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问题笔谈
【编者按】新时期以来，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著作、论文数量的增加，还是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乃至于人才队伍的培养，都显示出繁荣昌盛之象。近期出版的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六卷本），可以看做是这一学科繁荣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但是，如果把这一成果看做一个学科发展新起点的话，学科的未来发展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本刊约请站在学科研究前沿的一些学者，就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问题展开讨论。他们分别从学科的传承和创新、多重视野下的史学史编纂、史学史研究方向和任务的拓展、对国外史学前沿的关注和把握、拓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梳理古代史学与学科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发表了建设性意见，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兴趣和关注。
再出发：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传承与展望
灯下，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通史》）首卷封面的克丽奥女神像映人我的眼帘：身穿红色外衣的克丽奥楚楚动人，正仰望高空，放眼寰宇，指点人们通向远方……我凝视女神，她似乎不理会我此刻在想些什么，也不问一下在《通史》出版之后，关于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我最想要说些什么？
不理会也好，不问一下也罢，可我却不得不说，面对悠长的克丽奥之路，《通史》只是长途中的一个“驿站”，这之后的路还很漫长，任重而道远，此刻我最想说的是：再出发。
在华夏民族规划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呼吁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乃是时代的诉求，历史的使命，当下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可作如是观。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层面而言，对于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再出发，亦然。
如何再出发？对此，见仁见智，自不待言。晚近以来，关于史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史学史的开拓与创新，时贤已有不少论述。个人忝列于西方史学史研究者的行列中，自然会格外关注这一学科的发展。在此，这篇小文集中在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再出发，结合《通史》编纂之心得，略抒己见，以作引玉之砖。
已走过的路
当下，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再出发，在我看来，首先需要回眸，回顾一下已走过的路，然后才能找准今后努力的方向，自觉地而不是盲目地前行。倘缺少了这种对本学科自身的反省意识，就不可能成为一名自觉的史学史工作者。
在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最初萌发，或许可以从李大钊在1920年撰《史学思想史讲义》起步，至今已经过去了90余年。从对西方史学史这门学科自觉认知的程度而言，我认为这9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不自觉一比较自觉一自觉这样一个发展进程。以下略作梳理，看一看前人已走过的路径。
第一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此时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还处在“自在的”阶段，对这门学科的认识尚不够自觉。
必须指出，中国的中西史学史学科发展进程不一，后者显然迟缓。自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明确提出了“史学史的做法”，并为中国史学史给出了初始方案后，中国史学史的作品纷出，1930年代前后正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奠立阶段。反观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此时还处在摇篮之中。且看同样在1930年代前后的情况：当时有西方史学史之类的译作问世，但还不见国人自己的著述；在国人编写的“史学概要”之类书中，有西洋史学之回顾的内容，但内容简略，难成系统；有学者开设过西洋史学史一类的课程，但仅为个别，未成气候。1940年代的战乱，1950年代苏联史学理论模式的主宰与对西方文化的封锁，更使这门学科前进的步伐止步不前。
第二阶段：1960年代前期。此时，我们对西方史学史这门学科已有了比较自觉的认识，这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立起来的阶段。
60年代初，中苏交恶，“左”倾思潮受阻，国门微开，“双百方针”重申，于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在国内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此时，笔者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三年级，对这种学术环境有切身的感受。其时，科学史学思潮的勃发，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出现了全国性的“史学史热”。必须指出，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60年代初的“史学史热”，这种“热”的意义，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史学史的发展，也催生了西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诞生。从1961年文科教材会和外国史学史教材会议，从那时耿淡如师、齐思和先生等前辈历史学家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从学科设置到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从西学的译介，更重要的是对这门学科的重要性与在高等学校历史系中的地位有了一种比较自觉的认识，这一切都标明这门学科在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第三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晚近30多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迅猛，步人了“快车道”，终于从“自在的”阶段进入“自为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与学界诸多同仁都是“过来人”。我们在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再出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本人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郭圣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概要》出版到2011年我主编的《西方史学通史》问世，其间28年，中国大陆地区共出版通史类的西方史学史作品（兼及若干断代史、不包括该领域内的专题性著作）约有25种，且有不断增长的势头，由此可以折射出其时对西方史学史学科自觉性的认识、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的发展、西方史学译介的繁茂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新气象，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印。这足印又为后人的再出发，找到了新起点，薪尽火传，代代相继，推动着学术事业的不断前进。
