦的最早种植，应可确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这在考古中得到证实。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各发掘出1粒小麦粒（3），成为新石器时代山东地区种麦的物证。而文献当中的记载，又可让我们推测此时期山东地区有麦的种植。《诗经》的《鲁颂·闷宫》篇载：“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租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穡。”（4）诗中把“奄”(今山东曲阜境)地的农作历史上溯到后稷时代，且所种植的作物中有麦。麦在山东地区的普遍种植，据陈冬生先生研究，应不迟于唐代。
从生物学特性和经济性上来看，麦都不如粟，粟作为五谷之首，从远古至今，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而麦作为粮食主食，上升到与粟同样重要地位是在唐代。粮食作为人们生命延续的必需品，在文献中往往会重点记载，无论丰收荒歉。二十五史，是记录我国历史较为真实全面的重要史书，它成为我们研究古代历史问题的首选。检索二十五史，隋唐以前史书中“粟”出现的频率远远高过“麦”，且“粟”往往作为租税出现，如“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晦(亩)，岁收畮(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6）。“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7）“粟帛之调，王府充积”（8）。“麦”还未作为租税出现过。因此，在隋唐以前，作为税粮的粟，在北方大面积种植，而麦类作物只占小部分。麦作为税粮在文献中出现，应是在隋唐及以后。《隋书》和两《唐书》有载，开皇五年(585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上奏设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观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9）贞观二年(628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设立义仓，“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10）永泰元年(765年)五月，“京兆麦大稔，京兆尹第五琦奏请每十亩官税一亩，效古什一之税。”（11）贞元二年(786年)冬十月壬午，“关内、河中，河南等道秋夏两税、青苗等钱，悉折纳粟麦，兼加估收籴以便民”（12）。唐德宗时，韩皋为京兆尹，“搜索府中杂钱，折籴百姓粟麦等三十万石进奉，以图恩宠。”（13）唐文宗时，韦贯之侄韦温出为陕虢观察使，“民当输租而麦未熟，吏白督之，温曰：‘使民货田中穗以供赋，可乎?’为缓期而赋办。”（14）另外，高官逝后，皇帝恩赐之中的粮食，已是粟麦、米麦并存，也能说明麦成为政府税收的一部分，现举例如下：
“开皇六年(李穆)薨于第，年七十七。……诏遣黄门侍郎监护丧事，赗马四匹，粟麦二千斛，布绢一千匹。”（15）
“（杨素卒官，赐）粟麦五千石，物五千段。”（16）
“（开皇）十四年，（贺娄子干）以病卒官，时年六十。高祖伤惜者久之，赙缣千匹，米麦千斛。”（17）
“（段文振卒于师）赐物一千段，粟麦二千石。”（18）
“（隋炀帝）赐（樊子盖）缣千匹，粟麦二千斛。……敕庐江郡设三千人会，赐米麦六千石，使谒坟墓，宴故老。”（19）
“（隋文帝时）义臣可赐姓杨氏，赐钱三万贯，酒三十斛，米麦各百斛。”（20）
“（郭子仪死后）仍令所司备礼册命，赙绢三千匹、布三千端、米麦三千石。”（21）
“（李澄）澄柩至京师，又赐克宁庄一所、钱千贯、粟麦二千石。”（22）
中央政府职能之中，也有专门负责粮食收购之职的。唐九寺之司农寺下的导官署，设令二人，“令掌导择米麦之事。”（23）麦已列入法律条文，可见麦的地位的上升。
在一些地方土贡之中，麦也位列其中，说明当地麦的种植情况及品种的优质。如京兆府京兆郡，“厥贡：水土稻、麦、鋅、……”；丰州九原郡，“土贡：白麦、……”（24）陕州陕郡，“土贡：幹麦、……”（25）等。
如此，隋唐时期，麦作为粮食作物，成为继粟之后又一重要粮食来源。其种植区域，据华林甫先生研究，大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淮地区、陇右绿洲区和巴蜀地区。华先生据此绘制了“唐代麦类分布图”，从中可直观地了解当时麦类作物的分布状况，今采录如下。
唐代麦类分布图（26）
如图所示，隋唐时期，山东地区是产麦的主要区域。史料也有相应记载，刘宪之父刘思立，唐高宗时为侍御史，“属河南、河北旱俭，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存问赈给，思立上疏谏曰：‘今麦序方秋，蚕功未毕，……’”（27）。说明河南、河北大面积种植麦。山东的棣、齐、德、郓、徐、兖等州皆是产麦区。开元时，棣州贡赋有麦（28）。“(唐文宗大和三年)七月，齐、德州奏：百姓自用兵已来，流移十分只有二分，伏乞赐麦种、耕牛等，敕量赐麦三千石，牛五百头。”（29）韩愈有诗描绘郓州之麦，曰：“暖风抽宿麦，清雨卷归旗”（30）。大中四年，诗人曹邺受辟为天平节度使(治郓州)判官时，有诗写道：“雨雪不顺时，阴阳失明晦。麦根半成土，农夫泣相对。”（31）“大中中，(李程子李廓)拜武宁节度使，不能治军。补阙郑鲁奏言：“新麦未登，徐必乱。”（32）“(乾宁二年)全忠自伐宣(朱宣驻兖州)，刈其麦……”（33）。宋初大臣王禹偁生于五代末的济州巨野县(唐时属郓州)，其家是以磨麦制面为生的“磨家儿”（34）。
此外，唐五代时德、沂、宋、兖、曹、徐等州俱尝贡献瑞麦，“(开元八年)五月，德州奏：平原县麦一茎两岐分秀。”（35）“(开元二十四年)七月辛巳，沂州庆云见，瑞麦生。”（36）“(贞元)五年五月，宋州奏：大麦一茎九岐者，约一百余本。”（37）“(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五月)兖州奏：任城县百姓大麦地内，有两岐三穗至四穗者。”（38）“(后汉隐帝乾祐三年五月)曹州乘氏县民王丰麦一茎三穗。”（39）“周太祖广顺二年四月，徐州以两岐麦二十本来献。”（40）
