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变革中的海外中国学研究
【核心提示】世界秩序是国际问题专家讨论的热门。就美国中国学界而言，对东亚和中国的世界秩序问题很早就有过探讨。
世界秩序是国际问题专家讨论的热门。就美国中国学界而言，对东亚和中国的世界秩序问题很早就有过探讨。1963年，美国东亚研究会在费城举行过“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讨论会。接着1965年，美国历史学会又在洛杉矶举行了“中国的世界秩序”学术讨论会。1965年的会议是1963年会议的继续，费正清还将会议的论文主编成《中国的世界秩序》出版。
哈佛学者重视中国世界秩序观研究
20世纪60年代的两场讨论，是美国全面认识中国的重要研讨之一。这两次讨论使中国的传统世界观念、外交理念和行动模式受到国际中国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并提供了关于中国的世界秩序及其观念研究的可贵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从学术史的视角对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演变进行探讨。他们认为，进入近代中国社会以后，这种古代的世界秩序观已经瓦解，这个秩序的内在和外在的基础已经崩溃。在西方列强冲击中国社会以后，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有很大改变。康有为就提出过大同的世界秩序观，但与传统的世界秩序观有很大不同。包括史华慈在内的学者们认为，到20世纪中叶，世界秩序的中心显然不在中国，是时世界秩序的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学说也大相径庭，中国在现实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尚低。但所谓的西方的政治秩序体系也会被证明是暂时的，就像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观。
学者们关于“西方的政治秩序体系会被证明是暂时的”的观点，为这次讨论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果然，在1979年，即会议结束后15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亚洲四小龙出现，世界秩序出现了新迹象。哈佛大学学者还组织过一场关于东亚政治秩序的大讨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讨论强调从东亚的传统文化来探讨和认识东亚政治秩序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认为应该密切观察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身处这一变化中的中国对世界的看法。
从哈佛学者组织的这几次专场讨论可以看出，这支重要的中国学研究团队十分重视变动中的世界秩序及其中国的地位，以及中国的世界秩序观研究。
“汉学中心何地” 中国学者批驳西方学术霸权
这里所指的中国学研究，当然涵盖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指海外学者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另一个是中国学者对于海外学者这一研究的再探讨、再思索。这两方面都与世界秩序的发展及中国的地位密切相关。
古代中国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决定了世界对于中国的全方位关注，尤其表现在东亚文化在汉文化的强烈辐射范围之内。以史书编撰为例，几乎日本、朝鲜、越南的正史都采用了中国的纪传体史书体例。在古代越南，仅《诗经》的“喃”字翻译作品就有很多，据知现在还保留有多部作品和版本。
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发生明显变化。西方没有了昔日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憧憬之情，以西方宗教取代中国儒家文化的呼吁咄咄逼人。他们也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但颇有服务于对华发展战略需求的旨趣。此期间所出现的一些重要汉学成果，有的是在掠夺和霸占中国珍贵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优秀成果，例如巴黎的敦煌学研究。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秩序是西方列强的世界秩序，这也刺激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第一波高潮。有关西方汉学名著的翻译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特点，除了对域外先进科学发展的细心体察，也有对西方学术霸权和研究谬误针锋相对的批驳，陈垣所谓“汉学中心何地”之问，是对此学术格局的忧虑与挑战。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傅斯年等重要学者及其成果的出现，是处于这一不利世界秩序下的中国学者的傲骨及其非凡成就的体现，显示了中国本土学术典范的辉煌和隽永魅力。
改革开放带来海外中国学研究新高潮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世界秩序带来挑战，但冷战毕竟导致了西方与中国的严重对立，无论是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与研究，还是中国对对方中国学研究情况的把握，都无法顺利展开，处于相对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后，中国研究获得了快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措施，使外国学者有了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查看档案、参与合作研究的机会，很大程度上丰富着中国学研究的成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出现新高潮，不仅相关的专门研究机构出现，各类翻译、研究成果也频频涌现，重大的国际学术会议接连召开，一批新人在此过程中逐渐成长。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第二波高潮出现，并延续至今，堪称壮观。
“以我为主”世界著名汉学家齐聚中国
有人把现在的世界秩序叫做G2世界，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人并不这样认为。无论如何，世界开始脱离完全由西方人主宰的世纪，多元化、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已成事实。
中国未必会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角，但世界明显感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加强了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研究。英国的一位学者认为，中国是秉承独特主张、关切点与价值观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身在国中，心怀世界”的宇宙观并没有“改变”世界的雄心。应该更多了解和研究这些带有东方特色的思想智慧，寻找中国和西方经验的契合点，包括可以允许世界更多地被中国塑造。不整合现实的中国研究成果，不仅无法理解当代中国，更无法理解现今世界。这都使中国研究成为被关注的重要话题，海外的中国研究热绝非偶然。
与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相比，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无论研究背景还是研究内容都已大相径庭。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发展，客观说明了某种刚性需求；越来越多的世界著名汉学家赴中国参加会议，说明世界秩序变化带来了中国学研究的新气象。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十分重视海外中国学研究专家的真知灼见，认真体会他们所提出观点的视角和境界，多一份对自身文化思考的智慧。在研究中，“以我为主”的立场也十分重要。有些外国学者因冷战思维及对中国国情、文化传统缺乏了解，不免浅薄之见，对此应展开必要的批评。中国学者对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理应有自己清醒的反馈和理性的声音。这种与国外中国学界的互动研究，要注意在融合其先进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研究话语的新体系。当然，与此相关的学科建设工作也须认真展开，明确专门学科及其方法论并予以深入探讨。没有扎实学科建设基础上的专门探索难以自立与长久。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3日第435期