为篇幅所限，我们的回顾，不得不打住。中国西方史学史这九十多年的学科发展史，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历程，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回顾与反省，就我个人视野所及，特罗列以下几点，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李大钊在20世纪20年代的史学实践与西方史学史学科萌发的传承关系；
三四十年代国人为创建西方史学史学科的成果及其学术意义；
50年代苏联史学与理论模式的输入，对于西方史学史学科形成的消极意义与深层负面影响；
60年代的“史学史热”与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建立；
耿淡如师、齐思和、吴于廑、张芝联、郭圣铭、谭英华等老一辈历史学家为西方史学史学科建立的卓越贡献；
30年代前后与80年代以来两次西方史学引进的高潮及其经验与教训；
中国新时期西方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完形与人才培养（主要是博士研究生）的进展；
从《西方史学史概要》到《西方史学通史》的学术文脉与历史轨迹；
……
以上诸点，难免挂一漏万。我旨在说明，前人已走过的路途之坎坷与艰辛，在先行者停步的地方，即使再朝前迈一步，都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前人已有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疏通与支撑起这门学科的文脉与构架，并成了后人新的出发点；没有传承，何来创新，我们合力推出的六卷本《通史》，也是耿淡如师等先贤遗愿的实现，更是一种学术赓续与传承。
西方史学 中国眼光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这八个字，是受中央电视台四台“中国新闻”节目的结束语“全球新闻，中国播报”的启示。很显然，这“全球新闻、中国播报”片尾的点睛之语，向世人昭示“中国新闻”节目的主体性，兼容天下的世界性。我想这一旨趣，正是中国学人汲纳西方史学、发展中国史学时应有的立足点，也是中国西方史学史未来发展的期盼和孜孜以求的目标。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史学，具有相当的难度，比如语言上的困难，这是不容言说的。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倘问什么优势？那就是“不在此山中”，对要观察的“山水”（西方），远远望去，看得比较真切，比较客观；这就像当今海外中国学家们，也因为不在此山（中国）中，当他们用“异域的眼睛”观察中国时，总给人以意外的“发现”，往往会激起有力的回响。人们或许一想起当初美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或彭慕兰的《大分流》在中国的风行，就可信从了。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史学，不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吗？
然而，现实并不如此，从目前的情况来评估，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境界。《通史》出版后，学界称自此中国学者在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中已开始逐步按照自己的理念与方法阐述对西方史学的认识，终于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这当然是学界对我们工作的一种鼓励与褒奖。
我们的确为此而努力，在写作《通史》时，试图以中国学者自己的眼光，带着较为鲜明的问题意识，梳理与认识西方史学。我们的尝试，或彰或隐，或直接或间接，或自觉或不自觉，显现在《通史》的字里行间中，比如：
我们力图用西方史学史上的“五次转折说”，阐述自“荷马时代”至现当代的西方史学，从历时性与共时性（即“纵通”与“横通”）相结合上，构画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
我们力图从西方史学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状况与文化背景着手，笔触深入到具体历史情境中，理解与探索古代史学、中世纪史学、近代史学和现当代史学；
我们力图从西方原典与文献出发，以写作者的独特视角，消化与解读，求真与探索，编织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疏离西方中心论，以重新绘制国际史学地图。
概言之，我们试图以中国学者的眼光，恪守自己的主体性，又不失全球视野，用现代汉语写作一部通史，一部体现中国学者特色的作品。我想，这部通史，既不同于其他东方学者的，也不同于西方学者的。
以上所举，只不过从几个侧面，说明我们在被视为西方人“世袭领地”的西方史学史中，让世人听到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前述学界的评论，我们更多地把它看成是今后继续努力的目标，前进的方向。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还引发了我更多的联想与思考。
比如对待西方史学应有的态度。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待西方史学，或一概排斥，或盲目信从；或夜郎自大式的傲慢，或见洋就拜的妄自菲薄，都为我们所不取。诚然，“西方史学”那是人家的“玩意儿”，要说研究，从总体上而言，他们总是走在前面，许多论见也具有前沿性和示范性。但我们不必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把洋说当作新的教条，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在这里，既应保持应有的民族自尊心，又不能让它遮蔽自己的眼睛，失却一种“五湖四海，容纳百家”的宽广胸怀。我们吃过忽左忽右的亏，现在应该有能力去应对扑面而来的西方史学了。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又启示我们，中西史学比较的重要。在世界史学史上，中西史学皆久远绵长，拥有丰厚的史学遗产，恐怕还没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史学可与之媲美。因此，中西史学互通与比较，确有必要，这正如海外名家杜维运先生所说，中西史学，互相比较，能发现史学的真理，能丰富史学的内容；或相同，或相异，都是人类智慧的共同创获，史学上颠扑不破的真理（参见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2页）。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进言之，中西史学交流史，在我看来，它突破了传统史学史只关注史学自身发展的单一格局，对于西方史学史学科内涵的深化与学科体系结构的改变具有重大意义。可以预期的是，它将成为未来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还使我想到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至理名言。在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历史学家唯有弘扬和体现“中国眼光”的学术个性，才能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当然可以借鉴使用西方的“概念”与“术语”，也不排斥运用他们的“范型”或“定律”，但在“中国眼光”下的我国学者的西方史学研究，依然会让外人感受到浓浓的“中国韵味”，而显示出自己的个性特点。这就好比当今闻名遐迩的法国年鉴学派，其说其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史学，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但它却是深深地扎根于法兰西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在领航国际史学的新潮中，无不彰显出“法国元素”。可见，“西方史学，中国眼光”，应该是我们的正确选择，也应该成为推动西方史学史学科未来发展的新目标，更应当成为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一种上佳方略。