就山东地区而言，麦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山东西部的郓州、兖州、曹州、宋州等地，北部的德州、齐州、棣州等地，以及南部的沂州、徐州等地，而东部的半岛和丘陵地区尚处空白。山东地区麦的种植区域分布，反映了隋唐时期山东东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程度的不平衡。
二、粟
粟，俗称谷子，是山东地区传统的粮食作物，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山东地区先民的主要粮作。在山东地区，多处考古遗址中，都发掘出粟粒的遗物，如枣庄市建新（41）、日照市两城镇（42）。还有山东藤县北辛发现碳化粟（43），山东胶县三里河（44）、莱阳于家店（45）、栖霞杨家圈（46）先后发现粟壳，山东广饶县广饶镇傅家村发现小米颗粒（47）。西汉时期，也有考古发掘，如山东茌平南陈庄的粟壳（48）、临沂金雀山的谷子（49）等，说明山东民众在粟的种植培养过程中作出了一定贡献，并成为山东各地区较早普遍种植的农作物。文献中也有记载，《诗经·鲁颂·阔宫》曰：“黍稷重穋”（50）。稷，即粟谷；重是后熟，穋是先熟。说明春秋时期山东的粟谷已有了先后不同熟期的品种，以适应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种植。战国时代的《管子》，被认为是当时齐国稷下学派的学者论集。书中的《地员篇》讨论了“九州之土”，其中与种植粟谷有关的土壤至少有“五粟”、“五沃”、“五位”、“五X”、“五壮”（51）等五种，每种土壤都有两个适宜种植的粟谷品种，表明在战国时期粟谷的品种更加丰富化。后魏贾思勰以他所在的山东地区为重点收集材料的对象，写成《齐民要术》，其“种谷”篇，收录了当时已有的86个粟谷品种（52），足以说明当时山东地区粟的品种之繁多。隋唐时期，虽未有文献记载，可以断定粟谷的品种会得到延续，其在山东地区的种植应最为普遍。
据华林甫先生研究，到了唐朝，华北平原是全国产粟最多的地区。而地处华北平原的山东应是粟的主要产区之一。
唐代粟（谷子）分布图（53）
如图所示，山东除了中部山区丘陵之地外，大部分地区都适合种植粟。唐代文献中，也记载了山东各地种粟的情况。开元二十年（732年）九月，宋、兖、郓等州大水，受损作物即是禾(粟)（54）；“贝州蝗，有白鸟数千万，群飞食之，一夕而尽，禾稼不伤。”（55）。李勣，曹州离狐人(今山东东明)，“家多僮仆，积粟千钟”（56）。员半千，齐州全节(今山东历城东北)人，咸亨年间上书高宗，自报家门说“臣家赀不满千钱，有田三十亩，粟五十石。”（57）齐州南面的郓州，后为天平军节度使治所，自大和七年起，天平军每岁供粟五万石（58）(时本镇辖郓、曹、濮三州)。李同捷反于汴，“时徐泗节度使王智兴檄兖海、郓曹、淄青当徐道者，出车五千乘，转粟馈军”（59）。兖州位于郓州之东，乾宁三年二月粮食匱乏，“(朱)瑾自出督刍粟，转掠丰、沛间”（60）。唐末诗僧贯休，尚有“邹鲁封疆禾稼浓”（61）的诗句。
又齐、徐、郓三州上献嘉禾，证明当地作物为粟，“（开元八年十二月）齐州嘉禾生”（62）。“（贞元十二年）九月，徐州奏嘉禾生”（63）。郓州东平县“有禾异陇双本，合成一穗”（64）。唐太宗时，在徐、齐等五州置常平仓，“粟藏九年”（65）。天授元年（690年），洛阳含嘉仓所储存的谷子有7，900石，为德、濮、沧等州所上缴（66），说明这些地区皆产粟。唐末，罗弘信节度魏博，“朱全忠讨黄巢，饷粟三万斛”，“秦宗权乱，复诏弘信以粟二万斛助军”（67）。
山东半岛及沿海地区也种粟。胡三省释“海运使”时说，“自帝事边功，运青、莱之粟，浮海以给幽、乎之兵”（68）。开元年间，淄、棣二州皆贡粟（69）。开成四年四月十八日，日本僧人圆仁在登州牟平县境，闻知“此州但有粟”（70）。七月十五日，在登州文登县真庄村天门院“便吃新粟米饭”。登州的粟米价钱是每斗三十文，莱州则一斗五十文，青州由于当时近三、四年有蝗灾，“吃却五谷”，粟米斗至八十文。开成五年四月十日，圆仁已至齐州禹城县，“县市粟米一斗C五文”（71）。总之，山东沿海的密、莱、登等州的“山村县人”，“爱吃盐茶粟饭”（72）。
由此观之，相对于麦来说，粟是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三、水稻
水稻在山东地区较早出现，时间可至新石器时代。据考古资料证实，在滕州庄里西发现粳米280余粒（73），临淄田旺遗址土样分析中发现水稻植物硅酸体（74），日照两城镇发现稻谷（75），栖霞杨家圈发现稻谷壳（76）。说明史前山东半岛地区、鲁东北地区以及与江苏毗邻的鲁南地区都曾是稻作区域。史籍中，也记载了山东地区种稻的史实。《诗经·鲁颂·阔宫》云：“有稷有黍，有稻有柜。奄有下土，缵禹之绪”（77）。“奄”，是春秋前山东古国，春秋时在鲁国曲阜东一带。《左传》称：“鄅人藉稻。”“鄅”，春秋时鲁南地区小国。西晋杜预注云：“鄅国，今琅邪开阳。”（78）开阳即今临沂市东，其地濒临沂河，说明当时的沂河流域地区也有稻作农业。《周礼·职方氏》载：青州“其谷宜稻麦”；兖州“其谷宜四种”，郑玄注：黍、稷、稻、麦；幽州“其谷宜三种”，郑玄注：黍、稷、稻。青州约指山东中部及东南部地区，兖州约相当于山东西部及西南部地区，幽州约指山东北部及半岛地区。这些地区都具有种稻的水利条件，如青州，“其浸沂沭”，即今沂河、沭河；兖州，“其泽薮曰大野”，即巨野泽(在今菏泽市巨野县境内)，“其川河、(同“济”)”，即黄河、济水；幽州，“其泽薮曰貕养”，即唐代奚养泽，在莱州昌阳县(今山东莱阳市东)（79），“其川河”，即黄河、济水。（80）由此可知，山东自古就有种稻的传统。
经秦汉至隋唐，稻作生产得到了进一步扩大。隋文帝时，薛胃在兖州地区改进沂、泅水流，“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81），水稻获得丰收。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沂州承县(今枣庄地区)治渠陂“十三所”（82）“所殖禾稻，岁收数千斛”（83）。长安中，青州北海令窦琰在北海县(今潍坊)“引白浪水曲折三十里以溉田”（84）种稻。开元二十二年七月，“遣中书令张九龄充河南开稻田使”（85），“又教河南数州水种稻，以广屯田”（86）。《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开元贡赋中，淄州有米（87），应是指水稻，说明此地种稻。天宝年间，齐州地区(今济南)的稻作生产始见兴盛，唐李邕诗“负郭喜(一作皆)粳稻，安时歌吉祥”（88），指的就是齐州治地历城水稻种植的盛况。密州辅唐县(今山东安丘县)，“昔者堰浯水(潍水支流)南人荆水(浯水支流)，灌田数万顷”，至唐中叶，余堰及稻田畦畛尚存（89）。在唐代的后期，东起半岛地区的登州，西至鲁西地区的齐州禹城县都有水稻种植。唐文宗时，日本高僧圆仁在从登州到禹城的一路上，沿途所记的主要粮食品种就是粟和稻，可知在齐州、青州、登州、莱州等地的某些低洼之处，都曾种过水稻。当时，青州以东地区蝗虫为灾，“吃劫谷稻”（90），造成粮价踊贵，其中尤以“粳米最贵”（91）。
四、豆类
根据山东地区的土壤性质特征，山东地区应适宜种植豆类，诸如豌豆、绿豆、大豆、小豆（赤豆）等，在古代文献中统称“菽”。目前，分别在滕州庄里西遗址发现了野大豆粒（92）及日照两城镇遗址发现野大豆遗存（93），证实山东地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采食豆类植物。《诗经·鲁颂·閟宫》有曰：“植稚菽麦”（94），《管子》载：五觳之土，“其种大菽、细菽”（95），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已种植豆类作物。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已有对豆类不同品种的记载（96），说明当时山东地区乃至全国豆类作物种植的成熟和普遍。隋唐时期，文献中有关山东地区豆类作物种植的直接记载较少，但仍可从间接记载中证实。窦建德于牛口渚被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生擒之前，军中有童谣曰：“豆人牛口，势不得久”（97）。民谚童谣的形成，大多是来源于生产生活，“豆人牛口”说明豆类植物已作为饲料，那么山东、河北一带种豆是必然的。麟德二年十月，唐高宗举行泰山封禅活动，由洛阳出发东行，“是时频岁丰稔，斗米至五钱，豆麦不列于市。”（98）唐高宗封禅，途中必经山东地区，因年成较好，才有“豆麦不列于市”，豆作为商品在市面流通，说明当地种豆的事实。五代后唐所征夏秋税租中，山东地区各州缴纳的实物税里就有豌豆（99）。五代与隋唐相距时间不长，也可说明隋唐时的山东地区产豆。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日本高僧圆仁游历山东地区，在其著作中记下了山东几处地方有关小豆的价格，如青州北海县“小豆一斗三十五文”、齐州禹城县“小豆一斗廿五文”（100）。此外，青州幕府判官还施给圆仁“驴料小豆二斗”（101）。这些记载，充分证明了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种植豆类农作物的史实。
五、黍
黍，古代专指一种子实称黍子的一年生草本作物。喜温暖，不耐霜，抗旱力极强。子实淡黄色者，去皮后北方通称黄米，性黏，可酿酒。其不黏者，别名穄，亦称稷，可作饭。隋唐时期，黍是粮食作物之一，许多唐诗之中都有记载。杜甫有诗“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102）。储光羲，兖州人，其有诗云：“去家行卖畚，留滞南阳郭。秋至黍苗黄，无人可刈获。……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103）张谓，河南人，有诗曰“主人有黍百余石，浊醪数斗应不惜。”（104）自居易有诗“种黍三十亩，雨来苗渐大。种薤二十畦，秋来欲堪刈。望黍作冬酒，留薤为春菜。”（105）由诗中可知，黍的种植在隋唐农作物中占有一定比重，黍丰收之后，一来“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二来“浊醪数斗应不惜”。史书也有关于种黍的记载，如王绩，隐居乡里，“有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106）。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年）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朱全忠守将）贺德伦闭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铁骑环其城，捕刍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107）以上记载，说明了隋唐时期黍的种植情况。山东地区，种黍的历史较早，目前在山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黍的遗物，如滕州庄里西发现黍米2粒（108）；日照两城镇发现黍粒（109）；山东长岛北庄发现黍壳（110）。隋唐时期，山东地区有关黍的资料记载较少。《太平广记》载，冀州故观城人(今山东莘县观城)姜胜生，曾于武德初年，“在黍地里打雀”（111）。虽然史书记载不多，但是黍这种作物，生长期短、易于管理、较耐干旱，很适宜于丘陵环境生长，就山东的地形特点来说，黍在山东的丘陵地带普遍种植是有可能的。
六、高粱
高粱，又名藿粱、木稷、蜀黍、蜀秫等。唐代陆德明解释“粱”即“今蜀黍也”（112）。性喜温暖，抗旱、耐涝。《本草纲目》记载：“蜀黍北地种之，以备粮缺，余及牛马”（113）。可见，高粱在北方多有种植。山东滕州庄里西遗址发现类似高粱穗的颖片（114），该遗址为龙山文化时期，若果真是高粱，则高粱在山东的种植历史可上溯到4600多年。《齐民要术》中专列一节，介绍高粱的种植（115），说明时黄河流域高粱已普遍种植。隋唐时期，史书中暂未发现关于高粱种植的记载，但是山东地区有着悠久的种植高粱的历史，又有适宜高粱种植的地理环境，因此山东地区有高梁种植无疑。
注释：
(1)蒋礼玲等《自然环境因素对小麦品质的影响》，《安徽农业科学》2005年第3期，第488页。
(2)陈冬生《试述古代山东麦作生产的发展》，《古今农业》1993年第1期。
(3)凯利·克劳福德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第80页。