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
我们的目标是走向世界。在这篇笔谈的最后，我还想说的是：中国史学之走向世界，应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本文谈到的中国西方史 学史学科的再出发，也是这样。
时代剧变，中国与世界，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交流，已是空前活跃。不管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有助于我们开拓眼界、增长见识，促进我们史学研究的深化。同时，这也是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再出发的双重路径。总之，“走出去”也好，“请进来”也罢，在我看来，都应聚焦在中外（西）史学之间的交流上，惟其如此，才能使中国史学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对此，我说几点：
第一，平等对话，这是中外（西）史学交流的基本理念。当今世界，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全球化的浪潮裹挟而来，不仅是经济的，也体现在文化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跨文化之间平等对话不仅必要，而且成为可能。中国历史学家正在作出不懈的努力，为这种平等对话的形成寻求良机，创造条件。这只要稍稍了解一下每五年召开一次的素有历史学“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可见一斑了。在那里，中国历史学家们在一届又一届的大会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讨论中国历史专题或中国与世界关系论题时，中国学者更是显示了主见，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域外历史学家也为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向中国寻找资源，或以“中国经验”为参照系，重新理解、认识与深化自身的问题，以求“创新”。这种情况说明，当今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逐渐填平不同文化之间的沟壑，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学术发展的需要。
第二，建立机制，这是中外（西）史学交流的组织保证。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都需要某种机制的保证。“走出去”与“请进来”人员之间的流动，上述相互平等对话的开启，都需要这样。从目前看来，搭建一些高水平的学术平台，正其时也。借助这样的平台，面向五湖四海，广招天下之英才，把国际学界的前沿成果“请进来”，把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请进来”；借助这样的平台，让中国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发表自己的精品力作，力显中国学者的真知灼见；借助这样的平台，中外（西）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进行广泛的交流互动，以促进中国史学的国际化，提升中国史学的国际影响力。这里举一个最新的例子：最近出版的瞿林东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正如李振宏、李红岩两位学者所评论的，该书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作了系统而又深入的揭示与梳理，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范畴体系，以有力的历史证据回答了西方学界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历史理论、也“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的王国”的谬说（参见《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源远流长丰富厚重》，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28日）。在我看来，此书与新见，都应借助某种平台，向国际史学界推介，并以自己的“本土话语”来影响国际史学。
第三，文本互译，这是中外（西）史学交流的学术基础。先说西书中译，不容说，在这一方面我们已取得了丰硕的成绩，比如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不断推出，以及多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库”、“译丛”等等，林林总总，着实不少。对此，我们当然还有不少工作要做，在此不赘。我这里要说的是中书西译。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就目前的情况看来，确实很令人失望。比如，对中国古典史学著作，西方人所能看到的大概就是《史记》、《汉书》等少数几本的节译，如果“二十五史”全译成西文，那该多好；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名著，比如王国维、梁启超等名家名著，恐怕迻译成西文的就很少了；至于当代的学术精品，比如上面提到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等，已译成西文的，那可真是风毛麟角了。我以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等能体现中国史学特色的精品力作，当译成西文，以便让域外学者能及时知晓中国学者的最新史学成果。上述情况的出现，造成了中外（西）史学文本互译的严重失衡，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外史学的交流，影响了中外历史学家的互动与进行良好的平等对话。在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在信息化与电子化时代，虽然获取资料的途径很多，但我认为，纸质文本的互译，依然不可或缺。从最新的伦敦书展传来的信息，目前西方各大出版社还是以纸质图书为安身立命之本，所谓“拥抱数字化时代”在当今仍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因而，纸质图书的互译，十分重要。不是吗？通过互译，人类可望建立一座通向“大同世界”的“巴别塔”（通天之塔），中国史学亦可借助于译书，寻求新的出发点，在与世界史学的互动中不断前行。
展望未来，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前景璀璨。我们的再出发，从九十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走来，从前人铺就的道路上走来，胸怀宏大志向，旨在开拓创新，我们别无选择，不能止步不前，从新的出发点启程，一步一个足印。
再过10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发展将整整走完百年行程。可以期盼的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者，将会在这10年中，不负众望，努力耕耘，锲而不舍，以出色的丰收果实迎来第二个100年的开启。
作者张广智，复旦大学教授。上海，200433。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