(4)吴兆基编译《诗经》(下册)，长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页。
(5)高国仁《粟在中国古代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6)《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5页。
(7)《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55页。
(8)《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6页。
(9)《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84页。
(10)《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23页。
(11)《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91页。
(12)《旧唐书》卷12《德宗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4页。
(13)《旧唐书》卷129《韩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04页。
(14)《新唐书》卷169《韦贯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59页。
(15)《隋书》卷37《李穆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118页。
(16)《隋书》卷48《杨素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92页。
(17)《隋书》卷53《贺娄子干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53页。
(18)《隋书》卷60《段文振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60页。
(19)《隋书》卷63《樊子盖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90、1491页。
(20)《隋书》卷63《杨义臣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99页。
(21)《旧唐书》卷120《郭于仪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66页。
(22)《旧唐书》卷132《李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57页。
(23)《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87页。
(24)《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61页。
(25)《新唐书》卷38《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5页。
(26)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续)》，《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第23页。
(27)《旧唐书》卷190中《刘宪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16页。
(28)[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7页。
(29)[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67页。
(30)韩愈《奉和兵部张侍郎(贾)酬郓州马尚书(总)祗召途中见寄开缄之日马帅已再领郓州之作》，载于《全唐诗》卷34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863页。
(31)[唐]曹邺《贺雪寄本府尚书》，载于梁超然等注：《曹邺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又载于《全唐诗》卷592，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867页。
(32)《新唐书》卷131《李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12页。
(33)《新唐书)卷188(朱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465页。
(34)徐规著：《王禹稱事迹著作编年·序》，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35)(36)(37)(38)(39)(40)[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8、261、269、272、274、274页。
(4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枣庄建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42)凯利。克劳福德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遺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第80页。
(43)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168页。
(44)昌潍地区艺术馆等《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4期，第262页。
(45)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168页。
(4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史前考古》1984年第3期，第99页。
(47)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广饶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第9期，第781页。
(48)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省茌平县南陈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第319页。
(49)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第25页。
(50)吴兆基编译《诗经》(下册)，长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页。
(51)刘柯等译注《管子译注》卷19《地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374、375页。
(52)[后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种谷》，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42—43页。
(53)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第35页。
(54)[北宋]王钬若等编《册府元龟》卷490《邦计部·蠲复》，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63页。
(55)《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39页。
(56)《旧唐书》卷67《李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83页。
(57)《新唐书》卷112《员半千传》，中半书局1975年版，第4161页。
(58)[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488《邦计部·赋税》，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38页。
(59)《新唐书》卷164《崔弘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51页。
(60)《新唐书》卷188《朱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466页。
(61)贯休《夏雨登干霄亭上宋使君》，载于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98页。
(62)(63)[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8、269页。
(64)张仲素《贺嘉禾表》，载于《全唐文》卷644，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520页。
(65)《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44页。
(66)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第57页。
(67)《新唐书》卷210《罗弘信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39页。
(68)《资治通鉴》卷217，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壬寅，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41页。
(69)[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9、497页。
(70)(71)(72)[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6、64、86、93、95、100、193页。
(73)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第59页。
(74)靳桂云等《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研究》，《考古》1999年第2期，第83页。
(75)凯利·克劳福德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第80页。
(7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第99页。
(77)吴兆基编译《诗经》(下册)，长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页。
(78)《旧唐书》卷72《李百药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71页。
(79)[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8页。
(8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3《职方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3、874、875页。
(81)《隋书》卷《薛胃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88页。
(82)[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6页。
(83)赵亚伟主编《峄县志》(点注本)卷6《风俗》，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06页．
(84)《新唐书》卷38《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94页。
(85)《旧唐书》卷8《玄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1页。
(86)《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99—3100页。
(87)[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9页。
(88)李邕《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载于《全唐诗》卷11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68页。
(89)[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0页。
(90)[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迭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91)[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92)靳桂云等《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研究》，《考古》1999年第7期，第60页。
(93)凯利。克劳福德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第80页。
(94)吴兆基编译《诗经》(下册)，长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页。
(95)刘柯等译注《管于译注》卷19《地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96)[后魏]贾思勰著，繆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2《大豆》，农业出版杜1982年版，第80页。
(97)《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42页。
(98)[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36《帝王部·封禅》，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93页。
(99)[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488《邦计部·赋税》，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40页。
(100)[日]圃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4、100页。(101)[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
86年版，第97页。
(102)杜甫《羌村》，载于《全唐诗》卷217，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277页。
(103)储光羲《田家杂兴八首》，载于《全唐诗》卷137，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86、1387页。
(104)张谓《湖上对酒行》，栽于《全唐诗》卷197，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16页。
(105)白居易《村居卧病三首》，载于《全唐诗》卷433，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787页。(106)《新唐书》卷196《王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594页。
(107)《资治通鉴》卷261，唐昭宗光化二年八月己巳，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527页。
(108)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第60页。
(109)凯利．克劳福德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第80页。
(110)昊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168页。
(111)[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16《报应十五·姜胜生》，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09页。
(112)[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6页。
(113)[明]李时珍编著，张守康校注《本草纲目》，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页。
(114)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第60页。
(115)[后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2《粱秫》，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
文章来源：《农业考古》201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